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词这种文学样式属于我国古典格律诗体之一，而且又是配合燕乐的音乐文学。它 “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体制复杂，格律严密，长于细致抒情，富于音乐性。自公元8世纪，我国盛唐时期，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在近体诗律成熟的基础上，随着燕乐的发展而兴起，至两宋而臻繁荣兴盛，成为“时代之文学”。公元13世纪末，南宋灭亡后，词体渐趋衰微，但在清代又出现复兴之势。词的发展兴盛，从一个方面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化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其中许多优秀的作品在我国盛传不衰，至今仍为人们所欣赏和喜爱。文学史上每一种文学的产生必然相应地出现关于它的理论批评；但是以文学创作为对象的文学理论批评，其产生和发展与文学创作并非同步，往往迟于文学创作。
近世词学家梁启勋说：“词学二字颇生硬，过去虽有此名辞，未见通显。计词之传于世者，今尚得八百三十余调，一千六百七十余体，然而音谱失传，徒供读品。今但视作文学中之一种以研究之，则词学二字，亦尚可通。”[1]以 “词学”来概括研究词体文学的专门学科是很恰当的。南宋初年王灼谈到 《霓裳羽衣曲》的源流时说：
宣和初，普宁守山东人王平，词学华赡，自言得夷则商 《霓裳羽衣谱》，取陈鸿、白乐天 《长恨歌传》，并乐天寄元微之 《霓裳羽衣曲歌》，又杂取唐人小诗长句，及明皇、太真事，终以微之 《连昌宫词》，补缀成曲，刻板流传。
—— 《碧鸡漫志》卷三
这里 “词学华赡”是指文辞藻饰、富丽华美，并非作为一门学科的 “词学”。关于词论与词家的批评，始于词体繁荣的北宋中期，而且最初是以词话的方式出现的。此后虽然有许多的词话、词论和词评，而且有了探讨词体渊源与写作方法的专著，但 “词学”之名却迟至清代初年才开始使用。邹祇谟在清康熙之初年 （约1666年）所著的 《远志斋词衷》里说：“张光州南湖 （擣）《诗余图谱》，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筚路蓝缕之功。”康熙十八年 （1679），查培继编时人毛先舒的《填词名解》、赖以邠的 《填词图谱》、仲恒的 《词韵》、王又华的 《古今词论》，集为 《词学全书》，刊印以行。康熙二十六年（1687），万树的 《词律自序》云：“至今日而词风愈盛，词学愈衰矣。”康熙五十四年 （1715）《御制词谱序》云：“唐之中叶，始为填词，制调倚声，历五代北宋而极盛。崇宁间大晟乐府所集有十二律，六十家，八十四调，后遂增至二百余；移羽换商，品目详具。逮南渡后，宫调失传，而词学亦渐紊矣。”清初正值词体复兴之际，词学研究亦颇为学术界重视，甚至得到统治者的提倡，因此将词的创作方法研究称为 “词学”。词学的概念自此之后虽广为词界使用，而对其具体含义的理解则不尽相同。第一种是将 “词学”与词体或词作等同，如胡凤丹说：“词学萌芽于唐，根柢于宋。”（《莲子居词话序》）丁绍仪说：“宋词学盛行，然夫妇均有词传，仅曾布、方乔、陆游、易祓、戴复古五家。”（《听秋声馆词话》卷八）杜文澜说：“我朝振兴词学，国初诸老辈，能矫明词委靡之失，铸为伟词。”（《憩园词话》卷一）第二种是将词学理解为词的作法，如田同之说：“近日词家，谓词以琢句练调为工，并不深求于平仄句读之间，惟斤斤守 《啸余》一编，《图谱》数卷，便自以为铁板金科，于是词风日盛，词学日衰矣。”（《西圃词说》）陆蓥说：“且同一调作者之字数多寡，句注参差，各有不同，词学之芜甚矣。”（《问花楼词话》）第三种对词学的理解较为全面，如江顺诒于 《词学集成凡例》云：“此书积之数十年，有见必录，迄未成书，亦不过词话之流耳，未敢出以示人……即为条分缕析，撮其纲曰源、曰体、曰音、曰韵，衍其流曰派、曰法、曰境、曰品：分为八卷。”这些都可见到清代学者对词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探讨的大致情形。
20世纪初年新文化运动以后，词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26年，徐珂著的 《清代词学概论》出版，他分析了清代两大词派——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渊源与发展情况，以及它们的经验教训，对重要词人进行了评论，介绍了词学研究的成就。[2]这与以往的著述相较，既趋于严密与科学，并已体现了新方法的运用。1930年，胡云翼著的 《词学ABC》[3]是一部以现代白话方式和新文化观念，全面介绍词学常识的普及读物。他分别介绍了词体的特点及其渊源，词的各个发展时期，词体的缺陷，以及初学的读物。1933年龙榆生主编的 《词学季刊》创刊[4]，专门刊载词学研究的新成果，团结了许多词学专家，大大推动了现代词学的发展。同年，词界前辈吴梅的 《词学通论》[5]也问世了。它是吴梅在高等学校开设词学课程时用的讲稿，全书基本上可分体制、写作方法和历史三个部分，为全面研究词学的专著；关于词的音律和词人评论均有精深的创见，而且在社会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1934年，龙榆生发表了 《研究词学之商榷》，在文中对 “词学”之义予以界定，叙述了词学发展概况，探讨了其研究范围并作了宏观的研究设想。他将 “填词”与 “词学”两个概念予以区分说：“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谓之 ‘填词’。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体制渊源之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 ‘词学’。”[6]这认为词学是关于词的体制、历史和作家作品的理论性研究，尤其强调了词作为音乐文学的特性。关于词学的研究范围，龙榆生提出了声调之学、批评之学和目录之学。声调之学包括关于词调、声律、词谱等的研究；批评之学包括作家作品的评论和词史的研究；目录之学是关于词学文献的研究，特别重视词人事迹的考订、词集版本的辨证和作品的鉴赏考释。后来词学界陆续出版的几种词学著述，虽然仍有学者将词学的内容仅限于词的体制、声韵和作词方法等知识，但毕竟为数不多。1981年出版的 《词学》集刊第一辑里，当代词学大师唐圭璋的 《历代词学研究述略》从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词学评论等十个方面，总结了历代词学研究情况[7]，非常确切地指明了词学研究的范围。
