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周济与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
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的词论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缺陷，经过周济的修正和发展，常州词派的理论才得以发扬光大。如后来常州词派的谭献说：
填词至嘉庆，俳谐之病已净，即蔓衍阐缓，貌似南宋之习，明者亦渐知其非。常州派兴，虽不无皮傅，而比兴渐盛。故以浙派洗明代淫曼之陋，而流为江湖；以常派挽朱 （彝尊）、厉 （鹗）、吴 （锡麒）、郭 （麐），佻染饾饤之失，而流为学究。近时颇有人讲南唐、北宋，清真、梦窗、中仙之绪既昌，玉田、石帚渐为已陈之刍狗。周介存有 “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之论，然后体益尊，学益大。
—— 《复堂词话》
近世词学家陈匪石也说：“自周氏书出，而张氏之学益显。百余年词径之开辟，可谓周氏导之。”（《声执》卷下）周济虽属常州词派，但却敏锐地见到，常州词派在克服浙西词派的弊病之后所产生的新的偏向，于是对词学理论作了更深入系统的探讨。
周济，字保绪，一字介存，晚年号止庵。江苏常州宜兴县南荆溪人。生于乾隆四十六年 （1781）。嘉庆十一年 （1806）进士，铨叙知县，改就淮安府学教授，岁余即以病移去。周济自负经世之才，练习骑射，喜言兵家，广泛结交江淮豪士，为人豪放无度。淮南诸商曾集资数万金，托周济往淮北办盐，而他则用以买妓养士，酣醉歌舞，用尽资财。他四十七岁时再专注于学业，著有 《味隽斋史义》二卷， 《介存斋文稿》二卷，词二卷，诗六卷，《晋略》六十卷。词学著述有 《介存斋论词杂著》和 《宋四家词选》。卒于道光十九年 （1839）。从周济的生活道路与治学途径来看，他与朱彝尊等文人和张惠言等经师迥然不同，是主张经世致用之学的。其经济抱负未能实现，便寄托于论史、论词，因而理论自有特色。他的词论尤体现了史学家高瞻远瞩的眼光和经世学家关注社会现实的意识，因而其理论大大超越了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
在 《词辨自序》里，周济叙述其词学观点形成的过程说：
余年十六学为词，甲子 （嘉庆九年，1804），始识武进董晋卿。晋卿年少于余，而其词缠绵往复，穷高极深，异乎平时所仿效，心向慕不能已。晋卿为词，师其舅氏张皋文、翰风兄弟。二张辑 《词选》而序之，以为词者，意内而言外，变风骚人之遗。其叙文旨深词约，渊乎登古作者之堂，而进退之矣。晋卿虽师二张，所作实出其上。予遂受法晋卿，已而造诣日以异，论说亦互相短长。晋卿初好玉田，余曰：“玉田意尽于言，不足好。”余不喜清真，而晋卿推其沈著拗怒，比之少陵。牴牾者一年，晋卿益厌玉田，而余遂笃好清真。既予以少游多庸格，为浅钝者所易托；白石疏放，酝酿不深。而晋卿深诋竹山粗鄙。牴牾又一年，予始薄竹山，然终不能好少游也。其后晋卿远在中州，余客受吴淞。弟子田生端，学为词，因欲次第古人之作，辨其是非，与二张、董氏各存岸略，庶几他日有所观省。
董士锡，字晋卿。江苏常州武进人。从其舅父张惠言学，工古文诗赋，有 《齐物论斋集》。周济是通过董士锡而接受张氏词学的。但董士锡论词已与张氏有异，周济经过自己的探索后，又与张氏和董氏意见有相异之处： “各存岸略。”我们还可见到，周济与董士锡论词时，其观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嘉庆十七年 （1812）周济三十一岁时，为弟子讲词编著 《词辨》十卷，这标志了其词学观点的形成。《词辨》后来遗落，仅存前两卷，即今所传之 《介存斋论词杂著》。道光十二年 （1832）周济五十一岁时，完成了 《宋四家词选》，标志了其词学观点的成熟。他说：“文人卑填词为小道，未有以全力注之者，其实专精一二年，便可卓然成家。若厌难取易，虽毕生驰逐，费烟楮耳。余少嗜此，中更三变，年逾五十始识康庄。”（《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从 《词辨》到 《宋四家词选》，周济的词学观点是有发展的，但基本观点则是前后一致，例如其词论中心 “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以及对重要词人的评价，前后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两种著述，都是通过对词家词作的选评为读者指示学习作词的具体途径，在序论里提纲挈领地阐述了有关的词学理论问题，如词体观念、正变、比兴寄托及著名词家创作的得失等问题。这样由理论到作家作品的评论，较为系统地表述了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因为周济论词的目的在于为学词者指示作词途径，这构成了其整个理论倾向于解决作词中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确是当时词坛上很需要解决的。我们在探讨周济词论时是应当对其基本特点有所认识，否则便可能抽象地孤立地看待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无论学词论词，都须对词体的性质有所认识，它是词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张惠言 “意内言外”之说，其缺陷是明显的。周济也主张尊体，但却从文学自身的客观社会意义来理解词体的社会功能，而不是儒家政治教化说的重复。他在评王沂孙词时说：“中仙最多故国之感，故著力不多，天分高绝，所谓意能尊体也。”又在谈到某些浅陋淫亵的词作时说：“若乃世俗传习，而或辞不逮意，意不尊体。”