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词学资料的编辑

清初词学家很注重词学资料的编辑，以使人们对词学理论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他们希望以此来改变明代以来词的创作实践中的紊乱局面。这些工作是有利于词学复兴的。

查培继将清初词学家毛先舒 《填词名解》、王又华 《古今词论》、赖以邠 《填词图谱》、仲恒 《词韵》四种词学专著汇辑为 《词学全书》，于康熙十八年 （1679）刊行于世。他认为当时的词坛 “昧厥源流，或乖声韵，识者病之”，于是编辑了有关指导填词的专书，“用以鼓吹骚坛”（《词学全书序》）。这的确是当时填词所急需的，但这四部词学著述都未能脱离明人的积习，粗疏讹误，未能达到编者所预期的效应。

《填词名解》的著者毛先舒，字稚黄，浙江仁和人。生于明泰昌元年 （1620），卒于清康熙二十七年 （1688）。他少年时受知于陈子龙，甚有文名，曾为诸生，后放弃举业，以振兴古学为己任。其著述甚多，涉及理学、佛学、音韵学和词学，著有 《思古堂文集》《东苑诗抄》《诗辨坻》等。王又华 《古今词论》辑有 《毛稚黄词论》十八则。他的词论在清初是有些影响的，如说：“宋人词才，若天纵之，诗才若天绌之。宋人作词多绵婉，作诗便硬；作词多蕴藉，作诗便露；作词颇能用虚，作诗便实；作词颇能尽变，作诗便板。”（《古今词论》）这从作家的才性出发，探讨了诗词体性的区别。他也从儒家礼乐论的观点而看重词体的社会意义。他认为：“填词虽属小道，然宋世明堂、封禅、虞主、附庙之文皆用之，比于周、汉雅颂、乐府，亦各一代之制也。既巨典攸存，毋宜轻置矣。”（《填词名解略例》）《填词名解》共四卷，是解释词调名的专书，杂录自崔令钦 《教坊记》、段安节 《乐府杂录》、王灼 《碧鸡漫志》、杨慎 《词品》、陈耀文 《花草粹编》、沈际飞 《草堂诗余评正》等著作中关于词调的考释，但也有其自作的一些补订。这对研究词调的来源提供了许多资料，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由于作者治学粗疏，对资料来源大都未说明出处，缺乏辨析，许多解释都属牵强附会，有的尚未达到王灼的学术水平。例如关于 《莫打鸭》解释说：“宣城守欲杖营妓井丽华，时士龙眷一客娼，梅圣俞作 《莫打鸭》词解之。”按此事见于赵令畤《侯鲭录》卷八：“宣城守吕士隆，好缘微罪杖营妓，后乐籍中得一客娼，名丽华，善歌，有声闻于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复欲杖营妓。妓泣诉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从之。丽华短肥，故梅圣俞作 《莫打鸭》诗以解之曰：‘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秃鸧，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比翼长。’”梅圣俞作的是一首打油诗，但毛先舒误以为是词，而且将 “吕士隆”误作 “士龙”，又以 “丽华”为 “井丽华”，不知何据。又如关于 《薄命女》调名解释说：“一名 《长命女》。”摘引王灼关于此调名的考释后，毛氏按云：“《西河长命女》曲盖西河部乐也，故唐《西河狮子》《西河剑气》等曲，犹水调部之分 《河传》《银汉》耳。”这远不如王灼考释得清楚确切，尤其在谈到唐代乐部时所谓 “水调部”全属臆测妄解，并无依据。再如对 《绿意》解释云：“古咏荷词也，柳永有咏荷 《红情》词。《红情》咏花，《绿意》咏叶。疑此词亦是柳作。”这个解释是错误的：《绿意》本是姜夔自度曲 《疏影》的别名，因张炎用以咏荷叶而更调名为 《绿意》。以上三例都可以说明此著的粗疏，故不为词学界所称许。

《古今词论》一卷，编者王又华，号静斋，浙江杭州人。此编辑录了自南宋杨缵迄清初词学家的重要词论，不甚完备，而且皆无出处。但这是词学资料编辑的开创工作，其中保存了清初人论词的一些资料。此编在词学界较有影响，使资料编辑的工作为词学家所重视。

《填词图谱》六卷，赖以邠著，查继超增辑，毛先舒与仲恒参订。它是在明代张綖 《诗余图谱》的基础上增补订正的，“依古谱图圈之法”。编者自称：此谱 “既广博于搜罗，复精严夫考订，鲁鱼悉正，沧海无遗。”编订者们认为：“词调盈千，各具体格，能不事规矩绳墨哉。故每调先列图，次列谱。按图谐音，按谱命意，以是填词，思过半矣。”（《填词图谱凡例》）自从此谱流行以后，便代替了 《诗余图谱》和 《啸余谱》而成为当时填词的格律规范。但是它仍沿袭明人图谱而分调、分体、调名、分段、分句、平仄等都存在许多讹误，因此成为万树制订 《词律》时所直接批驳的对象。例如万树在 《词律发凡》里关于词调分体说：“近日 《图谱》如 《归自谣》止有第二而无第一，《山花子》《鹤冲天》有一无二，《贺圣朝》有一三无二，《女冠子》有一二四五而无三……此皆遵 《啸余》而忘其无理者也。”关于词调的异同问题，万树说：“《图谱》则既袭旧传之误，而又狥时尚之偏，遂有明知是其调而故改新名者，如 《捣练子》改 《深院月》，《卜算子》改 《百尺楼》，《生查子》改 《美少年》之类尤多不可枚举。至若 《临江仙》不依旧例第三体而换作 《深深院》，复注云即 《临江仙》第三体，是明知而故改也……总因好尚新奇，矜多炫博，一遇殊名，亟收入帙。”所以 《填词图谱》流行将近十年后即为万树的 《词律》所代替了。

