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刘体仁、王士祯和邹祇谟的词话

从清初到乾隆朝之末，词话的著述也在元明中衰之后出现复兴的趋势，其数量之大已超过了元明两代，也超过了宋代。除去词学资料汇编及词作评点等著，真正可称词话的，据 《词话丛编》所收这一时期词话共有十三种：李渔的 《窥词管见》、毛奇龄的 《西河词话》、刘体仁的 《七颂堂词绎》、王士祯的《花草蒙拾》、邹祇谟的 《远志斋词衷》、贺裳的 《皱水轩词筌》、彭孙遹的 《金粟词话》、李调元的 《雨村词话》、田同之的 《西圃词说》、查礼的 《铜鼓书堂词话》、焦循的 《雕菰楼词话》、郭麐的 《灵芬馆词话》、毛大瀛的 《戏鸥居词话》。这些词话都保存着传统的特色，仅在少数的著述中较为重视对创作规律的探讨，或在批评中表现出新的见解，例如刘体仁、王士祯、邹祇谟三家词话便是有理论建树的。

刘体仁，字公勇 （1612～1677），河南颍川人。清顺治十二年 （1655）中进士，与王士祯、汪琬同榜，在京师以诗文唱和、主持风雅。官至吏部郎中，罢归后从孙奇逢问学。著有《七颂堂诗集》九卷，文集四卷。因平生慕成连、陆贾、司马徽、桓伊、沈驎士、王绩、韦应物之为人，故室名七颂堂。刘体仁在 《七颂堂词绎》里论述了词体的特点及创作的经验，其论述颇为深刻，体现了很高的艺术鉴赏水平。

关于词与诗的关系，刘体仁实际上已否定了 “诗余”说。他以为就思想而言，“词有与古诗同义者”，如苏轼的 《水调歌头》即是屈原 《天问》之遗；就艺术而言，“词有与古诗同妙者”，如柳永的 《八声甘州》即与古代 《敕勒歌》有同样的艺术效果。由于诗与词的体性不同，所以 “词中境界，有非诗所能至者，体限之也”。这是在词学史上最早以 “境界”的范畴论词的，很可能对王国维的境界说产生过影响。自明以来关于词史的 “正变”之争，刘体仁完全同意王世贞的意见，他说：“稼轩 ‘杯汝前来’，《毛颖传》也；‘谁共我，醉明月’，《恨赋》也；皆非词家本色。”他认为李清照词才是词之正宗：“柳七最尖颖，时有俳狎，故子瞻以是呵少游。若山谷亦不免，如‘我不合太撋就’类，下此则蒜酪体也。惟易安居士 ‘最难将息’，‘怎一个愁字了得’，深妙稳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绝句，真此道本色当行第一人也。”关于词史的分期问题，刘体仁借用了唐诗的分期法，认为：

词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峤、和凝、张泌、欧阳炯、韩扆、鹿虔扆等，不离唐绝句，如唐之初未脱隋调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则极盛，周、张、柳、康，蔚为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则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益非不欲胜前人，而中实枵然，取给而已，于神味处，全未梦见。

这是以唐五代词为初期，北宋词为兴盛期，南宋词为中期，元明为晚期，大致反映了词体从兴起到衰亡的发展过程。当然，以唐诗分期来比附是颇为不恰当的，因为词体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刘体仁关于词体创作经验谈得最多，如以为：“词欲婉转而忌复”，“词字字有眼，一字轻下不得”，“中调、长调转换处，不欲全脱，不欲明粘”，“词尤不可参一死句”，“陡然一惊，正是词中妙境”。这些经验之谈都是对词的艺术深有认识的。刘体仁的词论已为词学的复兴作了理论上的鼓吹，而他论词时最初使用了 “境界”和“神味”，则已反映社会审美趣味开始变化了。其 “神味”说当是受了友人王士祯 “神韵说”的影响。

