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新文化运动六十年以来的词学研究概况
新文化运动为我国呼唤来了一个新时代。在文学方面的表现尤为显著：以提倡白话文为文学革命的内容，反对旧的文学形式，中国文学的传统似乎断裂了。词体的命运远比格律诗、古文和骚赋要好得多，它被认为是白话文学的渊源之一而颇受好评。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胡适与词体曾有一段因缘，其文学革命思想最初便是以词体来表达的。他于1916年4月13日作的 《沁园春》便是其文学革命的誓词：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
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
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
要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学革命何疑？
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1]
胡适将词作为活的白话文学之一来对待，他说：“惟愚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以为白话之文学种子已伏于唐人之小诗短词。及宋而语录体大盛，诗词亦多有用白话者。元代之小说戏曲，则更不待论矣。”[2]钱玄同也支持胡适的意见，他说：
以前用白话做韵文的，却也不少，《诗经》《楚辞》固不消说。就是两汉以后，文章虽然被那些民贼文妖弄坏；但明白的人究竟也有，所以白话韵文，也曾兴盛过来；像那汉魏的乐府歌谣，白居易的新乐府，宋人的词，元明人的曲，都是白话的韵文；陶潜的诗，虽不是白话，却很合于语言之自然；——还有那宋明人的诗，也有用白话做的。可见用白话做韵文，是极平常的事。[3]
新文学革命者们在否定旧的文学传统时，为给白话文学找到历史的根据而探索着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这使得他们去重新评价中国文学史，于是着眼于那些曾被正统文人们瞧不起的文体。词体以往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卑下的，长期被排斥于正统文学之外。现在新文学革命者以新的价值观念重新估价了词体。胡适说：
从前的人，把词看作 “诗余”已瞧不上眼了；小曲和杂剧更不足道了。至于 “小说”更受轻视了。近三十年中，不知不觉的起了一种反动。临桂王氏和湖州朱氏提倡翻刻宋元明词集，贵池刘氏和武进董氏，翻刻了许多杂剧传奇，江阴缪氏、上虞罗氏翻印了好几种宋人的小说。市上词集和戏剧价钱渐渐高起来了，近来更昂贵了。近人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对于小说渐渐能尊重赏识了。这种风气的转移，竟给文学史家增添为无数难得的史料。词集的易得，使我们对于宋代的词的价值格外明了……于是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见解，也就不得不起一种革命了。[4]
由于对词体的观念大大改变了，在解放词体的口号鼓舞下，胡适带头尝试作白话词。在其新诗集 《尝试集》里收有 《虞美人》《沁园春》《生查子》《百字令》《如梦令》等词，而且以白话诗诗行方式排列。这引起了一番小小的争论。钱玄同表示反对，他寄信与胡适说：
先生 “自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欲借此实地试验，以观白话之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此意甚盛……先生近作之白话词 （《采桑子》）鄙意亦嫌太文。且有韵之文，本有可歌与不可歌二种。寻常所作自以不可歌者为多。既不可歌，则长短句任意，仿古创新，均无不可。至于可歌之韵文，则所填之字，必须恰合音律，方为合格。词之为物，在宋世本是可歌者，故各有其调名。后世音律失传，于是文人按前人所作之字数、平仄，一一照填，而云 “调寄某某”，此等填词，实与做不可歌之韵文无异；起古之知音者于九原而示之，恐必有不合音节之字之句；就询填词之本人以此调音节如何，亦必茫然无以为对。玄同之意，以为与其写了 “调寄某某”而不知其调，则何如直做不可歌之韵文乎！若在今世必欲填可歌之韵文，窃谓旧调惟有皮簧，新调惟有风琴耳。[5]
胡适争辩说：
词之重要，在于其为中国韵文添无数近于言语自然之诗体。此为治文学史者所最不可忽略之点。不会填词者，必以为词之字字句句皆有定律，其束缚自由必甚。其实大不然。词之好处，在于调多体多，可以自由选择。工词者，相题而择调，并无不自由也。人或问既欲自由，又何必择调？吾答之曰，凡可传之词调，皆经名家制定，其音节之谐妙，字句之长短，皆有特长之处。吾辈就已成之美调，略施裁剪，便可得绝妙之音节，又何乐而不为乎？
然词亦有二短：（一）字句终嫌太拘束；（二）只可用以达一层或两层意思，至多不过达三层意思。曲之作，所以救此两弊也。有衬字，则字句不嫌太拘。可成套数，则可以作长篇。故词之变为曲，犹诗之变为词，皆所以求近语言之自然也。
最自然者，终莫如长短句无定之韵文。元人之小词即是此类。今日作诗 （广义言之）似宜注重各种长短无定之体。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诗词曲诸体；要亦随所好，各相题而择体，可矣。[6]
这指出了词体在现代文化里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意义。但钱玄同仍然坚持新的白话诗为主的方向，他认为：“总而言之，今后当以 ‘白话诗’为正体，其他古体之诗及词曲，偶一为之，固无不可，然不可以为韵文正宗也。”[7]诗人康白情主张严格划分新诗与旧体诗词的界限，他说：
