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基本形成

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组织程度有所加强，各地商会组织得到发展。革命形势不断上扬，爱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得到不断提高，成为站在斗争前列的最先觉悟者，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在国内外组织革命团体，出版报纸刊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1903年前后，在上海和东京这两个青年知识分子与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兴起了创办刊物，翻译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各国民主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热潮。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品中，影响最大的是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

章太炎（1869—1936），又名炳麟，号枚叔，浙江余杭人。早年曾受改良思想影响，参与维新变法活动，后转变政治立场，走上民主革命道路。1903年，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传诵一时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面深刻地批判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直斥他们仍抱幻想的光绪皇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论证了实行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的必然性。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1902年自费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同文书院。他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组织的政治活动，与章太炎等人志趣相投，结为兄弟。在日本期间，他深感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即希望国人能摆脱奴隶根性，于是发愤写就《革命军》一书。1903年4月，邹容避居上海，《革命军》由章太炎润色并作序，于1903年5月出版。后邹容因上海爱国学社和《苏报》大力宣传革命而被捕入狱，被判监禁两年。1905年4月，邹容不幸病死狱中，年仅20岁。《革命军》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其发行量为清末书刊第一位，达19万余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思潮的迅猛发展，也促使不少热血青年投身革命。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官费留日学生，就读于东京弘文书院。1903年，陈天华写成《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 以通俗流畅的文字，较透彻地阐明了中国必须实行“排满革命”的道理，并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民族灾难作了深刻的揭露。

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1903年，留日学生秦毓鎏等组织了青年会，后其成员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并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同年，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1904年，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同年，陶成章、龚宝铨等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组成光复会。在四川，杨庶堪等人于1902年在重庆组织公强会。1903—1904年间，吴鼎昌、孔庆睿在成都组织华阳书报社，刘汉柏组织公德社。

1903年以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领导的爱国运动兴起。首先是1903年爆发的拒俄运动，旨在抗议俄军拒不撤军的侵略罪行，留日学生甚至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准备回国抗俄。1905年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1907年江浙两省人民开展了抵制英货运动，1908年山东发生抵制德货运动，同年两广地区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与此同时，从1903年起，各省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动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显示了广大人民激昂的爱国热情，也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

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等与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总部设于东京，举孙中山为总理，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被推选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实际上相当于副总理。同盟会有自己的《同盟会章程》，它的主要成员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有明确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它有自己的机关刊物《民报》，有公举的领袖；入会者都以个人名义申请，须履行一定的组织手续，入会后要遵守规定的组织纪律；整个同盟会从本部到支部再到分会，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打破了过去的地域观念和习惯。所有这些特点和优点，使中国同盟会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1906年10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旧“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得以系统形成。

20世纪初期，迅速崛起的日本成为中国青年出国留学的首选之地。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为280余人，1902年有500余人，1903年近千人，1904年达3000余人，到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8000余人。

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因变法失败亡命海外，孙中山亦因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被清朝政府通缉，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只能在日本等地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中活动。由于他们在青年中的威望较高，对后来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影响非常之大。留日学生中出现的革命派、改良派，大多与他们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认为：“亡命客周围常有留日学生相从，有如众星捧月，为了追随亡命客而赴日本留学的人，更如铁之为磁石所吸引。”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时，约100名留日学生专门到横滨迎接。8月13日，在留日学生举办的欢迎会上，出席者有1300余人，连屋外也挤满了人，可谓盛况空前。

在这期间，不少四川青年也东渡日本求学。1901年，四川派遣22名学生留学日本学习军事。而据不完全统计，至1904年，四川留日学生已达321人，高居各省留日学生人数第三位，仅次于湖北和湖南两省。据吴玉章所述，四川留日学生最多时达2000余人。和各省留日学生类似，他们大多因爱国而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而倾向于改良，而另一部分人主要受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人的影响而成为革命党人。