词学的研究经历了近千年的历史，在所涉及的范围里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尤其是现代的词学研究成就反映了我国古典文学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部研究词学自身建设过程的专著，这不能不是当代词学研究者亟须完成的任务。早在1935年，词学前辈夏承焘便拟完成 “词学史、词学志、词学典、词学谱表”四部专著；又于1937年的日记里写道：“思以十年力成词学史、词学志、词学考三书。”[8]可惜这个宏伟的计划终因夏先生后来从事其他方面的研究而未能实现。当今学术昌盛的时代，前辈学者的设想应由后学来继续努力以求实现了。
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曾给了词学批评以一席之地。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者们不再将词学视为 “小道”，已将它纳入古代文学批评的范围加以审视。我国于1927年出版的第一部 《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者陈钟凡便将历代词话作为研究资料之一[9]，并在著述里介绍了王灼、张炎、沈义父、徐釚、毛奇龄、朱彝尊、张惠言、周济、戈载、冯煦等词学家。继而朱东润在其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里对于重要词论家亦有专节评介。[10]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的范围较为广阔，但主要是从宏观的总的方面来描述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有自己独特的对象、范围和任务，对于某些专题的、流派的、各文学体裁的理论批评都受到限制而不可能充分展开论述，更不可能一一探讨它们的具体的历史。前辈中国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在晚年时曾说：
今天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怎样看待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呢？我认为，首先，过去的理论的研究范围应该扩大和深入，不能停留在过去视为正统文学的诗论、文论上，而应把眼光扩大到小说、戏剧、民歌理论的领域。其次，不能把对理论作品的研究作为唯一的对象，还应开展对古代、近代的文艺流派、文艺思潮和文艺思想斗争的研究。第三，还应开展对文学形式，诸如文学体裁以及诗词格律的源流和发展等问题的研究。[11]
继而郭绍虞再次提出：“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论批评现在大家都注意到总的历史方面的研究，实则这问题不限于纵的总的方面，还有横的分的方面更值得研究。”[12]很可能扩大范围和从横的分的方面去研究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今后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预期，将来必定会有多种多样的中国文学批评的断代史、专题史和分体史的编著。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对象和适应范围。中国文学批评史即使有断代的、专题的、分体的，仍应保持其学科的特性，否则便可能自我分解或与其他学科同化。比如，词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范围之一，后者从词学里汲取材料，但却不可能代替词学史；正如历史哲学需要从历史学中汲取材料而不能代替史学史一样。我国古代的诗学、词学和戏曲学都有各自完整的系统，因而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和各自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理论批评仅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词体作为我国古典格律诗体之一，它特具体制、声律、韵律、格调等方面的规定；它作为我国音乐文学之一，以词调为独立单位，而有关于乐律与音乐方面的规定。词学有自己生成的过程。词学史即是以词学生成过程为研究对象的，通过对于历代词学家及词学著作的探讨，真实地描述词学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寻求词学生成的外部条件与内部规律，总结其美学的、方法论和学术的价值。词学史属于词学中较高层次的理论研究。根据词学学科特定的内容和词学史的特点，词学史的研究范围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代的词论。词论是词学家进行批评和指导创作所提出的美学原则，是社会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词学中的体现。词学家所提出的论词主张，如李清照的 “别是一家”说，张炎以雅正清空论词，张惠言的比兴寄托说，刘熙载的词品说，陈廷焯以沉郁论词，况周颐的重大拙说，王国维的境界说，它们都体现了各时代的社会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从这里我们可以见到社会美学思潮发展变化的轨迹。词论虽专为词而设，但在古代文论中却具有待发掘的美学价值。例如比兴寄托说、沉郁说、境界说，都大大超越了词论的范围而在文学批评中有较为广泛的影响。
（二）历代关于词史的探讨。刘毓盘于1922年写成的 《词史》[13]是我国第一部词史专著。在此之前的词学著述里已有许多关于词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虽然尚未以系统的史的结构方式表述，但许多论点仍是值得重视的。例如王灼关于词体起源的认识，张擣的婉约与豪放之分，汪森关于唐宋词发展趋势的描述，蒋景祁所介绍的清初词坛概况。有学者甚至认为李清照的《词论》竟是一篇唐五代至北宋的微型词史。
（三）历代关于词家和词作的批评。这是词学研究中介于理论层次和基础层次之间的一个层面。词学中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特别丰富，体现了我国文学批评的鲜明特点。唐圭璋编的《词话丛编》收词话八十五种，它们大都是关于词家词作批评的资料。在我国古代各体的文学作品中，相对于诗、文、曲而言，对词的理解要困难些。虽然词体是雅俗共赏的文学样式，却因其着重表达作者隐秘的思想情感，而表达的方式又特别精巧含蓄，所以对具体作品的理解和鉴赏都是较困难的。关于具体作品的分析、作家整体作品的认识、作家风格的评论和作家在词史上的作用等问题，古人的词话里均有不少深刻而确切的见解。在这些批评里，由于批评者的美学原则不同而有很大的歧义，这都应给予它们以历史的评价。
