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刘熙载的词品说
在周济 《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刊出之后四十年，出现了刘熙载的 《艺概》（1873），其卷四为 《词曲概》。刘熙载的词论是在新的文化条件下力图纠正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理论的缺陷与失误，提出了新的论词标准——词品说。清末词家沈曾植说：
止庵 （周济）而后，论词精当，莫若融斋 （刘熙载）。涉览既多，会心特远，非情深意超者，固不能契其渊旨。而得宋人词心处，融斋较止庵真际尤多。
—— 《菌阁琐谈》
刘熙载的词论的确是独具会心的，因而很有特色。
刘熙载，字伯简，号融斋，晚年又号寤崖子。江苏兴化县人。生于清嘉庆十八年 （1813）。道光二十四年 （1844）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 （1853）他四十一岁，奉命值上书房，为皇室家塾教师；同治三年 （1864）为国子监司业，旋被命为广东学政。同治五年 （1866），刘熙载五十四岁，忽然托病辞去学政职务，离开官场；次年应上海龙门书院之邀为主讲。讲学十四年，《艺概》即完成于此时。光绪七年 （1881）于故乡兴化逝世。刘熙载以治经学为主，但不分汉学与宋学的畛域，也不喜考据之学；同时精通子史、天文和算法，旁涉道学与佛学；对于诗、赋、词、曲、书法，尤有精深而独特的见解。他除 《艺概》之外著有 《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持志塾言》《昨非集》等，汇刻为 《古桐书屋六种》和《古桐书屋续刻三种》。《昨非集》里存词三十首，他在 《词自序》里说：“余词不工，却间有自道语。”这确是实情。刘熙载性情耿介孤僻，不喜与文坛名流交往，注意个人品格修养，以躬行为重，以持志为先。因此他论词没有宗派的偏见，尤其强调词品与人品的关系，对词家的评论是较为公允的，体现了一位文艺理论批评家的卓识。
儒家的文艺观是刘熙载词学的理论基础。汉儒的 《诗大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刘熙载认为词体也具有 《诗经》的六义。他说：“词导源于古诗，故亦兼具六义。六义之取，各有所当，不得以一时一境尽之。”自来儒者论诗都说 “郑、卫之乐皆为淫声”，而 “郑声之淫，有甚于卫”，所以孔子表示要坚决地“去郑声”。儒者们论诗因此很重视雅郑之辨。刘熙载也将这一观念引入词论，认为： “乐中正为雅，多哇为郑。词乐章也，雅郑不辨，更何论焉。”词的创作与批评怎样去辨别雅郑呢？刘熙载知道词体有自己的特点，它长于抒情， “词尚风流儒雅”。“风流儒雅”是要符合诗教的，若 “以尘言为儒雅，以绮语为风流，此风流儒雅所以亡也。”可见稍微不慎便可能流为郑声。词体既然长于抒情，刘熙载要求词家先要辨别情与欲之分，他说：“词家先要辨得 ‘情’字。《诗序》言 ‘发乎情’，《文赋》言 ‘诗缘情’，所贵于情者，为得其正也。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皆世间极有情之人。流俗误以欲为情。欲长情消，患在世道。倚声一事，其小焉者也。”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主张 “词以雅为尚”，深知 “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以为词体 “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刘熙载主张的雅正与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词若能雅正，则其社会作用也同古代诗歌一样了。刘熙载列举了南宋初年张元幹的 《贺新郎》和张孝祥的 《六州歌头》为例，说明 “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诗经》是儒家古代经典，刘熙载以为词的特点与功能都是与古代 《诗经》一致的。因此他虽未明确地提出尊崇词体，而实际上是将词体上升到了很高的地位。但他在具体论词时又与张惠言等人有很大的区别。他的批评标准是 “词品”说。
在词学史上，刘熙载第一个将作者的品格与创作相联起来进行文学评价。这显然是受了古代儒家 “知人论世”方法和钟嵘诗分三品的影响，但刘熙载的 “词品”又有其新的理论特色。他要求作家的作品能够完全体现作家的思想品格。在 《诗概》里他以韩愈评价卢仝和孟郊为例说：“昌黎自言其行己不敢有愧于道，余谓其取友亦然。观其 《寄卢仝》云：‘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荐孟郊》云：‘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以卢、孟之诗名，而韩所盛推乃在人品，真千古论诗之极则也哉！”可见这不是在论作品本身，而是通过作品来论人品。刘熙载以为这是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了，因此决定作品的价值是依据所表现的人品。他又在 《诗概》里明确地说：“诗品出于人品。人格悃款朴忠者为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无讥焉。”他论词同样以为词品出于人品，评论词家首先是看他在作品里表现人的人品如何，于是提出：“论词莫先于品。”他要求人品与词品同一，人品与创作应共同提高。他说：“词进而人亦进，其词可为也。词进而人退，其词不可为也。词家彀到名教之中，自有乐地，儒雅之内，自有风流。斯不患其人之退也夫。”这将人品视为决定文学价值的重要因素。按照人品与词品的关系，刘熙载将词品分为三等并借用陈亮 《三部乐》的词句以说明：
“没些儿媻珊勃窣，也不是峥嵘突兀，管做彻元分人物。”此陈同甫 《三部乐》词也。今欲借其语以判词品，以元分人物为最上，峥嵘突兀犹不失为奇杰，媻珊勃窣则沦为侧媚矣。[1]
