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郑文焯的词学研究

清末词坛上出现了四位著名的词人兼词学家，即郑文焯、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他们在词籍的整理与校勘、词律研究和词学理论探讨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摆脱了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以编选词集、指示学词途径而论词学的局限，从清代传统学术的观点，在更严格的意义上认真地研究词学。郑文焯的词学研究是一种良好学术研究风气的开端。

郑文焯，字俊臣，号小坡，又号叔问，别号瘦碧，晚年号大鹤山人。先世为山东高密郑氏，清初改隶汉军正白旗人，至文焯始复姓。[1]郑文焯生于清咸丰六年 （1856）。光绪元年（1875）中举，官内阁中书，不乐仕进。后游寓江苏，为巡抚幕客四十余年，又常以行医鬻画自给。卒于1918年，年六十三岁。俞樾说：“高密郑小坡孝廉精于词律，深明管弦声数之异同，上以考古燕乐之旧谱。姜白石自制曲，其字旁所记音拍，皆能以意通之。余尝戏谓君真得不传之秘于遗文者也。乃其所为词，又何其清丽婉约，而情文相生欤。如 《绕佛阁》《寿楼春》诸调，皆不易作，而诵之抑扬顿挫，沨沨移人，岂非深于律而又工于词者乎！小坡为吾故人兰坡中丞之子，顾以承平故家，贵游年少，而淡于名利。牢落不偶，喜吴中湖山风月之胜，侨居久之。日与二三名俊，云唱雪和，陶写性灵。余每入其室，左琴右书，一鹤翔舞其间，超然有人外之致，宜其词之工矣。”（《瘦碧词序》，《清名家词·樵风乐府》）郑文焯毕生致力于词，词集有 《瘦碧词》《冷红词》《比竹余音》和《苕雅》，后选辑为 《樵风乐府》。著有 《词源斠律》二卷，《梦窗词校议》二卷，《绝妙好词校录》一卷；校勘的词集有 《东坡乐府》《清真集》《白石道人歌曲》等。另著有 《律吕古义》《燕乐字谱考》《五声二变说》《词韵订律》等而遗失不传。[2]龙榆生辑有 《大鹤山人词话》一卷，附录一卷。

关于词的创作，郑文焯基本上继承了常州词派的意见，重视比兴，主张典雅，对于艺术表现尤有精深的理解。他说：

夫文者，情之华也；意者，魄之宰也。故意高则以文显之，艰深者多涩；文荣则以意贯之，涂附者多庸。前辈谓无理之理，无体之体，犹隔一尘。唐五代及两宋词人，皆文章尔雅，硕学耆英。虽理学大儒，亦工为之。可征词体固尊，非近世所鄙为淫曲簉弄者可同日而语也。自君相以逮学士大夫，畸人才流，迁客怨女，寒畯隐沦，靡不歌思泣怀，兴来情往，甚至名伎高僧，顽仙艳鬼，托寄深远，属引湛冥，其造端甚微，而极命风谣，感音一致，蔚为群雅之材，焕乎一朝之粹。

郑文焯论词的创作，除了发挥张惠言的比兴寄托说而外，更注意词律和词乐问题，因而其论词又具有新的特点。他说：

近世词家，谨于上去，便自命甚高。入声字例，发自鄙人，征诸柳、周、吴、姜四家，冥若符合。乃知词学之微，等之诗亡，元曲盛行，弥以伦靡，失其旧体。国朝诸家，尟所折衷。良以攻朴学者薄词为小道，治古文者又放为郑声。自宋迄今将千年，正声绝，古节陵，变风 《小雅》之遗，骚人比兴之旨，无复起其衰而提倡之者，宜失朱、厉雕琢为工，后进驰逐，几欲奴仆命骚矣。独皋文能张词之幽隐，所谓 “不敢以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其道日昌，其体日尊。近卅年作者辈出，罔敢乖剌，自陷下流。然求其述造渊微，洞明音旨，以契夫意内言外之精义，殆十无二三焉。此词律之难工，但勿为 “转折怪异不祥之音”，斯得之已。姑舍是，词之难工，以属事遣词，纯以清空出之，务为典博，则伤质实，多著才语，又近昌狂。至一切隐僻怪诞、禅缚穷苦、放浪通脱之言，皆不得著一字，类诗之有禁体。然屏除诸弊，又易失之空疏，动辄跼蹐。或于声调未有吟安，则拼舍好句，或于语句自知落韵，则俯就庸音，此词之所以为难工也。而律吕之几微出入，犹为别墨焉。所贵清空者，曰骨气而已。其实经史百家，悉在熔炼中，而出以高淡，故能骚雅，渊渊乎文有其质。

