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戈载与词韵的总结

《词林正韵》刊于清道光元年 （1821），至此，清代词学三书完成了。如蒋兆兰说：“清人选宋词博且精者，无过朱竹垞 《词综》一书。此与万红友 《词律》、戈顺卿 《词林正韵》皆词家必备之书也。”（《词说》）戈载生活于清代中期，其词论主张及艺术渊源皆属于浙西词派，而且他整理订正词韵的目的，也与朱彝尊和万树相同，希望用以指导词的创作，促进词学的复兴。他以为：“韵学不明，词学亦因之而衰矣。”《词林正韵》的问世，标志着清代词学家研究与总结词体声韵格律的最后完成。

戈载，字宝士，一字孟博，号顺卿。江苏吴县人。约生于乾隆末年，嘉庆十二年 （1807）为吴县诸生，后选为贡士，征为太学主簿，但未到职，在家专事词学著述。其父宙襄，号小莲，对音韵学深有研究。戈载于词韵有其家学渊源。他自述说：

自揣音韵之学，幼承庭训。尝见家君与钱竹汀讲论，娓娓不倦。予于末座，时窃绪余。家君著有 《韵表互考》并 《韵表》《韵类表》《字母汇考》《字母会韵纪要》诸书。予皆谨谨校录。故于韵学之源流、升降、异同、得失，颇窥门径。近又承顾丈涧苹，谈宴之余，指示不逮，更稍稍能领其大略焉。

—— 《词林正韵发凡》

戈载于词学致力数十年，遍求词籍研究。其 《宋七家词选》七卷录周邦彦、史达祖、姜夔、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词，体现了其词学观点，在词学界颇有影响。此外还辑有 《六十家词选》《乐府正声》；编选清词为 《续绝妙好词》；考订 《词律》，著有 《词律订》和 《词律补》等。据其同时代人说，戈载 “病近世词人声律舛错，韵亦未精，因与同乡朱酉生、沈闰生，博考互证，倡为词学。一时以词就正者，必为严加抉摘，无少假借。人亦翕然服之。”（《墨林今话》卷一六）可是，他的 《翠薇花馆词集》三十九卷却是失败的。它 “褒然巨帙，以备守律者为主旨，似乎工拙所弗计也”；“于韵律则诚精矣，但少生趣耳”。[1]他在词学上的重大贡献是 《词林正韵》，自刻流传以后，又由王鹏运收入 《四印斋所刻词》作为附录，从此填词者奉之为词韵标准。

清代的词韵专书甚多，可按编者对词韵性质的理解情形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沿袭沈谦的 《词韵略》，采用传统诗韵韵目，根据宋词用韵实际情况进行分目，对韵目的区别较严。谢元淮的 《碎金词韵》、吴绮的 《词韵简》和仲恒的 《词韵》都属这一类。第二类是吴烺等合编的 《学宋斋词韵》和郑春波的 《绿漪亭词韵》，虽然也是据宋人用韵情况而制订的，但主张用韵宽，三系阳声韵皆同用，而且不辨闭口韵，入声韵部也进行了大量合并。第三类是李渔的 《笠翁词韵》和许昂霄的 《词韵考略》，以今音为主，平上去三声用曲韵，入声用诗韵，或主张入声宜从今音，分部甚为淆乱。戈载关于词韵的认识是属于沈谦这一系统的，是这一类词韵书的集大成者。

《词林正韵》三卷，《发凡》一卷，共四卷。戈载在 《词林正韵发凡》里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词韵的见解：

（一）词韵与词律的关系。词作为古典格律诗歌体式之一，填词时不仅要依词字的声律，而且也应遵循用韵的规定。戈载说：“填词之大要有二：一曰律，二曰韵。律不协则声音之道乖，韵不审则宫调之理失。二者并行不悖。”对韵与宫调，戈载是从词与音乐的关系来理解的。他说：

为词之道，最忌落腔。落腔者，即丁仙现所谓落韵也。姜白石云：十二宫住字不同，不容相犯。沈存中 《补笔谈》载燕乐二十八调杀声。张玉田 《词源》论结声正讹，不可转别腔。“住字”、“杀声”、“结声”，名虽异而实不殊，全赖乎韵以归之。然此第言收音也。而用韵之吃紧处，则在乎起调毕曲，盖一调有一调之起，有一调之毕。某调当用何字起，何字毕；起是始韵，毕是末韵，有一定不易之则，而住字、杀声、结声即由是以别焉。词之谐不谐，特乎韵之合不合。

此就唐宋词的情形而言，基本上是如此，但在词与音乐脱离关系之后，情形就发生了变化。词在明清以来，其用韵与所谓“住字”、“杀声”、“结声”等全不相涉了。这与他为指导后人填词而编一部参考的词韵是无关系的，只是为了强调填词用韵的重要性而已。