关于这三品的划分，刘熙载试图以形象的文学语言来说明，结果仍是含混的，仅以人的道德品格的高下而定词品。他之词品三等的观念是存在的，我们从其对词家的评论可以理解为：人品与作品都很好的则词品为上等；人品与作品基本上统一，并不十分特出的则词品为中等；人品与作品相矛盾，人品较好而作品很差，或作品很好而人品很差，出现偏胜的情况，词品为下等。词品是纯从作品的思想内容而定的，所谓 “论词莫先于品”，即是评词时应以思想内容为第一位。刘熙载当然也注意到作品的艺术性，但以它为第二位。他的艺术性标准，体现了其审美兴趣。
刘熙载是主张以清新自然为美的。他很赞同张炎论词和李白诗句所表现的审美趣味：“玉田论词曰：‘莲子熟时花自落。’余更益以太白诗二句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据陆辅之 《词旨》所记，张炎在西湖赏荷花，指花以示韩铸学词之意说：“莲子结成花自落。”这暗示自然之妙。刘熙载以为词仅仅达到自然的境界尚是不足的，还须与清新的美感相结合，所以特别引述了李白的诗句。词要作到 “天然去雕饰”，刘熙载以为就是表现一种生香真色。他说：“词之为物，色香味宜无所不具。以色论之，有借色，有真色，借色每为俗情所艳。不知必先将借色洗尽，而后真色见也。”关于清新，他说：“词要清新，切忌拾古人牙慧。盖在古人为清新者，袭之即腐烂也。拾得珠玉化为灰尘，岂不重可鄙笑。”能去雕饰，出新意，就易做到自然清新。这点正是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所忽略的。关于浙西词派之主张清空，常州词派之讲求比兴寄托，刘熙载并不一概反对，而是见到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词当清空妥溜，昔人已言之矣。惟须妥溜中有奇创，清空中有沉厚，才见本领。”又说：“黄鲁直跋东坡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阕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余按词之大要，不外厚而清。厚，包诸所有；清，空诸所有也。”因此仅提倡清空，则易流于空滑，所以应是清空与沉厚相结合。关于词的比兴寄托，刘熙载只主张寄托意兴。这意兴不是片面的政治意义，而是词的思想意义，即作品的内在含蕴。他说： “词莫深于兴，则觉事异而情同，事浅而情深。故没要紧语，正是极要紧语；乱道语，正是极不乱道语。固知 ‘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原是戏言。”又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这是对张惠言比兴寄托说的又一次修正。从刘熙载关于清空与寄托的认识，可见他在理论上趋于成熟，超越了浙西与常州词派。这是因为他没有宗派的门户偏见，在认识上较为自由而少局限。
评论词家时，以词品为第一位，以艺术性为第二位，二者结合：这是刘熙载论词的标准。持此标准，他历评了唐、五代、两宋、金、元的著名词家。关于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所特别推崇的词家，刘熙载都表示了自己持平的见解。浙西词派曾将姜夔与张炎推崇到非常不适当的地位，常州词派又过分地给予贬抑，而刘熙载对这两家词是基本肯定的，将它们视为中品。他评姜夔说：“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词家称白石曰白石老仙，或问毕竟与何仙相似，曰藐姑冰雪，盖为近之。”他评张炎说：“张玉田词清远蕴藉，怆怆缠绵，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即 《探芳信》之次韵草窗，《琐窗寒》之悼碧山，《西子妆》之效梦窗可见。”温庭筠、韦庄与冯延巳是常州词派张惠言等推崇的词家，刘熙载却持词品说以为：“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韦端己、冯正中诸家词，留连光景，惆怅自怜，盖亦易飘飏于风雨者。若论其吐属之美，又何加焉。”指出了他们的词品不高。常州词派理论家周济以为周邦彦词是集大成者，达到了宋词的最高境界，刘熙载持词品说云：“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一个 ‘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又说：“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这也认为周词的词品是不高的。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熙载按其词品说给予了苏轼、辛弃疾等词人以最高的评价，在近代词史上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明代张分词为婉约与豪放二体，以婉约为正体，苏、辛等的豪放词被认为是变体。清代无论是浙西词派或常州词派都是以婉约词为正宗的。周济虽然以辛弃疾为宋四家词之一，但其 “退苏进辛”的意见仍是偏颇的，而且他对辛派词人并不留意。刘熙载却全面地肯定了豪放词在词史上的地位。他持词品说给了苏、辛最高的评价。他将宋代词家与唐代诗人作了一个比较：“词品喻诸诗，东坡、稼轩，李、杜也。耆卿，香山也。梦窗，义山也。白石、玉田，大历十子也。其有似韦苏州者，张子野当之。”这是以苏、辛词为词品上等了，如李白、杜甫在唐诗中的地位一样。刘熙载的理由是：“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荦，悉出于温柔敦厚。”意谓这两位词人的人品是很好的，如 “元分人物”，他们词的艺术成就也远非其他词家所及，他们的词旨很符合儒家诗教，因此应是词中的上品。他分析苏词的艺术风格说：“东坡 《定风波》云 ‘尚余孤瘦雪霜姿’，《荷花媚》云 ‘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又说：“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谙此。”以为苏轼 《水调歌头》“尤觉空灵蕴藉”。这是高尚人品的具体体现。刘熙载认为辛词是 “豪杰之词”，他对辛弃疾的人品也很推许。他说：“辛稼轩风节建竖，卓绝一时，惜每有成功，辄为议者所沮。