我以为就是一种形式的东西，也各有其独具的精神。如诗如词如曲，以至新诗，“新词”，“新曲”，都该各有领域，不容相混。要做旧诗，就要严守格律。填词就要倚声。作曲就要按谱。我们依格律作一首白话诗，只能叫他做非古典主义的古诗或律诗，不能叫他做新诗一样。我们用白话作的词或曲，也只能叫他做非古典主义的词或曲，不能叫他做 “新词”或 “新曲”，甚且就勿论用文言或白话作一种讲格律底东西，如果错了些规矩，就不能还说他是那一样东西，例如填一阕 《烛影摇红》，我们改了他几个平仄节奏，就不能还说他是 《烛影摇红》，最好是给他另起一个名字。因为我们自己底东西要保有个性，就不能不尊重别人的个性呵。[8]
经过反复的讨论，关于我们现代对词体创作的态度是较为明确的。康白情的意见颇能代表学术界一般的看法，当然少数国粹派遗老是例外的。后来胡适也说：“我自己承认，《老鸦》《老洛伯》《你莫忘记》……这十四篇是 ‘白话新诗’。其余的也还有几首可读的诗，两三首可读的词，但不是真正白话的新诗。”[9]
从1916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至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以前为第一个时期，从文学研究会成立到1935年 《中国新文学大系》结集为第二个时期。郑振铎总结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时说：
第一期是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一方面对于旧的文化，传统的道德，反抗，破坏，否认，打倒，一方面树立起言文合一的大旗，要求以国语文为文学的正宗。就文学上说来，这初期运动者所要求的只是 “文学”的形式上的改革……
第二个时期是新文学的建设时代，也便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时代。不完全是攻击旧的，而且也在建设新的。不完全是在反抗，破坏，打倒，而也在介绍创作，整理。白话文的讨论已经成为过去的问题，在这时候所讨论的，乃是更进一层的如何建设新文学，或新文学向那里去的问题。[10]
在新文学的建设时代，开始了对旧文学的整理和研究。郑振铎指出这项工作的意义：
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从事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譬如元、明的杂剧传奇，与宋的词集，许多编书目的人都以他们为小道，为不足录的；而实则他们的真价值，却远在 《四库书目》上所著录的元、明诗文集以上……
我们须有切实的研究，无谓的空疏的言论，可以不说。我们须以诚挚求真的态度，去发见没有人开发过的文学的旧园地……我们整理国故的新精神便是： “无征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11]
这种形势之下，学者顾颉刚提出了 “国学”。1926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发刊词里说：
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的历史材料。所以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与科学对立的东西。
顾颉刚严格地将 “国学”与 “国粹”相区别，他认为：
倘使科学不是腐败的，国学也决不会腐败。倘使科学不是葬送青年生命的，国学也决不会葬送青年的生命……至于老学究们所说的国学，他们要把过去的文化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律，要把古圣贤遗言看做 “国粹”而强迫青年们去服从，他们的眼光全注在应用上，他们原是梦想不到什么叫作研究的，当然说不到科学，我们当然也不能把国学一名轻易送给他们。若说他们在故纸堆中作生活，我们也在故纸堆中作生活，所以两方面终究是相近的，这无论我们的研究在故纸之外尚有实物考查，就是我们完全抗身于故纸堆中，也与他们截然异趣。[12]
古代文学的研究也很快被列入国学的领域。胡适在 《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云：
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 “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 “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霑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学方面，也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每一个时代，还他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的文学价值。[13]
词学作为国学的一个学科，自此真正成了现代社会科学之一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学术界旧的思想意识的影响，词学研究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1936年，郑振铎针对词学研究的某种不良倾向而再次呼吁用新的眼光来研究文学。他说：
当胡适之提倡诗的解放的时代，是连词也被解放在内的。不料事隔多年，竟又有什么可笑的 “词的解放”运动产生！
根本不明了什么是词，什么是诗，还恋着 “词牌”的空壳子，而仅仅装上了俳优式的调笑语，而公然名之曰“解放”，我将真为 “解放”二字一痛哭……
数十年来，词运总算是亨通的；四印斋、双照楼、彊村所刻的丛书，其精备是明、清人所未尝梦见的。为了他的提倡，今日得其余沥的，也还足以 “护皋比”而做 “大学教授”。因此便梦想一个：“词学昌明”的时代的到来。在猖狂的鼓吹着青年们的做词；尽管不通，他们会改得清顺的。即使完全不会做，也可以有人会代做，或马马糊糊混过去的。故大学之所谓 “词”的讲座，几完全消磨在“词”的作法之中……
