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杨慎的词学

明代中期学术界精英开始攻击以宋代程朱理学和新起心学为代表的统治思想，使学术从传统儒学——圣学的桎梏下解脱而走上实学道路。杨慎即是此种学术思潮转变中的先驱者。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弘治元年 （1488）出生于京都。正德六年 （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 （1524）以上疏议大礼，两被廷杖，死而复苏，谪戍云南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 （1559）卒于戍所。杨慎的著述极为博赡，涉及了经学、小学、哲学、史学、考古学、文献学、艺术、文学等学科，传世之作一百二十种，无愧为一代文宗。然而杨慎的成就主要是在文学方面，无论历史上的毁誉如何，他应是有明一代的大文学家。在他的文学成就中，词学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它对词学史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他的 《词品》六卷以新创和渊博著称，编选的 《百琲明珠》《词林万选》《填词选格》《草堂诗余补遗》，校定的 《花间集》和批点的 《草堂诗余》皆促进了明代词学的发展。杨慎是明代知名词人之一，其 《升庵长短句》三卷、续集三卷、补遗一卷，形成独特风格，影响着明代词风。明代嘉靖二十二年 （1543）任良幹 《词林万选序》云：“升庵太史公家藏有唐宋五百家词，颇为全备。暇日取尤绮练者四卷名曰 《词林万选》，皆 《草堂诗余》之所未收者也。”可见杨慎对词籍的收藏和对词学的兴趣。在其编选与校点词集的过程中进行词学研究的积累。嘉靖三十年（1551）杨慎六十四岁时完成了 《词品》。它如杨慎其他许多著述一样，是在谪戍云南时期完成的，著作条件甚为艰难，缺乏学术的氛围与图书资料，因而精思与博证中偶有疏失或偏见，致引起纷纷争议。杨慎是转变一代学术的风云人物，其词学也如此。（1559）卒于云南谪所，这近五十年间，正值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及其反对者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唐宋派活跃时期。杨慎的文学思想是受茶陵派李东阳的影响。他少年时在京都以 《黄州》诗为李东阳赏识，后登进士第亦出其门下，传承其诗学。李东阳是在前后七子之前反对明初以来 “台阁体”诗风的重要人物。他提倡唐音，重视法度，以情思为主，强调比兴。复古主义者却力主 “文必秦汉，诗

杨慎自正德六年 （1511）进士及第至嘉靖三十八年必盛唐”，徒事模拟；而茅坤、归有光等古文家则以唐宋古文为模拟的范本。杨慎发展了李东阳的诗学，于诗歌艺术渊源则上溯六朝而博取，主张诗歌表达主体的性情，而且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这在理论上超越了复古主义者。杨慎于 《选诗外编序》云：

黄初、正始之后，谢客 （灵运）以俳章偶句倡于永嘉，隐侯 （沈约）以切响浮声传于永明，操觚辁才，靡然从之。虽萧统 （《文选》）所收，齐梁之间，固已有不纯于古法者。世代相沿，风流日下，填括音节，渐成律体。盖缘情绮靡之说胜，而温柔敦厚之意荒矣。大雅君子，宜无所取。然以艺论之，六代之作，其旨趣虽不足以影响大雅，而其体裁，实景云、垂拱 （初唐）之先驱，天宝、开元 （盛唐）之滥觞。

这认为唐代诗体，特别是近体诗是源于六朝的。杨慎的词学正是其诗学观的体现。在 《词品序》里，他提出了诗词共源同工之说：

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 《江南弄》、陆琼之 《饮酒乐》、隋炀帝之 《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词之 《瑞鹧鸪》也；七言律之仄韵，即填词之 《玉楼春》也。若韦应物之 《三台曲》《调笑令》，刘禹锡之 《竹枝词》 《浪淘沙》，新声迭出：孟蜀之 《花间》，南唐之《兰畹》，则其体大备矣。岂非共源同工乎？此为杨慎词学的理论基础。后来坊间刻印其批点 《草堂诗余》时又以之为序言。在 《词品》卷一里，杨慎列举了许多六朝诗人作品从体制与艺术风格方面进行比较，最后他自信地作出结论：“大率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词也。宋人长短句虽盛，而其下者有曲诗、曲论之弊，终非词之本色。予论填词必泝六朝，亦昔人穷探黄河源之意也。”这是沿袭传统的诗余说，但以为唐代的近体诗和曲子词同源于六朝诗歌，实即否定了宋人沈括与朱熹等关于词起源于唐人绝句诗加和声之说，故在词学上是比较新颖的，能够自成一说。