（二）词韵与诗韵的区别。戈载认为：“词韵与诗韵有别，然其源即出于诗韵”；“词韵较之诗韵虽广，要各有界域。”他认识到词韵是源于诗韵而有所变化，因此不能以诗韵代替词韵。词韵虽然用韵较宽，但某些规律又是比诗韵更复杂的。据此，戈载对词韵的编排便以通用诗韵 （主要依据 《集韵》兼参照 《广韵》）的韵目字为准，韵部的分别则按照宋人用韵的实际而加以总结，体现了词韵的特殊性。

（三）词与曲韵的区别。自元代周德清 《中原音韵》流行以来，近代音系形成，人们辨识中古音——特别是入声已比较困难，因而在通俗文艺中已习惯用接近口语的曲韵。明以来的词作通常出现与曲韵混淆不分的现象，如李渔等便主张词韵参用曲韵以合今音。词既是一种古典格律诗体式，仍应按古代用韵的规则，否则所填写出来的便不是词了。词韵与曲韵最大的区别是入声韵。曲韵是无入声韵的，而宋人词中确有入声协其他三声的个别例子，但从整个用韵情况来看是严于入声的。戈载坚决认为：入声 “而词则明明有，必须用入之调，断不能缺，故曲韵不可为词韵也”。于是他特别在词韵里列了入声五部。近代词学家吴梅以为戈载所拟之入声韵部 “未免过宽”，而予以重新分合，增加了三部入声韵，共为八部。[2]关于词的入声韵部问题的争论颇大，可能仍以朱敦儒所拟的四部是最符合宋词用韵实际的。

（四）严分韵部。戈载说：“凡古调皆有古人名作，字字遵而用之，自然合律。是书为正韵而作，专严分合。”因此关于韵部的分合主张从严。他在进行分合韵部时严格依据了等韵学的原理：

韵各有其类，亦各有其音。用之不紊，始能融入本调，收足本音耳。韵有四呼、七音、三十一等。呼分开合，音辨宫商，等叙清浊，而其要则有六条：一曰穿鼻，二曰展辅，三曰敛唇、四曰抵腭，五曰直喉，六曰闭口。穿鼻之韵，东冬锺江阳唐庚耕清青蒸登三部是也；其字必从喉间反入，穿鼻而出作收韵，谓之穿鼻。展辅之韵，支脂之微齐灰佳 （半）皆咍二部是也；其字出口之后，必展两辅，如笑状作收韵，谓之展辅。敛唇之韵，鱼虞模萧宵爻豪尤侯幽三部是也；其字在口半启半闭，敛其唇以作收韵，谓之敛唇。抵腭之韵，真谆臻文欣魂痕元寒桓删山先仙二部是也；其字将终之际，以舌抵上腭作收韵，谓之抵腭。直喉之韵，歌戈佳 （半）麻二部是也；其字直出本音以作收韵，谓之直喉。闭口之韵，侵覃谈盐沾严咸衔凡二部是也；其字闭其口以作收韵，谓之闭口。凡平声十四部已尽于此，上去即随之。

这六类韵的划分是根据明以来流行的等韵概念，如当时许多等韵图表一样，“或指唇之形状，或指舌的抵触，或状韵头性质，或辨韵尾差别，甚至牵涉声母发音，兼及元音变化；观点不一，涵义参差”。[3]但比较其他词韵书，戈载所分的韵类是有很严格的音韵学依据的。

自 《词林正韵》流行以来便取代了其他的词韵书，但词学家们有的批评其韵目分合过于严了，也有批评其过于宽了，或者再加以增补的。尽管有种种的批评，《词林正韵》在众多的词韵书里仍是最好的一种。唐宋词人填词用韵大体参照诗韵，也兼用方音俗韵，其宽与严的态度已因词人而异。因此，后世总结唐宋人用韵便很难兼顾各种情况了。戈载基本上采取从严分合韵目，这种态度是很谨慎的；同时他兼顾到方音和个别入声字与其他三声叶韵的情况，对入声韵也特别列了五部。从《词林正韵》的整个分部情况来看是符合唐宋词实际的。填词者可参考此编而用韵，则可以符合唐宋人用韵习惯，宽一点或严一点皆可根据各词调的具体要求而定。词学研究者也可参考此编而探讨唐宋词韵的某些规律。《词林正韵》对后世词的创作只能起到参考的作用，它是朱敦儒以来词韵书的总结。它与《词律》都是清代词学复兴过程中最有建设意义的成果，体现了明清以来研究词体格律声韵工作的最后完成，具有集大成的意义。清代学者俞樾说：

元明以来，词学衰息，迨本朝万氏 《词律》出，而后人知词不可无律，然万氏只取诸名家之词排比以求其律，而律之原固未之知也。戈顺卿氏踵其后，视万氏所得有进矣；乃戈氏深于律而不工于词，读其词者惜焉。夫律之不知，固不足言词，而词之不工，又何以律焉。

—— 《樵风乐府序》· 《清名家词》

词的格律与创作的关系，存在形式与内容的矛盾。真正的词人总是能征服这种限制严格的形式的。

兹据 《词林正韵》分部情况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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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江顺贻：《词学集成》卷三。

[2] 吴梅：《词学通论》第20～21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3] 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第65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