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唐圭璋的词学成就

现代词学在文献的编辑整理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现代词学大师唐圭璋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从他1931年开始编纂《全宋词》起，进行词学文献整理编辑工作已达五十年，所完成的工作量异常之大，为词学的基本建设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唐圭璋，江苏南京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1）十二月。六岁时从父读私塾，八岁时丧父，十二岁丧母，寄养于舅父家。十三岁进京南市立奇望街小学，由校长陈荣之先生资助学费。1915年小学毕业，考入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0年秋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附属小学教师。1922年夏，考入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从词曲专家吴梅学词曲，自此专致于词学研究。1928年于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江苏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语文教师。教学之余，继续研究词学，并于1931年开始编辑 《全宋词》，进行搜讨并旁采笔记小说、金石方志、书画题跋、花木谱录、应酬翰墨及 《永乐大典》诸书统汇为一编，钩沉表微，以存一代文献。与此同时也在进行金、元词的搜集工作。1934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了 《宋词三百首笺》，由正中书局出版了 《南唐二主词汇笺》；与吴梅、廖忏庵、林铁尊、仇述庵、石云轩、陈匪石、乔大壮、汪旭初、蔡桢，组织 “如社”，每月集会作词，后来刻过 《如社词钞》。1935年，经汪辟疆介绍任国立编译馆编纂。1937年完成 《全宋词》初稿，由编译馆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于1940年出版线装本，计辑两宋词人一千多家，词二万多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中央军校西迁成都任教。1939年至1946年在重庆中央大学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这段时期发表的词学论文有 《温韦词之比较》《李后主评传》《词的作法》《论梦窗词》《姜白石评传》《纳兰容若评传》《评 〈人间词话〉》等。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重庆回到南京，在南京通志馆任编纂。1949年初回到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1950年9月参加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东北教书。1953年秋，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调回南京师范学院任教，1990年11月逝世。唐圭璋词学编著和论著有：《全宋词》（中华书局修订本1965年）、《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词话丛编》（中华书局修订本1986年）、《宋词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修订本1985年）、《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唐宋词论文集》（与潘君昭合著，齐鲁书社1985年）、《全宋词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宋词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等二十余种。词集有 《梦桐词》（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词学大师唐圭璋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中国韵文学会会长、《词学》主编等职。

以编纂整理词学文献为中心进行词学的考证和论述是唐圭璋治词学的特点，在数十年不懈的辛勤工作中终于取得词学史上宏伟的成就。

唐圭璋毕生用力最多的是 《全宋词》。在此之前关于宋人词籍的编纂已有明人毛晋的 《宋六十名家词》，清人侯文灿续刻 《十名家词》，秦恩复又继刻 《词学丛书》；晚清王鹏运有《四印斋所刻词》和 《宋元三十一家词》，江标刻有 《宋元名家词》，吴昌绶有 《双照楼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朱祖谋有 《彊村丛书》，陶湘有 《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1931年赵万里编成《校辑宋金元人词》，周泳先继而辑成 《元宋金人词钩沉》以补诸家丛刻。虽有前人在搜集和编刻宋人词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仅是编 《全宋词》的准备而已。唐圭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广泛搜罗，经修订后共收入词人一千三百三十余家，词一万九千九百余首，残篇五百三十余首。从已出的中国断代文学总集来看，《全宋词》的特点和优点都是非常明显的：第一，确实做到 “全”，仅近年孔凡礼从 《诗渊》里增补了四百余首[1]，此外尚未发现多少遗漏者；第二，择用善本足本，校雠最精，注明版本，附列存疑之词和断句，有互见者皆一一注明，凡补辑者亦注明来源；第三，词人小传均在考证的基础上简明地介绍作者生卒年、里贯、简历及词作情况，较为准确；第四，附录了宋人话本小说中人物词、元明小说话本中依托宋人词和作者索引。这样为研究宋词者提供了完整可靠的一代文献。唐圭璋在编纂过程中完成的附产品有 《石刻宋词》《〈四库全书〉中宋人集部补词》《从 〈永乐大典〉内辑出 〈直斋书录解题〉所载之词》《宋词版本考》《宋词互见考》《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两宋词人占籍考》，有了这些研究基础，可以充分保证 《全宋词》编纂的学术水平，因而它不仅具有一般的资料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全金元词》为 《全宋词》之续编，共辑词家二百八十二家，词七千三百首，体例亦如 《全宋词》。从目前编纂 《全明词》和《全清词》的组织规模和困难情形，我们便愈加认识到唐圭璋编纂工作的意义了。《词话丛编》曾于1934年辑得六十种词话，修订本共辑得八十五种，成为我国词学理论比较完备的丛刊，为词学史的写作和词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资料。由于唐圭璋晚年患病与极度辛劳，致使 《全金元词》和 《词话丛编》在校勘等方面略有粗疏之处[2]，但它们能编成问世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因而亦受到词学界的欢迎与赞赏。这三部巨编的编纂出版，其意义远远超越了词学范围，是一代文学及其理论的总汇，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很有意义的大事。

