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张惠言的比兴寄托说
常州词派的创立者张惠言，字皋文，号茗柯，江苏常州武进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六年 （1761），四岁丧父，与弟张琦（字翰风）苦读经书，受 《易》学，十四岁时为童子师。工于骈体文和古文，曾受古文义法于桐城派刘大櫆。嘉庆四年（1799）进士，因朱珪举荐，改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官。嘉庆六年 （1801）散馆，朱珪奏改翰林院编修。嘉庆七年 （1802）卒于官，年仅四十二岁。著有 《茗柯文》五卷，《茗柯词》一卷，经学著述有 《周易虞氏义》《周易郑氏义》《周易荀氏九家义》《读仪礼记》《易纬略义》等，编有 《词选》两卷。
在清代学术史上，张惠言以研究 《周易》著称，是经今文学派的提倡者，同时他又是出于桐城派而创立阳湖派的古文家。他不是专门的词学家，其偶尔涉及词学则完全表现了经今文学家的观点和方法。嘉庆二年 （1797），张惠言与弟张琦同在安徽歙县经学家金榜家中设馆教授金氏子弟，编了 《词选》以作填词的教材。张琦 《重刻词选序》云：
嘉庆二年，余与先兄皋文先生同馆歙金氏，金氏诸生好填词。先兄以为词虽小道，失其传且数百年。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窔室不辟，门户卒迷。乃与余校录唐宋词四十四家，凡一百十六首，为二卷，以示金生，金生刊之。
金应珪在刊印 《词选》时作了 《词选后序》，重申了张惠言论词意见。道光十年 （1830）张琦重刊 《词选》补入了董毅的《续词选》二卷，补唐宋词家五十二家，词一百二十二首；又补入了郑善长 《词选附录》一卷，录常州派词人张惠言、张琦、黄景仁、左辅、恽敬、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金应珬、金式玉及郑善长之作。道光十六年 （1836）张百祺又影刊 《词选》并作了 《重刻词选序》。这部 《词选》共有重要词序五篇，选录了古今词共数百首，尤其是张惠言的序及其词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这可视为常州词派崛起于词坛的旗帜。陈廷焯说：“张氏惠言 《词选》可称精当，识见之超，有过于竹垞十倍者，古今选本，以此为最。”（《白雨斋词话》卷一）他又说：“《词选》一编，扫靡曼之浮音，接风雅之真脉。附录一卷，简择尤精。洵有如郑抡元 （善长）所云，后之选者，必不遗此数章。具冠古之识者，亦何嫌自负哉！”（《白雨斋词话》卷四）由此评价，可见 《词选》在近代词学史上的意义了。
张惠言在 《词选序》里提出了其比兴寄托说，成为常州词派的理论依据。序云：
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自唐之诗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司空图、韩偓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五代之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绝伦。亦如齐梁五言，依托魏晋，近古然也。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子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刺，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今第录此篇，都为二卷。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几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
关于词体，张惠言引用了汉代文字学家许慎 《说文解字》“词”的释义 “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元人陆文圭为张炎 《词源》作的跋语里最初引用此种解释，他说： “词与辞字通用，释文云：意内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声，声生律，律生调，故曲生焉。”清代词学家谢章铤批评张氏说：
有通套语，门面语，流传习用，且若奉为指南，而不知其与本义不相酬者。如近人论词，辄曰 “词者意内言外”。按语本于 《说文》……夫 “意内言外”，何文不然，不能专属之长短句……是盖乾嘉以来，考据盛行，无事不敷以古训，填词者遂窃取 《说文》，以高等身价。殊不知许叔重之时，安得有减偷之学，而预立此一字为晏、秦、姜、史作导师乎？
—— 《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
显然，词语之 “词”与词体是不同的概念。词体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文化条件，而它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自有其特殊的规定性。张惠言以 “意内言外”来给词体下定义，可以说是对词学并未真正理解。我们仔细检讨张氏关于词体特点及其美学效应的说明，则又可发现，他之这样引古训来解释是别有深意的。张氏的本意在于说明：创作主体内在的 “意”不是直接表达出来的，当于表达形式 （语言）之外去求得，即言外之意。这应是张惠言比兴寄托说的基本出发点。他由此沿用古代儒家的诗教说以进一步说明词体的特点和功能，以达到 “尊体”的目的。