“词”的讲座，自然该设立，“词”也不是不该研究。却单单不是为了昌明词道。这是大学主持者或教授们所该明白的。现在对古文学乃是一个总结账的时代。我们研究，我们讲授，都没有反对的理由。我们用较新的眼光来研究旧文学，这是必要的。[14]
尽管词学研究中有如此一种偏向，然而现代词学仍然在新文学观点和新的科学方法的指引下迅速地开展着。
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要反映一般的科学发展水平和社会实践的需要。它们不可能各自孤立地封闭地发展。近代和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一种新的科学思想和方法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许多学科。因此一般的方法论原则对专门学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实证方法、辩证方法和系统方法在现代科学研究中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各专门学科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而应有适于自己局部的特殊规律的研究方法，仅有一般的方法论原则或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都是非常不够的。古典文学研究是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它是属于社会科学范围的，因此必须具有科学的性质，而不应是传统诗话或词话类的东西；它是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部门，因此必须具有文艺学的性质，而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它是以古典文献为研究材料的，而具有古典文献学的一些特点，不能仅仅依靠文艺学或美学的方法。可见古典文学研究确实需要有适应本学科的专门性的方法。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六十年间，古典文学研究者们很注重改变传统的方法，尝试引进一般的方法论原则或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这些新方法的使用曾在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倾向是忽略了对古典文学研究专门学科方法的探索。当我们回顾以往的研究成果，将它与现代许多学科的进展相比较时，便感到很不能令人满意了。这当然有种种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而其中研究方法的错误或落后曾给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局限性。
在近代词学研究中，王国维率先试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尤其是梁启超所总结的近代科学方法，对现代词学有着良好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用实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特别是在古典小说的考证方面。胡适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 ‘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我国传统的考据方法仅限于文字材料，研究者能搜集材料证据，却不能创造新的证据。因此，胡适主张采用自然科学的实验室的方法，因为 “自然科学的材料便不限于搜求现成的材料，还可以创造新的证据。实验的方法便是创造证据的方法”。[15]他认为培根的方法还不够科学，需要改进：
研究欧洲学术史的人知道科学方法不是专讲方法论的哲学家所发明的，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所发明的……即如世人所推为归纳理论的始祖倍根，他不过曾提倡知识的实用和事实的重要，故略带着科学的精神……近来科学家和哲学家渐渐的懂得假设和证验都是科学方法所不可少的主要分子，渐渐的明白科学方法不单归纳法，是演绎和归纳相互为用的，忽而归纳，忽而演绎，忽而又归纳；时而由个体事物到全称的通则，时而由全称的假设到个体事实，都是不可少的。[16]
胡适称这种科学方法为实验方法 （即实证方法）。1935年他在《〈醒世姻缘〉考证》里申明所取得成就就是用了实验方法。他说：“这个难题的解答，经过了几许的波折，其中有大胆的假设，有耐心的搜求证据，终于得着我们认为满意的证实。”又说：“我有了这个假设，就想设法证实他，或者否认他。不曾证实过的假设，只是一种猜测，算不得定论，证实的工作很困难。”[17]胡适的词学论文 《词的起源》《欧阳修的两次狱事》和《宋词人朱敦儒小传》等便是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的。
