二、川路股款的筹集宣传与保路运动的思想基础

川汉铁路的修筑，技术难度很大，所需款项甚巨。锡良在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时，主要出自“辟利源而保主权”的考虑，其反对外来侵略、为地方谋利的动机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其时的他，对于将面临的难题考虑甚少。外务部基于“深恐外人揽办，自失利权”、“议归自办”的思路，在批复锡良的奏折时，已经意识到“该路绵亘数千里，需费数千万”两大难题了。

赴川就任途经湖北时，锡良特地在宜昌舍舟而走陆路，查看由宜昌入川之路，实即拟议中的川汉铁路的线路。此时，锡良比较清楚地意识到修筑川汉铁路的艰巨性：“川汉轨道，迂回修阻，以及山径之逼仄险峻，咸视芦汉（即芦汉铁路 ——引者注）为过之，明知款巨之艰，只以事势危迫，不容缓办。”1904年1月官办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后，除了组建公司、任命官员、杜绝外人纷扰外，筹款之事在毫无把握的情势下提上了议事日程。1905年1月拟定的《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确定了四种铁路股款：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在锡良看来，这几项股款虽然尚不能确定准确数额，但每年筹集都有着落；而且，修筑川汉铁路的技术难度很大及所需款项甚巨两大难题，与借外债比起来，后者引起的纷扰与交涉，其麻烦和难度还远甚于以己之力克服这两大难题。如是观之，有了《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和士绅们的称颂及支持，锡良似乎是有了点底气。

修川汉铁路究竟需多少银两？梁启超估计需5000万两，6800余万四川民众只要齐心协力，人人踊跃入股，则可以集腋成裘，成此巨款。四川官方及各方人士反复会商后，一般也均估计为5000万两左右。实际上，四川近代工商业不甚发达，这为数巨大的款项，当然不易筹集。加之四川僻处西部内地，民众见识有限，对于股份、股份公司等新事物不甚了了，则集股更难。锡良本人也清楚地知道：“中国招集民股，最为难事。川省地居僻远，耳闻拘隘；昔为邻省办矿等股，寸效未睹，至今多畏之。骤欲集数百万股之多，此诚难之又难者也。”因而，集股过程中必须进行有目的的宣传，以使集股难度能有所降低。锡良在奏报“集股章程”时，即为这类宣传定下了基调：“一则将修路关系全川之故，利害得失，详明晓谕；一则民间恒虑出资后，事或辍于半途，款或移于他用，兹将公司官款、民款，悉作股本，无论异日有何项急要，决不提挪；一则自办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之谓也，而士民尤恐持之不坚，将来中外纷歧，利权受损。”锡良所定基调涉及三个方面，即爱国主义、爱家乡、股金专用。

实际上，锡良所定的宣传基调没有超出梁启超和四川留日学生的思路。有关修筑川汉铁路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宣传主要是四川留日学生和川汉铁路总公司进行的，从时间上看，始于1904年。在《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尚未颁布之前，四川留日学生就已经进行了较有成效的宣传。他们认为，倘若将铁路修建事宜交由外国列强，四川省必重蹈东三省的覆辙，“川人即为英人奴隶矣”。1904年10月，留日学生自认筹募川汉铁路股金达30万两。

关于爱国主义的宣传，实即反对外来侵略的宣传，贯穿于川汉铁路的筹建全过程乃至于保路风潮的始终。

1904年9月，在日本的四川留学生接到英法两国派员至四川勘测铁路的消息后，连续数月在东京留学生会馆开会商议对策。除了将梁启超那篇《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书》以四川留日学生名义刊出外，他们还拟定了《为修川汉铁道告蜀中父老书》、致四川总督锡良愿倡导集股的电报、《四川留日学生同乡会上川督锡良开办川汉铁路公司意见书》、《四川留日学生急修四川铁路白话广告》、《四川留日学生铁道利害详告》等一批宣传品。

《四川留日学生铁道利害详告》一文强调外国人修中国铁路有三大害：

其一为“灭国之害”。“近数十年来，西人灭人之国，又变出一种最辣手段，不以强兵大炮示其威，而以远虑深谋制其命，则铁道是也。”