（《介存斋论词杂著》）周济并不抽象地肯定词体，“尊体”是对具体作品而言的，只要创作主体立意高远深厚就可能起到尊体的作用。他对 “意”的解释与其经世致用观点是有联系的，他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这当是 “意”的具体内容了。创作主体若能真实地表达在社会现实中所感受到的国家盛衰的许多征兆，或发现社会危机的种种隐患，或在世俗沉溺与沦丧之际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独立的人格，尤其是能将这些感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表达出来，则如此的作品便有时代的特色，可为后人论世之资了。前人称杜甫那些深刻表达社会感受的诗篇为 “诗史”，周济在这种意义上认为 “词亦有史”。词意若有如此的思想深度，词体自然为人们所尊崇了。值得注意的是周济的 “尊体”，完全摈弃了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诗教说。他从个人出发联系清代中期衰乱的社会现实生活，要求词体把握现实历史内容，表现时代精神。这正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士人的社会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因而周济的词体观念比张惠言进步得多，能得到中国近代词学界的热烈响应。
词体在清代已是一种古典的文学样式了，要掌握这种样式进行创作是较为困难的，因为它有种种特殊的规定性。因此，读古代词人的典范作品，精研词意，不失为掌握这种文学样式的可靠而实际的方法。清代浙西词派以朱彝尊的 《词综》为范本，标举学习南宋词，以学姜夔和张炎为具体途径。常州词派以张惠言的 《词选》为范本，标举学习五代北宋词，以学习温庭筠、李煜、秦观为具体途径。这两派都取径狭窄，易生流弊，而且在周济时它们的弊病已经显著。鉴于此，周济经过反复探讨，提出了新的途径。他在早期著述 《词辨》里对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和王沂孙都有很高的评价。如评周邦彦云：“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初唐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评吴文英云：“梦窗每于空际转身，非具大神力不能。梦窗非无生涩处，总胜空滑。”这两家词，张惠言对它们都不重视，在其 《词选》里选了周词四首，而不选吴词。周济以清真词为最高典范，这与朱彝尊和张惠言的意见都大不相同。在 《宋四家词选》里，周济终于提出了明确的学词途径。此选以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四家领袖一代，又将与四家艺术风格相同或相近的词，分附其后。这四家词排列的顺序是有特殊意义的，体现了一个逆序的由入门到最高艺术境界的有序过程：“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所谓 “问途碧山”，即主张学词由王沂孙的词入手，这是因为它易学而途径很正：“餍心切理，言近指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周济很重视作者立意与笔法的配合，“词以思笔为入门阶陛。碧山思笔，可谓双绝，幽折处大胜白石”，所以最宜初学者学习的。学词的第二阶段是艺术上的变化，这就是通过学习吴文英和辛弃疾来开拓词径。周济以为 “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体现了由北宋词到南宋词的转变；“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农之秾挚”，体现了由南宋词向北宋词的回归。因此，“稼轩由北开南，梦窗由南追北，是词家转境”。通过对这两家词的学习，便可认识北宋词和南宋词的变化与融浑，求得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学词的第三阶段，是实现回到北宋词的 “浑化”境界，即以周词为学习的最高范本。因为 “清真集大成者也”。周济所指示的学词途径，远比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途径广阔得多，而且调和了这两派关于南宋词和北宋词的严格分疆。这个学词途径的最重意义更在于修正了张惠言的比兴寄托说。
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论词，在对作品的具体分析时总是很勉强地去寻找它们的政治寓意，其结果往往歪曲了作者的本意，又歪曲了作品的客观意义，因而难为词学界所接受。周济在其《味隽斋词自序》里说： “吾郡自皋文、子居两先生，开辟榛莽，以 《国风》 《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一时作者竞出。”他实际上对这种以极为主观的方式改铸宋代词人的面目的情况是表示不满的，遂从另一角度出发来谈词的寄托问题，将寄托问题纳入学词的过程来理解，而且只将它视为学词入门的阶梯。周济早在 《词辨》里谈学词途径时即说：“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这是以为在初学阶段，作者应有寄托，借艺术形象以寓社会现实政治，使作品有较为深刻的内容，就容易做到 “表里相宣”；然而这还不是作词的高境。所谓 “既成格调”，则是作者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这时创作主体应当不再具有寄托的意识，去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艺术高境，作品的客观意义就很丰富了。在完成 《宋四家词选》时，周济关于学词途径的理解成熟了，将寄托问题置于具体的学词途径来处理。周济说：