明代词学在理论、词籍整理和词谱编订方面是有一定成就的。然而由于宋以后词乐的失传，使词体从音乐文学变为纯粹的古典文学形式，故明代词学家已无音乐文学概念；由于唐宋词的格律在明代中期虽有学者着手整理，但属于草创阶段，故明代词学家缺乏律词的概念。这两种缺陷都明显地表现在杨慎的词学论著里。词体是配合隋唐新兴燕乐的歌辞，它是在燕乐风行的盛唐时期才产生的一种新体音乐文学样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燕乐是有谱无辞的器乐曲；稍后由乐工歌妓选取流行的绝句诗配乐歌唱，这便是声诗。关于声诗，杨慎有正确的认识，以为：“唐世乐府，多取当时名人之诗唱之，而音调名题各异。”（《绝句衍义》卷一）声诗和曲子词在唐代都属燕乐歌辞。盛唐时期曲子词出现以后曾与声诗同时并行，例如 《凉州》《破阵乐》《婆罗门》《醉公子》《甘州》《离别难》《六幺》《何满子》《雨霖铃》《竹枝》《杨柳枝》《浪淘沙》《凤归云》《拜新月》等燕乐曲既有齐言的声诗，又有长短句的曲子词。此种现象曾长期使词学家困惑。杨慎亦每每将声诗与曲子词混淆，例如说：“仄韵绝句，唐人以入乐府，唐人谓之 《阿那曲》，宋人谓之 《鸡叫子》。”（《词品》卷一）他举了唐代女子姚月华的 《阿那曲》、宋人杜衍和张耒的 《鸡叫子》，张元幹的《西楼月》，它们都是七绝仄韵诗。杨慎却以姚月华的为声诗，误以宋人之作为词，而且从文体形式将 《阿那曲》 《鸡叫子》和 《西楼月》混为一谈。此外他还引述了长孙无忌、崔液、李白和无名氏的声诗，并未指明它们是声诗还是词。由于无音乐文学概念，杨慎忽视词体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从纯文体形式将词体与六朝小诗比较。这样便认为梁武帝的 《江南弄》是词的滥觞，隋炀帝的 《朝眠曲》是词，而以陶弘景 《寒夜怨》与词之 《梅花引》格韵相似，陆琼六言六句的 《饮酒乐》为唐词 《破阵乐》《何满子》之祖，王筠杂言体 《楚妃吟》已是长短句词体。这都是无律词概念所致。

杨慎在 《词品序》里言及诗余说，又在其 《草堂诗余序》里作了发挥。他说：

唐人长短句，宋人谓之填词，实诗之余也，今所存《草堂诗余》是也。或问：诗余何以系于草堂也？曰梁简文帝 《草堂传》云：汝南周彦伦 （颙）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山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谓草为茨，亦述蜀语；地名蚕茨，是其旁证也。李太白客游于外，有怀故乡，故以草堂名其诗集。诗余之系于草堂，指太白也。太白作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则今之填词，非草堂之诗余而何？

—— 《全蜀艺文志》卷二五

关于传说的李白 《菩萨蛮》与 《忆秦娥》词，明代学者胡应麟于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五已辨其伪。李白下世后李阳冰最初编其诗集为 《草堂集》十卷，但仅以 “草堂”表示隐逸之意，实与成都西郊之草堂寺无关。《文选》卷四三 《北山移文》李善注引萧纲 《草堂传》亦与南宋坊间词选本 《草堂诗余》无关，编者当是失意文人以所居草堂而名其选本。这些诸多偶然因素被杨慎牵合以发挥诗余之意，是缺乏确证的；但其影响却不小，如稍后何良俊的 《草堂诗余序》即祖述杨慎之说。