—— 《大鹤山人词话》附录

郑文焯对张惠言尊体的历史功绩评价很高，但发现自清代中期以来词的创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比兴寄托、声韵乐律和表现技巧三者之间的关系未能很好解决，因而词体难以体现意内言外的精义。所以他的词学研究着重探讨词的声韵乐律和表现技巧等问题。

《词源斠律》二卷[3]，是郑文焯探讨词乐的专著，对张炎《词源》上卷所辑之词乐资料来源作了考证，并对所涉及的古代乐律问题以及管色谱字等均作了详细的考核。其 《词源斠律叙》云：

《周礼》教乐，先以六诗，故弦诵者，古学子之专业。孔子删 《诗》，得乐章十七篇，诗亡而乐亦亡。汉雅乐传至左延年，惟 《鹿鸣》一篇。《诗·小雅》，《鹿鸣》居其首，燕礼工于堂上歌之，是为燕乐之所自。昉汉列于雅乐，以其为雅之遗也。至晋而 《鹿鸣》无传。梁武帝作十二雅，郊祀与燕飨合奏，人鬼杂施，而乐纪大坠。隋本龟兹，始用胡伎，郑译从意，别雅俗二部。唐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合胡部者为燕乐，而名用始分。宋元相沿，并不知燕乐之源于雅矣，顾汉世燕群臣，尚用雅而用黄门，可知当时虽缘饰雅乐，已不能歌。刘歆、京房辈，又徒执管寸之数，以求无声之乐，固未尝见诸施行。郑樵所谓乐失于汉者此也。世儒不察，动欲假治历候气之说，累黍吹葭，冥索律本；至以近世管制，参差其孔，穷推声数，不知今笛尚不能应燕乐七宫，而谓古乐可复傎矣。夫器数变古，人声在今，乐府之遗，风雅攸托。汉魏之歌谣，隋唐之长短句，南北宋之词，皆能兴于微言，以相风动，可诵可弦。其始盖出变风 《小雅》之间，而流滥于燕乐。自元曲盛行，而燕乐一变，声音之道寝衰。故燕乐亡，而议者率求之虚数虚器，太常有设而不作矣。国朝凌廷堪著 《燕乐考原》六卷，论列二十八调。《词源》一书，视近今历算家之言，有裨实用。但凌氏以燕乐出于苏祗婆琵琶，谓四弦适当宫商角羽四均，而丝度不能尽合，且于乐色亦略焉。余维诸史之志乐者，既非其人，又失载图谱，语虽详而不择不精。今 《词源》所录，于燕乐条理多所考见，足与史志相发明。间尝钩撰，以中凌说，薙其繁复，而演赞其未备，能者从之审声知音，将由燕乐而进于雅，歌词而达于声诗，咸于是编导其渊源。庶后之览者，无敢等诸方伎而自外于弦诵之士也夫。

郑文焯以为燕乐之源出自古代雅乐，而张炎的 《词源》上卷所辑录之资料表明了这种渊源关系，因此对它进行笺释。他不赞成凌廷堪关于燕乐出自苏祗婆所传西域乐调之说，力图通过对 《词源》的笺释以探明燕乐与雅乐的关系。显然郑文焯的观点是较守旧的。古代的燕乐与隋唐的燕乐在性质上有区别。张炎所辑录的燕乐资料，虽与古代雅乐纠缠不清，但他实际上是重今乐的。郑文焯对此都作了误解，但在考证《词源》上卷的资料来源方面以及乐律的考释方面，却又很有学术价值的，使我们对张炎 《词源》能有更深入的理解。如《词源》上卷辑录了古代律吕损益相生之说，郑文焯指出，此说 “本诸迁 （司马迁）《史》（《史记》），言简而赅。近世考律者以班 （固）《书》（《汉书》）《律历》同志，乃各据其算学，以意变通倍之之法，而畴人子弟既病支离，声音之道，日即荒眇，不知古乐，律以和声，汉唐之乐，皆固声变，非律之自为高下也。”（《词源斠律》卷上）近世词学家蔡桢著《词源疏证》时，便吸收了郑文焯的许多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研究词与音乐的关系。

