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顾从敬关于词调分类

宋人对于词调主要是从音乐的角度去理解的，没有明确的分类意识。王灼说： “凡大曲，就本宫调制引、序、慢、近、令，盖度曲者常态。”（《碧鸡漫志》卷三）这是就令、引、近、慢等词与大曲的关系而言的。张炎 《讴曲旨要》云：“歌曲令曲四掯匀，破近六均慢八均。”（《词原》卷上）这是就令曲与近、慢的拍眼而言的。张炎在论词的写作方法时曾谈到：“大词之料，可以敛为小词；小词之料，不可展为大词。”（《词源》卷下）这是从词调内容容量而言的，但怎样划分小词和大词却无一定的标准。因此，怎样对词调进行合理分类是词学史上存在的问题。

明代中期顾从敬将南宋时书坊编刻的词选集 《草堂诗余》按照词调进行重新的分类，这是明代词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嘉靖二十九年 （1550），上海顾从敬刻的 《类编草堂诗余》，题武陵逸史编，共四卷。卷一为小令，自 《捣练子》 （二十七字）至 《小重山》（五十八字）；卷二为中调，自 《一剪梅》（五十九字）至 《夏云峰》 （八十字）；第三卷与第四卷为长调，自《东风齐著力》（九十二字）至 《戚氏》（二百一十二字），共选词四百四十一阕。宋本编次是以内容春、夏、秋、冬、节序、人事等分类的。类编本则是以小令、中调、长调，依词调字数多少为顺序排列的，然后于每调下再按内容排列的，所选的词数增加了，每词下都标出作者姓名。顾从敬的新编本前有何良俊序云：

夫诗余者，古乐府之流别，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爰自上古洪荒之世，礼教未兴，而乐音已具。盖乐者由人心生者也，方其淳和未散，下有元声，则凡里巷歌谣之辞，不假绳削，而自应宫徵，即成周列国之风，皆可被之管弦是也。迨周政迹熄，继以强秦暴悍，由是诗已而乐阙。汉兴，《郊祀》 《房中》之外，别有 《铙歌》辞，如 《雉子班》《朱鹭》《芳树》《临高台》等篇。其他苏、李，虽列为五言诗，当时非无继作者，然不闻领于乐官，则乐与诗分为二明矣。魏晋以来，曹子建 《怨歌行》七解为晋曲所奏，他如横吹、相和、平调、清调、清商、楚调诸曲，六朝并用之。陈隋作者犹拟乐府歌辞，体物之情，属咏虽工，声律乖矣。唐太宗以文教开国，又玄宗与宁王辈皆审音；海内清宴，歌曲繁兴。一时如李太白 《清平调》、王维 《郁轮袍》及王昌龄、王之涣诸人略占小词，率为伎人辈传习，可谓极盛。迨天宝末，民多怨思，遂无复贞观、开元之旧矣。宋初因李太白 《忆秦娥》《菩萨蛮》二词以渐创制，至周待制领大晟乐府，比切声调，十二律亦各有篇目，柳屯田加增至二百余调；一时文士复相拟作，而诗余为极盛。然作者既多，中间不无昧于音节，如苏长公者人犹以铁绰板唱 “大江东去”讥之，他复何言耶？由是诗余复不行，而金元人始为歌曲。盖北人之曲，以九宫统之，九宫之外别有道宫、高平、般涉三调，总十二调。南人之歌亦有九宫，然南歌或多与丝竹不叶，岂所谓土气偏诐，钟律不得调平者耶？总而核之，则诗亡而后有乐府，乐府阙而后有诗余，诗余废而后有歌曲。乐府以皦迳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如周清真、张子野、秦少游、晏叔原诸人之作，柔情曼声，摹写殆尽，正词家所谓当行，所谓本色者也。后人即其旧词，稍加櫽栝，便成名曲，至今歌之，犹耸以动听。呜呼，是可不谓工哉！余家有宋人诗余六十余种，求其精绝者，要皆不出此编矣。他日有心者，上搜元声，下采众说，是编或大有裨焉。勿谓其文句之工，以备歌曲之用，为宾燕之娱耳也。