195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将 《两宋词人占籍考》《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宋词版本考》《宋词互见考》合编为 《宋词四考》出版。这四考在较大的范围内解决了宋词研究中许多具体的学术问题。关于考证词人占籍的意义，唐圭璋说：

昔史地书中，辄载艺文之目，顾艺文分类既繁，一人之见闻亦有限，考索难周，遗漏实多。兹考两宋词人之籍历，按省分列，借以觇一代词风之盛，及一地词风之盛。拟补宋代艺文及拟辑乡邦文献者，或有取于是乎。

关于词人时代先后顺序的排列与考证的工作，唐圭璋说：

往者武陵陈伯弢氏作 《两宋词人先后小录》，根据登第先后，顺次排比，得一百六十五人，信足以考见一代词学之源流焉。顾草创伊始，漏略不免，即陈氏所列词人如李遵勗、张昪、梅尧臣、韩缜、张先、范纯仁、黄庭坚、孙洙、张舜民、舒亶、李之仪、张耒、王雱、谢逸、王安石、赵师侠、朱敦儒、方岳、尹焕诸人，皆进士出身，陈氏并未考及。且登第有迟早，若专以此为据，亦有未尽当者。又陈氏议杜筱舫编词人姓氏，不加校刊，以致错误屡见，不知杜氏一本 《历代诗余》，若论错误，当论 《诗余》，则知陈氏犹未及见 《诗余》也。此外若稗史、地志、姓谱、年谱、选举表、登科录诸书，陈氏亦未及广为搜检。兹予继陈氏后，重考词人时代先后。初以词人生卒为主。生卒不可考，则以科第为主。科第不可考，则考其仕宦踪迹，及所与往还之人。并此而不可考，则阙如焉。

词人时代先后考证，为撰著文学编年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丰富的资料。关于版本考证的意义，唐圭璋说：

自昔视词为小技，故集中多不刻词。即有单刻本行世，亦随刻随佚，鲜有人珍藏，故词籍流传至今者殊少，而所流传者又皆残缺错乱，无一完善之本。今观 《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及 《宋史·艺文志》所载之目，多已失传。尚有著录其人之词，但词目与卷数，皆不与今本合。他若宋人笔记所录之零篇断句，更不一而足，并可证当日流传几遍之词籍，今已湮落无闻矣。后人网罗散失，汇刻宋词，以明毛晋之功为最伟，然卷数之改动，首数之增删，字句之讹脱，至大失原本面目，亦不能无讥焉。晚近词学渐明，词籍时见，前辈词人，复以毕生精力，专攻斯业。或补其遗，或正其谬，或景印宋元原版，或校刻明清旧抄，考订既详，校订亦精。以视毛氏所刻，诚不可同日而语。兹略将历来书目所载，及方今传世之词，汇集一处。俾承学之士，可以探源穷流，察其完缺，辨其优劣。