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申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
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欬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缋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啼笑，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余所望于世之为词人者，盖如此。
—— 《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从理论的探讨和创作的经验，周济以为作词若无寄托便不能入门，若专主寄托则永远陷于初级的阶段。据此，他将创作的艺术境界分为三阶段。初学者对具体事物应注意观察，进行联想，寻求寄寓的内容。在构思时便像游丝䆬住落花，在表现时则如运斤成风。这样可算是学词入门了。经过长期练习之后，作者主观的意感，容易借助于形象自由地达到寄托的目的。这样可算作学词入室了。作者对情与景的体验，日积月久，偶然触发，表现得平淡浅近，生动自然，是真实的情感流露。它能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甚至感到惊异或神秘不可理解。这样可算作学词达到浑化的高境了。怎样通过具体的学习途径来实现 “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呢？这就是周济 《宋四家词选》编著的目的：由学王沂孙词入门，由学辛弃疾和吴文英词求得变化而入室，最后达到周邦彦词浑化的境界。周济以为“碧山故国之思甚深，托意高，故能自尊其体”，分别指出其作品有 “身世之感”、“家国之恨”、“叹盛时易去”和 “刺朋党日繁”的种种政治寓意。王沂孙咏物词的寄托确是很明显的。所以 “初学词求有寄托”，最好是学王沂孙词。周济评周邦彦《兰陵王》云：“客中送客，一 ‘愁’字代行者设想。以下不辨是情是景，但觉烟霭苍茫。”评 《六丑》云：“不说人惜花，却说花恋人，不从无花惜春，却从有花惜春，不惜已簪之残英，偏惜欲去之断红。”评 《瑞鹤仙》云： “只闲闲说起。不扶残醉，不见红药之系情，东风之作恶，因而追溯昨日送客后，薄暮入城，因所携之伎倦游访伴小憩，复成酣饮……结构精奇，金针度尽。”这些词都无明显的寄托痕迹。“既成格调，求无寄托”，则最好学周邦彦词。周济论词，克服了专主寄托的偏向，所以在评论作品时能较为确切地认识作品的意义和对作品艺术进行深入的分析。如果我们脱离学词过程去抽象探讨周济的“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或视之为创作时的指导原则，都可能背离其原意的。
张惠言曾严格区别词体的 “正变”，以为 “词之杂流”始于五代，宋词中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等 “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的词属于变体，“自宋之亡而正声绝”。他理解的 “正”是符合儒家政治教化的雅正。周济在早期也继承了张惠言的 “正变”观念，但却有所修正。他早年编著的《词辨》十卷，“一卷起飞卿为正，二卷起南唐后主为变。名篇之稍有疵累者为三、四卷。平妥清通才及格调者为五、六卷。大体纰缪、精彩间出为七、八卷。本事词话为九卷。庸选恶札迷误后生，大声疾呼，以昭炯戒者为十卷。”后来仅存正变两卷，这就是 《介存斋论词杂著》。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可以从《介存斋论词杂著》里见到温庭筠以下有韦庄、冯延巳、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陈克、史达祖、吴文英，共十家，是为词体之正；李煜以下苏轼、辛弃疾、姜夔、蒋捷、周密、王沂孙、张炎、陈允平、高观国、卢祖皋、唐珏、李清照，共十三家，是为词体之变。周济不是从政治教化的观点来区分正变的，而是着眼于艺术风格的流变；尤其重要的是：他并不贬低 “变体”的意义和成就，所以将这类词置于其他有些缺陷的词之上。他对李煜和辛弃疾的词评价很高，并不因其是变体而贬低，如说： “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如美妇人“粗服乱头，不掩国色”；辛弃疾 “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实际上 “正变”的观念是狭隘而偏颇的，标准也很难掌握。周济晚年编著 《宋四家词选》时便抛弃了“正变”的观点，在其所列的四家中，辛弃疾是自来被视为“变体”、“别调”的，吴文英、王沂孙两家又是周济自己曾列为变体的。他这时完全不考虑正变的区分，而是从所理解的词的文学价值来考虑了。这无疑是周济词学思想的自我超越，是词学史上一大进步。
