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胡适与新文学建设时代的词学研究
词体文学被作为新文学历史渊源之一，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真正地显示出来了。这是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胡适、刘复、钱玄同、俞平伯、郑振铎等的共同认识。在新文学建设时代，词学成了国学研究的一个专门的学科而受到重视。胡适对词体文学非常有兴趣。他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以新文化的观点，以新的方法与白话的表述方式来研究词学的。他的词学观点与方法在现代词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我国现代词学的奠基者。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出生于上海。初名洪骍，谱名嗣糜。幼时在家乡读私塾，1904年十四岁时到上海，初进梅溪学堂，次年转澄衷学堂，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读农科，后攻文学，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受业于哲学家杜威，成为实验主义的信徒。他于1917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由美返国执教于北京大学，1928～1930年曾为吴淞中国公学校长，1931～1937年主持北京大学文学院。在此期间先后参加 《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与徐志摩等创办 《新月》月刊，与傅斯年等创办 《独立评论》。于1938～1942年出任驻美国大使，1945～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卒于台北市。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
在教育学、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内，胡适都有很大的建树。词学研究仅仅是其学术研究中的很小一部分，然而却有鲜明的时代特色。1905年他在美国留学时的日记里便保留有许多读词的札记。他于1922年发表了 《南宋的白话词》，1925年发表了 《词的起源》，1926年发表 《词选·自序》，1927年出版了《词选》。他还钞录并校勘了 《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另外发表了关于欧阳修、朱敦儒、贺双卿等词人事迹考证的文章。这些词学论著虽然与现代许多词学家的论著相比较是不够宏富的，但它的意义在于唤起了词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
从现代新文化思想出发，胡适发现了词体文学的新的价值，形成了新的词史观念，提出了新的艺术鉴赏标准。
王国维的 “时代文学”观念，为胡适所继承和发展了。胡适在 《文学改良刍议》里即是以 “时代文学”的观念来说明文学改良必要性的：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 《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派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辛、姜之间，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1]
他也认为词为一代之文学，但分为唐、五代及宋初为一时期，苏轼以后为又一时期，以区别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文学进化的原理，虽然可以肯定词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却不能说明词体文学与新文学革命运动之间联系的现实意义。胡适比王国维更进一步认为词体文学是 “活文学”，是 “白话文学”。在1915年的 《胡适留学日记》里便有 “活文学”观念的萌芽。胡适以为 “吾辈有志于文学者，将从此处下手。”他所记的活文学样本，第一便是词，列举了李煜 《长相思》、苏轼 《点绛唇》、黄庭坚 《望江东》、辛弃疾 《寻芳草》、向镐 《如梦令》、吕本中 《采桑子》和柳永 《昼夜乐》共七首近于口语的词。[2]1928年出版的 《白话文学史》标志胡适文学史观点的成熟。他认为 “古文传统史”的文学是 “死文学”，不能代表一个时代之文学，只有中国文学史上的白话文学才是 “活文学”，是代表时代的文学。他说：