“风雅”自来是被认为我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宋儒朱熹《诗集传序》云：“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 《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天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张惠言论词时阐发了汉儒 《诗大序》和宋儒 《诗集传序》关于诗教的理论。他承认词是 “缘情”而发的，通过 “微言”以达到感染的作用。“微言”即是在具体的表述或描写时所使用的精要隐约的言辞。词体的内容同古代《诗经·国风》一样，如朱熹所说：“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此 “情”，虽是 “男女哀乐之情”，但张惠言最强调的是 “性情之正”，归根结底是 “贤人君子”之情。所谓 “贤人君子”则是完全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楷模。他们的 “情”，具有朱熹所说的 “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也是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因此，这 “情”已非男女之间自然之情，而是有特定含义的。词表现这种 “贤人君子”之情时，也应符合古代诗人之旨的特点。“低徊要眇”即纡回曲折而又美好之意，这样便体现了 “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人之旨。由此可见，张惠言完全无视词体音乐性与娱乐性的特点，似乎它与儒家理解的 《国风》性质相一致了，因而以为它必然也可以实现儒家政治教化的作用。
张惠言从其关于词体性质的理解，认为词体的社会功能近于 “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即比兴寄托的作用。“比兴”通常是作为古代诗歌的表现手法，但汉儒曾将它与“美刺”联系起来。“美”，称善；“刺”，讽恶。《周礼·春官·太师》郑玄注云：“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可见 “比兴”即是用明喻或隐喻的手段，曲折地对政事进行称美或讽刺的表现方法。张惠言以为词体是长于使用这种 “比兴”的。关于“变风之义”，汉儒的 《诗大序》说：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易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张惠言以为在衰世之时，词人发泄对于现实的不满，出于忠爱之意，使统治阶级能由此而接受政治教训以振兴王道。这就是词体之近于“变风之义”。关于 “骚人之歌”，乃指屈原 《离骚》的 “美人香草”之意。汉儒王逸 《离骚经章句》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写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张惠言以为词体也能像《离骚》一样长于以美人香草进行政治寓意。既然词体直接继承了风骚传统，能通过比兴而寄托政治寓义，则它当有 《诗经》和 《离骚》同样的价值，自然应受到同样的尊重。当然，张惠言也见到词体的社会美学效应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所谓 “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这是词体的消极作用，应当受到排斥。但是他以为，真正能懂得词体的政治教化作用的词人则可能做到“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这即是说，词人由感物所发的情，由对事物所产生的联想或发掘了其象征意义，“触类条鬯”，引而申之，推衍增长，而最后达到政治寄托，则是有所旨归了。显然，张惠言最重视词体的寄托意义的。这样，他从经学的观点出发，以儒家政治教化说对词体重新作了评价，使之跻于正统文学而毫无愧色，确实起到了尊体的作用。
在 《词选序》里，张惠言还根据他对词体的认识，简要地评述了词史，严分词体的 “正变”。他对唐五代词评价很高，对宋词则区分正变。柳永与黄庭坚的俗词，刘过的豪气词，吴文英的秾艳华丽之词，张惠言都给了它们以严厉的指摘，当然以为它们是属于变体的。他纵观词史时，又认为唐五代至两宋都是词的 “正声”，南宋后的四百余年以来的词都是属于变体。所以其 《词选》便严格区分正变，只选录了唐五代两宋的词人四十四家，词一百一十六首。唐五代共选十一家，词四十六首；北宋二十家，词四十七首；南宋十三家，词二十三首。非常明显，张惠言主要选录了唐五代和北宋词。这与朱彝尊的选录标准大为相异。《词综》所选南宋词最多，特别是姜夔、史达祖、陈允平、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诸家的词。《词选》则未收陈允平、吴文英和周密的词，姜夔词仅选了三首，张炎词才选了一首。朱彝尊的选录虽说是以 “雅正”为宗旨，实际上其标准是放得较宽的，如所选柳词便有二十一首之多，而张氏则未选录一首柳词。相比之下，张惠言所持的雅正标准比浙西词派严得多。浙西词派标举学习南宋词，张惠言等常州词派则标举学习五代北宋之词。《词选》中选词数量最多的三家是温庭筠十八首，秦观十首，李煜七首。由此我们也可见常州词派所标举的具体学习对象了。
