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列强在四川侵略势力的扩张

四川僻处中国西南地区，对外陆路交通十分不便，正如李白所描述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时期，四川的农耕文明较为发达，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尤其在成都平原，在千年都江堰的灌溉调节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较为稳固。四川的地形地貌呈多样性，平原、丘陵、高山、峡谷均有分布，嘉陵江、岷江、长江等河流流经省内。境内物产丰饶，煤矿、水利资源丰富。四川西邻西藏，南连云南、贵州，东接湖北、湖南，是中国西南地区的腹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为物产、资源、地理位置等缘故，四川早就成为西方列强窥视的地区。鸦片战争前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就深入四川的城镇乡村，收集了不少有关四川各个方面的情况。他们中的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列强势力侵入四川的帮凶。

由于远离东南沿海地区和鸦片战争后早期的通商口岸，四川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要明显晚些。一般认为，四川受到西方列强侵略以及本省资本主义兴起的时间，较之东南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设立较早的地区，大约要晚20年。美国人马士在其所著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视作平静的池塘，将“五口通商”视为列强扔下的五块石头；通商激起阵阵波澜，而中国的其他地区必受影响，如同波澜扩散，涟漪不断。四川正是最初受涟漪波及，后又遭受波澜冲击之地。

19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法国等国的冒险家便多次派员，经由陆路、水路，由西藏、云南、陕西、湖北等地区，从川南、川北、川东进入四川的多个州县。这些冒险家明目张胆地在四川搜集政治、经济情报，详细了解物产、物价、风土人情、水文、地质、地形、地貌、矿产等多方面的信息，为日后的渗入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876年订立的《中英烟台条约》对列强侵入四川而言，是一个较大的进展。条约规定，英国可以在四川重庆派“驻寓官”，以便“查看川省商情”。其后，英国在重庆的“驻寓官”和其他英国人就在四川的城镇乡村游走，绘制地图，进一步详尽了解到四川诸多的情报，甚至图谋与四川相接的西藏地区。主要经由湖北武汉、宜昌输入四川的外国商品，有了逐年增加的趋势。至1881年，输入四川的外国商品货物价值达白银400万两以上，重庆成为仅次于上海、天津、汉口的洋货销售中心。

1890年3月，中英两国又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将重庆作为通商口岸，英商可以在湖北宜昌至重庆之间任意往来运输货物。在此基础上，重庆只有按照惯例设立海关。1891年3月，重庆海关正式运转，重庆也成为四川的第一个开埠城市。此后，上海、武汉、宜昌直到重庆，形成了一条洋货入川及土货出川的运销路线。重庆主要因其水运便利的天然条件，首当其冲，成为英国以及其他列强侵入四川的中转站和据点。棉布、棉纱等洋货开始在四川的许多州县行销，四川省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处于不断解体之中。

1895年4月，中日两国订立了《马关条约》，规定重庆向日本开放，日本轮船可自由地在重庆等地上下货物、租用货栈。《马关条约》中日本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设厂制造的条款，使“利益均沾”的列强在对华进行商品输出的同时，取得了对华资本输出的特权。甲午战争前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先后在重庆设立领事馆，派驻领事，进一步加强它们在四川的各种活动。

《辛丑条约》订立以后，列强在四川的经济势力不断扩大。

从1896年起，日本即向清政府提出在重庆设立租界的打算。1901年9月，日本经过多次的威胁强求，与四川地方当局订立了《重庆日本商民专界条约书》，取得在重庆朝天门外南岸王家沱建立租界的侵略性特权。日本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步步进逼和贪婪凶残，从《马关条约》的订立到重庆日本租界的设立，表露无遗。众所周知，租界是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殖民地，是国中之国。日本租界的设立，标志着帝国主义在四川的势力进一步扩大，有利于它们对中国内陆腹地省份的政治控制。

因为陆路交通不便，水运就成为四川进出口货物的重要通道。重庆因地处长江上游，有较好的港口，成为四川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如果重庆与湖北间的水运畅通，就可以进一步与上海等长江中下游大中城市建立商业等方面的联系，编织起四川甚至中国西南地区的运销网。因此，取得长江航运权，是英国等列强长期觊觎的重要目标，英商立得乐为此多次在四川纷扰活动。甲午战争后，立得乐在长江试航成功。其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的轮船、兵舰，纷纷沿长江驶达重庆，或运销货物，或显示兵威。英国、德国、日本、法国的商人，或组建轮船公司，或在重庆设立货栈，或雇佣木船，自由地往来于重庆与湖北宜昌、武汉之间，运来西方的货物，运走四川等地的原材料和土特产。据《重庆开埠史稿》所述，1909年曾一度有十艘外国轮船、兵舰同时在重庆江面停泊。