杨慎关于词体的认识也有一些真知灼见，例如他说：“填词平仄及断句皆定数，而词人语意所到，时有参差。如秦少游《水龙吟》前段歇拍句云 ‘红成阵，飞鸳甃’，换头落句云 ‘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照人依旧。’以词意言 ‘当时皓月’一句， ‘照人依旧’作一句。以词调拍眼 ‘但有当时’作一拍，‘皓月照’作一拍，‘人依旧’作一拍，为是也……然句法虽不同，而字数不少。妙在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尔。”在具体词调中，词人为准确流畅地达意，有时可以灵活地处理句法句式，这在宋词中的实例很多，绝不可拘泥于句法而使词意不明。关于词韵，杨慎说：“沈约之韵，未必悉合声律，而今诗人宗之如金科玉条。此无他，今之诗学李杜，李杜学六朝，往往用沈韵，故相袭不能革也。若填词自可变通。如朋字与蒸同押，打字与等同押，卦字、画字与怪、坏同押，乃是鴂舌之病，岂可以为法耶？元人周德清著 《中原音韵》一以中原之音为正，伟矣。然予观宋人填词，亦已有开先者。”（《词品》卷一）“沈约之韵”实指 《切韵》到 《广韵》的音韵系统；“鴂舌”乃语言难懂之病。杨慎发现词韵宽于诗韵，可以用邻韵及方音协韵，韵部大大合并。这些对后来词学家编订词谱和词韵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词学批评是杨慎词学的核心部分，亦是最具学术价值的。自六朝钟嵘 《诗品》将诗人分品第评论以来，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杨慎摆脱了宋以来词话式论词的局限，缘《诗品》之义特著专门论词之书，其体制之宏大，内容之丰富，皆是空前独树的。关于此著之旨，杨慎在 《词品》里未作说明，而是嘉靖三十三年 （1554）由其妹丈周逊在成都刊行时所作的 《刻词品序》里予以表述的。这或许是杨慎的授意。周逊的序有助于我们解读 《词品》。序中阐述了以品论词之理论原则：

大较词人之体，多属揣摩不置，思致神遇。然率于人情之所必不免者以敷言，又必有妙才巧思以将之，然后足以尽属辞之蕴。故夫词成而读之，使人恍若身遇其事，怵然兴感者，神品也。意思流通无所乖逆者，妙品也。能品不与焉。宛丽成章非辞也。是故山林之词清以激，感遇之词凄以哀，闺阁之词悦以解，登览之词悲以壮，讽喻之词宛以切。之数者，人之情也。属辞者皆当以体之。夫然后足以得人之性情，而起人之咏叹。

这里将古今词作分为三等：神品、妙品和能品。神品是以妙才巧思表达了个人的真实性情，而使人兴感，产生共鸣的作品，臻于最高艺术境界。所以无论山林、闺阁、登览、讽喻等题材皆要表达独特环境下个人的真性情。杨慎显然在具体批评时贯彻了其性情说，特别强调作品的感染作用，以为 “不感人非词也”。这是从词的创作方面贯彻了他反对当时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是使创作向文学本位复归的进步的主张，体现了明代中期新的文学思潮。若给词人具体划分等次，以品论词，则会重蹈钟嵘之失，所以杨慎对此特别慎重，仅对词人进行艺术评论，而让读者去判断词人的品第。他的审美理想与审美兴趣皆极其有个性，能从南宋以来雅正的词学观念中解脱，去发现一些优美的作品。他说： “宋之填词为一代独艺，亦犹晋之字，唐之诗，不必名家而皆奇也。然奇而不传者何限，而传者未必皆奇。”（《词品》卷二）从杨慎特别赞赏的作品来看，“奇”是指作品构思的精妙与表现主体的真实性情。北宋名臣范仲淹的 《御街行》和韩琦的 《点绛唇》都是婉约的情词。杨慎以为：“二公一时勋德重望，而词亦情致如此。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词品》卷三）这即是其性情说的发挥。南宋后期的冯伟寿并非知名的词人，但杨慎很欣赏其 《春风袅娜·春恨》，以为 “殊有前宋秦（观）、晁 （无咎）风艳，比之晚唐酸馅味、教督气不侔矣”（《词品》卷四）。因此，凡词有作者的真性情，词意婉美，结构谨严，是远胜于宋季以来那些迂腐的充满道学说教的作品。此外如林逋抒写离情的 《长相思》、宋徽宗咏杏花的 《燕山亭》、岳珂题北固亭的 《祝英台近》、周文璞题酒家壁的 《浪淘沙》、吴潜赠妓的 《贺新郎》、马晋述怀的 《满庭芳》及无名氏题郝仙女庙的 《喜迁莺》，它们向来不在宋词名篇之列，而其来源有的出自笔记小说，杨慎却以为是奇作，还可能视为妙品的，因为它们都有艺术个性，符合其性情说。