在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里，除邹容外，来自四川荣县的吴玉章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吴玉章（1878—1966），字永珊，号树人。他在戊戌变法运动期间即受到新学影响，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吴玉章在失望的同时，更加醉心于探究救国之路。在二哥的带动下，吴玉章离别了不到五岁的女儿及不满三岁的儿子，于1903年2月自费赴日留学。他后来回忆说，那时还是元宵节期间，他们一行九人“好像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静悄悄地离开故乡，挂帆而去”。船过三峡的时候，他写了《东游述志》诗三首，其中一首写道：“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这首诗表明他当时的思想主张是中国应当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那样的道路，实现富国强兵。到达上海之后，吴玉章接受了孙中山等人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宣传，开始抛弃对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思潮的信仰，转而倾向革命了。到了日本以后，吴玉章又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发动的拒俄运动。当他读了邹容的《革命军》后，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便完全转到革命一边了。

与此同时，改良思潮继续在包括四川青年在内的中国年轻人和留日学生中传播。吴玉章一行前往上海途中，结识了重庆一家火柴公司的老板邓孝可。和同时代的先进青年一样，邓孝可早年向往西学，崇拜维新志士。还在赴日途中，他便邀约吴玉章一定和他一起去横滨拜望梁启超。甫抵日本，邓氏即投奔梁启超门下。时梁氏正在横滨大同学校讲学，邓孝可是留日学生中的常到者。受梁启超的影响，邓孝可积极投身于立宪活动。1904年底，邓孝可在梁启超的授意下，在四川留日学生中首倡旨在促使光绪皇帝复位并施行立宪政治的“归政立宪”活动，要求慈禧太后“归大政以一主权”，恳请清朝政府“宣布立宪以定国是”，并拟订具体办法两条：发电“奏于北京，陈述意见”；派员“入京伏阙陈奏”。邓孝可的活动在四川留日学生中曾产生相当影响，来自南充的张澜愿担任“入京伏阙陈奏”的代表。但当邓孝可进而谋求各省留日学生支持时，因各省同乡会的反对而未成功。邓孝可是四川留日学生中的早期立宪派，后来成为四川著名的立宪派人士和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3年开始的拒俄运动是中国留日学生为反对沙俄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而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运动初期，梁启超有时也声言革命，因而在留学生群体中的影响比较大。这次运动发展到后来，转而出现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运动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留日学生群体中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分界线。与吴玉章同行的黄芝，年长而类似一行九人中的家长身份，出于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崇拜，坚决反对吴玉章兄弟签名支持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运动，甚至还写信回家乡告状。听从这位黄芝意见的，占了他们一行九人中的多数。

拒俄运动兴起以后，留日学生进而组织拒俄义勇队，签名愿入军队者达130余人。拒俄义勇队改为学生军并准备上战场时，学习军事的四川留日学生胡景伊参与对学生军人选的体格检查和编队。胡景伊还力主，除非中国独立，学生军万不能解散。由学生军改称的军国民教育会成立时，胡景伊、周道刚等四川留日学生为首批会员。各省留学生踊跃为该会捐款，其中来自四川的邓孝可捐20元，胡景伊、毛席丰捐1元，吴永珊（玉章）、吴永锟兄弟以及钟体乾、吴壁华等人各捐5角。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社也为军国民教育会捐款100元。

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风潮在中国留日学生中进一步流行，引起清朝政府极大的忧虑，要求日本政府全力干涉与镇压。曾经在拒俄运动中给中国学生一定支持的日本政府，因日俄战争已经结束，此时转而勾结清朝政府。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发布了《清韩留日学生取缔规则》，引发了中国留学生反对该规则的斗争。出于爱国主义热情和对日本政府歧视中国留学生的激愤，中国留日学生决定全体罢学回国。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的吴玉章，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积极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活动。为了表示决心，湖南学生陈天华在日本投海赴死，已经回到上海的湖南留日学生姚宏业投黄浦江身亡。相当部分留日学生先后回国，四川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黄复生、熊克武、谢奉崎等人就是这年罢学后回国的。四川留日学生孙镜清回到上海后，曾参与筹办容纳归国学生的中国公学，并捐款2000多元。

中国学生反对《清韩留日学生取缔规则》的斗争引起国际舆论的注意，日本国内的反对派也趁此机会攻击执政党，更因孙中山不赞成留学生全体归国，这次斗争最终以日本政府的让步而告结束。在收拾“残局”的过程中，吴玉章又东奔西走，鼓动范源濂到中国使馆活动，并与日本政府反复交涉，才使斗争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

