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夏承焘的词学成就

在现代词学史上，夏承焘被公认为 “一代词宗”。他毕生专致于词学研究，在词学的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杭大 （杭州大学）时曾开设词学研究班，召大学毕业生学习，造就词学人才甚多。所著词学书籍，亦皆先后出版，其 《唐宋词人年谱》一书，尤为空前之作”。[1]《词学》第六辑内有 “夏承焘先生纪念特辑”，征集了夏承焘平生友好及门弟子的纪念文章以表示对这位词宗的敬意和怀念。王季思回忆青年时代在浙江大学分校时情形说：

一天深夜，他从帐子里探出头来说：“季思，你还没睡？做学问靠命长，不靠拼命。”他还不止一次对我说：“无论什么事业，要准备付出一生心血才会有成就。”他在词学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体现他这种坚持勿失，百折不回的事业心。[2]

夏承焘教诲学生要学 “笨”。他的学生陈翔华回忆说：

通常老师教学生要聪明，而瞿禅师却要我们学 “笨”。他还诙谐地说：“‘笨’字从 ‘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一部 《十三经》除了 《尔雅》以外，他都一卷一卷地背过；有一次背得太疲乏，还从椅子上摔下来。后来，花了很多时间，读了几百部文集和笔记，才铢积寸累地写出了名著 《唐宋词人年谱》。其实他并不是不聪明。早年报考孙贻让创办的温州师范学校时，在二千多人的考生中，他以名列第七的成绩被录取。夏鼐先生以前还经常告诉我：“瞿禅先生久有才名，青年时被称为永嘉 （温州）七子之一。”但是他从不矜持。瞿禅师在词学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确实是由于他肯下苦功、笨功。他所谓 “笨”，我的理解是：一要谦虚、努力，二要坚持不懈。他多次对我们感慨和惋惜有些 “聪明”人治学，或者半途而废，或者一事无成。尤其是有感于当时的学风，他赋诗勉励我们：“凌霄气概要虚心”，“能下乃能大”，特别要我们以“笨”作为做学问的本钱。[3]

这些治词学的宝贵经验至今对我们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他的学生施议对说：“夏先生无私无畏，培养教育学生，从来没有门户之见。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向学术界具有各种不同成就的专家学习，并希望学生超过老师。”[4]正因为这样。他培养和造就了新一代词学家。程千帆总结夏承焘治词学的经验说：

窃谓此老之于词学有不可及者三：用力专且久，自少至老，数十年如一日。平生旁搜博考，悉资以治词，比之陈兰甫之偶考声律，王观堂之少作词话而毕生精力初不在此者大相径庭，一也。以清儒治群经子史之法治词，举凡校勘、目录、版本、笺注、考证之术，无不采用，以视半塘、大鹤、彊村所为，远为精确。前修末密，后出转精。当世学林，殆无与抗手者，二也。精于词学者，或不工于作词，工于词者又往往不以词学之研究为意，故考订词章，每难兼擅，而翁独能兼之，三也。[5]

这是夏承焘词学成就的主要原因，使后学能受到深深的启发。

夏承焘，宇瞿髯，原字癯禅、瞿禅。1900年生。浙江温州人。1918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校，在任桥小学任教，1919年任梧埏小学校长。1921年秋到北京，任 《民意报》副刊编辑，同年冬在西安中学任教，1925年春兼西北大学讲师。后回温州，曾在瓯海公学、宁波第四中学、严州第九中学任教，并开始研究词学。从1930年起，开始在之江大学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38年兼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和太炎文学院任教。1942年上海沦陷后，先后在雁荡山乐清师范、温州中学、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1958年浙江师院改为杭州大学后，任中文系教授兼语文教研室主任。1963年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词学。1979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和 《文学评论》杂志编委。1988年逝世于北京。主要著作有：《唐宋词录最》（华夏出版社1948年）、《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唐宋词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唐宋词选》（与盛静霞合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 《词源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月轮山词论集》（中华书局1979年）、《唐宋词欣赏》（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读词常识》（与吴熊和合著，中华书局1981年）、《龙川词校笺》（中华书局1961年）、 《放翁词编年笺注》 （与吴熊和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金元明清词选》（与张璋合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天风阁学词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此外还有：《瞿髯论词绝句》（中华书局1979年）、《夏承焘词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天风阁诗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天风阁词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等。