明代士风形成两个极端，大多数士人是卑劣、庸俗、浅薄、狂诞的，而却又有少数谠直而气节高尚者。杨慎以议大礼而受廷杖、遭到终身远谪；在谪所以传播中原文化为己任，发愤著书；这些都体现了儒家的道义与气节。他论词时表达了其儒家价值体系的社会政治观念。北宋大晟府词人晁端礼歌颂祥瑞的 《并蒂芙蓉》，通过宰相蔡京进献之后，得到徽宗皇帝的赏爱。杨慎认为此词虽然 “造词工致，而曲名亦新”，“然大臣谀，小臣佞，不亡何俟乎？”这从政治给予此词以深刻的批评。南宋灭亡后，谢太后已七十余岁高龄，被元蒙俘虏北去，这是继靖康之难后汉民族国家的又一次耻辱。当时陈以庄作有 《水龙吟·记钱塘之恨》，词有 “金屋难成，阿娇已远，不堪春暮”，又以秋娘、泰娘比喻，讥讽谢太后未能以死殉国。同时的孟鲠等人亦作诗以讽。这似乎将宋王朝的覆亡的原因归罪于妇女了。杨慎引述了以上诗词之后叹息云：“噫，妇人不足责，误国至此者秦桧、贾似道可胜诛哉！”这远比陈以庄等人的政治见识高明多了，接近了历史教训的真实。宋末的文人詹玉，入元后仕为翰林学士。其词集 《天游词》多写元初江南湖山，人们以为它寓有故国之思。杨慎引述了其 《齐天乐·兵后归杭》评云：“观其词全无黍离之感、桑梓之悲，而止以游乐为言。宋末之习，上下如此，其亡不亦宜乎？”（《词品》卷五）通过对历史背景的分析，揭示了作品的主旨，联系宋季士风，给予政治批判。以上三例，可见杨慎论词是有自觉而鲜明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在词学史上超越了以往的词评家。

《词品》仍具词话性质，以助闲谈、资考证为宗，但杨慎对少数词人所作的艺术评价却是恰当而精辟的。他具体分析了辛弃疾 《贺新郎》（“绿树听啼鴂”）、《沁园春》（“杯汝前来”）等词后，联系明代中期词坛的现实评论云：

近日作词者，惟说周美成、姜尧章，而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此说固当，盖曲者曲也，固当以婉曲为体；然徒狃于风情婉娈，则亦易厌。回视稼轩所作，岂非万古一清风哉！