中国同盟会成立并宣示三民主义宗旨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围绕同盟会的纲领进行了空前的大论战。论战的时间达两年之久，实际上是两派就“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哪个方案更适合中国而展开的论争。这次论战最终以革命派取得一定的胜利而结束。

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尤其是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过程中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包括四川学生在内的中国留日学生群体的政治分野进一步明显。相当部分的四川留日学生在日本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和熏陶，改变了原来的继续探求改良立宪道路的留学初衷和意愿，追随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他们在四川留日学生中独树一帜，标志着四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基本形成。从时间上而言，四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基本形成比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要稍晚一些。从地点而言，四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基本形成是在日本，与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类似。而那些坚持君主立宪方案的四川留日学生，如蒲殿俊、萧湘、邓孝可等，则在回国以后在四川省内形成了四川立宪派群体。

四川留日学生董修武、黄复生等人参加了1905年8月30日孙中山召开的同盟会筹备会。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时，四川的吴玉章当选为庶务科干事，董修武、熊克武、但懋辛等人为评议部议员。为了尽快发展党务，中国同盟会本部自成立起便陆续推定各省区的主盟人，由各省主盟人吸收各省留日学生入会，并返回各省建立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先后出任同盟会四川省主盟人的有淡春旸、丁厚扶、张治祥、黄树中（复生）、董修武和吴永珊（玉章）。四川留日学生纷纷参加同盟会，据不完全统计，1905—1906年间，中国同盟会会员约有960人，川籍会员即有127人，仅次于广东、湖南和湖北。其中，1905年加入的有44人，1906年加入的有81人。

据吴玉章回忆，1906年冬天，一群四川留日学生在宿舍里展开争论，大多数人都赞成革命，唯独一位周姓学生拥护立宪。来自成都的一位刘姓回族学生一怒之下将火钵向他扔去，吓得周姓学生赶紧逃之夭夭。1907年7月，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召开立宪团体政闻社的成立大会，特地赶来的同盟会会员居然痛殴梁启超，而来自四川的同盟会会员则将梁启超的一个四川信徒（一位白姓留学生）打得头破血流。这些事例表明，四川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界限已经较为分明了。

同其他省份的留日学生一样，四川留日学生也创办了自己的杂志。1905年9月，来自四川自贡的留日学生雷铁崖和邓絜、董修武、李肇甫等人出于爱国、爱家乡的热忱，创办了《鹃声》杂志。该杂志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四川屏山县内官府的黑暗腐败，也表露出反清革命的思想。1907年下半年，四川留日学生决定在《鹃声》的基础上开办《四川》杂志，吴玉章为编辑兼发行人。《四川》上发表的反对英国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云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我国东北的文章占了很大分量。同时，揭露清朝政府卖国残民的罪恶，鼓励人民起来争取铁路主权、进行革命斗争的文章在杂志中也有较大篇幅。《四川》杂志只出版了三期即遭封闭，第四期被没收。据吴玉章回忆，这个杂志的思想“大抵是爱国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同时有若干无政府主义的成分”。“《四川》杂志在当时的中国要算是最进步和最革命的刊物之一。”

因反对日本政府《清韩留日学生取缔规则》而陆续回国的川籍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在回到四川后，开展了一系列的组织、宣传活动，也着手进行了数次武装斗争。而留在日本的部分川籍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则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了他和同盟会组织的武装起义。

1907年后，孙中山、黄兴在云南发动了数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在此前后，数名川籍同盟会会员先后到云南与当地的同盟会会员一道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春，川籍同盟会会员黄复生、喻云纪（培伦）等人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未能成功。不久，吴玉章、熊克武、但懋辛等川籍同盟会会员到达香港，同黄兴等人筹划了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参与这次起义的四川同盟会会员以吴玉章的名义组织了秘密机关“吴公馆”。来自四川内江的同盟会会员喻云纪在这次起义中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所向披靡，后因力竭被俘，从容牺牲，年仅26岁。来自四川荣县的但懋辛因伤被俘，英勇不屈。1912年1月，来自四川金堂县的同盟会会员彭家珍谋炸满族贵族中的顽固分子、陆军大臣良弼，英勇献身，良弼身负重伤，两日后死去。彭家珍的这一壮举震惊京城，对促使清帝于当年2月退位起了很大的作用。喻云纪、彭家珍和邹容后来均被孙中山和民国政府追认为大将军，也即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四川三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