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该向那 “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 “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我们现代讲白话文学史，正是要讲明这一大串不肯替古人做“肖子”的文学家的文学，正是要讲明中国文学史上这一大段最闹热，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代表时代的文学史。“古文传统史”乃是模仿的文学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我们讲的白话文学史乃是创造的文学史，乃是活文学的历史。因此我说：国语文学的进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是最重要的中心部分。换句话说，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3]
在 《白话文学史》里是包含了词体文学的。胡适在1922年拟定的国语文学史纲目里有 “晚唐五代的词”、“北宋的白话词”、“南宋的白话词”三节，但因这部著作只出了上卷，写到中唐诗歌为止，因而未论及词的历史。这由 《词选》将其关于词体文学的基本看法表述出来了。胡适说：“我这三百多首的五代、宋词，就代表我个人的见解。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所以我的 《词选》就代表我对于词的历史的见解。”[4]由于将词体文学认作是代表一个时代精神的文学，它是文学史上的活文学，从而是中国白话文学的渊源之一；这样从新文学建设的观点来认识，词体文学的新的价值被发现了，真正达到了尊崇词体的目的。胡适为了给白话文运动找到理论和文学史的依据，所以特别强调白话文学为文学史的中心。这是纯从文学形式着眼的，以为凡一切用白话写的作品皆好，完全否定了本质的意义，因而具有严重形式主义的错误；但在新文化运动时代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胡适关于词史的基本观点，在其1922年发表的论文 《南宋的白话词》里已初步形成。他认为：
词的进化到了北宋欧阳修、柳永、秦观、黄庭坚的“俚语词”差不多可说是纯粹的白话韵文了。不幸这个趋势到了南宋，也碰着一个打击，也渐渐的退回到复古的路上去。南宋的词人有两大派，一派承接北宋白话词的遗风，能免去柳永、黄庭坚一班人的淫亵习气，能加入一种高超的境界与情感，却仍能不失去白话词的好处。这一派，我们可用辛弃疾、陆游、刘过、刘克庄作代表。一派专在声调字句典故上做工夫；字面越文了，典故用的越巧妙了，但没有什么内容，算不得有价值的文学。这一派古典主义的词，我们可用吴文英作代表。[5]
在 《词选》及其附录里，胡适较充分地表述了新的词史观念：词起源于中唐，诗人依曲拍试做长短句的歌词；白话词是词史的中心，苏轼—辛弃疾是重点；词是一种新诗体，与音乐的分离是发展的必然。
关于词体起源的时间，胡适以为：“长短句的词起于中唐，至早不得超过西历第八世纪的晚年。”他细考了今存唐人词及声诗，发现 “初唐、盛唐的乐府歌词，凡是可靠的材料，都是整齐的五言、七言，或六言的律绝。当时无所谓 ‘诗’与‘词’之分；凡诗都可歌，而 ‘近体’尤其都可歌”。这样便排除了初唐和盛唐产生词体的可能性。继而胡适详细考证了中唐流行的六个新词调—— 《三台》《调笑》《竹枝》《杨柳枝》《浪淘沙》《忆江南》，以证实词调起源于中唐。胡适认为词调起源的过程是：
长短句之兴，是由于歌词与乐调的接近。通音律的诗人，受了音乐的影响，觉得整齐的律绝体不很适宜于乐歌，于是有长短句的尝试。这种尝试，起先也许是游戏的，无心的；后来功效渐著，方才有稍郑重的，稍有意的尝试。《调笑》是游戏的尝试，刘、白的 《忆江南》是郑重的尝试。这种尝试的意义是要依着曲拍试做长短句的歌词；不要像从前那样把整齐的歌词勉强谱入不整齐的调子。这是长短句的起源。[6]
从整齐的声诗演变为长短句歌词的过程，胡适所作的理论推测较宋以来的各种假设要合理得多，他对词调起源时间的考定也是很有根据的。在胡适写 《词的起源》时，唐人的敦煌曲子词已经被发现了，为探讨词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他未能注意这一线索，致使其推论的依据仅局限于文人词的范围，而难以作出更为科学的论断。所以胡适写成此文初稿去征求王国维的意见时，王氏答云：“至谓长短句不起于盛唐，以词人方面言之，弟无异议；若就乐工方面论，则教坊实早有此种曲调，崔令钦 《教坊记》可证也。”[7]可惜胡适未能冷静地思考王国维的意见，而后来也未再探讨这个问题了。
关于唐宋词的发展，胡适持白话文学史的观点以为唐宋词也适宜用 “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来考察。他说：
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了，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8]