早在1935年夏承焘便有一个全面研究词学的庞大计划，准备完成词学史、词学志、词学典、词学谱表四部巨著，而且有意从1937年开始，以十年为期力成词学史、词学志、词学考三书，还曾着手裁排了词史稿。[6]可能由于后来研究条件的变化，这些鸿篇巨制未能得以完成，其中许多未经整理的草稿尚存，例如1988年发表的遗稿 《词林纪年》[7]便可能是词史稿的一部分。在夏承焘留下的大量词学著述中，表明他于词人事迹考证、宋词音谱研究、唐宋词声律研究和宋词作家评论等方面都有真正的学术建树，兹分述如下：

（一）词人事迹考证。现代词学要求以科学的态度来进行具体的研究，而作家研究是很重要的环节。前人虽然在词话里有很多关于词家的评论，但严格地说，他们对所评论的词家尚缺乏认真的研究，其评论多出于直觉的感受或悟性的认识。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学研究的方法有了很大的变化，这自然影响到词学。关于词家的研究与当时的新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相比较是显得落后多了。这里不仅仅是单纯的方法问题，而主要是关于词人的生活、思想和历史缺乏了解。有的词人虽见于史传，但过于简略，而大多数词人则是生平事迹和生卒年都无从详考的。因此，难以认清他们作品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也难以认清他们的创作道路和创作个性。研究者都知道，当研究一位词家，要去深入时，便会遇到种种非常具体的问题，历史文化的线索往往在这里迷失或断落了。自梁启超著 《辛稼轩先生年谱》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词学家都意识到制订词人年谱的重要意义，陈思和宛敏灏都注意了这一工作，而成绩最卓著的当推夏承焘。他在30年代以数年的精力完成了唐宋词人年谱十种，其中 《张子野年谱》《韦端己年谱》《二晏年谱》《南唐二主年谱》《贺方回年谱》，均发表于 《词学季刊》，后全部收入 《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夏承焘 《唐宋词人年谱自序》云：

《唐宋词人年谱》十种十二家，予三十前后之作也。早年尝读蔡上翔所为 《王荆公年谱》见其考订荆公事迹，但以年月比勘，辨诬征实，判然无疑，因知年谱一体，不特可校核事迹发生之先后，并可鉴定其流传之真伪，诚史学一长术也。

有了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璟、李煜、晏殊、张先、晏几道、贺铸、姜夔、吴文英、周密的年谱，我们便可对这十二家词进行历史的研究了，据此可校核他们事迹发生之先后和流传之真伪，也可据此对作家创作进行分期和对作品进行编年了。可见，这项工作在作家研究中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我们从许多词学家的研究经验中可以发现：当对某位作家生平事迹有深入考辨，或在某些事实的考辨有所创获，则其研究必然会带来新的突破。在 《唐宋词人年谱》中，夏承焘解决了词家研究中许多重要的疑难的学术问题，例如韦庄青壮年时代的江南行踪、冯延巳的名与字的关系、张先的同姓名者、晏几道的生卒年、姜夔的大乐议和怀人词的对象、吴文英行迹的探索和其 “去姬”问题，周密的交游与著述及其参加 《乐府补题》唱和的事实，等等，都深为词学界所服膺。有学者认为，这十种年谱 “可代一部词学史”[8]，这种评价是有其合理意义的，虽然它并不等于一部词学史。夏承焘关于词人年谱的制订，为词家研究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确立了他在现代词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二）宋人音谱研究。南宋词人姜夔的 《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其中自度曲十七曲、琴曲一曲、《越九歌》十曲，都旁缀音谱。这是今存唯一的宋词音谱，曾引起清代学者和现代学者们的重视。在这方面研究最有成就的要推夏承焘。早在1933年他发表 《〈白石歌曲旁谱〉辨校法》[9]时即开始了此项研究，至1953年西安民间鼓乐社器乐谱的发现以后，又使其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长时期中，夏承焘发表了 《姜白石议大乐辨》《姜白石词谱说》《白石十七谱译稿》《白石词乐小笺》等学术论文[10]，初步破译了姜夔的十七首自度曲，为宋词研究和音乐史研究提供了新的事实依据。为了研究姜夔词乐问题，夏承焘对这位词家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完成了 《姜白石系年》《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并写了论文 《姜夔的词风》《姜白石诗词晚年手定集辨伪》《〈白石道人歌曲〉校律》《姜夔词谱学考绩》等。[11]夏承焘对姜夔的研究，持续了约二十年，用功甚深，全面而精微。这为现代词学的词家研究作出了示范，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至今尚难以超越。从这里我们可以见到，这位词宗善于对词学问题作重点的长期的研究，因而有突破性的学术进展。