其二为“灭种之害”。“泰西各国，皆行殖民政策，灭国之后，彼之百姓源源而来，土地财产，任意占领，若敢与抗，概行剿杀。”“久之彼种人日益多，此种人日益少，而种遂灭矣。”

其三为“身家生计之害”。文中提到，即使国家和种族“幸而未灭，而身家生计已不胜困难矣”。“西人于铁路所占之地，虽仍买于民间，然给价甚薄，不及原价之半。……而我之商货必于彼车运之，每岁所得之款，运归彼国，永不得出。……不出数年，而我之身家即彼之奴隶矣；我之财产，即彼之生计矣。”

四川留日学生大声疾呼：“有此诸害，所以不得不图自办之利也。”“蜀人不自救，谁肯救之？”针对上述三大害，四川留日学生还明确号召全川民众，只有自办川汉铁路，才能“救国以存种”、“保身家以谋生计”。

在《四川留日学生同乡会上川督锡良开办川汉铁路公司意见书》一文中，他们指出：“夫列强之待中国，各以铁路政策而定其势力范围，路权所及之地，即政权所及之地，中国失一省之路，即失一省之权。……路若失，则全蜀危，而全国随之。”

《四川留日学生急修四川铁路白话广告》一文中，他们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忱呼喊：“现在东京留学生，人人都怕法国把四川铁路争夺去，就要灭四川；且四川为中国大关系，四川一灭，各省也就难保了。……看看中国，今天失一城，明天割一省，都是由铁路的权教他夺去，然后灭亡。”全体四川人，“生也要修，死也要修，这个时候不修，想到灭四川的时候，要想修也无地方可修了，也无钱来修了”。“望我们四川人，个个晓得灭种惨祸，毁家破产，争修铁路。”

在官方和民众认识高度一致的呐喊声中，自锡良上奏自办川汉铁路到《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的拟定，以及后来制定的相关章程和发行的宣传品，四川地方官员、士绅和民众从未同意吸纳洋股，也不容许洋股变相成为川路股本。清政府颁布的《铁路简明章程》有允许附搭洋股的条文，锡良等官员和四川士绅对此也很清楚，但他们从未打算执行。锡良在奏报“集股章程”时强调：“如非中国人之股，公司概不承认。”在其后广为宣传的《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的《总章》的第一条中，明确写道：“川汉铁路系奏明自办”，“专集中国人股份”，“其非中国人股份，一概不准入股，并不准将股份售与非中国人，以符奏案”。商部、户部、外务部同意《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的批文中也提及，四川“官绅均力主自办，洵为挽回利权之举”。1907年3月拟定的《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续订章程》的《总则》第三条也再次强调：“本公司专集华股自办；无论整股零股，均为华人自购，不附洋股。”

在四川官方的宣传品中，也高调宣传自办川汉铁路即是爱国爱家乡的体现。《四川官报》1904年刊登的《开办川汉铁路说》一文强调：“川汉铁路必自办，且必宜自办，若不自办，外人就要来办了。”“世界上独立自主之国，其交通之权，均归自己掌管，不容他人干预。铁路是交通权之一大端，若入外人掌握，自己主权便失去了，主权一失，便事事受制于人。譬如一家之中，道路门户，俱被别人占去，自己出入行走，都要仰人鼻息，还能算个完全人家么！况四川一省，南接云贵，西连卫藏，高踞长江上游，如果路权属于外人，就可建瓴而下，沿江各省，尽失险要，后患何可胜言？”“外国人有不战能侵略土地之法，得交通权就是其一了。”“所以如今要保全中国，保全四川，保全我们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不可不注重于自办铁路一事。”

关于爱家乡的宣传，除了保证四川不受列强侵害之外，保障川内外货物贸易畅通，从而改变川省落后面貌和解决民众生计的宣传，也是四川留日学生、四川地方当局和川汉铁路公司的着力点。锡良从湖北宜昌入川途中及就任四川总督之后，对此颇有感受：“深讶川省百物蕃昌，而民间生计之艰，公家权厘之绌，皆因货不畅所致。”