梁启超在评论词人时曾采用了社会批评方法。自18世纪以来，社会批评方法即是西方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模式。这种批评方法在我国的发展是有良好土壤条件的。梁启超希望以文学来改良国民的品质，必然在传统政治教化说的基础上自然地接受社会批评模式。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继而又发生严重的民族危机，人民的灾难深重。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决定了古典文学和词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必然侧重社会意义了。词学论文如 《民族词人张孝祥》《南宋爱国词人》《辛稼轩的爱国词》《爱国词人辛弃疾作品之研究》《岳武穆诗词中的精忠报国》《民族英雄陈龙川》《亡国词人李后主论》《国防词人辛弃疾论》《李清照论》等都是以社会批评而适应当时民族解放战争需要的，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价值观念。
实证方法与我国传统考据方法的 “无征不信”有相通之处，但的确是更为严密与科学了。古典文学和词学的考证应是属于史料学的范围，是理论研究所必需的基础工作。实证方法在词学研究中所取得的建设性的成果是最为显著的。词学考证论文如 《南宋词之音谱拍眼考》《柳永生卒考》《白石道人歌曲考》《后村长短句考》《两宋词人先后考》《宋词版本考》《大晟府考略》《晏同叔年谱》《姜白石系年》《吴梦窗系年》《刘后村先生年谱》《王碧山年岁考》等，解决了词学中存在的学术问题，至今仍很有参考价值。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三十年间，词学研究的成就是空前的。这段时期共有词学论文六百篇，在20世纪30年代还创办了专门的研究刊物 《词学季刊》，从而大大推动了词学的进展，培育了一代词学家。这段时期在词集和词学资料的整理、词学的理论建设和词史著述方面的成就都是最为显著的：
（一）词集和词学资料的整理方面，重要的总集和选集有：
《双照楼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吴昌绶辑，1911～1917年影印本。
《涉园续景刊宋金元明本词》，陶湘辑，1917～1923年刊本。
《彊村丛书》，朱祖谋辑，1922年刊本。
《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刘毓盘校辑，北京大学1925年排印本。
《校辑宋金元人词》，赵万里辑，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
《唐五代词》，林大椿辑，商务印书馆1933年。
《唐宋金元词钩沉》，周泳先辑，商务印书馆1937年。
《清名家词》，陈乃乾辑，开明书店1936年。
《全宋词》，唐圭璋辑，商务印书馆1940年。
《词话丛编》，唐圭璋辑，南京刊本1934年。
《词选》，胡适选，商务印书馆1927年。
《词选》，胡云翼选，中国文化服务社1936年。
《唐五代宋词选》，龙榆生选，商务印书馆1937年。
《宋词举》，陈匪石选著，正中书局1947年。
（二）词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著作有：
《宋词研究》，胡云翼著，中华书局1926年。
《词调溯源》，夏敬观著，商务印书馆1931年。
《词学》，梁启勋著，京城印书局1932年。
《词学通论》，吴梅著，商务印书馆1932年。
《词源疏证》，蔡桢著，金陵大学1930年。
《词学概论》，胡云翼著，世界书局1934年。
《词学研究法》，任二北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
《周词订律》，杨易霖著，开明书店1931年。
《二晏及其词》，宛敏灏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
（三）词史方面的重要著作有：
《词史》，刘毓盘著，群众图书发行公司1931年。
《词曲史》，王易著，神州国光社1932年。
《中国词史大纲》，胡云翼著，大陆书局1933年。
《宋词通论》，薛砺若著，开明书店1937年。
以上的编辑和著述，标志现代词学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为进一步的研究创造了非常良好的条件。这一代词学家辛勤的开发是取得了丰硕成果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的方针的指引下，词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词学》集刊主编马兴荣曾总结说：
词学研究者都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改造世界观，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方法来从事词的研究，改变过去较多的对琐节碎义的探讨，钻牛角尖的考证的情况。1955年下半年开展了李煜词评价问题的讨论，到1956年基本告一段落……1959年到1960年又开展过李清照词的讨论。这对于如何评价词人、词作，有一定的启发，对词学研究的开展有一定的助益。老词学研究者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以及刘永济、俞平伯、詹安泰、沈祖棻、程千帆、万云骏、宛敏灏、施蛰存、钱仲联、吴则虞等和不少年纪较轻的同志或参加了讨论，或先后对词的起源、发展、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词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探讨等等各抒己见，发表了专文多篇。研究古代文艺理论的同志们也发表了不少研究王国维 《人间词话》的文章，取得一定的成绩。出版的专著有任二北的 《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夏承焘的 《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邓广铭的 《辛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年谱》《辛稼轩传》，李一氓校的 《花间集》，王仲闻校注的 《李清照集校注》，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唐圭璋以数十年辛勤劳动编成的 《全宋词》得王仲闻的精审修订后以新版问世。