按照这个公式，胡适将唐宋词分为三个段落；唐至北宋中期为歌者的词，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为诗人的词，南宋中期至元初为词匠的词。在第一时期里，主要是应歌之作，词人为歌妓与乐工作词，供他们演唱，抒写男女的相思离别，大都属于艳歌。这时的词 “都接近平民的文学，都采用乐工妓女的声口，所以作者个性都不充分表现”。胡适对这一时期的词基本上是肯定的。第二个时期是从苏轼以诗为词开始的，“他只是用一种新的诗体来做成的 ‘新体诗’。词体到了他的手里，可以咏古，可以悼亡，可以谈禅，可以说理，可以发议论”。此后“词的用处推广了，词的内容变复杂了，词人的个性也更显出了”。在胡适看来，这是唐宋词发展的高峰，因而最应该肯定。在第三个时期里，词体文学开始衰微了。这时的词重音律而不重内容，侧重咏物而又多古典，作者都作成了 “词匠”。胡适最鄙薄 “词匠”的词，以为：“他们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却要作词，所以只好作 ‘咏物’的词。这种词等于文中的八股，诗中的试帖；这是一般词匠的笨把戏，算不得文学。”[9]以上关于三个阶段的划分，及对各时期基本特点的认识，作为一种学术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而且能体现词体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性。但是像这样以文体演进为根据评定每个时期的文学价值则陷入了极主观的偏见之中，因为简单的肯定与否定都往往远离了文学发展的真实。胡适对所谓 “词匠的词”的简单否定的态度，实际上表现了他对南宋词缺乏深入的研究，因而其意见很难为词学界所接受。
关于词与音乐的问题，胡适是从纯文学的观点而轻视词体的音乐特性的。词体虽然形式是长短句，但这绝不是词体的本质特征。词体是律化了的长短句，而且是以具体词调的音乐要求为准而存在的。胡适仅以长短句形式为据，将整个词的历史分为三大时期：自晚唐到元初为词的自然演变时期；自元到明、清之际为曲子时期；自清初到清末为模仿填词的时期。他还说：“在文学演变史上，词即是前一个时代的曲，曲即是后一个时代的词，根本上并无分别。”[10]这将词与曲混为一谈了，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区别。近体诗、词、曲是中国古典格律诗体的三种样式，这从广义诗学概念来理解是确切的，但是将曲纳入词的历史则是概念的混乱了。因为轻视词体的音乐特性，所以胡适对 “诗人的词”评价最高。他以为苏轼及辛弃疾，“这些作者都是天才的诗人，他们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协律不协律；他们只是用词体作新诗”。他断定苏、辛等词人完全不顾词的音律，这并非他们创作的真实情形。胡适又极端地认为：“姜白石是个音乐家，他要向音律上去做工夫。从此以后，词便转到音律的专门技术上去。史梅溪、吴梦窗、张叔夏都是精于音律的人；他们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他们不惜牺牲词的内容来迁就音律上的和谐。”[11]这个论断也并非姜夔等人创作的真实情形。词体是音乐的文学，它的衰亡的真正原因仍是与音乐关系的分裂而失去社会基础的。所以片面地强调诗人之词的意义，必然导致对词史的歪曲。胡适坚持认为：“词起源于乐歌，正和诗起源于歌谣一样。诗可以脱离音乐而独立，词也可以脱离音乐而独立。”[12]但是，诗与音乐的关系和词与音乐的关系，一是在文艺的原始阶段建立的，一是在文艺发展的较高阶段建立的，若简单地比较便可能误解它们产生的文化条件。
胡适的词史观点是有其内在逻辑联系的，形成了统一的新的词史观，具有反对旧的词史观的意义，体现了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在对词人作品的批评时，胡适表现了新的审美标准：通俗、自然、真实。这与其提倡新文学的精神是一致的。
《词选》所选录唐宋词人作品共三百五十一首，选录十首词以上的词人有韦庄、晏殊、张先、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朱敦儒、辛弃疾、陆游、刘克庄、蒋捷、张炎。选取的标准是通俗、自然和真实。例如苏轼、周邦彦、朱敦儒、辛弃疾的词，主要是选取了他们那些自然真实而近于白话的小令。向镐是南宋的小词人，他之受到胡适的特殊推崇，是 “他的词明白流畅，多有纯粹的白话词”。[13]辛弃疾的词最符合胡适的论词标准。他评辛词说：
辛弃疾……他是词中第一大家。他的才气纵横，见解超脱，情感浓挚，无论做长调或小令，都是他的人格的涌现。古来批评他的词，或说他爱 “掉书袋”，或说他音节不很谐和。这都不是确论。他的长调确用许多有典之处，但他那浓厚的情感和奔放的才气，往往使人不觉得他在那里掉书袋。试看吴文英、周密诸人，一掉书袋，便被书袋压死在底下，这是何等明显的教训！真有内容的文学，真有人格的诗人，我们不妨给他们充分宽假。
至于音律一层，也是错的。词本出于乐歌，正与诗本出于乐歌一样……苏轼辛弃疾做词，只是用一种较自然的新诗体来做诗；他们并不想给歌童倡女作曲子，我们也不可用音律来衡量他们。
辛弃疾的长调，或悲壮激烈，能达深厚的感情，或放恣流动，能传曲折的意思：这是人所共知的。但长调难做得好，往往有凑句，有松懈处，有勉强处，虽辛弃疾亦不能免。我们选他的长调，删弃较多，选择最慎，只留了一些疵瑕最少的。
他的小令最多绝妙之作，言情、写景、述怀、达意，无不佳妙。辛词的精采，辛词的永久价值，都在这里。所以我们选他的小词最多。[14]