《宋词版本考》很有助于词学研究者考证词集的存佚状况及版本源流，它与 《宋词互见考》相参证，更能考辨某家词作的真伪情况。以上四考，都是词学研究者必需的工具书。除了 《宋词四考》外，唐圭璋于读词时还写下了多则词学考证，其中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线索，可以启发后学继续追寻。词家考证方面，唐圭璋关于柳永生平事迹的考证是最有影响的。北宋词人柳永，在宋人笔记杂书中关于他有许多轶闻的记述，但其事迹不见于史传。近世虽有一些学者作了考索，但其事迹仍是模糊的。唐圭璋从宋人王禹偁 《小畜集》中发现了有关柳永的资料，写成 《〈小畜集〉中关于柳永家世的记载》[3]，又从各种有关的地方志中发现了柳永行迹的资料，于是进而辨析了宋人笔记中的许多传闻之误，较确切地推测出了柳永的生卒年，完成了 《柳永事迹新证》。[4]这篇文章为词家考证开辟了新的途径。1983年，唐圭璋在 《我对词学研究的浅见》里说：“在词学研究范围内，还有很多考证、校勘、辑佚等艰巨的工作要做，因此，希望全国善本书目早日编出，以便有志于词学研究的同志，能更好地进行细致的工作，以取得更大的成就。”[5]他再次对后学强调了这些基础研究工作的重大意义。

唐圭璋的词学理论研究是建立在丰富的词学文献的基础上的，构成了词学史的初步规模，表现了关于词史的基本观念，关于词法尤有精深的理解。

关于词学史，唐圭璋的 《历代词学研究述略》第一次描述了词学发展的大势。他说：

在中国诗歌领域里，词是一种特殊的诗歌样式，它和律诗、绝句同为格律诗，不过律诗、绝句是整齐的五、七言格律诗，词则是长短句的格律诗。虽然调也有与五、七言律诗句数相同的词调，如 《生查子》《玉楼春》，但在句子平仄、用韵方面仍然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律诗绝句是整齐的格律诗，词是长短句的格律诗，这是中国格律诗的两大类。律诗、绝句兴起于唐代，诗人辈出，词则繁荣于宋代，亦有万紫千红之盛。

词兴于唐，盛于宋，历元、明、清三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词家数千人，词作以万数。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是一个重要部门，因此，它逐渐成为文学研究者的一门专业。对词史、词乐、词律、词韵，以至版本校勘、笺注等等，历代均有学者进行研究，各有贡献。

文中分别就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 （包括小传、年表、年谱、词史）、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工作、词学评论等十个方面的研究的历史情况，作了极为概略的描述。最后，唐圭璋说：

我们认为词学研究领域急待解决的课题很多，有的前人已做出了成绩，有的还有待于来者的开发。把握时机，加紧努力，我们希望在新的八十年代里，把词学研究发扬光大，为祖国的 “四化”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6]

当代词学大师关于词学史的论述引起了词学界的重视，而且预示了词学理论和词学史研究热潮的兴起，促进了现代词学向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发展。唐圭璋关于词学史的论文有 《朱祖谋治词经历及其影响》《评 〈人间词话〉》《回忆吴先生》《回忆词坛飞将乔壮翁》 《词学三跋》 《端木子畴批注张惠言 〈词选〉跋》等，都为近代和现代词学史提供了重要历史线索，尤其是《朱祖谋治词经历及其影响》辨析了近世词学源流，评述了近世最有影响的词学家。这些都对我们研究词学史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唐圭璋发表了从唐代至清代的词家评论系列论文，如 《唐宋两代蜀词》《温韦词之比较》《南唐二主词总评》《李后主评传》《范仲淹》《柳词略述》《从 〈东坡乐府〉里看苏轼和农民的情谊》《秦观》《李纲咏史词》《民族英雄陈龙川》《南宋词侠刘龙洲》《姜白石评传》《论梦窗词》《宋代女词人张王孃》《纳兰容若评传》 《蒋鹿潭评传》，都分别表述了其词史观念。如《唐宋两代蜀词》实是表述了西蜀地方词史的发展概况。唐圭璋谈到李煜在词史上的地位说：

中国讲性灵的文学，在诗一方面，第一要算十五 《国风》。儿女喁喁，真情流露，并没有丝毫寄托，也并没有丝毫虚伪。在词一方面，第一就要推到李后主了。他的词也是直言本事，一往情深，既不像 《花间集》的浓艳隐秀，蹙金结绣，也没有什么香草美人，言此意彼的寄托。加之他身为国主，富贵荣华到了极点；而身经亡国，繁华消歇，不堪回首，悲哀也到了极点，正因为他一人经过这种极端的悲乐，遂使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格外光荣而伟大。[7]

