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在我的词学著作中，这部 《中国词学史》于现代词学学科的发展是颇有影响的。此著完成于1988～1989的两年间，因1987年 《宋词概论》结稿之后，即预感到词学理论的研究将会被关注，遂决定写一部中国词学史以填补学术的空白。我力图从严格的词学的意义来描述中国词学的发展过程，以区别于文学批评史的模式，而且注意保持论述的朴实的特点。因这属于开拓性的研究，故写起来很顺畅，而当时尤是我精力最旺盛的时期，致有左右逢源，命笔快意之感。自1993年此著由巴蜀书社出版以来甚受学界的好评，2002年对它作了修订增补，继由巴蜀书社出版。今得到黄立新先生的支持，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它距初版已经二十年，应是历史遗物，虽有不足或错误之处，似无必要进行修改，而其得失亦由读者去评判了。

1990年10月，我在桂林参加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的学术讨论会。当时 《文学遗产》杂志编辑部曾预见90年代将会出现文学史的研究高潮。我在会上表示：“阐释文学史是表现每个时代的人们对于文学遗产的态度与选择；这是每一个时代文学研究者的权利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历史的阐释是没有终端的，正如历史的无限时间性一样。每一个时代的人只能以自己尺度和自己方式来观察历史和重新阐释历史。”在此精神支配下，我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两种文学史，即此著和 《中国市民文学史》，对后一种我仅认为它是我治学过程中的一支插曲。

学者须要适应时代的学术潮流，而自己的治学范围和研究能力，以及可能达到的学术境界都是很有限的。新时期以来的三十余年间，我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工作，这是我生命中的真正的黄金岁月，亦是丰收的季节。2012年我的 《唐宋词谱校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使我的词学研究臻于圆满；《中国词学史》的第三次面世，则表明它是有学术生命的，为此我甚感欣慰了。

谢桃坊

2013年11月12日于奭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