常州词派理论家在学术方面深受经今文学派的影响，治学每有空疏的缺陷。郑文焯论词虽主常州词派之说，他本人专治词学，然而其早年却于考据学、训诂学和文字学有极为深厚的修养，曾著有 《说文引群经故》二十七卷， 《六书转注旧执》四卷。因此，他在词集校勘方面的成就最为卓著。郑文焯校勘了宋人词集多种，用功最深的是周邦彦词集和吴文英词集。他在 《片玉词跋》里对周邦彦词集的版本作了较详的考证，这在词学史上标志着关于词籍的整理与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水平。其跋语云：

宋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载 《清真词》二卷，后集一卷。所云后集，不详所谓，岂补遗邪？又载曹杓注 《清真词》二卷，别集类有 《清真集》二十四卷，注：“嘉泰中，四明楼钥为叙，太守陈杞刊之，盖其子孙居四明故也。”考美成传，卒于处州，则其家于四明可信。据 《宋史·艺文志》 《清真居士集》十一卷，与 《解题》不合，而 《乐志》未著其词集。 《解题》所称二十四卷，又注“皆他文”，其富有著作可证。又载其杂著三卷，云：“好事者取其在溧水诸所作文记诗刻而并刻之。”是又在强刻词集之外，为清真官溧水时一集。综该清真集宋刻之最先者，为淳熙庚子晋阳强叙刻之词集三卷，百八十二章，其后为清真杂著三卷，并先后刊于溧水者。次则嘉泰中四明太守陈杞刊其文集二十四卷。又单行本 《清真词》二卷，后集一卷，曹杓注 《清真词》二卷，并未详年代及刻者姓氏，见之 《直斋书录》，其为宋刊无疑。后又有元巾箱分类本 《清真集》上下，为明抄词集，近临桂王半塘抚刻本；又陈元龙刻 《片玉词》注本，此元版之二种。又明季汲古阁毛氏刻 《片玉词》二卷，补遗一卷，跋云：“合三本校订。”然 “片玉”题号，始于元人刘必钦，见之 《片玉词》陈注后叙，毛氏谓宋刻者谬甚。顾所云：“百八十有奇，强焕为叙”，又似宋淳熙中溧水所刊本，惜为毛氏所羼乱而失考耳。

—— 《大鹤山人词话》附录

这将清真词版本源流考证甚为明晰，只是郑文焯所据之 《片玉词》乃是元代翻刻宋本，因翻刻时将宋人刘肃序的纪年 “嘉定辛未”去掉了，故致误为元本并误刘肃为元人。[4]郑文焯在清真词版本考证的基础上进行了校勘工作。[5]如 《瑞龙吟》郑校云：“汲古阁本引 《花庵词选》旧注：此谓双拽头，属正平调，自 ‘前度刘郎’以下即犯大石调，系第三段，至 ‘归骑晚’以下四句再归正平调。坊刻皆于 ‘声价如故’句分段者，非。按：此明言分三段者为双拽头，今人每于三段则名之为三拽头，失之疏矣。‘坊陌’，杨升庵云：俗改 ‘曲’为 ‘陌’。按：唐人 《北里志》有 ‘泛论三曲中事’，盖即平康里旧所聚处也，当时长安诸倡谓之 ‘曲’，其选入教坊者居处则曰 ‘坊’，故云‘坊曲人家’，非泛之也。本集 《拜星月慢》云 ‘小曲幽坊月转’，可证 ‘坊曲’为美成习用。‘前度’，‘度’字疑是短拍，而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皆未和，即吴梦窗词亦不叶，或未精审耶。按：此词前拽头作三字句，固有韵，其声例可类推而知之。”又如 《荔枝香近》其二，郑校云： “此词讹脱殊甚，方、杨、陈和作并沿其误，以为又一体，非也。按：此词如耆卿、梦窗所作，三首并与清真前首相同，更无别体。即此首下阕字句亦无少异，则上阕之舛驳可知。盖宋本已然，或缘传抄之脱误，当时和之者未暇深考耳。今谛审其上阕，‘履舄初会’下原脱平声二字， ‘灯偏帘卷’， ‘偏’字殊不可解，盖本作‘遍’字，当在 ‘香泽方薰’下为韵，与前首 ‘帘底吹香雾’五字句正同。上阕末句 ‘去’字下诸本皆脱一字，唯元本有‘云’字，亟据以补之，亦与前合，如是订正，前后一揆，声律厘然，庶今古词人可以寤疑辨惑矣。”[6]这些校语都说明校词者对词律的深入研究，因而严谨考订了词字，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前人作品。