唐圭璋谈到范仲淹在词史上的意义说：

宋初词人如张先、晏殊等都是专家，他们所写的却还是沿袭 《花间》、南唐闺帏言情的范围；范仲淹比张先大一岁，比晏殊大两岁，他却独写边塞情景，是突出的。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很多，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等都是，可是宋词写边塞的很少，如范仲淹正是唯一的边塞词人。[8]

关于柳词在词史上的影响，唐圭璋说：

北宋词坛著名作家如张先、晏殊、欧阳修直到晏几道，他们作词，都是沿袭西蜀南唐的词风，致力于小令，张先的 《子野词》中，欧阳修的 《六一词》中虽也有慢词，但并不太多。惟有柳永创制慢词最多，因而影响了苏轼、秦观、贺铸、周邦彦这些令、慢兼长的作家。尤其他们的慢词，吸取众长，转益多师，各具特色，各放异彩，形成词学空前的盛况。[9]

以上是关于词史的一些重要见解。唐圭璋在评论南宋吴文英词时，谈到了词学上的审美趣味问题，见解是很精深的。他说：

世之尚北宋者，往往抹杀南宋；尚小令者，往往忽视慢词；尚自然者，往往轻视凝炼。不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所胜，一体有一体之所胜。学南宋者，固不可不上窥北宋；学北宋者，亦不可不涉猎南宋。环境各异，作风各异，而真价亦各异也。一代大家，大抵不随人俯仰，转益多师，自具面目。乌有毫无生气之作，而可以蒙蔽六百年来才士之耳目心思者……近人反对凝炼，反对雕琢，于是梦窗千锤百炼、含意深厚之作，不特不为人所称许，反为人所痛诋，毋亦过欤！古人言治玉，须切磋琢磨，始成精品。为诗文词者何独不然。即画家之配度结构，音乐家之创制腔格，雕塑家之规模神采，何一不须积日累月，惨淡经营，而后始臻上乘也。正因未美、未真而雕琢，愈雕琢乃愈真愈美，非愈雕琢愈无生气也。字有未安，句有未妥，法有未密，色有未调，声有未响，心之所欲言者，尚不能尽情表达。于是呕心苦思，反复雕琢；改之又改，炼之又炼，务使字字精当，务使真情毕宣。范石湖谓白石诗为 “裁云缝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声”。此语正可移评梦窗词。[10]

如果我们将唐圭璋词人评论中有关词史观点全部摘出，则可以反映词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了。

唐圭璋既是词学家又是词人，他很注重对词法的探讨，其著名论文 《论词之作法》便详论了作词要则、词的组织和词体创作的特点。他主张：“未作词时，当先读词。既作词时，则当以用心为主！”“作词时须用心，词作成后，尤须痛改。往往一词初成，尚觉当意，待越数日观之，即觉平淡，若越数月或数年观之，更觉浅薄。故有人常常焚毁少作之稿，即以此故”。[11]关于词的组织结构，唐圭璋从字法、句法到谋篇布局均作了详细介绍。关于词体创作风格，则提出了四点：“雅——清新纯正”，“婉——温柔缠绵”，“厚——沉郁顿挫”，“亮——名隽高华”。这些都是前人和唐圭璋自己的作词经验的总结。唐圭璋分析作品，最注重从组织结构入手，他说：

清人周济、刘熙载、陈廷焯、谭献、冯煦、况周颐、王国维、陈洵等论唐宋人词，语多精当。惟所论概属总评，非对一词作具体之阐述。近人选词，既先陈作者之经历，复考证词中用典之出处，并注明词中字句之意义，诚有益于读者。至对一词之组织结构，尚多未涉及。各家词之风格不同，一词之起结、过片、层次、转折，脉络井井，足资借鉴。词中描绘自然景物之细切，体会人体形象之生动，表达内心情谊之深厚，以及语言凝炼，声韵响亮，气魄雄伟，一经释明，亦可见词之高度艺术技巧。[12]

