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谭献与冯煦的词评
晚清词坛上出现了两位较有影响的词评家——谭献和冯煦。近世词学家徐珂说: “效常州派者,光绪朝有丹徒庄棫,仁和谭献,金坛冯煦诸家。”(《近词丛话》)这三家词人都是学常州词派的,其中谭献和冯煦不仅是词人,而且是常州词派理论的继承者,以词评著称。谭献长于作品的鉴赏,冯煦长于对词家的评论。
谭献,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人。清道光十二年 (1832)生。同治六年 (1867)举人,署秀水县教谕,历任歙县、全椒、合肥知县。退隐后潜心著述,著有 《复堂类集》二十一卷, 《复堂文续》五卷,其中有 《复堂词》二卷。光绪二十七年 (1901)卒。陈廷焯评 《复堂词》云:“复堂词品骨甚高,源委悉达,胸中眼中,下笔匪独不屑为陈、朱,侭有不甘为梦窗、玉田处。所传虽不多,自是高境。”(《白雨斋词话》卷五)谭献工骈体文,学术思想属于经今文学派,深受龚自珍和魏源思想影响,治经主 《公羊》,不长于考据之学。他于词学用工较深,选录清人词为 《箧中词》六卷,续三卷,评点周济 《词辩》,又选有 《复堂词录》十卷。其弟子徐珂将师之论词诸说凡见于文集,日记及 《箧中词》和评 《词辩》者辑为 《复堂词话》。
在词学思想上,谭献完全继承了常州词派的理论。他说:“予欲撰 《箧中词》以衍张茗柯、周介存之学。”他对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和张琦兄弟甚为推崇,以为词体之尊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他说:
翰风与哲兄同撰 《宛邻词选》(即 《词选》),虽町畦未辟,而奥窔始开。其所自为,大雅遒逸,振北宋名家之绪。其子仲远序 《同声集》有云:“嘉庆以来,名家均从此出。”信非虚语。周止斋益穷正变,潘四农又持异说。要之倚声之学,由二张而始尊耳。
他对于周济的评价尤高:
《茗柯词选》出,倚声之学,日趋正鹄。张氏甥董晋卿,造微踵美。止庵切磋于晋卿,而持论益精。其言曰:“慎重而后出之,驰骤而变化之,胸襟酝酿,乃有所寄。”又曰:“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申触类,意感偶生,假类必达,斯入矣。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赤子随母啼笑,野人缘剧喜怒,能出矣。”以予所见,周氏撰定 《词辩》《宋四家词筏》(即 《宋四家词选》)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此道遂与于著作之林,与诗赋文笔,同其正变。
我们知道,张惠言与周济在具体论词意见方面是有差别的。谭献虽然继承了这两家的词学思想,但他更倾向于张氏的论词主张,所以在其 《词辩跋》中说:“予固心知周氏之意,而持论小异。大抵周氏所谓变,亦予所谓正也,而折衷柔厚则同。”这明言他不完全赞同周济的意见,尤其 “正变”观念完全与周氏相反。谭献编集的 《复堂词录》成于光绪八年 (1882),未刊行。在 《复堂词录序》里,他重申了张惠言的论词意见:
词为诗余,非徒诗之余,而乐府之余也。律吕废坠,则声音衰息。声音衰息,则风俗迁改。乐经亡而六艺不完,乐府之官废,而四始六义之遗,荡焉泯焉。夫音有抗坠,故句有长短。声有仰扬,故韵有缓促。生今日而求乐之似,不得不有取于词矣。唐人乐府,多采五七言绝句。自李太白创词调,比至宋初,慢词尚少。至大晟之署,《应天长》《瑞鹤仙》之属,上荐郊廊,拓大厥宇,正变日备。愚谓词不必无颂,而大旨近雅。于雅不能大,然亦非小,殆雅之变者欤?其感人也尤捷,无有远近幽深,风之使来。是故比兴之义,升降之故,视诗较著,夫亦在于为之者矣。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洁行劳,而后洋洋乎会于风雅。雕琢曼辞,荡而不反,文焉而不物者,过矣靡矣,又岂词之本然也哉!