（四）词体形式的总结过程。词的体式比其他我国古代各种文体形式都要复杂和精巧得多。两宋时即有各种各样的音谱，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对于声韵的辨识已逐渐达到精微的程度。宋末元初的词学家已很讲究词法并对词乐有深刻的研究。明代和清代的词学家们考订制作了关于图谱、词调、词律、词韵等书。现代的词学家们对词的体式作了较为科学的归纳和总结。如梁启勋的 《词学》[14]是专就词的体制介绍的，任二北的《词学研究法》[15]是专门论述作词方法的，夏敬观的 《词调溯源》[16]则是探讨各个词调起源的。词的体式包括了体制、词调、词乐、词律、词韵、图谱和作法。它们都是关于词这种特殊文学样式的基本知识，与我国汉字型的文学有紧密而深刻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古典格律诗体艺术技巧的高度成熟和极端化。古代和现代的学者为之进行了相当专门和深入的研究。词学史应描述前人对词的体式所作的归纳与总结的过程并发现其学术价值。
（五）词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过程。词学文献的整理与词的体式研究都属词学中的基础研究层次。词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包括历代词的总集、选集、专集、丛书的编辑、校勘、辑佚，词籍目录提要，词集版本考辨，作品真伪考辨和注释，词人年谱考订，词人事迹考辨，词语考释等。这些工作是很重要的，有了新的材料和事实的依据，才可能作出新的判断以推动词学研究的深入。词学史不应忽视对这些基础研究历史情况的描述。
由上述可见，词学史有独特的内容，涉及了词学的各个层次，若要对它作系统的历史的叙述，辨清其源流与规律，这都不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能包容和胜任的，必须由专门的学科来完成。按照词学生成过程所呈现的发展阶段，中国词学史基本上可分为：词学的创始，词学的建立，词学的中衰，词学的复兴，词学的兴盛，现代的词学等六个时期。本稿将分期探讨和描述中国词学发展的各个层面。
当我们叙述某一学术史时，总是要求客观而真实地反映其生成发展的全过程；然而无论从历史分期到历史现象的解释，或是从历史人物的评价到历史规律的探寻，都已包含了主体的认识并表现其价值观念，而且无不带着浓厚的时代和个人的色彩。我们可以相信：“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问题，从而有他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观点，那么每一代人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观察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去补足前人的不足。”[17]因此一部词学史不仅应真实地描述我国词学的生成过程，而且应该体现我们时代的价值观念和所达到的理论水平。“只有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兴趣才能够推动人去考查过去的事实”[18]，我们对中国词学史的考查也应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1] 梁启勋：《词学》上编总论第1页，京城印书局1932年排印，中国书店1985年重印本。
[2] 徐珂：《清代词学概论》，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版。
[3] 胡云翼：《词学ABC》，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
[4] 《词学季刊》创刊号，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
[5] 吴梅：《词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6] 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词学季刊》第1卷第4号，1934年4月。
[7] 唐圭璋：《词学论丛》第811～8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8]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第417、48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9]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第9页，中华书局1927年版。
[10]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44年版。
[11] 郭绍虞：《关于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79年第4期。
[12] 郭绍虞：《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问题》， 《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13] 刘毓盘：《词史自序》，《词史》，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版。
[14] 梁启勋：《词学》，京城印书局1932年排印，中国书店1985年重印版。
[15] 任二北：《词学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16] 夏敬观：《词调溯源》，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17] ［英－奥地利］卡尔·包勃尔：《历史有意义吗？》，引自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 ［意］本纳德多·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引自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3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