王士祯 （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济南新城人。顺治十二年 （1655）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弱冠即以诗名一时，五十年间为海内文宗。与朱彝尊齐名，时称南朱北王。有 《带经堂全书》九十二卷，《带经堂诗话》三十卷 （张宗柟辑），《衍波词》二卷。《花草蒙拾》是王士祯读 《花间集》和 《草堂诗余》写的札记，在对唐宋词的评论中体现了其 “神韵”说。

“神韵”综合了古代诗论中的 “神思”与 “韵味”两个范畴。王士祯继承唐代司空图和宋人严羽的诗学理论，提倡用艺术直觉进行审美观照。王士祯对于司空图说的 “味在酸碱之外”和严羽说的 “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深有体会与妙解。他最欣赏二十四诗品中的三品：“有谓‘冲淡’者曰 ‘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谓 ‘自然’者曰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有谓 ‘清奇’者曰 ‘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香祖笔记》）王士祯是以禅悟的方式表述其 “神韵”的，大致有神韵的作品总是较为空灵、自然、恬淡、含蓄的。他论词时总是强调个人的直觉的艺术感受，表现了其独特的审美兴趣。他说：“或问 《花间》之妙，曰：蹙金结绣而无痕迹；问 《草堂》之妙，曰：采采流水，蓬蓬远春。”这 “妙”即是有 “神韵”了。王士祯主张作家创作时必须有所感受，偶然触发，含蓄地表现，才能臻至妙境。他以为 “孙巨源 ‘楼头尚有通三鼓’，偶然佳兴”，“张安国雪词，前半刻划不佳，结乃云 ‘楚溪山水，碧湘楼阁’则写照象外”。像这样的作品便是有 “神韵”了。他是较为推崇北宋词的，认为南宋词雕饰过甚而缺乏天然的韵味，但却并不鄙薄南宋词，如说：“宋南渡后，梅溪、白石、竹屋、梦窗诸子，极妍尽态，反有秦、李未到者；虽神韵天然处或减，要自令人有观止之叹。正如唐绝句，至晚唐刘宾客、杜京兆，妙处反进青莲、龙标一尘。”他将 “雕组而不失天然”视为艺术最高境界，如说： “前辈谓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固是确论。尤须雕组而不失天然，如 ‘绿肥红瘦’，‘宠柳娇花’，人工天巧，可称绝唱。若 ‘柳腴花瘦，蝶凄蜂惨’即工，亦巧匠琢山骨矣。”关于诗、词、曲的区别，王士祯也是从艺术直觉来领悟的：“或问诗词、词曲分界，予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 《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 《草堂》词也。”这个解释一向被词学家赞赏和引述，它似乎确有妙悟，却无法用理论形态表述，只能由读者去感受或体会。王士祯对词的艺术鉴赏大都是这种艺术直觉的方式，在文学批评史上自成一派。

王士祯画像

王士祯也参加了关于婉约与豪放的争论。他同意张綖的意见，但将 “词体”之分改换为 “词派”之分，而且从乡土的观念上认为这两派都应以济南人为宗。他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唯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他对明人王世贞关于词体正变之说也作了修正：

弇州谓苏、黄、稼轩为词之变体，是也。谓温、韦为词之变体，非也。夫温、韦视晏、李、秦、周，譬赋有《高唐》《神女》，而后有 《长门》《洛神》；诗有古诗录别，而后有建安、黄初、三唐也。谓正始则可，谓变体则不可。

他同意王世贞关于词体正变之说，但以为将温庭筠与韦庄视为变体是不恰当的，而以为他们是婉约派之源。这比王世贞确实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表现了其艺术感受的敏锐细致。王士祯与朱彝尊同时齐名，他们论词主张不尽相同，但在空灵含蓄的审美趣味方面却又颇为相近，都能适应清初文化环境，因而很有影响。