这纯从儒家诗乐论来说明词体性质,尤其强调传统的 “正变”观念,以 “风雅”为正,以为凡是有乖 “风雅”的词都是违反词的体性的。谭献与张惠言一样,从经今文学家的观点为尊体而完全歪曲了词体性质。
谭献从常州词派的观点,对浙西词派作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他以为浙西词派学南宋词仅得其短处。他说:“南宋词敝,琐屑饾饤。朱、厉二家,学之者流为寒乞。”关于浙西词派提倡学习姜夔和张炎,他指出这正是其局限:“杭州填词,为姜、张所缚。偶谈五代北宋,辄以空套抹煞。”谭献同张惠言一样主张学五代、北宋词。他批评清初普遍模拟 《乐府补题》的风气说:“《乐府补题》别有怀抱。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辞其过。浙派为人诟病,由其以姜、张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涩,玉田之润。”相比之下,谭献是很赞成常州词派的。他虽然曾指出常州词派可能 “流为学究”,“不善学之,入于平钝廓落,当求其用意深隽处”;为此,他对比兴寄托说作了重新的理解。
张惠言专主以比兴寄托论词,这在理论上陷于困境,对许多作品无法圆满地解释。谭献发现张氏 “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的理论颇不完善。他以为词之 “为体,固不必与庄语也,而后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将任何小词都看得有深刻的政治寓意,似乎终究缺乏依据。谭献为解脱这种理论上的困惑,特别从接受者的角度说:“作者之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张惠言评苏轼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全用政治寓意来解释,以为与 《诗经·魏风·考槃》极相似。谭献说:“皋文 《词选》以 《考槃》为比,其言非 《河汉》也。此亦鄙人所谓 ‘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这即是认为,作者作词时不一定有寄托,但是读者在接受时是可以去探索其深刻的寓意的。由此去评论作品便必然是随意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谭献对比兴寄托的解释,必然与周济的解释汇合一致。他说:“以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千古辞章之能事尽,岂独填词为然。”他以冯延巳《蝶恋花》四阕为例说:“金碧山水,一片空濛,此正周氏所谓‘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也。”这是一种浑然的境界,作者可能有寄托融入词中,而却无寄托的痕迹,扑朔迷离,浑然天成。于是便很难断定某些词有寄托或无寄托了,这样便使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可以适应任何词家词作的情况。谭献又巧妙地对常州词派的理论作了一次修正。
谭献对 《词辩》所选录的作品作了较细致的批评,有许多评语能指示作词途径,贯彻了其论词主张。如以为冯延巳 《蝶恋花》的 “‘行云’、‘百草’、‘千花’、‘香车’、‘双燕’,必有所托”,以为晏殊的 《踏莎行》(“小径红稀”)是 “刺词”。他评周邦彦 《浪淘沙慢》云: “所谓以无厚入有间, ‘断’字、‘残’字,皆不轻下。本是人去不与春期,翻说是无聊之思。”评张炎 《甘州·饯沈秋江》云:“一气旋折,作壮词须识此法。白石嘤求稼轩,脱胎耆卿,此中消息,愿与知音人参之。”评唐珏 《水龙吟·白莲》云:“汐社诸篇,当以江淹杂诗法读之。更上则郭璞 《游仙》、元亮 《读山海经》,字字昳丽,字字玲珑。学者取月,于此梯云。”评辛弃疾 《念奴娇·书东流村壁》云:“大踏步出来,与眉山同工异曲。然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则弓刀游侠。”这些评语,表现了评论者深厚的艺术感受,对我们理解前人作品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冯煦,字梦华,号蒿庵,晚号蒿隐,江苏金坛人。生于道光二十三年 (1843)。光绪十二年 (1886)进士,授编修,官至安徽巡抚。罢官后卜居宝应,晚年寓居上海。1927年卒。冯煦治学,不为门户之见,认为治经与治事并重,通贯经事,体用合一。他更倾向于主张致用,反对空谈性理之学,也反对支离琐碎的考据之学。著有 《蒿庵类稿》三十二卷,续稿三卷;有 《蒿庵词》两卷。谭献说:“阅丹徒冯煦梦华 《蒙香室词》,趋向在清真、梦窗,门径甚正,心思甚邃,得涩意惟由涩笔。时有累句,能入而不能出。此病当救以虚浑。”(《复堂词话》)冯煦的词,确实不如其词评。他曾依据毛晋所刻 《宋六十名家词》(实为六十一家)选录词十二卷为 《宋六十一家词选》,成于光绪十三年 (1887),是当时甚为流行的词选本,其 《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云:
予年十五从宝应乔笙巢先生游。先生嗜倚声,日手毛氏 《宋六十一家词》一编,顾谓予曰: “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是刻实其渊丛。小子识之。”予时弱不知词,然知尊先生之言而是刻之可宝也。十七八,少少学为词。先生以前卒,无可是正。友学南朔求是刻亦竟不得。己酉有徐州之役,道宿迁过王氏池东书库,则是刻在焉。服先生之教,怀之几三十年,始获一见,惊喜若狂。因从果亭假得之。长夏无俚,初得卒业。诸家所诣,其短长高下,周疏不尽同,而皆嶷然有以自见。先生所云,大且深者,亦比比而在。读之凡三月,未尝去户。且念赭寇之乱,是刻或为煨烬。以予得之之难,而海内传本不数数觏也。乃别其尤者写为一编,复邮成子漱泉审正之,再写而后定,遂寿之木,以质同好。刊伪纠阙,一漱泉力也。嗟乎,往予与先仲兄事先生于吾园,先生爱余甚,尝赋七绝句,书扇畀予。首章云: “自昔闻名大小冯,而今鹊起又江东。世家科第寻常事,难得清才凤哕桐。”其六章今不复记忆矣。酒酣耳热,执卷乌乌,为予眎原流正变甚悉。既缀讲,则与兄各述所闻相上下。而宿草一萎,坠简再逸。先仲兄之殁,忽忽且十年矣。是刻竟既,悼先生不复作,又重予人琴之戚戚也。[1]
词选 “前冠例言,只最后八条,义属发凡,为选录校雠之事,余皆评骘各家,而论其长短高下周疏之实,盖不啻为六十一家之提要与六十一家之评论”。[2]今所传之 《蒿庵论词》即是移录《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而成。成肇麐的 《蒿庵词序》云:
肇麐读书北村,偶有所作,录稿就正。时君方共亡友毛子次米更倡叠和。因为肇麐辩析唐五代两宋之流别,风尚之出入,期惟正轨是循。举从来粗犷、纤秾与体之若俳、若诡,苟焉取悦一世之耳目者,屏绝刬除,相引为严戒。词在艺事,虽微之微者,而源流正变之故,要非漫无所持择也。[3]
从转述的冯煦的论词原则,可见他很重视词的源流正变。他在词评中发挥了常州词派的理论,对刘熙载的词品说有所责难,能表示自己独立的见解。
冯煦论词基本上吸收了周济的意见。周济以周邦彦词为最高境界;冯煦也持同样的见解,他说:
陈子龙曰:“以沈挚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之,如在耳目之前,久诵之而得隽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儇利之词,而制之必工炼,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词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明珠翠羽,犹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妩媚,虽以惊露取妍,实贵含蓄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余,则命篇难也。”张氏纲孙曰:“结构天成,而中有艳语、隽语、奇语、豪语、苦语、痴语、没要紧语,如巧匠运斤,毫无痕迹。”毛氏先舒曰:“北宋词之盛也,其妙处不在豪快而在高健,不在艳冶而在幽咽。豪快可以气取,艳冶可以言工,高健幽咽则关乎神理骨性,难可强也。”又曰: “言欲层深,语欲浑成。”诸家所论,未尝专属一人,而求之两宋,惟片玉、梅溪足以备之。周之胜史,则又在 “浑”之一字。词至于浑,而无可复进矣。
前人所评述的词体特点,冯煦以为都体现在周邦彦词里,达到了浑成的高境。这都是发挥了周济的意见。在论周紫芝词时,冯煦说:“不知北宋大家,每从空际盘旋,故无椎凿之迹。至竹坡 (周紫芝)、无住 (陈与义)诸君子出,渐于字句间,凝炼求工,而昔贤疏岩之致微矣。此亦南北宋之关键也。”这对北宋词的推崇,表明了冯煦所持的常州词派的观点。他对于刘熙载的词品说是不赞成的,指出了其缺陷。他在论史达祖词时说:“词为文章末技,固不以人品分升降。然如毛滂之附蔡京,史达祖之依侂胄,王安中之反复,曾觌之邪佞,所造虽深,识者薄之。梅溪生平,不载史传,据其 《满江红·咏怀》所云 ‘怜牛后,怀鸡肋’,又云 ‘一钱不值贫相逼’,则韩氏省吏之说,或不诬与?”冯煦以为小词是可以与人品分离的,他所列举的复杂现象都是词品说难以解释的。刘熙载关于辛派词人的评价,显然对冯煦是有影响的,所以他能超越常州词派的成见,对辛派词人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如论陈亮词云:
龙川痛心北虏,亦屡见于辞,如 《水调歌头》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今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念奴娇》云:“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贺新郎》云: “举目江河休感涕,念有君如此何愁虏。”又:“涕出女吴成倒转,问鲁为齐弱何年月。”忠愤之气,随笔涌出,并足唤醒当时聋聩,正不必论词之工拙也。
又如论刘克庄词云:
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如 《玉楼春》云:“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忆秦娥》云:“宣和宫殿,冷烟衰草。”伤时怨乱,可以怨矣。又其宅心忠厚,亦往往于词得之。《满江红·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云: “帐下健儿休尽锐,草间赤子俱求活。”《贺新郎·寿张使君》云:“不要汉廷夸击断,要史家编入循良传。”《念奴娇·与方德润》云:“须信谄语尤甘,忠言最苦,橄榄何如蜜。”胸次如此,岂剪红刻翠者比耶!升庵称其壮语,子晋称其雄力。殆犹之皮相也。
这些评论的丰富性都已大大超过了刘熙载。
清代关于姜夔和吴文英是有较大争议的,冯煦对他们能够从文学本位出发给予较为公正的评价。他论姜夔词说:
白石为南渡一人,千秋论定,无俟扬榷。《乐府指迷》独称其 《暗香》《疏影》《扬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慢》《淡黄柳》等曲。《词品》则以咏蟋蟀 《齐天乐》一阕为最胜。其实石帚所作,超脱蹊径,天籁人力,两臻绝顶,笔之所至,神韵俱到。非如乐笑、二窗辈,可以奇对警句,相与标目,又何事于诸调中强分轩轾也。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彼读姜词者必欲求下手处,则先自俗处能雅,滑处能涩始。
关于吴文英词,常州词派中只有周济对它是很肯定的。刘熙载历论两宋词人而独不及吴文英,显然不会有好评。冯煦发挥了周济的意见认为:
梦窗之词,丽而则,幽邃而绵密,脉络井井,而卒焉不能得其端倪。尹惟晓比之清真。沈伯时亦谓深得清真之妙,而又病其晦。张叔夏则譬诸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盖山中白云专主清空,与梦窗家数相反,故于诸作中,独赏其 《唐多令》之疏快。实则 “何处合成愁”一阕,尚非君特本色。《提要》(《四库全书总目》)云:“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工则过之,词家之有文英,如诸诗家之有李商隐。”予则谓商隐学老杜,亦如文英之学清真也。
从冯煦对这两家词的评论,可见他虽属常州词派,却又能摆脱某些门户之见,在认真研读作品的基础上,较为客观地对词家作出评价。他对所论评的词人的全部作品是很熟悉的,注意关于这位词人评价的各种不同意见。他通过对作品的分析,从宏观的角度来认识词家创作的得失,进而比较诸家的评论意见,然后按其源流正变的观念对词家作出恰当的评价。陈廷焯很看重冯煦在词学史上的意义,他说:
千古词宗,温、韦发其源,周、秦充其绪,白石、碧山各出机杼,以开来学。嗣是六百余年,鲜有知者。得茗柯一发其旨,而斯诣不灭。特其识解难超,尚未尽穷底蕴。然则复古之功兴于茗柯,必也成于蒿庵乎!
—— 《白雨斋词话》卷五
冯煦的词评有事实上的依据和理论上的推究,而尤有词史的观念,因而甚为现代词学家们所重视。至今看来,冯煦词评的个别论点都仍是中肯而深刻的。
[1] 冯煦:《蒿庵类稿》第一六。收入台湾海文出版社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2] 陈锐 《声执》卷下。
[3] 《蒿庵词序》《清名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