《四川留日学生铁道利害详告》一文，指出修筑铁路有利于四川下层民众就业和谋生：“一路初设，常需土工数万人或至数十万人，工价则较别项苦工更长；及路即成，而随时增筑修补，亦常需数万人；且转运既便，商业日兴，行销日广，而货物之上车下车，进栈出栈，搬运之夫，更不知需若干人，恐贫民之尚不敷用也。”

《四川留日学生急修四川铁路白话广告》也有类似的较为乐观的宣传：“你要晓得，铁路的事情繁得很，做土工的人，打扫的人，照料的人，搬运货物的人，不知要几千几万，只怕比从前要多［些]（原文缺字，疑为‘些’字 ——引者注）钱了，好不好呢？”

《开办川汉铁路说》指出：“西洋初办铁路的时候，也有人怕马车失业，到后来路成之后，马车业反盛。这个缘故，因为未有铁路，出门之人不多，若有铁路，行路便易，出门的人就多了；铁路即使多修支路，亦不能遍地皆是，节节都有车站（火车停顿的地方名叫车站），预备附近地方的人，上车下车；走到车站及由车站到所到之处，仍须用车用轿，所以长路车轿虽少，短路车轿却多，铁路修成，车行轿行的生意只怕还要兴旺呢。”“四川人多，过于日本全国，所以无业游民，到处皆是，铁路一开，不但不碍百姓生计，且站夫要用人，护送要用人，搬运要用人，小民都可借此获利，并可出外谋生，学习别项工艺，人人都有生计，自然，国民变富了。”

在当时的四川，与修筑铁路事务相关联的，还包括破除风水迷信观念的影响和解决搬迁费用，这与中国19世纪70年代初修铁路的情况类似。因此，在筹建川汉铁路的宣传过程中，增加了关于破除风水迷信的内容。

《四川留日学生急修四川铁路白话广告》就铁路与风水问题写道：“有说修铁路，逢山开路，遇水造桥，有碍风水。……我们中国人最信风水，未见得好。……我们自己修，遇着房屋坟墓，尚可设法；若洋人修，他不管你先人的坟，祖人的墓，几百年的老房，才修起的新屋，只要在他的测线内，他便与你挖了毁了，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还说什么风水。”

《四川留日学生铁道利害详告》还进一步说明自办铁路在照顾民间风俗习惯方面的好处所在：“吾蜀人办之，犹有乡里之情，若遇室屋坟茔等，但可弯曲以避之；必不得已，而令其自行迁徙，亦必厚偿地价，不使亏折。”如果失去路权，“我等之身家性命尚且不保，更何论室屋坟茔耶！若论风水毁伤，民不发达，则吾蜀数千年未有毁伤，何以至今仍未发达，而反受外人欺侮也？”

《开办川汉铁路说》也就这些问题娓娓道来：“中国名山大川，列在祭典，倘照此办法（指修铁路时难免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引者注），惊动山川神灵，必招水旱之灾，此真妇女儿童的见识。圣天子百灵拥护，山川之神，受飨多年，便舍一点地方，给修铁路之用，为中国开利源，神也是肯的了。”“铁路所过之地，地价必涨，公司买地给价必多，穷民出售一亩田，就可以在别处多买几亩；房屋所在，亦必给搬迁的费用，就可借以经营贸易，何致坐食成空？况大路旁边，谋生自必更易。至于坟墓一节，铁路有时可以绕道避之，即万不能避，可以多给迁葬之费，那地师风水的话，是万万不足信的，有何滞碍之处？”

关于股金专用的宣传，实即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能挪用已集股款的宣传，亦是当局和铁路公司反复强调的重点。锡良在奏报“集股章程”时即已说明，川路股金不能挪用。《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的《总章》第五条又专门写道：“本公司股份，奏明专为修筑川汉铁路之用，无论地方何项要公，不得动用此项股本。”《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续订章程》第二章第十六条也再次强调：“所有股本遵《商律》七十五条，概不得挪作他用。”

锡良所未强调，而实际上是川汉铁路公司宣传重点之一的是，投资川汉铁路必能赢利。还在尚未开始交纳股金之时，1905年1月制定的《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总章》中即写明了，铁路公司要付股息和红利。