此序简述了中国音乐文学发展的情形，阐明了 “诗余”的概念。这是重复明人对词体的一般的认识。据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 《类编草堂诗余提要》云：“此本为明杭州顾从敬所刊，前有嘉靖庚戌何良俊序，称为从敬家藏宋刻，较世所行本多七十余调。”近世学者吴昌绶关于 《类编草堂诗余》说：“何良俊序称从敬家藏宋刻，较世所行本多七十余调，明系依托。自此本行而旧本遂微。”（《景明洪武本草堂诗余跋》）但今传何良俊序并未言及此编的来源，当时顾从敬重新类编，作伪依托则是完全可能的。从 《草堂诗余》版本源流来看，分调类编确是始自顾从敬刻本。[1]自此之后，直至清初，词调的小令、中调、长调的分类法，成为了词学界的通例。明代词学家沈际飞承袭顾从敬的分类法，在其 《草堂诗余发凡》中云：“唐人长短句皆小令耳，后演为中调，为长调。”他所批点的 《草堂诗余》即是依据分调类编本。顾从敬分调时并未提出具体的字数规定。清初词学家毛先舒补足了分调的字数规定。他提出：“凡填词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自五十九字始至九十字止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者俱长调也。此古人定例。”（《填词名解》卷一）这个规定乃据 《类编草堂诗余》概括得出，而托称是“古人定例”了。

清初词学家彭孙遹说：“长调之难于小调者，难于语气贯串，不冗不复，徘徊宛转，自然成文。今人作词，中、小调多矣，长调寥寥不概见。”（《金粟词话》）沈雄说：“唐宋作者，止有小令、曼词。自宋中叶而有中调、长调之分，字句原无定数，大致比小令为舒徐，而长调比中调尤为婉转也。今小令以五十九字止，中调以六十字起、八十九字止，遵旧本也。”（《古今词话·词品》上卷）他们已完全采用了顾从敬的分调法。关于这种分调法，在清初即已有争议。朱彝尊指出：“宋人编集歌词，长者曰慢，短者曰令；初无中、长调之目。自顾从敬编 《草堂》词，以臆见分之，后遂相沿，殊属牵率。”（《词综发凡》）攻击最力的是 《词律》的著者万树。他说：

自 《草堂》有小令、中调、长调之目，后人因之，但亦约略云尔。《词综》所云 “以臆见分之，后遂相沿，殊属牵率”者也。钱塘毛氏云：“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古人定例也。”愚谓此亦就 《草堂》所分而拘执之。所谓定例，有何所据。若以少一字为短，多一字为长，必无是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将名之曰小令乎，抑中调乎？如 《雪狮儿》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将名之为中调乎，抑长调乎？故本谱 （《词律》）但叙字数，不分小令、中、长之名。

—— 《词律发凡》

由于 《词律》和 《词谱》都以词调字数多少为序编次，不分小令、中调和长调，这对后世词学界影响很大，但是词调分类问题在理论上并未解决。

近世词学家王易说：“惟令、引、近、慢，则为文人学士所通行之词体……其节奏以均拍区分，短者为令，稍长者为引、近，愈长则为慢词矣。”[2]这是将 “令”、“慢”等作为词体类别。当代词学家倾向于将它们视为词调类别，如认为 “词调主要分令、引、近、慢四类”。[3]我们从邻邦 《高丽史·乐志》今存北宋大晟府歌词的情形来看，将令、引、近、慢作为词调类别或词体类别都是非常不恰当的：

一、有的令词拍与韵俱多，如 《感皇恩》词下注明 “令”，按调类说令词通常四拍，每韵为一拍，而此词则有八韵；《千秋岁》（令）更有十韵之多。

二、有的慢词短于小令。 《献天寿》同调的二词，一为“慢”四十七字，一为 “令”则五十二字。 《瑞鹧鸪》两词俱“慢”，一词五十六字，一词四十八字。《太平年》（慢）仅四十五字。若按规定九十一字以上者为慢词长调，则这里几首慢词都甚短小。

三、有两首 《水龙吟》，一令一慢，字数全相同，都是一百零一字，但句式和句数却有差别。

四、《万年欢》五首慢词，它们的字数、句数、句式全不相同，长者百字以上，短者不到五十字。

根据以上所存北宋大晟府歌词的真实材料所提供的情形，非常有力地否定了将令、引、近、慢作为调类或体类之说，也否定了 “宋人编集歌词，长者曰慢，短者曰令”之说。[4]自从宋词音谱失传以来，词的音乐线索模糊了，人们已很难将词调作音乐上的分类，若牵强地将令、引、近、慢与体制长短联系起来，必然陷入矛盾的境地。因此，明代词学家不从音乐的角度去对词调分类，而是从词体的现实情况出发，以词调字数为据按体制长短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法适应词与音乐的关系分裂以后的现实情况，简明而确切，它比按令、引、近、慢来划分词调是更有其合理性的。当然万树所提到的一调字数不同，或一调数体等问题，只要按兼类和一词数体的特殊情形处理也是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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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国维 《庚辛之间读书记》云：“宋时即有分类及分调本两种，顾本出宋本之说自当可信；实先有分类，后有分调本。”《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版。

[2] 王易：《词曲史》第325～326页，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

[3] 夏承焘，吴熊和：《读词常识》第2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4] 谢桃坊：《〈高丽史·乐志〉所存宋词考辨》，《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