《梦窗词校议》两卷[7]应是郑文焯研究吴文英词的总结。上卷校勘了明代朱存理 《铁网珊瑚》所载吴文英手写词稿十六首，下卷详校了 《梦窗词》四卷并对吴文英事迹、词集版本、词的艺术特点作了考证和论述。郑文焯是最初发现吴文英手写词稿的意义，它的词题书写款式及行文都保存了宋人习惯，与今所传之词集相异，故很有校勘学的价值。他说：

明朱存理 《铁网珊瑚》载梦窗手写词稿十六阕，文句硕异。虽零叠不完，而出之手稿，信而有证。按卷首标“新词稿”下署 “文英皇恐百拜”，其第一阕三字 “瑞鹤仙”题曰 “癸卯岁为先生寿”，证以汲古阁本是词作 “寿方蕙岩寺簿”，是其所录词稿即写以方蕙岩者可知。然则此十六阕，又皆其一时之作，故曰 “新词”。今据以斠订诸刻之误，有足多者。

郑文焯在校 《梦窗词》时提出了校词的原则，受到词学界的重视。他说：

大氐校勘之例，莫善于存旧文，广异证；而究其旨要则在阙疑必资于多闻，思误务求夫一适。何也？征据不广，斯蔽于浅暗；几无一义之晰，奚贵闻疑以载疑；审择不详，斯狃于依违，转成三写之讹，何止一误而再误。校词虽有别于群书，而音谱字律之间，堙替已久，文隐而理幽，有非穷讨旁通，不能泠然解者。

《梦窗词》的校勘工作极为困难，郑文焯对此深有体会。他说：

词意固宜清空，而举典尤忌冷僻。梦窗词高隽处，固足矫一时放浪通脱之弊，而晦涩终不免焉。至其隶事虽亦渊雅可观，然锻炼之工骤难索解，浅人或以意改窜，转不能通。此近世刻本讹变之甚于诸家，当时流传所为不广也。兹略举一二以证之。如 《扫花游》换头 “天梦”句，用秦穆上天事。《塞垣春》起句 “漏瑟”用温飞卿诗。《声声慢·宏庵宴席》一阕起句 “寒筲惊坠”用陆天随 “黄精满绿筲”句意； “筲”，竹器也，今本误作 “箫”则不可解，唯明抄本作 “筲”可证。《木兰花慢·寿秋壑》“双节葆仍红”句，用 《汉·礼仪志》赤葆故事，今讹 “葆”作“枣”。《宴清都·送马林屋赴南宫》上阕末句 “唯潮”，用《中吴纪闻》夷亭潮泛引谚 “潮过夷亭出状元”，按 《夷吴志》亦作 “唯”，《图经》只作 “唯”。梦窗正用此吴谚以颂马南宫之捷。马号林屋，盖洞庭山人。今毛本则讹作“淮潮”，失考并失作意已。此类当不止此，诚务博之过，亦字意用晦之所致也。

关于 《梦窗词》的校勘，郑文焯与朱祖谋经常书札往来讨论，对朱氏校 《梦窗词》很有启发。[8]郑文焯校 《梦窗词》及关于入声说并非没有疏漏或失误之处[9]，但其成就和影响都是重大的，开启了校勘词籍的谨严而良好的学风。冒广生说：“本朝词家虽多，若能研究音律，深明管弦声数之异同，上以考古燕乐之谱者，凌次仲外，此为仅见。”（《三小吾亭词话》卷二）这个评论是恰当的。由郑文焯的词学研究，使近代词学在近代文化的背景下接受了清代考据学、文字学和训诂学的方法，词学的考证与词籍的校勘都更具有严格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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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第2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戴正诚编有 《郑叔问先生年谱》，1941年刊。

[2]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第129～13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3] 《词源斠律》收入 《大鹤山房全书》，苏州交通图书馆1920年刊印。

[4] 参见吴则虞：《清真词版本考辨》，《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1期。

[5] 郑文焯 《清真词》校语，为蒋哲伦整理的 《周邦彦集》采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 以上校语均见蒋哲伦校编 《周邦彦集》。

[7] 《梦窗词校议》收入 《四明丛书》第一集。

[8] 参见谢桃坊：《梦窗词版本与校勘述略》，《四川图书馆学报》1983年第3期。

[9] 参见任铭善：《郑大鹤校梦窗词手稿笺记》，《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