关于北宋词与南宋词的评价问题，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都各趋极端，各立门户：“考之于昔，南北分宗；征之于今，江浙别派，是亦有故焉”（《味隽斋词自序》）。周济大胆地打破了这种强分疆域的狭隘观念。他早年论词即以为：“两宋词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士而衰于乐工；南宋盛于乐工而衰于文士”；“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这是就两宋词的整体趋势而言。若以艺术表现的优劣来看，他以为两宋词是互有短长的：“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这对两宋词作的宏观认识是较为公正而客观的。周济晚年论词虽然也保持了两宋词互有短长的看法，但却以北宋词的境界为高，以作为其指示学词途径的理论根据。他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而南宋有门径，有门径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无门径故似易而实难。”他所指示的学词途径即是南宋末年的词入门，历经南宋中期词而求得变化最后直达到北宋后期周词的浑化。两宋词各有短长，周济以北宋后期清真词为艺术高境，将它视为集大成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为清真词无南北宋之失，而又兼有两者之长。清真词在词史上是由北宋到南宋词风转变的关键，因而学词由南宋之季返回北宋之季，这在周济认为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途径了。关于对两宋词作宏观的把握是很有必要的，但以之代替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则会陷入理论上的困境。周济由其对两宋词优劣评价的基础所建立的学词途径之说，也难免有很大的局限甚至偏见。因为学词途径，不应有唯一的模式，将因人而异，其途径本是广阔的、多样的。周济在当时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观点对立的情况下，关于两宋词的评价非常有利于克服两派的门户之见，修正了常州词派的理论，有利于常州词派的发展。
关于两宋词的评价，具体地涉及许多词人。周济在这方面表现出与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不相同的意见。他在晚年总结自己治词学的经验时说：“自悼冥行之艰，递虑问津之误。不揣浅陋，为察察言。退苏进辛，纠弹姜、张，剟刺陈、史，芟夷卢、高，皆足骇世。”当然还有关于周邦彦、吴文英和柳永的评价，也足以骇世的。自南宋以来，苏辛并称，大致以为苏轼具有天仙化人之笔，境界高不可诣。清初以来无论是浙西词派或常州词派所选二家之词，都是辛多于苏。周济 《宋四家词选》里以辛弃疾为一派的领袖，而以苏轼为附，这反映了清代以来词学思想的变化，但其观点之鲜明则在词学史上是特出的。南宋词家中姜夔、史达祖、卢祖皋、高观国、陈允平、张炎诸家，都是浙西词派的学习对象，尤其是姜夔和张炎。周济对他们予以否定的评价是属于矫枉过正的现象。早在 《介存斋论词杂著》里，他评姜夔词说：“白石词如明七言诗，看是高格响调，不耐人细思。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径浅狭，如孙过庭书，但便后人模仿。白石好为小词，序即是词，词仍是序，反复再观，如同嚼蜡矣。”他评张炎词说：“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然其清绝处，自不易到……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这实际上是对浙西词派的否定与批评。但是周济对周邦彦和吴文英的推崇则是对张惠言等人理论的修正，尤其是对柳永的评价则与张惠言等人的意见大相径庭了。他说：“耆卿为世訾謷久矣，然其铺叙委宛，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他认为 “清真词多从耆卿夺胎”，因而他一反清人偏见给了柳词以较为公允的评价。周济关于两宋词人的批评能够摆脱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的门户之见，表现了其大胆的卓识；当然其中也含着其个人的艺术的偏见。
周济的词学理论是针对清代中期词坛的现实出发的，试图纠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理论对词体创作的有害影响，于是从理论上来总结词的创作经验，为初学词者指示一条正确的途径。因而他的理论核心是创作论。周济是常州词派中最有成就的理论家，其最大的功绩是修正了张惠言的理论。他从学词过程来重新解释了张惠言的比兴寄托说，使常州词派的理论得到完善和丰富，对近代词学极盛局面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作用。周济的词论也存在着矛盾和局限。他既然以经世致用的政治眼光给词体的社会功能以高度的肯定，而在具体论述时却又多从艺术表现技巧着眼，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他既然不满意于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取径狭隘，努力克服门户之见，使学词途径较为广阔，但其实际所指示的途径又有单一和狭隘的缺陷，是一条形式主义的道路。他既旗帜鲜明地反对浙西词派所标举的姜夔和张炎，也暗中不满于常州词派所标举的温庭筠、李煜和秦观，因而另以宋四家领袖一代，但他以周邦彦为集大成者、为最高的艺术规范，则同样表现了其狭隘与偏见。尽管周济的理论有其局限性，但它却很有理论特色和时代特色，尤其是它的理论深度、艺术分析、宏观认识，都大大超过了前人。我们可以说，周济是近代词学史上第一个最有成就的词学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