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代词学与中国近代学术思潮

我国史学界将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新文化运动前的近百年划为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这无可非议。若从学术思想来考察，则很难确定一个时期的具体断限。例如龚自珍的思想应属于中国近代的，而他却于鸦片战争的第二年 （1841）去世，那么他究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还是近代的第一位思想家呢？这是颇难以具体时间为限的，或者说他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者。所谓 “近代词学”，时间的断限显然不能简单地与近代史分期相比附，而应根据词学发展过程所呈现的阶段来划分。

清代中叶常州词派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词学发展的面貌。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逝世于1802年，可以视他为近代词学的先驱者。常州词派的重要理论家周济，其 《词辨》著于1812年，《宋四家词选》编于1832年；他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 （1839）去世。我们完全可以视他为近代词学家。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历史人物，其词学论著成于新文化运动后。他逝世于1929年，但按通常的习惯仍将他归属于近代。我们可以视他为近代词学的结束者。

近代词学继清代前期词学复兴之后臻至极盛的局面。近世词学家徐珂说：

浙派乾嘉间而益敝，张皋文 （惠言）起而改革之，其弟翰风 （琦）和之，振北宋名家之绪，阐意内言外之旨，而常州词派成。别裁伪体，上接风骚，赋手文心，开倚声家未有之境，襟抱学问喷薄而出，以沈著醇厚为宗旨，而斯道始昌……自是以还，词学大昌，江浙人士以不能填词为耻。[1]

陈乃乾所辑 《清名家词》收一百家，自张惠言以下即有五十三家，而晚清词遗散的还不少。词学家叶恭绰说：

盖词学滥觞于唐，滋衍于五代，极于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朱 （彝尊）、陈 （维崧）导其流，沈 （岸登）、厉 （鹗）振其波，二张 （张惠言、张琦）、周 （济）谭（献）尊其体，王 （鹏运）、文 （廷式）、郑 （文焯）、朱（祖谋）续其绪。二百八十年中，高才辈出，异曲同工，并轨扬芬，标新领异。迄于易代，犹绮余霞。今之作者，固强半在同、光、宣诸名家笼罩中，斯不可不谓极盛也已。[2]

此所谓词学极盛是指词的创作而言。近代词学的发展，同清代前期的 “复兴”一样，在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是同步前进的，而且常州词派里的许多词人又同是词学家。《词话丛编》收宋以来词话八十四种，其中清代以前的共十七种，清代前期的十八种；近代的四十九种，占全部词话的百分之七十。我们从词话的数量可以说明近代词学是词学史上的极盛时期。若再从近代词话的理论成就来看，它在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等方面都远远超越了前代。

近代词学的极盛是与近代常州词派的兴起和发展紧密相联系的，或者可以说常州词派促进了近代词学的繁荣。常州词派的兴起，有其外部的原因，也有词学内部发展的原因。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过去之后，到了嘉庆时，封建制度的腐朽与反动已预示旧时代的末日到了：社会的危机四伏，西方殖民主义者正准备打开中国的大门。近代思想的先驱者龚自珍认为清代的 “治世”已去而处于 “衰世”了。他说：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可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死。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问矣，向之伦憩有辞矣。然而起而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3]

这样的社会现实要求词的创作去适应新的社会审美理想。浙西词派末流的弊端也在这时充分暴露了。浙西词派标举学习南宋词，主要学习姜夔和张炎，崇尚典雅清空，取径过于狭隘。彭兆荪说：“填词至近日，几于家视姜张、户尸朱厉。”（《小谟觞馆诗余序》）项廷纪说：“近日江南诸子，竞尚填词，辨韵辨律，翕然同声，几使姜、张頫首。”（《忆云词乙稿自序》）这都是对浙西词派末流深表厌恶与不满的。浙西词派末流使词的创作远远脱离现实，以致词旨枯寂，徒事模拟，堆砌事典，了无生气。这就是词学家们所指摘的 “饾饤寒乞之作”。常州词派的金应珪在 《词选后序》里分析当时词坛的情况说：

近世为词，厥有三蔽：义非宋玉而独赋蓬发，谏谢淳于而唯陈履舄，揣摩床笫，污秽中冓，是谓淫词，其蔽一也；猛起奋末，分言析字，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此犹巴人振喉以和阳春，黾蜮怒嗌以调疏越，是谓鄙词，其蔽二也；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夫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其蔽三也。