（三）唐宋词声律研究。夏承焘的 《唐宋词字声之演变》和 《词韵约例》[12]两篇，是关于唐宋词声律的重要论文。他试图探寻唐宋词声律演化的轨迹，以为：

万树 《词律》及 《四库全书·词集提要》，皆谓方千里、吴梦窗和周清真词，尽依四声，不但遵其平仄。后来词家欲因难以见巧者，奉为准绳，不稍违越；高明者病其拘泥，又欲一切摧陷之，谓宋人词律，本非四声所能尽。“苏、辛”、“周、柳”之交讥，龂龂如也。顷予细稽旧籍，粗获新知，以为词中字声之演变，有其历程：大抵自民间词入士大夫手中之后，飞卿已分平仄，晏、柳渐辨上去，三变偶谨入声，清真益臻精密；惟其守四声者，犹仅限于警句及结拍；自南宋方、吴以还，拘墟过情，乃滋丛弊；逮乎宋季，守斋、寄闲等徒，商谈律吕，细剖阴阳，则守之者愈难，知之者亦尠矣。[13]

关于这些声律演变情况，夏承焘以科学的分析方法，排比例句，进行比较研究，初步总结出了唐宋词声律的发展规律。

关于唐宋词用韵的实际情况，夏承焘作了科学的综合分析，最后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一首一韵；

二、一首多韵；

三、以一韵为主，间叶他韵；

四、数部韵的交叶；

五、叠韵；

六、句中韵；

七、同部平仄通叶；

八、四声通叶；

九、平仄韵互改；

十、平仄韵不得通融；

甲：仄声调必押入声；

乙：仄声调必押上去；

十一、叶韵变例：

甲、长尾韵；

乙、福唐独木桥体；

丙、通首以同字为韵。

这里将词调的各种用韵情况作了细致的分类，找出了用韵的规律，并简明地表示出来，便于初学者掌握。在对每一用韵情况举例分析时，都非常准确，尤其对一首多韵的情况采取了图解的方式，例如将花间词人薛昭蕴的 《离别难》表解为：

此词五部韵交互错杂的情况用图解方式便清楚地反映出来了。[14]

夏承焘对唐宋词字声和用韵规律的研究，使词学的基本知识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后来他与吴熊和合著的 《读词常识》更全面地向初学者介绍了系统的词学知识，推动了词学的普及工作。

（四）宋代词人评论。夏承焘于1978年谈其治学经历时说：

我二十岁左右，开始爱好读词，当时 《彊村丛书》初出，我发愿要好好读它一遍；后来写 《词林系年》、札《词例》，把它和王鹏运、吴昌绶诸家的唐宋词丛刻翻阅多次。三十多岁，札录的材料逐渐多了，就逐渐走上校勘、考订的道路。经过一二十年，到解放后，才开始写评论文字……

解放以后，由于朋友的鼓励和教学的需要，我开始试写几篇作家作品论。我的文艺理论知识很浅薄，所以这几篇词论大都只是以资料作底子，以旧时诗话、词话镶边。论李清照、陆游、辛弃疾、陈亮诸家词往往只肯定他们的作品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而忽视了从今天的社会要求和思想高度揭示其局限，因之便忽视了他们在今天社会所产生的不良影响。[15]

这位词宗过谦地谈到其词家评论的情况。他的词家评论确实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学术思潮推动和影响下进行的，正因它们 “以资料作底子”，注意肯定诸家词 “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所以对当时庸俗社会学批评模式加以抵制，坚持了学术的个性。我们至今看来，夏承焘的词家评论仍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关于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夏承焘是从艺术直觉认为它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好懂——明白如话，便对这艺术特色作了较细的探讨。他说：

就李清照词的思想内容分析她明白如话这风格的成因：一，是由于她有其深沉的生活感受，所以不需要浮辞艳采；二，是由于她有坦率的情操，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隐，所以敢于直言无讳……

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不止 “明白如话”这一点，我们原不应夸大这一点说成她的整个文学风格；但是 “明白如话”却是她的词最显著突出的一点。她传诵的名作，不但合了卷子听得懂她的语言美，并且也听得懂她的声调美。她和当时形式主义的作家是取对立态度的，这对宋词发展无疑有其良好的影响。[16]

这虽然未对李清照词作全面的艺术分析，但却把握了其最基本的特色，恰当地评价了这位女词人在词史上的意义。关于辛弃疾的评论，体现了夏承焘较为恰当地运用了社会批评方法。他认为：“民族矛盾是他们那个历史时代的特征，反映了这个特征，表达他们匡复大业的精神毅力的，在宋词里不仅辛弃疾一家。而辛弃疾因为投身这场斗争，那个时代广大人民斗争的精神力量也就给他鼓舞教育特别大，所以他的词篇在这方面能突出于当时各家之作。”他分析了辛词突出的艺术特点是：善于创造生动的形象，善于使用浪漫的手法表达丰富的想象，多样化的风格，高度运用语言的能力。最后以为：