—— 《词品》卷四

自南宋以来，词坛崇尚周邦彦和姜夔的婉约骚雅的艺术风格，而批评苏轼以诗为词和辛弃疾以议论为词的别调，这一直影响到明代的词学。词以婉约为主已成定论，杨慎对此并不反对，却从整个宋词艺术来看，假设全部都是单一的婉约风格类型，仅表达春愁闺怨与离情别绪，则必然因重复陈旧而令人生厌。因此有了苏轼与辛弃疾等豪放词，才使一部词史的内容与风格丰富多彩。这种宏观的认识，对词史上长期以来的婉约与豪放之争给予了合理的批判，为我们探讨宋词两大类型风格的意义仍有启发作用。关于陆游词，杨慎评云：“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 （秦观），雄慨处似东坡 （苏轼）。”这对陆游的艺术风格及其渊源的判断是很确切的，见到了他存在两种风格的作品。关于刘克庄词，杨慎评云：“《后村别调》一卷，大抵直致近俗，效稼轩而不及也。”（《词品》卷五）此被公认为对刘克庄词的定评。《四库全书总目》卷二○○ 《后村别调提要》特别引述了此评，但却误为张炎 《乐府指迷》（《词源》）之语。这些评论反映了批评者独特而先进的文学思想和精深的艺术见解，成为杨慎词学最具合理因素的部分。由它引导，可使研究宋词时不致受种种偏见的迷惑。

经学发展至明代是积衰时期，由此影响到整个时代的学术。杨慎鉴于道学的锢蔽与心学的空虚，在治学方法上主张：“儒之学有博有约。故曰：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谭苑醍醐序》）所以其学以渊博著称而具求实的特点，此即杨慎提倡的 “实学”。他说：“今之学者，循声吠影，使实学不明于千载，而虚谈大误于后人也。”（《升庵文集》卷四五》“夫子与点”条）他批判理学，注重训诂、文字、音韵、历史、考古等学，期望以此改变一代学风。[1]杨慎词学也具有实学的特点，在关于词调的意象的考证方面的尝试是有一定成就的。

关于词调，宋人王灼在 《碧鸡漫志》里对唐宋燕乐二十九曲作了溯源析流的考证，引用的文献极为丰富。杨慎未获见到此著，独自探索词调名的来源。在 《词品》问世前四十年，都穆的 《南濠诗话》已注意到 “昔人词调，其命名多取古诗中语”，而且举了一些例子。杨慎继之认为：

词名多取诗句，如 《蝶恋花》则取梁元帝 “翻阶夹蝶恋花情”，《满庭芳》则取吴融 “满庭芳草易黄昏”，《点绛唇》，则取江淹 “白雪凝肤貌，明珠点绛唇”， 《鹧鸪天》则取郑嵎 “春游鸡鹿塞，家在鹧鸪天”，《惜余春》则取太白赋语，《浣溪沙》则取少陵诗意，《青玉案》则取 《四愁诗》语。

—— 《词品》卷一

词调名的来源是复杂的，从古人诗句中摘取优美意象是其来源之一。此外杨慎还考证了 《菩萨蛮》《苏幕遮》《尉迟杯》《兰陵王》《生查子》《阿滥堆》《乌盐角》《六州歌头》《法曲献仙音》《如梦令》《捣练子》《人月圆》《后庭宴》等词调来源。

关于词调名的考证是一项艰难的学术工作。杨慎因博学多识故能联想求证，颇有开创的意义。然而其考证有的则因依据不确而致误，例如谓 《浣溪沙》出自杜甫诗意。虽然杜甫流寓成都居浣花溪，于诗中每道及，但词调实出自古乐府诗 《浣沙女》（《乐府诗集》卷八○）；“沙”同 “纱”，与 “浣花”无关。杨慎于谪所治学，限于条件，对词调的考证是凭联想、记忆与猜测者居多，因而既有开创之功，亦有疏失之处。稍后学者胡应麟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指摘。杨慎的 《艺林伐山》二十卷本是读书札记，其中条目多重见于 《丹铅杂录》《谭苑醍醐》《升庵诗话》和 《词品》，刊于嘉靖三十五年 （1556）。胡应麟特著《艺林学山》以辨其误，而关于词调的来源尤是辨误的重点。例如杨慎以为：“唐人小说 《冥音录》载曲名有 《上江虹》，即《满江红》。”胡应麟辨云：“《冥音录》今见 《太平广记》（卷四九八）中。古今乐府，多有名同曲异者……况 《冥音》所载，一字偶同者乎？”（《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一）这确属杨慎附会之误。其许多失误是受其词体起源说影响的，没有从音乐文学观点来考察词调所致。所以胡应麟很深刻地指出：