留日学生的宣传品通过各种渠道在国内外、省内外迅速扩散。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等刊物上有关川汉铁路的文章自不待言，在中国留学生及华人社会中有了影响。留日学生致四川总督锡良的电报刊登于上海各报，在国内影响尤大。此外，这些宣传品在日本刊印以后，留学生纷纷寄往各自的家乡，嘱托当地有关人士翻印传播。现在可见到的翻印件，是四川叙州府邮政局一赵姓官员所为。他在翻印件后还特别注明：“此说关系全蜀存亡，余忝司川南邮政，应尽速于传命之责，诚恐偏僻之地未能家喻户晓，愿急捐资排印，邮寄宣告，以广传闻。”由此看来，四川留日学生的宣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一些有爱国心的四川地方官员又在省内的接力传播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影响。

先修宜万段的方针确定之后，宣传方面除继续原有的基调外，又增添了为什么迟迟没有动工和为什么先修宜万段等方面的内容。1908年，长达万言的《四川川汉铁路公司白话广告》就几个当时极为重要的具体问题作了宣传说明。

其一，关于迟迟没有开工的原因。

“不消说列位第一个疑心，就是问怎么年年光收钱，尽不见开工。……什么缘故？讲修路是有一定的次序，错不得的。要修这条路，就得先把工程师请起来，把这条路从哪里起，到哪里止，中间走哪些地方过，那塔（四川方言，‘哪里’之意 ——引者注）要修桥，那塔要打洞，某处好高，某处好低，挨一挨二，都要细细地勘过，然后才能说买地段，买材料，动手开工的话。”因为上述原因，确定先修路段以及勘测线路的时间前后就花了三四年。加之铁路公司费道纯总理于1908年6月病故，“急急又找不到人，所以就一直耽搁下来，这就是久不开工的原因”。

其二，关于先修宜万段的原因。

“因为我们这条路，就只有这一段最要紧，好比四川的咽喉一样。假如我们不先动手，设或三年五载有个什么变动，尽外人来占起去，就是我们成渝修起，也不中用了。那时候失悔就迟了。”而且火车部件笨重，单是车头上的蒸汽机，“至少也要二十吨的。每吨一千六百余斤，二十吨就是三万多斤。这个东西是走不得一丝气的，又拆不开的。我们川河的滩又多又险，请教拿什么法子运得到？”“轮船只通得到宜昌，自然非从宜昌起不可，所以上年众人主先修宜万的多。”

其三，关于成立股东分会的好处。

“股东只有占便宜的，断断莫有吃亏的了。为什么现在的股东，还有多少未得便宜的呢？这也有个缘故。因为各州县的股东，大半都是居乡的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不能团结一处大家商量，就是有些明明知道是吃了亏，也希图省事不出来说的。所以这股东的权力，也就有好多莫有得到了。因为这个缘故，公司才替你们想出一个最好最妙的方法，这方法就是要在你们各州县中，各立一个股东分会。”“只要股东分会一成，这租股购股有了弊病，他就可以指出来改过。股东有吃亏的事，他也可以代管。”

其四，关于继续征收租股的原因。

按照1907年修订的章程，租股征收总额应为全部股份的五分之二。如果征收总额为7000万两，则租股当征收2800万两。如征收总额为5000万两，则租股征收额为2000万两。此外，购股数量很大的话，租股就不必再行征收，即便只收了不足2000万两。“如今每年租股只好二百万，现今抽了四年，不是还要抽十年才够吗，而且余外的四千二百万，归哪个出呢？还不是要我们四川人慢慢地凑。”股款收得少，公司的各种开支却不会减少，路工也会拖下来。“只要我们的钱多了，就可以两头一齐动手，要七年才修得起的，只要三年半就行了，修四年的只要两年，修三年的只要一年半。……去年制台（指总督） 告示说的有钱多便快，钱少则慢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因为川汉铁路的股份还不畅旺，租股也才收了800万两左右，就不得不继续征收。从上述文字还可以看出，四川总督专门就筹股问题出台了告示，鼓动民众踊跃交纳铁路股款或购买铁路股票。