张惠言的词评具体地贯彻了其论词主张。《词选》共有他的评语三十余则，体现了其比兴寄托说。这些评语是对作品“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则阐发它们的 “微言大义”。张惠言以为经其指发，“几似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这样就可以提倡 “风雅”以改变词坛的风气了。但是，张惠言以比兴寄托，妄自穿凿附会，寻求作品的政治寓意，结果使古人之词弄得面目全非。例如温庭筠 《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描绘贵家妇女晨妆时的情形，并未流露任何失意的情绪，张惠言却断定：“此感士不遇也。”韦庄 《菩萨蛮》（“如今却忆江南乐”），张惠言解析说：“上云 ‘未老莫还乡’，犹冀老而还乡也。其后朱温篡成，中原遂乱，遂决劝进之志，故曰 ‘如今却忆江南乐’。又曰 ‘白头誓不归’，则此词之作，其在蜀相时乎？”词学家施蛰存说：“此又仅摘取二句，妄加附会。既以江南为指蜀中，则 ‘却忆’二字何解乎？词云 ‘白头誓不归’，未白头之言也。‘此度见花枝’即 ‘满楼红袖招’之时也。此二词皆北归后忆江南游冶之乐而作，何与于入蜀后劝进之志乎？”[1]欧阳修 《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是一首代言体的作品，写妇女因其丈夫冶游而产生闺怨，既伤春归，又感到青春虚度。张惠言却发现此词深寓了北宋庆历新政的失败，处处都寄托了政治意义。他说：“‘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悟也。‘章台’‘游冶’，小人之经。‘雨横风狂’，政令急暴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 （琦）范 （仲淹）作乎？”用比兴寄托来解释词，最早始于南宋初年的鲖阳居士。张惠言解释苏轼的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完全引用了鲖阳居士的意见，他说：“此东坡在黄州作。鲖阳居士云： ‘缺月’，刺明微也。 ‘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爱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 ‘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苏轼此词咏孤鸿，寄寓了贬谪黄州的孤独之感，绝非鲖阳居士所理解的那样复杂。《绿意》（“碧圆自洁”）是咏荷叶之作，本为张炎之词，张惠言从 《词综》而误作无名氏之词；他解释说： “此伤君子负枉而死，盖似李纲、赵鼎之流。‘回首当年汉舞’云者，言其自结主知，不肯远引。结语，喜其已死而心得白也。”后来张惠言批校 《山中白云词》时发现是张炎的作品，他的解释又完全不同了；批云：“此首自寓其意，‘遗簪不展’，当年心苦，可知 ‘浣纱人’即前卧横紫笛之辈，恐其罗而致之，不得终其志也。 ‘回首当年汉舞’者，庚辰入都也，彼时惟恐失身，故曰 ‘漫绉留仙裙褶’，幸而春衿未脱，尚带故香，况今老矣，何所求乎！玉田庚寅之归，‘西风吹折’时也。自此得长留湖山，故曰 ‘喜静看匹练秋光’也。刻 《词选》时未见此集，从 《词综》作无名氏，所解未当也。”[2]这前后的解释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张惠言最后以张炎身世来比附此词也是很不恰当的。近世词家端木埰批注《词选》云：“注释荒谬，甚不足取。《绿意》即 “疏影”别名，创自尧章 （姜夔）。此词即非玉田，亦是咸 （淳）景 （祐）以后，格与元镇 （赵鼎）、伯纪 （李纲）时代太不合。且谓 ‘伤君子枉死’，当时君子枉死，有过于武穆 （岳飞）者乎？李、赵虽被谪，犹未至于死也。‘喜其已死’句尤荒谬，有悼伤君子而喜其死者乎？若果如此，是全无人心者矣。大约张氏昆季，薰心两庑，心神瞀乱，故于古人名作妄笺至此。此词无论是否玉田作，但就咏荷叶译之，自是千秋绝调，不必胡牵妄摭，致绝妙好词尽成梦呓。”[3]从以上数例可见，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解释词作，穿凿附会，既缺乏考辨，又背离原意，致使陷入非常错误的境地。近世学者王国维也不得不叹息说：“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 《菩萨蛮》、永叔 《蝶恋花》、子瞻 《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人间词话删稿》）尽管如此，比兴寄托说却占据了词坛达百年之久，而且在现代也还有其影响；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深思。