在胡适看来，辛弃疾是古今第一大词人，所以辛词的某些缺点也被原谅了。然而他对宋季词人的评价却因为不合其美学标准而给予了非常苛刻的批评。如评吴文英词说：“近年的词人多中梦窗之毒，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只在套语和古典中讨生活。”评王沂孙词说：“我们细看今本 《碧山词》，实在不足取。咏物诸词至多不过是晦涩的灯谜，没有文学价值。”[15]词学家夏承焘读了 《词选》后致书胡适，其中说：“大著所选词，脱落故节，自标准则，允能 ‘表现个人见解’，然于前人是处，似亦不可一笔抹煞。”[16]夏承焘的意见表达得委婉含蓄，较能代表词学界的意见。
在词学史上，《词选》是第一部表现新文学观点的词选集。它以新诗的行式排列，对某些语辞作了简明注释，关于词人的评介则是用新文学革命运动以来通用的白话文体，所表现的词学观点也是很新颖的；因而它在现代词学中是有开创意义的。
胡适研究词学的方法对于现代词学也是很有影响的。他吸收了西方现代的科学方法，而且按照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来研究词学，尝试使用了文本分析法、实证方法和历史—美学的批评方法。它们在当时都是很先进的。
1915年胡适转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学习时，受到了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他这时的日记里所保存的数则读词札记，明显地使用了西方流行的文本分析的方法，试图从表述方式、文法、声韵、修辞等方面来研究词的艺术技巧。他发现 “以对语体 （Dialogue）入诗”，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已有此例，宋词里也有，如辛弃疾的 《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和刘过的 《沁园春·寄辛承旨时承旨招不赴》。[17]读辛词时，胡适将三十阕 《水调歌头》作了细致的文法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它们相同部位句子的排偶、分句、语势、叙事顺序等等的异同。他认为：“稼轩有 《贺新郎》二十二首，《念奴娇》十九首，《沁园春》十三首，《满江红》三十三首，《水龙吟》十三首，《水调歌头》三十五首，最便初学。初学者宜用吾上所记之法，比较同调诸词，细心领会其文法之变化，看其魄力之雄伟，词胆之大，词律之细，然后始可读他家词。”[18]胡适还从文法的角度比较了诗与词体性的特点。他认为：
吾国诗句长短韵之变化不出数途。又每句必顿住，故甚不能达曲折之意，传宛转顿挫之神。至词则不然。如稼轩词：“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以文法言之，乃是一句，何等自由，何等顿挫抑扬！“江南游子”乃韵句，而为下文之主格，读之毫不觉勉强之痕。可见吾国文本可运用自如。[19]
对于词的用韵，胡适试以现代音韵学的方法来分析。黄庭坚《洞仙歌》用了 “老”、“草”、“昼”、“守”、“棹”、“斗”韵字，它们不在同一韵部。胡适解释这种现象说： “山谷，江西人，疑是江西土音耳。吾绩溪土音读 ‘肴’、‘豪’韵如 ‘尤’韵。而 ‘尤’韵中字乃有二种绝不相同，如 ‘尤’、‘由’、‘游’、‘休’诸字为一类 （母音如法文之ieu），而 ‘侯’、 ‘留’、‘楼’、‘舟’、‘愁’，仄声之 ‘昼’、‘守’、‘手’、‘斗’、‘酒’诸字，另为一类 （母音略如英文之ě），歙县之音则全韵作‘尤’韵，故与 ‘肴’、‘豪’通也。”[20]这些文本的分析在我国词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实证方法是胡适的主要研究方法，他也用于词学研究。他为 《词选》所作的词人小传，对柳永、周邦彦、李清照、向镐、朱敦儒、史达祖、刘克庄、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等生卒年或生平事迹不详的词人进行了考证。夏承焘对此评价很高，以为：“考证时代，亦可补于拙作 《词林年表》。”[21]例如关于朱敦儒生卒年的考证便是胡适的创获之一：
他的生死年岁不可考。他的 《樵歌》三卷里，只有两首词有甲子可考。最早的是政和丁酉 （1117）洛阳西内造成，他代洛阳人作望幸之曲 （《望海潮》题）。又绍兴丁丑（1157）有中秋赏月的 《柳梢青》词。此外无甲子可考的，为 “七十衰翁告老归来”（《沁园春》），“好笑衰翁年纪，不觉七十有四”（《如梦令》），“屈指八旬将到”（《西江月》），“今日生日，庆一百省岁”（《洞仙歌》）。大概他活到九十多岁。 《宋史》说他绍兴十九年 （1149）告归；以 “七十衰翁，告老归来”之句参考起来，他大概生于神宗元丰初年，约当1080；死于孝宗淳熙初年，约当1175。[22]