他所编选的 《唐宋词简释》便是从组织结构入手去分析作品的艺术技巧的。例如分析柳永名篇 《八声甘州》云：

此词亦柳词名著。一起写雨后之江天，澄澈如洗。“渐霜风”三句，更写风紧日斜之境，凄寂可伤。以东坡之鄙柳词，亦谓此三句 “唐人佳境，不过如此”。“是处”四句，复叹眼前景物凋残，惟有江水东流，自起首至此，皆写景。换头即景生情。“不忍”句与 “望故乡”两句，自为呼应。“叹年来”两句，自问自叹，与 “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句同为恨极之语。“想”字贯至 “收”处，皆是从对面着想，与少陵之 “香雾云鬟湿，清晖玉臂寒”作法相同。小谢诗云：“天际识归舟。”屯田用其语，而加 “误几回”三字，更觉灵动。收处归到 “倚阑”，与篇首应。梁任公谓此首词境颇似“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说亦至当。[13]

又如分析周邦彦名篇 《兰陵王》云：

此首第一片，紧就柳上说出别恨。起句，写足题面。“隋堤上”三句，写垂柳送行之态。“登临”一句陡接，唤醒上文，再接 “谁识”一句，落到自身。“长亭路”三句，与前路回应，弥见年来漂泊之苦。第二片写送别时情景。“闲寻”，承上片 “登临”。 “又酒趁”三句，记目前之别筵。“愁一箭”四句，是别去之设想。“愁”字贯四句，所愁者即风快、舟快、途远、人远耳。第三片实写人。愈行愈远，愈远愈愁。别浦、津堠、斜阳冉冉，另开拓一绮丽悲壮之境界，振起全篇。“念月榭”两句，忽又折入前事，极吞吐之妙。“沈思”较 “念”尤深，伤心之极，遂迸出热泪。文字亦如百川归海，一片苍茫。[14]

经过这样的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非常清楚了，有助于对整首词词意的认识。这种组织结构分析法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唐圭璋的词学研究形成了学术个性，学术特点非常鲜明。我们从表面上看，唐圭璋一生主要致力于词籍和词学文献的编辑整理工作，但合观其整个编著时，便可发现他有一种 “全”的宏观意识。《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三巨编都突出了完整的一代文献与词体文学理论总汇的观念。这种宏伟的目标、执着的学术追求和 “全”的意识，已构成一种学术观点。唐圭璋治词学很注重从完整而可靠的资料出发，因而对浩繁的词学文献资料进行了多方面的大规模的辨伪存真工作，既看重第一手材料，又努力发掘新的资料。如 《全宋词》的校勘工作极为精细，绝不妄断，有一种很客观的科学态度；其中所收石刻词，从类书方志新辑出的词，并第一次全部收录了 《高丽史·乐志》所存之宋词。《词话丛编》所收的词话有的是珍贵的抄本和罕见的秘本。唐圭璋从事词学的编辑研究工作，其工作量之大，远非一个常人的精力所能济。他整理文献资料的方法程序是非常科学和精确的，很难发现重出、误收或遗漏的情形。在以往的工作条件下，他是怎样进行这样全面的、大量的工作的，这些宝贵的经验都很值得总结。前辈词学大师治词学的成功经验，将会使我们避免许多错误，启发我们选择最佳的途径，如唐圭璋所愿望的那样—— “把词学研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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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凡礼：《全宋词补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

[2] 参见谢桃坊：《读 〈词话丛编〉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6期。

[3] 唐圭璋：《词学论从》第595～5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 唐圭璋：《词学论从》第595～6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 唐圭璋：《词学论从》第8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6] 唐圭璋、金启华：《历代词学研究述略》，《词学论丛》第811～8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 唐圭璋：《李后主评传》，《词学论丛》第9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8] 唐圭璋：《范仲淹》，《词学论丛》第9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9] 唐圭璋：《柳调略述》，《词学论丛》第9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 唐圭璋：《论梦窗词》，《词学论丛》第9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1] 唐圭璋：《词学论丛》第8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2]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后记》，《词学论丛》第10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3]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第76～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4]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第1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