词体在唐代最初本是以俗文学样式出现的。在北宋京瓦伎艺里，词作为小唱而存在，是市民文学之一。北宋中期词体改革后，词体向文人化的方向发展，成为雅俗共赏的文学样式，然而仍被排斥于正统文学之外。词体具有音乐性、通俗性、娱乐性和文学性，因而它不同于传统的诗文。当女艺人在花间尊前演唱小词以遣兴娱宾之时，听众是不希望在此环境来接受政治教化的。我们从唐宋人笔记的有关小唱演出情况的记载和唐宋词作品内容情况来看，这种文学样式实际上是属于艳科或近于艳科，它与儒家的诗教基本上是背离的。南宋初年某些爱国主义者需要进行政治抒情时，如张元幹、胡铨、张孝祥等人，他们完全可以用词体直陈其事，抒发悲壮的爱国情怀，根本不必用纡回曲折、含糊幽隐的比兴寄托方式。所以词体一般是不采取比兴寄托的，尤其是创作主体意识也一般都无美刺讽劝的目的。只有在咏物题材里，词人才有某些寓意。但这种寓意更多的是属于个人的身世之感或相思离情之类的。像辛弃疾 《摸鱼儿》那样有政治寓意的词毕竟在宋词里太少了，只是在南宋后期和宋遗民的作品里才有一些词寄寓了政治意义。张惠言持比兴寄托论词，其错误在于：以个别的或极少数的词例当作了普遍的事实，于是按照主观意图，牵强附会，完全不顾作品的真实，给作品勉强涂上儒家政治教化的色彩。这种批评方法的谬误是十分明显的。我们要判断一首词是否有政治寓意，应当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关于某词有政治寓意的本事传说，如苏轼的 《水调歌头》，某些读者的感受与作者的本意便存在矛盾，这就需要详加辨析。如果某词既无词序，又无本事可考，也无纪年可查，如欧阳修的 《蝶恋花》，则我们只能按照作品本文的意义来理解，不必去细心寻找微言大义。分析文学作品虽然不可能绝对地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要凭批评者的艺术感受去再创造，但这种批评也应是要有根据的，如对意象、形象、结构、词意分析的结果。若批评者根本无任何可靠的依据便作主观的任意的穿凿比附，尤其是这样的比附就作品整体的各种关系而言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或者所说又出尔反尔 （如张惠言关于 《绿意》的解释），则这样的作品分析是缺乏说服力的，而这种方法也无足取了。我们对作品的解释总得自圆其说，而专主比兴寄托者却往往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张惠言从儒家政治教化观点来理解词体的特性，以经今文学派的研究方法来论词，完全失落了词体的本位。可见他的比兴寄托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然而此说在近代词学史上却起了客观的积极作用。张惠言将词体纳入 《风》《骚》传统以尊崇，这在政治意义上是有助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利益的，必然受到统治阶级及许多文人的支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封建制度在外来西方侵略势力的影响下，开始了全面的崩溃，而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为保持旧的制度和旧的思想传统，亟需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张氏词论适应了这个需要。清代长期奉行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之狱，文人不敢在文学作品里正面地大胆地表达对现实的愤懑和对政治的批评。因中国近代正是多事之秋，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丧权辱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词人们为现实环境所迫，有强烈要求抒写现实生活感受的愿望。比兴寄托说非常适应这种环境，可以曲折幽隐地通过比兴来达到政治寓意。因而此说也为广大词人所接受，有力地促进了近代词作的繁荣。在张惠言词论的影响下，近代词学家渐渐改变了词体观念，认真地从理论上探讨词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因而大大推动了词学的发展。因此，张惠言的比兴寄托说的客观意义是远远大于其理论自身的价值。这种奇特的文学现象只能在中国近百年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里产生。张氏的比兴寄托说应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畸形产儿，预示了文学本位的失落。[4]
[1] 施蛰存：《读韦庄词札记》，《词学》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吴则虞校：《山中白云词》第10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3] 夏敬观：《词话丛编》第16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 参见谢桃坊：《评常州词派的理论》，《学术月刊》199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