这些考证，现在都仍有参考的价值。关于词的起源问题，胡适有两条考证是具有理论上的突破意义的。第一，他发现刘禹锡集里有其和白居易 《忆江南》词，词题为：“和乐天春词，依 《忆江南》曲拍为句。” “这是依调填词的第一次明例”。第二，他以 《思帝乡》调为例，比较了温庭筠、韦庄、孙光宪三家四首词每句的字数，它们的字数互有差异，从而否定了 “泛声填为长短句”之说。[23]这为探讨词的起源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事实依据。胡适关于欧阳修狱事及其与两首艳词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考证，辨析了有关的史实，为解决欧词真伪问题提供了线索。[24]在这些考证里所采用的方法，虽然继承了传统考据学的优长，而确是胡适常常自诩的新的实证方法，它制造了新的证据。尽管他的某些考证尚不是定论，或者有疏漏与错误之处，但毕竟是词学研究中较为精密与先进的方法。
《词选》的词人小传少则数百字，多者达两千余字，简明地考证了词人生平事迹，介绍了词集版本情况，分析了其词的艺术特点，指出了其在词史上的意义，实为词人的小小评传了。词人小传中关于词的批评，具体表现了胡适的词学观点。他试用了历史美学的批评方法，即既有美学的分析又有强烈的历史观念。例如他评东坡词云：
词至苏轼而一大变。他以前，是 《花间集》的权威的时代；他以后，另成一个新时代。若问这个新时代的词有什么特色，我们可以指出两个要点。
第一，风格提高了；新的意境提高了风格……东坡以前的词只是写儿女之情的；下等的写色欲；上等的写相思，写离别；以风格论，轻薄的固不足谈；最高的不过凄婉哀怨，其次不过细腻有风趣罢了。苏轼的词往往有新意境，所以能创立一种新风格。这种风格，既非细腻，又非凄怨，乃是悲壮与飘逸……
第二，“以诗为词”……苏轼以前，词的范围很小，词的限制很多；到苏词出来，不受词的严格限制，只当词是诗的一体；不必儿女离别，不必鸳衾雁字，凡是情感，凡是思想，都可以似诗，就都可以做词。从此以后，词可以咏史，可以吊古，可以说理，可以谈禅，可以用象征寄幽妙之思，可以借音节述悲壮或怨抑之怀。这是词的一大解放。[25]
这分析了苏词的艺术风格，指出了它在宋词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北宋后期的词人周邦彦是自宋以来很有争议的，胡适对他的词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认为：
周邦彦是一个音乐家而兼是一个诗人，故他的词音调谐美，情旨浓厚，风趣细腻，为北宋一大家。南宋吴文英、周密虽精于音律，而天才甚低，故仅成词匠之词，而不是诗人之词，不能上比周邦彦了。
周邦彦多写儿女之情，故后人往往把他和柳永并论。张炎词中屡用 “周情柳思”四字来代艳情。其实周词的风格高，远非柳词所能比。
周邦彦读书甚博，词中常用唐人诗句，而融化浑成，竟同自己铸词一样。如我们选的 《夜游宫》，上半用 “东关酸风射眸子”，下半用 “肠断萧娘书一纸”，皆是唐人诗句；但这两句成句，放在他自己创意写实的词句里，便只觉得新鲜而真实，不像旧句了。南宋晚年的词人只知偷窃李商隐、温庭筠的字面，——张炎 《词源》中有字面一章，——便走入下流一路。[26]
这也是将周邦彦放在宋词历史过程中来观照的，将他与南宋词人作了比较，说明他们在艺术上的重要区别，因而能作出较为恰当的评价。
我们应当承认，胡适在词学研究中所用的方法，还不如他后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时成熟，但毕竟开启了一种新的风气。
胡适的词学观点和方法，都显然受了王国维的影响。如谷永说：
胡氏生后于先生 （王国维）而推先生之波澜者也。先生之于文学有真不真之论，而胡氏有活文学死文学之论；先生有文学蜕变之说，而胡氏有白话文学史观……先生论词取五季北宋而弃南宋，今胡氏之 《词选》多选五季北宋之作……故凡先生所言，胡氏莫不应之，实行之。[27]
胡适毕竟在新文学革命运动之时从事词学研究，并将词学纳入新文学的建设事业；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化背景下，他虽然接受了王国维某些观点和方法的影响，而却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使用了更新的方法，因而其影响远远超过了王国维。他从新文学的观点发现了词体文学的新价值，建立了新的词史观念，提出了新的批评与鉴赏的标准；他试用了现代的文本分析、实证方法和历史美学的批评来研究词学，尤其以新的白话文为表述方式，非常有利于词学的普及，非常有利于促进词学研究的现代化。这些都构成了一种较新的词学研究构架，标志着我国的词学进入了现代发展阶段。因为这位学者学识的博大精深，有现代理论的指导和采用了先进的方法，以至在其早年偶然涉足于词学领域，能够高瞻远瞩，取得非凡的成就，开创了词学的新时代。虽然其某些观点和考证的结论是词学界所难以接受的，但从现代词学发展来看，胡适是现代词学的奠基者。
[1] 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 胡适：《谈话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3] 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白话文学史》第4～5页，新月书店1928年，岳麓书社1985年版。
[4] 胡适：《词选·自序》，《胡适作品集》第30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5] 胡适：《南宋的白话词》，《晨报副刊》1922年12月1日。
[6] 胡适：《词的起源》，见 《词选》附录，又见 《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5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7] 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5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8] 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5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9] 胡适：《词选·自序》，《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550～5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0] 《赵万里 〈校辑宋金元人词〉序》，《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5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1] 胡适：《词选·自序》，《胡适作品集》第30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12] 胡适：《词选》，《胡适作品集》第30册第78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13] 胡适：《词选》，《胡适作品集》第30册第135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14] 胡适：《胡适作品集》第30册第159～160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15] 胡适：《胡适作品集》第30册第247、257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16]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第1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7] 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499～5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8] 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533～5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9] 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5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0] 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5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1]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第1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2] 胡适：《朱敦儒小传》，《语丝》第19期，1922年12月；《词选》中之小传同。
[23] 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540～5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4] 胡适：《欧阳修的两次狱事》，《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1303～13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参见谢桃坊：《欧阳修狱事考》，《文史》第28辑，中华书局1987年。
[25] 胡适：《词选》，《胡适作品集》第30册第77～78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26] 胡适：《胡适作品集》第30册第115～116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27] 谷永：《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学衡》第64期，中华书局192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