辛弃疾六百多首词里，虽然有一部分不健康的情感和统治阶级的观点，但比之其他宋词作家，就显得那是无损于他整个文学业绩之伟大。他的作品的感召力在宋词里是莫与比并的……辛弃疾在宋代词坛上是飞将，是这种文学的最高成就者。我们知道，词这种文学，到了南宋那时，由于数百年来许多作家们辛勤绩业的积累，已经发展到将达高峰的地步。辛弃疾以那个历史时代卓越的作家，投身于那个时代的战斗，运用、提高这种发展将达高峰的文学作为战斗的武器，无疑地他会获得这种文学前无古人的成就。[17]

这些论述都是全面而深刻的，达到了20世纪60年代词家评论的高度水平。夏承焘对宋代词人的研究用力最多的是姜夔。他对这位作家的生平事迹有开创性的研究，对其全部作品非常熟悉，因而评论这位词人时也就有独特的见解。在探讨姜夔词的艺术风格时，他将其诗风与词风相联系进行比较，认为：

白石的诗风是从江西派走向晚唐的，他的词正复相似，也是出于江西和晚唐的，是要用江西派诗来匡救晚唐温、韦以及北宋柳、周的词风的……拿江西诗风入词的是姜白石。

南宋末年词学家张炎以 “清空”来作为白石词风格的总评。夏承焘力矫这种词史上的误解，他指出：

张炎拿 “质实”和 “清空”作对比，并用 “古雅峭拔”四个字来解释 “清空”，其实这只是张炎自己作词的标准，是他自己 “一生受用”的话头，是不能概括白石词风的……白石在婉约和豪放两派之外，另树 “清刚”一帜，以江西瘦硬之笔，救温庭筠、韦庄、周邦彦这一派的软媚，又以晚唐诗绵邈风神救苏辛粗犷的流弊；这样就吸引了一部分作家……所以我说白石在苏、辛与周、吴两派之外是自成一宗的。[18]

从这些论述里，我们可以见到，评论者对姜夔所生活的南宋中期的文化背景有深入的理解，因而在评论这位词人时能确切地进行艺术风格的分析并指出其风格形成的特殊文化条件。夏承焘虽然只评论了李清照、陆游、辛弃疾、陈亮、姜夔这几位词家，但都是对他们的词有真知灼见的，尤其是具有深远的词史眼光，对他们的艺术有真正的感受，所以能吸取社会批评的某些合理之处，又能避开庸俗社会学的迷误，体现了一位词学家的品格。

以上所述是夏承焘词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其中某些方面都达到了现代词学的高峰。这位词宗对词学研究，毕生坚持不懈，能不辞辛劳地从最基础的资料搜集整理开始，有计划有重点地突破词学研究的学术难题，而且善于将传统考据学与近代实证方法相结合，引入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因而能取得卓著的成就。除了上述的成就，夏承焘的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应是词集整理的范本。他的 《天风阁学词日记》则是毕生研究词学的经验总结，其中有许多经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夏承焘一生大量的词学著述是珍贵的学术遗产。他有许多宏大的词学研究计划尚未完成，有待新一代的词学家继续努力。夏承焘是现代最著名的词学专家之一，“一代词宗”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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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圭璋：《朱祖谋治词经历及其影响》。《词学论丛》第10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 王季思：《三年风雨对床眠》，《词学》第6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 陈翔华：《瞿禅师治学三教》，《词学》第6辑。

[4] 施议对：《我的老师夏承焘教授》，《词学》第6辑。

[5] 程千帆：《论瞿翁词学》，《词学》第6辑。

[6] 参见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第417、425、48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7] 夏承焘、王荣初：《词林纪年》，《中国韵文学刊》1988年创刊号。

[8] 转引自 《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6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9] 《词学季刊》第1卷第3号，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

[10] 均收入夏承焘：《唐宋词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11] 收入 《月轮山词论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12] 夏承焘：《唐宋词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13] 夏承焘：《唐宋词论丛》第53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14] 夏承焘：《唐宋词论丛》第24～25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15] 夏承焘：《月轮山词论集》前言，中华书局1979年版。

[16] 夏承焘：《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月轮山词论集》第3、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7] 夏承焘：《辛词论纲》，《月轮山词论集》第23～3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8] 夏承焘：《姜夔的词风》，《月轮山词论集》第49～60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