《词韵》两卷，仲恒编订，王又华补切。卷首有 《词韵考略》，辑杨慎及清初学者关于词韵的论述，也有编者论词韵的意见和友人对该编的评论。沈谦的 《词韵略》仅存纲目，仲恒认为：“是编为词家津筏，奈本既多诖误，刊书又复鲁鱼亥豕，参错遗漏。”因此仲恒 “细心考校，三阅月而成书”，对 《词韵略》依其韵目而补订了韵字。沈谦所列的韵目，曾有人指摘它似曲韵，仲恒辩解说：“去矜 （沈谦）韵目曰东董韵、江讲韵，名曰三声，而止列平上二韵，入声又连两字曰屋沃、曰觉药，其法又似纷杂，不知前人自有深意。盖平声通用，只以前一平韵读之；上去通用，则一仄字可以该上去，何妨以上声一韵该之。至于入声连称二字者，亦以见通用之义，并以少该多之意也。其分半韵者，如序次宜贯韵目，而以非全韵，故标其目而仍序其字于各韵之后。”因此，这部词韵实是 《词韵略》的增补本，为清初词人填词所用的工具书。

《词学全书》适应了清初一段时期填词的实际需要，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仅为词学复兴做了准备工作。它在词学史上的意义在于第一次以探讨词体文学知识的专门学科给予了 “词学”之名，而且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公认。

徐釚编的 《词苑丛谈》与朱彝尊编选的 《词综》都成于康熙十七年 （1678）。虽然 《词学全书》还刊于次年，但其中的一些专著早有刊本流传，故成书实际上在 《词苑丛谈》以前。徐釚，字电发，号虹亭，江苏吴江人。生于明崇祯九年（1636），卒于康熙四十七年 （1708）。于康熙十八年 （1679）曾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著有 《南州草堂集》三十卷，《菊庄词》一卷。其 《词苑丛谈》历时六年完成，采辑唐宋以来笔记杂书及词话等有关词人遗事及词作评论的资料，分为体制、音韵、品藻、纪事、辨正、谐谑、外编七类，共十二卷。可惜编者抄录资料时未注明出处，以至不便引用。[1]江顺诒评云：“前人词话本少，此编比诗话而略变其例，然收采多而论断少。其体制一卷泛而不当，音韵一卷粗而不精，品藻以下十卷则乃诗话之例矣。”（《词学集成》卷一）此评是较恰当的。在清初 《词苑丛谈》与 《词综》并行，确也有助于推动词学复兴，而且为此后编辑词学资料作了开端。嘉庆间冯金伯将《词苑丛谈》进行删削增补，成为 《词苑萃编》二十四卷。清初书贾伪托曹溶之名刊行 《学海类编》，其中彭孙遹的 《词统源流》和 《词藻》、李良年的 《词坛记事》和 《词家辨正》皆是从徐编本内抽出，又伪为著者。[2]继徐釚之后，康熙二十四年 （1685）沈雄编著了 《古今词话》八卷，分词话、词品、词辨、词评四类，亦是词学资料汇编，注明了资料来源 （不甚详），间有编者自己的论述。康熙四十六年 （1707）王奕清等编成 《历代诗余》后，将 “诗余有因事而发、流传为词话者别录卷末”，于是辑成自唐迄明 《历代词话》十卷。这两种资料汇编，都是受了徐釚启发的。

《词林记事》二十二卷，编著者张宗橚，字思岩，浙江海盐人。张氏藏书甚富，一生闭门著书，于晚年仿 《唐诗记事》体例辑成 《词林纪事》。它所收词人自唐迄元末共四百二十余家，每家列有小传，“有事则录之，否则词虽工弗录，间有无事有前人评语，亦附入焉”（陈以谦 《词林纪事序》）。《词林纪事》成书于乾隆四十三年 （1778），正值考据学盛行之时，此编体现了乾嘉学术精神，收罗广博，保存了一些罕见的资料，甚为词学界所推许。1957年收入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编的《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第二辑内。书后所附张炎 《词源》下卷，陆辅之 《词旨》和许昂霄的 《词韵考略》，有助于初学者了解词学基本知识。在清初众多的词学资料编著中，《词林纪事》应是最好的一种了。

[1] 唐圭璋点校整理的 《词苑丛谈》，对资料注明了出处，并作了校订和补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 参见唐圭璋：《词苑丛谈跋》，《词学论丛》第10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