……其他还有邓广铭的 《辛稼轩诗文钞存》、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的 《李煜词讨论集》、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语文学会编的 《李清照研究资料汇编》。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中也标点整理出版了一批词话。在工具书方面有张相编的 《诗词曲语辞汇释》……至于选注则有胡云翼的 《宋词选》、陈迩冬的《苏轼词选》、俞平伯的 《唐宋词选释》等。可以说，建国以来词学研究在观点和方法上起了根本的变化，在资料汇集整理上有了新的进展，在普及工作上也开始做了些工作，基本上改变了词学研究的旧面貌。[18]
由于文学价值观念的改变，词学家们重新评价了词体文学。一代词宗夏承焘说：
词的历史虽然过去了，但它遗留下来两万多首作品，还是一个大可发掘的宝藏。我们祖先累积了艺术劳动的业绩，为这种文学创造了八百七十余调，一千六百七十余体，这在世界各民族格律诗的形式创造上可说是空前的。那些有伟大成就的作家，他们都是面对现实，或投身于现实斗争，都是用这种文学来表达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感，或拿它作为现实斗争的武器。这是继 《诗》《骚》以来的优良传统，在整部文学史上应该有其崇高的地位。他们的精神和业绩是值得我们永远尊敬永远珍视的。[19]
著名前辈词学家龙榆生说：
现在要从宋词这个丰富遗产内吸取精华来丰富我们的创作，我觉得从周、姜一派深入研究它的思想性和时代性，这里面是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的。[20]
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末，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提出了 “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口号，文学的价值观念又有所变化。例如王季思说：“宋词是南北宋三百年间的抒情诗，今天我们读宋词，应首先辨别它们表现的哪些思想感情是健康的，有进步意义的，可以为我们接受；哪些是不健康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要加以批判。”怎样看待宋词中写男女爱情的作品，他说：“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歌词是出于八九百年前封建统治阶级文人的手笔，这些人当时在爱情上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因此在表现他们的深沉、真挚的感情的同时，却带给读者一些消沉的、暗淡的情绪。这些消沉暗淡的情绪，一方面表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这些封建时代没落文人的软弱性。”关于爱国主义的词，他说：“宋词里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当然是我们可以接受的；然而我们今天的时代，跟苏、辛的时代不同，我们今天的热爱祖国，跟保卫世界和平，保卫我们共产主义无比美好的前途密切联系在一处，它的意义是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21]夏承焘也发现：宋代作家 “他们在诗里表达积极的、面对现实的思想感情，而让消极的逃避现实的思想感情用词来写；于是词便成为消极颓废的思想感情的逋逃薮，便成为名符其实的诗之余了。”因此认为：宋词的思想内容， “上不逮唐诗，下也有愧于元曲。”[22]这些评论的时代特征都是非常明显的，某些见解也有其合理的因素，然而其总的倾向是注重文学的社会价值，而相对地偏离了文学本位。当我们回顾这段时期的词学研究时，研究方法尤应值得反思。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社会学。“科学的社会学是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名字联系着的。列宁把历史唯物主义叫做‘社会科学的别名’，认为它是各门社会科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等的基础的基础”。[23]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唯物主义也曾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基础，古典文学研究中原来的社会批评方法也必然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苏联文学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这时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热烈的反响。旧的社会批评重视文学的时代、种族、社会环境的因素，我国新的社会批评则增添了经济、阶级、社会重大问题等因素；这必然导致了向庸俗社会学方向发展。庸俗社会学认为，文学创作决定于经济关系和作家的阶级出身，作家的思想意识为其阶级存在所决定，作品的艺术形象是作家所属社会阶级特征的表现。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庸俗社会学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盘根错节，使绝大多数学者都习惯这种批评模式，以至它成为这三十年间理论批评的基本方法，尽管 “庸俗”的程度各有所不同。