依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以及川江轮船通航成功的有利条件，列强在四川设立的公司、洋行明显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末年列强在四川开设的商业性机构有11家，而20世纪初期已增加至57家。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纷纷在四川开设了货运、烟草、保险、酒店、药房、火柴等公司或洋行。一些较大的公司，如英国的太古洋行、英美烟草公司，美国的卜内门洋碱公司，日本的大阪洋行，也纷纷在四川落脚。这些商业性机构经营进出口业务，从上海、湖北武汉等地运进外国商品，在四川收购工业原材料和土特产。还有一些外国公司则直接在四川开办工厂，利用四川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从事生产，掠夺四川人民。一些四川商人经营的企业在与外商的不平等竞争中，陷入亏损或倒闭的境地。四川是生猪饲养大省，作为工业原材料的猪鬃产量较高，它也由此成为外国商人和四川商人激烈竞争的行业之一。外国商人利用垄断轮船航运的有利条件以及资金充裕的优势，对从事猪鬃收购、加工、运销的四川商家，以压低收购价、抬高运费和出售价格等手段恶性竞争，甚至由外国驻渝领事出面，伙同四川地方官员对本地商家施加政治压力，迫使四川商人就范乃至歇业倒闭。如重庆同兴裕土货行在法商利源洋行的排挤下倒闭，重庆猪鬃收购商李春林在英商立德洋行的打压下本息全部赔光。通过种种明抢暗夺手段，四川的猪鬃出口量在1900年就达到了9264担，价值近16万海关两。

在举国瞩目的矿产开发方面，列强也是步步紧逼，挖空心思掠夺四川的矿产资源。早在19世纪末年，英法等国便接踵派员深入四川各地探查矿藏，绘制地图，继而软硬兼施，按图索要，计取强求，先后取得在四川全省开采金、煤、铁、石油等矿产的权利。1904年，法国商人取得巫山、云阳、开县、万县等地的煤铁开采权，英国商人取得乐山等八州县煤、铁、石油开采权。1905年，英商立得乐的华英合办煤铁矿务有限公司强占重庆江北厅数处50年的矿产开发权以及运煤短程铁路修筑权。英商在修筑铁路时，又任意越界侵蚀田地，也不尊重民间看重陵墓的习俗，毁人祖坟。四川绅民对其竭力反对，并坚持数年之久，最终以高价收回江北厅矿产。

重庆成为通商口岸、长江轮船通航之后，洋货便不断涌入四川并行销到城镇乡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随之进一步解体。通过重庆海关输入四川的洋货日渐增加，商品种类也随之扩大。1900年输入四川的洋货总值为129万余海关两，1911年达到190万海关两。洋纱、洋布之外，煤油、香烟、洋钉、西药、呢绒、缝衣针等也源源不断地涌入四川。

马克思在谈到中国社会原有经济结构瓦解时指出，价格是摧毁中国长城的重炮。在洋货的冲击下，四川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断瓦解，以男耕女织、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为主要特征的家庭手工业首当其冲。洋纱的输入渐渐地使“纺”与“织”发生分离，随后洋布的倾销则促使“耕”与“织”相分离。换言之，价廉物美的外国纺织品使小农业与家庭小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逐渐被侵蚀，农村家庭与外国商品不得不发生联系，“纺”与“织”的必要性在减少，在家庭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日益丧失。此外，传统的棉纺织业作坊在外国商品的挤压下，也渐渐失去生存空间。其后，失业的手工业工人渐有增加之势，广大民众的生计在国外殖民势力和国内封建制度的盘剥下日益艰难。

据朱德元帅回忆：“就是四川的小村庄，那时都充斥美、英、日本的棉织品，此外，甚至绸缎、绒布、食糖、洋伞、厨房用具都运来了，就连洋钉也把中国钉子压得站不住脚；进口货煤油，比自己家的菜油还便宜。中国农村的手工业原是农村经济的重要部分，弄得没神没气。每到冬天就到我家来织布的那位老大爷也不来了，而且没有新人代替。大家到场上买英国布还便宜。日子越过越穷，只有在衣不蔽体时才买几尺布。”朱德元帅是四川仪陇县马鞍乡人，他的家乡较为偏僻，交通不便，洋货都如此充斥，其余州县的情况可想而知。朱德元帅的回忆，不仅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仪陇乡村，也再现了当时四川社会遭受洋货冲击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