邹祇谟，字士，号程村。江苏武进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学识颇为渊博，长于经史考据，尤工诗词。著有 《远志斋集》和 《丽农词》，其论词之著 《远志斋词衷》也以词学考证见长。邹祇谟曾于康熙四十八、四十九年的两年间将 《尊前集》《花间集》《花庵词选》及 《六十家词》中的僻调模仿试作，“因为错综诸家，考合音节，见短调字数多协，而长调不无出入”。这是他关于词律的重要发现。由于他对许多词调有较为深入的具体的探究，因而关于词律的词韵能有新颖的见解，纠正了明以来流行的一些错误的观念。

明代杨慎的 《词品》、张的 《诗余图谱》、程明善的 《啸余谱》和沈际飞的 《草堂诗余发凡》在清初很有影响，它们在词的格律方面造成了混乱。邹祇谟对此用力加以驳正。关于花间词有无定体问题，他考辨说：

词有一体而数名者，诠叙字数，不无次第参错；其一二字之间，在于作者研详综变，谱中谱外，多取唐宋人本词较合，便得指南。张世文、谢天瑞、徐伯鲁、程明善等，前后增损繁简，俱未尽善。沈天羽谓 《花间》无定体，不必派入体中；但就 《河传》《酒泉子》诸调言之可耳，要之亦非定论。前人著令，后人为律，如乐府铙歌诸曲，历晋宋六朝以迄三唐，名同实异，参稽互变。必谓《花间》无定体，《草堂》始有定体，则作小令者，何不短长任意耶？

这表现了清初词律逐渐趋于严密的倾向。其 “后人为律”的观念是清初重新总结词体格律的理论依据。他很不赞成杨慎以来对词调名起源考证的穿凿附会倾向，认为：“宋人词调不下千余，新度者即本词取句命名，余俱按谱填缀，若一一推凿，何能尽符原指。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其原词不已失传乎？且僻调甚多，安能一一傅会载籍。自命稽古学者，宁失阙疑，毋使后人徒资弹射可耳。”他举例云：“如一 《满庭芳》而用修 （杨慎）谓本吴融，元敬 （都穆）谓本柳州，果何所原起欤？《风流子》二字一解，尤为可笑。词中如 《赞浦子》《竹马子》之类极多，亦男子通称耶？则 ‘儿’字又属何解？《荔枝香》《解语花》与 《安公子》等类相近，似乎可据。若 《连环》《华胥》本之 《庄》《列》，《塞垣》《玉烛》本之 《后汉书》《尔雅》，遥遥华胄，探河星宿，毋乃太远，此俱穿凿傅会之过也。”这些意见都反映了清代考据学渐兴的学术风气，治学态度较明人谨严了。

关于词韵，邹祇谟也发表了许多见解。明人作词有混用曲韵的现象。邹祇谟将周德清的 《中原音韵》与沈谦的 《词韵》加以比较，他以审慎的态度说：

周韵平、上、去声十九部，而沈韵平、上、去声止十四部，故通用处较宽。然四支竟合通十灰，半元、寒、删、先全通，虽宋词苏、柳间然，毕竟稍滥，觉不如周韵之有别。且上去二声，宋词上如纸、尾、语、御、荠，去如寘、未、遇、霁，多有通用，近词亦然。而平韵如支、微、鱼、虞、齐，则断无合理，似又未能概以平贯去、入。盖词韵本无肖画，作者遽难曹随，分合之间，辨极铢黍，苟能多引古籍，参以神明，源流自见。

他又说：“入声最难分别，即宋人亦错综不齐，沈氏 《词韵》当已。”清初也有词学家主张词韵宜参考古韵的，以为沈谦的 《词韵》“反失古意”。邹祇谟认为词韵与诗韵有别，当以宋以来的“近韵”为准：“填词与骚赋异体，自当断以近韵为法。”他也反对以曲韵代替词韵，以为：“作词不专用周韵 （《中原音韵》），无从以入声分叶平、上、去者，又安得以曲韵废词韵，且上格诗韵乎？”这些意见对稍后戈载编制词韵，当是很有参考意义的。邹祗谟等清初人的词话里有较多关于词律、词韵的探讨，说明当时词学界对这些问题很重视，以期解决创作中疏于词律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