大致在清代中期，词坛上学柳永与周邦彦一派的流于淫词，学苏轼与辛弃疾一派的流于鄙词，学姜夔与张炎一派的流于游词。其中尤以浙西词派末流游词之弊最为严重。词坛的这些流弊若不加以革除，必然阻碍词的发展，必然使词的创作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潮流。清嘉庆二年 （1797）张惠言的 《词选》问世，标志了常州词派的兴起。张惠言、张琦及金应珪等人，主张学习北宋词，提倡比兴寄托，反对淫词、鄙词和游词，推尊词体；于是词坛风气为之一变。吴梅说：

皋文 《词选》一编，扫靡曼之浮音，接风骚之真脉，直具冠古之识力者也。词亡于明，至清初诸老具复古之才，惜未能穷究源流，乾嘉以还，日就衰颓。皋文与翰风出，而溯源竟委，辨别真伪，于是常州词派成。[4]

张惠言的 《词选序》成为常州词派的宣言，得到了当时文人黄景仁、恽敬、李兆洛、丁履恒、钱季重、陆继辂等的支持，经董士锡——特别是这一派的理论家周济的修正与发挥，对近代词的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此后常州词派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又出现谭献、庄棫、冯煦等词学家，晚清的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四大词家，也属此派。如黄孝纾说：

张皋文辈崛起乾嘉，标举意内言外之旨，一洗侧艳饾饤故习，世益知词学托体之尊。咸 （丰）同 （治）以来，兵事俶扰，外患日亟，才智之士，蕴其忧闵忠爱、悱恻芬芳之怀，一寄于词，越世孤往，其绪益昌。远若蒋鹿潭，近若王半塘、郑大鹤、朱彊村诸人，虽各蠁阳湖 （指张惠言），至其广己造哀，寄心家国，以蕲合重、大、拙之旨，虽起茗柯诸老于九泉，要不能无前贤后生之畏。

—— 《清名家词序》

常州词派的论词主张和创作主张适应了中国近百年的学术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基本趋势。这一词派的理论也在不断发展演变，与此同时也有词学家未受常州派的影响而保持自己独立的探索精神，尤其在晚清学术思想变化的情形下，词学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终于具有一点近代文化的色彩。因此，近代词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新的理论不断出现，体现了我国近代学术发展的一个侧面。

清人将词学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词学的发展总是受到学术思潮的影响。清代前期是考据学兴起与发展的时代，词学的复兴主要完成了词律、音韵、词乐的考证和词集的初步整理工作。近代词学在近代学术思潮的推动下主要是集中于词学理论的探讨。近代学术思潮的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的斗争。西学东渐自明代已经开始，但在中国知识阶层中的影响并不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仍坚持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采取了抵制和排斥的态度。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至1895年中日 《马关条约》签订以前的五十余年间，中国不能再施行闭关锁国政策，门户开放，设立商埠，涌进西学，传教士深入内地。士大夫知识分子——特别是沿海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不能不接触西方文化并受其影响，但他们基本上仍是漠然对待的。这段时期中国近代思想确是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传统文化的内部。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及由此引起的时局变化，促使知识阶层中许多爱国之士对注重考据训诂的汉学的不满和抨击；于是经今文学和经世致用之学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再度兴起。本来考据学在乾嘉极盛之后，自身已出现了危机。梁启超分析其衰落的主要原因，认为：

考据学之研究方法虽甚精善，其研究范围却甚拘迂……典章制度一科，言丧服，言禘祫，言封建，言井田，在古代本世有损益变迁，即群书亦未由折衷通会。夫清学所以能夺明学之席而与之代兴者，毋亦曰彼空而我实也。今纷纭于不可究诘之名物制度，则其为空也。[5]

当考据学趋于衰微时，清初的 “经世致用”一派在多年中绝之后，重又复活了，导致了清代学术的分裂。梁启超说：“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6]在经学内部，长期有经今古文学之争。清代前期重考据、重名物训诂的所谓汉学，实是经古文学派。龚自珍和魏源当乾嘉学派末流之际，以经术作政论，发扬经今文学派讲求 “微言大义”精神，成为后来治经今文学的先驱。清代的汉学主要研究儒家的经典，到了乾嘉的后期已呈现穷竭的趋势，于是许多学者转向研究儒学经学以外的诸子学。虽然一些学者对诸子的研究仍用考据训诂的方法，然而已有学者开始探讨诸子的思想义理，如汪中关于墨子的研究和凌廷堪关于荀子的研究。近代学术思潮正是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转变，从考据学向经世致用之学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学术思想活跃起来，产生了对义理思索的兴趣和对社会现实历史反思的兴趣。学者皮锡瑞总结清代经学演变的历史说：