余谓乐府之题，即词曲之名也；其声调，即词曲音节也。今不按 《醉公子》之腔，而但咏公子之醉；不按 《河渎神》之腔，而但赋河渎之神，可以为二曲否乎？考宋人填词绝唱，如 “流水孤村”、“晓风残月”等篇，皆与词名了不关涉。而王晋卿 《人月圆》、谢无逸 《渔家傲》，殊碌碌无闻。则乐府所重，在调不在题，断可见矣。

——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一

虽然杨慎有这些失误，但对稍后毛先舒著 《填词名解》具有启发意义，而且还影响了词谱的编订者们。

自宋以来词学家论词多从感悟出发，对唐宋词作鉴赏式的批评，而忽视对作品的具体解读。唐宋词在明代已是古典作品，其历史文化背景消失了，使人们在解读时有种种困难。其中某些特殊的意象是尤为费解的，例如 “哀曼”、“南云”、“侧寒”、“泥人”、“麝月”、“檀色”、“黄额”、“花翘”、“角妓”、“垂螺”、“银蒜”、“闹装”、“靺鞨”、“日蓦”、“檐花”、“心字”、“密云龙”、“双鱼洗”、“孟婆”等，它们皆与古代民俗和俗语有关。杨慎释 “垂螺”云： “张子野 《减字木兰花》云‘垂螺近额’……又晏小山词云 ‘垂螺拂黛青楼女’，又云 ‘双螺未学同心绾……’又云 ‘红窗碧玉新名旧，犹绾双螺……’垂螺，双螺，盖当时角妓未破瓜时发饰之名。今秦中妓及搬演旦色，犹有此制。”又如释 “银蒜”云： “欧阳六一仿玉台体诗：‘银蒜银钩宛地垂。’东坡 《哨遍》词：‘睡起画堂，银蒜押帘，珠幕云垂地。’蒋捷 《白苎》词：‘早是东风作恶，旋安排、一双银蒜镇罗幕。’银蒜，盖铸银为蒜形，以押帘也。宋元亲王纳妃，公主下降，皆有银蒜押帘几百双。”（《词品》卷二）这都表现解释者的博闻强记，而有助于对词意的理解，为词学研究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

因杨慎引述文献多凭记忆，又无条件核对，故存在一些错误，如 《酒泉子》 （“紫陌青门”）为张泌词，误作牛峤词（《词品》卷二）；周晴川 《十六字令》 （眠），误作周邦彦词（《词品》卷二）；潘阆 《酒泉子》，误为 《虞美人》（《词品》卷三）；李昴英为番禺人，误作李公昴，资州人 （《词品》卷五）。这些亦是杨慎著述中的缺陷之一，反映了明代学者治学不够谨严之处。

杨慎在明代中期反对文坛的复古主义，在词学方面提出了新的词体起源说，以性情论词，对宋代词人有精辟的评论，注意发掘表现真实性情的作品，尝试对词调名的考证，开始对唐宋词意象进行研究；还编选词集，并做了一些辑佚工作。他在治学上虽有疏失之处，但从词学发展过程来看，其词学仍是有积极意义的，是宋以来一位很有成就和影响的词学家。关于杨慎在词学史上的评价自来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关于 《词品》的评价，但如清代词学家吴衡照说，《词品》“颇具知人论世之概，不独引据博洽而已……其他辨订，渊该综核，终非陈耀文、胡应麟辈所可仰而攻也”（《莲子居词话》卷二）。关于其词学的整体评价，近世词曲家吴梅说：“杨慎所辑 《百琲明珠》《词林万选》亦词家功臣也。所著 《词品》虽多偏驳，顾考核流别，研讨正变，确有为他家所不如者。”[2]这些都是较为公允的评论。自宋代以来，词为小道的观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所以虽有不少大文学家和学者染指于词的创作，但并未认真地以词学作为一种严肃的学问来研究。杨慎以一代著名的渊博的大学者认真投入词学研究，著述丰富并取得很大成就，这在词学史上尚是罕见的，此对改变固有的词学观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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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文才：《杨慎学谱》第13～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 吴梅：《词学通论》第149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