1955年至1956年关于李煜词的讨论，1957年至1964年关于李清照词的讨论，虽然意见纷纭，但基本上都是从社会批评来理解这两家词的。这两家词恰恰没有反映社会重大现实，缺乏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因而在评价它们时总感到矛盾和困惑：难以认识它们的真正价值。讨论中使用阶级分析方法是较为突出的，如认为李煜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荒淫君主之一，其前期的词把那种贵族阶级的华贵、腐朽、淫逸生活毫不掩饰地勾划出来，所以不是超阶级的东西；他所抓的、掘的、表现的完全是他个人——人民的剥削者；他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腐朽与无能，他的词成为这个阶级的一面镜子。关于李清照的批评，认为她出身贵族，夫家又是贵族，宋室南渡时又追随赵构的路线逃跑，她的词只能引人们走向逃避现实斗争的颓废之路，与劳动人民没有共通之处：她的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社会意义就是较小的，它不是事变当中那种昂扬的积极的时代精神的反映，而是一种比较低沉和消极的时代情绪的反映，是一种哀鸣和挽歌似的作品。这两次讨论较充分暴露了社会批评的局限性，因为按照这种批评的要求，必将否定文学的特性和美学价值。
在只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时，古典文学中又由于两极意识的支配，认为中国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古典名著，对于现实社会的矛盾的反映，是采取不掩饰和不妥协的态度；这是现实主义所以成立的一个基本特质，这特质也为我们古典现实主义所具有。我们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有它长久的非常优秀的传统。以为文学艺术是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我国文学史上就贯串着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和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着。词学研究也受到这种两极意识的影响，因而有学者从社会价值出发，将宋词的发展分为主流与逆流，以表现爱国思想的苏轼、辛弃疾等豪放词为主流，以南宋逃避现实、偏重格律的词为逆流。这正反映了社会批评向庸俗社会学的发展，而且表明其有很深厚广阔的社会文化基础。按照社会批评方法，首先将文学作品机械地分为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互不联系的部分，进而通过对思想性的分析着重发掘作品的社会意义。在讨论李煜词时，何其芳便发现这种批评方法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但以为在事实上又可以承认。他说：
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虽说不可截然分开，两者是互为影响的，但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情况。我想可以有这样几种作品：（一）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作品，如屈原、李白、杜甫的诗歌和 《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都是；（二）思想性不高，但也不反动，而且还有一些能够引起人民共鸣的东西，但艺术性却很高，如李煜的词便是这样的作品；（三）思想不好，但也有较高的艺术性，如欧洲某些颓废派作家的作品；（四）思想性和艺术性都相当低劣的作品。不承认有这样的客观事实，是说不通的。[24]
在理论上文学作品的思想与艺术是统一不可分的，而事实上又可以分割为几种情形。这种无法克服的矛盾是我国古典文学研究者长期习惯于社会批评所感到的困惑，如果不摆脱这种模式是难以找到新的道路的。
这三十年间是社会批评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全盛时期，大大推动了理论批评的进展，也使理论批评陷入僵化和庸俗化的境地，然而理论批评受到空前的重视却是事实。相比之下，古典文学的基础研究退居到极其次要的地位，在一个冷僻的角落里仍使用着传统的方法，仅有屈指可数的稀少成果。这种称为 “传统的方法”，实际上已是实证方法。它在新的文化条件下是应该为最先进的方法所代替或加以改造的，但学术界似乎由于不重视而忘置了。1955年批评胡适文学史观点时，何其芳批判了其实用主义方法，具体批判了其 “历史的方法”[25]，并未批判其 “实验的方法”。当然也有人指出胡适的 “大胆假设”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但是由于将科学的假设误为主观臆说，因而这种批判便显得软弱无力。结果是实证方法仍在史料学和古典文学研究中继续使用。这时期著名的词学考证文章如 《张孝祥世系、里贯考辨》《柳永事迹新证》《李清照事迹考》《词人王沂孙事迹考略》《宋词上去声字与剧曲的关系及四声体考证》等都是力作。可惜这类考证比上一时期减少了许多，而方法则更为科学了。
古典文学研究应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词学为了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需要，怎样才能找到一种最能科学地、历史地、深刻地阐释词学的内部因素及其特殊规律的方法呢？新的方法将会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出现一个飞跃。这个飞跃是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的词学研究中的。
[1] 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2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3] 钱玄同：《尝试集序》，《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09页，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4] 胡适：《中古文学概论序》（1923），《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1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5] 钱玄同：《寄胡适之》（1917），《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82页，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6] 胡适：《答钱玄同》，《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86～87页，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7] 钱玄同：《答胡适之》，《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88页，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8] 康白情：《新诗底我见》（1920），《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332页，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9] 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胡适作品集》第27册第44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10] 郑振铎：《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1] 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1923），《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84～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2] 《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第169页，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3] 《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第180～181页，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4] 郑振铎：《“词”的存在问题》，《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255～2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5]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作品集》第11册第144～150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16]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作品集》第4册第155～156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年版。
[17] 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988、9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8] 马兴荣：《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词学》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 夏承焘：《唐宋词叙论》，《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55年第1期。
[20] 龙榆生：《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新建设》1957年第8期。
[21] 王季思：《从宋词里接受有益的东西》，《理论与实践》1959年第4期。
[22] 夏承焘：《“诗余”论——宋词批判举例》，《文学评论》1966年第1期。
[23] ［苏］伊利切夫：《哲学和科学的进步》第20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24] 《何其芳文集》第5卷第1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5] 《何其芳文集》第5卷第79～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