观其 《踏莎行·和赵兴国》有云：‘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其志与遭，概可知矣。《宋史》本传称其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又称谢校勘过其墓旁，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然而长短句之作，固莫非假之鸣者哉！”既然如此，刘熙载反对视苏、辛为 “变体”或 “别调”。唐代李白作的 《忆秦娥》与 《菩萨蛮》，其真伪莫定，长期以来词学家们以他为 “百代词曲之祖”。刘熙载为了肯定豪放词的历史地位，以李白为苏词之渊源。他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太白 《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他试图从词史来说明自张以来关于 “正体”与 “变调”的观念是颠倒了的，因而极力欲恢复词史的本来面目。这种看法是有非常明显的反传统意义的。他继而批评清代词坛的浅薄习气说：“或以粗犷托苏辛，固宜有视苏辛为别调者哉。”南宋末年文天祥的词也是悲壮激烈的，词学家以为它是 “变声”，刘熙载辩驳说：“文文山词有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不知者以为变声，其实乃变之正也。故词当合其人之境地以观之。”他的 “正变”观念与传统的看法完全相反，其中有其合理的因素。
关于对辛派词人的评价，刘熙载也反对清代以来许多词学家的意见。他从词品说出发，大致以为辛派词人的人品很好，其中有的词人的作品艺术性稍差。他评陈亮词云：“陈同甫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同甫 《贺新郎·寄幼安见怀韵》云： ‘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琴绝。’其 《酬幼安再用韵见寄》云： ‘斩新换出旌麾别。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这话欛只成痴绝。’《怀幼安用前韵》云：‘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楼斗绝。’观此则两公之气谊怀抱，俱可知矣。”他评陆游词说：“陆放翁词，安雅清赡，其尤佳者在苏、秦之间。然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是以人得测其所至。”他评刘过词说：“刘改之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沉着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他评刘克庄词说：“刘后村词，旨正而语有致。真西山 《文章正宗》诗歌一门，属后村编类，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知必心重其人也。后村 《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云：‘粗识 《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又云：‘我有平生 《离鸾操》，颇哀而不愠、微而婉。’意殆自寓其词品耶！”这些都是持平之论，为以后的现代词学家们所吸收和发挥。
刘熙载的词品说是有缺陷的。论词以思想内容所体现的人品为第一位，必然导致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离开文学本位，尤其是将思想与艺术性分离了，易于走向另一极端。我们对具体人物的人品的认识是有很大局限性或带着历史偏见的，而且评价人品的标准也是随着时代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的，很难有一个抽象的人品。历史上往往存在很复杂的现象，如某历史人物前期和后期的人品即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朱敦儒后期便与秦桧有政治联系，陆游和辛弃疾的后期便与韩侂胄有交往，实际上很少有人品纯正的人物。至于人品与作品的关系，其情形就更复杂了。例如宋人普遍在词里表现个人的私情，其中涉及许多浪漫的艳情，若以词品说来解释必然遇到困难。还有，一些无名氏的作品和作者生平不甚详的作品，我们无法考知其人品，也就很难确定其词品了。作品是相对独立的，虽然作家个人的品格与作品有某些联系，但却绝不相等。文学作品是有自己客观意义的，有时还可能与主体意图发生矛盾。因此我们评价文学作品应主要根据它本身所提供的东西。词品说在评价作家作品时，很容易使批评者偏离文学本位而误入歧途。但是刘熙载的词品说在词学史上仍有其巨大的影响。以往的词学家大都无视作品的社会意义，很注重艺术鉴赏，缺乏明确的价值观念。某些注重作品社会意义的词学家又总是引入儒家政治教化说，误解词体的特性。刘熙载的词品说比以往的词学家更深刻地把握了词体文学的社会本质，因而其批评很有理性的深度。尤其是他未将词品作为唯一标准，只是作为第一位的标准，还结合作家的具体境遇和作品的艺术成就以作综合的考察。这使其在具体的词学批评中没有重蹈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困境，保持了其理论的一致性。因为刘熙载以词品论词，才第一次很深刻地阐述了豪放词的社会意义，批评了传统的 “正变”观念，给予了豪放词在词史上的应有评价。由此，我们应充分肯定词品说的理论意义和它在词学史上的进步意义。刘熙载不愧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从其词品说也能见到其文艺批评所达到的新的理论高度。
[1] 关于陈亮 《三部乐》词句的释义，参见姜书阁 《陈亮龙川词笺注》第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詹安泰：《宋词散论》第10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