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尚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齐、鲁、韩三家，《春》宗 《公》《谷》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7]

清代经今文学派的兴起之际，张惠言关于 “易学”的研究发生了一定的作用。皮锡瑞所谓 “《易》尚虞氏以求孟义”即指张氏的 “易学”研究而言。西汉经今文学博士十四家之中，《周易》有孟喜一家。张惠言是从研究三国东吴经今文学家虞翻关于 “易象”的解释入手而研究 《周易》，进一步探索孟喜的义理。他著有 《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礼》《虞氏易言》《虞氏易事》和 《虞氏易候》等。张惠言论词完全采取了经今文学家的方法，注重发掘词的 “微言大义”，提倡比兴寄托。他的词论一直对近代词学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常州词派的理论家周济素以经世之略自负，好议论时政，长于史评，豪放无度。他的词学很有理论的深度，有非常独特的见解，大胆地修正了张惠言的比兴寄托说，使常州词派的理论得以发扬光大。词学家刘熙载的治学途径也异于传统的经师。他除了儒家经典之外，旁通佛道，不分汉学与宋学的畛域，非儒非墨，最为通贯。因此他论词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至于冯煦和谭献等词学家，也都是治经今文学的。陈廷焯以 “沉郁”论词，况周颐以 “重、大、拙”论词，他们都重视词的社会现实意义，是 “经世致用”的思想在词学中的反映。由此可见，近代词学的发展与近代学术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总的发展趋势是异于清代前期的。近代词学在理论方面取得超越前代的成就，这无疑是近代学术思想的积极成果之一。尽管近代词学在词学史上是一个极重要的发展阶段，而且与其他学科比较也并无愧色，但我们将它置于世界近代学术史来观照，则又显得远离了近代学术潮流，它无论在观念和方法上都显得是非常陈旧的。因此称它为 “近代词学”，便似乎很不相宜了。我们不得不承认，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近代，而社会意识和学术思想，基本上仍属于旧的封建思想体系。词学同其他经学、史学、诸子学、诗学等一样是古典的传统之学，它虽有发展，却谈不上具有真正的近代的意义。近代词学家基本上是一些抱残守缺的旧的文人学者或遗老们。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是很难渗入词学领域里的。纯正的词学家也正是那些传统文化的维护者，他们是在特殊的文化心理支配下从事词学研究的。

1895年以后，晚清的学术思想起了本质的变化，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开始崩溃。西方文化在中国日益散播，并为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以往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排斥的二元局面渐渐消融。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西方近代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巨大震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共和国思想，号召进行革命。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理论依据，如托古改制的理论和汉民族的道统观念。这体现了中国思想的独特性质和近代性质。晚清以来的词学研究，仍如许多学科一样具有纯学术的特点。郑文焯关于词学的考证，王鹏运和朱祖谋关于词籍的校勘与整理，都是继清代前期的学风。他们对词学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却远远离开了晚清进步的新思潮，是以保存 “国粹”的态度来整理词籍的。

在近代词学研究中最能够体现晚清新的学术思潮的，并非专门的词学家，而是我国近代的两位大学者王国维和梁启超。王国维的学术思想是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美学思想，以及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个人的超越意识是其思想的基本特征，而它是具有反对旧传统的意识的。他在论词时第一次直接引入了西方哲学家尼采的理论。他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他又引入了超越意识论词，以为：“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人间词话》）王国维的词学考证文章使用了近代的科学方法，可惜其词学观点以旧的词话形式表述，以致缺乏理论的系统性与严密性，而且包含了较严重的艺术偏见。他为建立词学的理论系统而作了尝试和努力，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词学的范围。梁启超出生 （1873）虽早于王国维（1877）四年，而且登上近代历史舞台也早于王国维，但他研究词学却在1919年之后。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和理论家，他晚年研究词学时，给词学引入了社会学分析和实证方法，尤其是在表述方式上尝试使用了白话文体，因而他在词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他是近代词学的终结者，也是现代词学的先行者。

词学虽然是一种纯学术的学科，但近代词学的发展能使我们见到，它是不可能脱离近代学术思潮的；因而从一个方面又可见到近代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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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珂：《清代词学概论》第7～12页，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版。

[2] 叶恭绰：《清名家词序》，《清名家词》，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版。

[3]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 吴梅：《词学通论》第137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2～43页，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2页，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7]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34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