这些宣传的最终目的，除了进一步激发民众的爱国爱家乡热忱外，当然是希望四川各界群众踊跃入股。

修筑川汉铁路的总经费，经重新估算为7000万余两。“说起来骇人，似乎难得很。”当时，四川省内仅田房税款（即田产、地产的交易税）一项，粗算一年就有2000多万两。因而“只要我们各位有钱的，把这笔钱不消买田买房子，大家拿来买股票，只要三年，这个钱也就够了”。此外，“我们四川的人，据户口册算起来，七千万人有多莫少。拿六千万人不上算，只要这一千万，每人买一张五两小票，就够五千万了”。

“就让说我们四川的苦朋友多……只要大家发个狠，要买这股票也就不难。譬如我们这些做工的帮人的苦朋友，一年多的不过挣三几十串钱，少的不过挣一二十串。说是骤然要拿出五两银子来买票，那却很难。若一年一两银子，只消各位每天少吃碗茶，少买匹叶子烟，存上五六文钱，不消一年也就够了。”“要晓得这个路是大家有关系的，全要大家鼓劲。一个巴巴掌是拍不响的，哪管他有钱莫钱，只要我们一年余得一两，我们就去认买它一张，余得出二两，就去认买两张，钱多的多买，钱少的少买。把他当成买田置地切己的事，那就好了。”

当时，已经有了商办铁路要收回国有或改为官督商办的传言，“后来部里不是还有个电报来，说这些谣言听不得的。本部于商办各路，只有维持保护，绝不干预你们办事的。这个电报公司登过广告的，想来列位也都看见，这尽可以了然了”。“这阵我们国家单算赔款一宗，一年三千多万要还到光绪六十五年（指1929年 ——引者注）才还得清。况且还有许多应办的事都腾不出钱来办，哪里说得到买路呢？列位尽管放心大胆买股票吧。”“股票虽是见大利迟，却是很稳当的，一好大家好。”

上述白话广告还详细解说了铁路到底是怎么回事：“铁路是怎么个情景，列位莫见过的很多。是先把一路的地基筑稳当填平整，用五六尺长、五六寸见方的木头，离三四尺远横起一根一根的铺起作枕子，这就叫枕木。然后把这五六尺长的铁条，一边一根地钉在枕木上，这就叫铁轨。这个铁条同车轮子的宽窄，刚刚合适，一丝不错的。这个车子有六尺多高，一丈多长，两边是窗子，中间是座位，底下一边两个铁轮子，两头一头一个大铁钩一头一个大铁环，一轴一轴都挂得起退得脱的。无论你多少货多少人，可以三十辆五十辆挂起，一齐在这铁轨上来回地走。这走起来，不要人拉也不要牛拖，是用一个火轮车带起走的。怎么叫火轮车呢？因为这个车子比寻常的车子不同，里头装得有许多机器。最要紧的是用顶大的火力，将水烧得极热的，那些蒸汽就把机器冲动起来，弄得车轮活溜溜地转。只要一个火轮车，就能够拖着许多载货的车子载人的车子在铁路上飞跑。去年和今年机器局做的铁路模型，那就是铁路的大概样子。”

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有一份记载1907年四川举办第二次劝工会情况的法文材料。其中一幅黑白照片表明，川汉铁路公司在劝工会场（现成都市文化公园内）搭建了铁路路轨及火车车头、车厢的模型，车厢内还有模拟的乘客。当时的四川民众，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火车，更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的，因而在省城展出的这个模型起到了启蒙宣传的作用，也是一条号召民众踊跃投资铁路的渠道。这个展览是四川官方举办的，由负责工商实业事务的劝业道出面组织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四川官方修筑川汉铁路的决心，同时也显示了四川官方在宣传上的良苦用心。

四川官方的报刊、川汉铁路公司的宣传品，则更是广泛地在四川的官员、新式知识分子和士绅中传播，使修筑川汉铁路一事成为当时四川社会舆论导向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哪一个省份像四川这样，为修筑一条铁路而牵动全省上下官民的心；没有哪一个省份像四川这样，为修一条铁路而进行了如此全方位的宣传，而且形式多样，时间也达数年之久。其中，关于爱国、爱家乡的宣传，关于全力抵制外来侵略的宣传，更成为四川官方与民众一致的舆论，也在客观上将四川地方政府推到了“借债筑路”政策的对立面。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清政府涉及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颁布后，为什么只有四川一省一度形成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对峙状态，为什么只有四川一省能掀起规模空前、愈演愈烈的保路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