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三  文物的专史

第一章 文物专史总说 

文物专史是专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政教典章、社会生活、学术文化种种情况，做起来实在不容易。据我个人的见解，这不是能拿断代体来做的。要想满足读者的要求，最好是把人生的活动事项纵剖，依其性质分类叙述。本来，根据以前的活动状况以定今后活动的趋向，是人生最切要的要求，也是史家最重大的责任，所以对于各种活动的过去真相和相互的关系，非彻底的求得不可，否则影响到今后活动，常生恶果。我们知道，人类活动是没有休止的，从有人类到今日，所有的一切活动都有前后因缘的关系。倘使作史的时候，把他一段一段的横截，或更依政治上的朝代分期，略说几句于实际政治史之后，那么，做出来的史一定很糟。这种史也许名为文化史、文物史，其实完全是冒牌的。从前的正史里，书志一门也是记载文物的，但多呆板而不活跃，有定制而无动情，而且一朝一史，毫无联络，使读者不能明了前后因缘的关系。所以这种断代体和近似断代体的文物史都不能贯彻“供现代人活动资鉴”的目的。我们做文物专史，非纵剖的分为多数的专史不可。

我以为人生活动的基本事项可分三大类，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现在做文物的专史，也就拿这三者分类。这是很近乎科学的分法，因为人类社会的成立，这三者是最主要的要素。拿人的生理来譬喻罢，有骨干才能支持、生存，有血液才能滋养、发育，有脑髓神经才能活动、思想，三者若缺少其一，任何人都不能生活。一个人的身体如此，许多人的社会又何尝不然？拿来比较，个人的骨干等于社会的政治，个人的血液等于社会的经济，个人的脑髓神经等于社会的文化学术，一点儿也不差异。现在就先把这三种文物专史所应分别包括的事项略微讲讲。

第一是社会骨干之部，就是政治之部。这所谓政治是广义的。从原始社会如何组织起，到如何形成国家，乃至国家统治权如何运用、如何分化，都是。若以性质分，则军政、民政、财政、法政、外交都可溯古至今的叙述。若以部位分，则地方、中央又可详细的划开。譬如一个人的骨干，以性质分，有做支持身体用的、有做行走用的、有做取携用的、有做保护用的；以部位分，曰头骨、曰脊骨、曰腿骨、曰臀骨；分开来虽有千百，合起来仍是一套。政治的组织也是如此，所以国家社会才能成立。

第二是社会血脉之部，就是经济之部。一个人非有物质生活不可，——衣食住缺一，不可生存。社会亦然，若受经济的压迫，必衰退下去，或变成病态，或竟骤然销灭。一部分的经济不充裕，一部分社会危险；全世界的经济不充裕，全世界社会危险。就譬如一个人患了贫血症，一定精神痿弱，不久人世，若一滴血都没有了，那还成个人吗？经济是社会的营养料，也是社会的一要素。

第三是社会神经之部，就是文化之部。人所以能组织社会，所以能自别于禽兽，就是因为有精神的生活，或叫狭义的文化。文化这个名词有广义、狭义二种，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狭义的仅指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狭义的文化尤其是人生活动的要项。

人生活动不外这三种。说句题外的话，据我看，理想的国家政治组织，许要拿这个标准分类。将来一个国家许有三个国会，一是政治会，一是经济会，一是文化会。欧战后，法国设过经济会议、教育会议，和政治上的国会几乎鼎立。国会原来只代表骨干的一部分，非加上代表血液、神经的不行。今后学问日见专门，有许多问题不是政治家所能解决的，所以国会须有经济会、文化会辅助，才可使国家组织完善。

文物史也是一样，非划分政治、经济、文化三部而互相联络不可。所以文物的专史包括：

（一）政治专史

（二）经济专史

（三）文化专史

三大类，各大类中又可分许多小类，其分法在下文讲。

第二章 政治专史及其做法 

政治专史最初应该从何处研究起？最初应该研究民族。中国人到底有多少民族？中国人的成分为何？各民族中，那一族做台柱？最初各民族的状况如何？从最初到黄帝时，各民族的变化如何？商、周两民族的来历如何？周代的蛮、夷、戎、狄有多少种？后来如何渐渐形成骨干民族？如何渐渐吸收环境民族？当没有混合时，其各自发展的情形如何？何时接触？何时同化？自从本民族的最初发源起，慢慢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图尔特逐渐发生交涉，以至于今日。这都应该详细划分，各作专篇，组织成一部民族史。那么，中国人对于中国民族的观念格外清楚了。

第二步就应该研究国土。展开中华民国的地图一看，知道我们这一群人生活在这里面。但我们的各祖宗最初根据什么地方呢？何时如何扩充？何时又如何退缩？何时如何分裂为几国？何时又被外来民族统治？何地最先开发？何地至今犹带半独立性？这都要先了解，做成专史，才可确定政治史的范围。

第三步就要研究时代。关于时代的划分，须用特别的眼光。我们要特别注意政治的转变从而划分时代，不可以一姓兴亡而划分时代。从前的历史借上古、中古、近古或汉朝、唐朝、宋朝来横截时间，那是不得已的办法。我们须确见全民族政治有强烈转变，如封建变为郡县、闭关变为开放之类，才可区别为二，深入的、个别的研究各个时代的历史。

第四步还要研究家族和阶级。以普通理论讲，个个人都是社会的分子，社会是总体，个人是单位。这许是好理想，但事实上不能如此。以一个人做单位，想在社会总体里做出事业来，古今中外都不可能。总体之中，一定还有许多小的分体，那些分体才是总体的骨干。一个人不过是一个细胞，对国家为国民，对家族为家人，对市村为市民、为村民，对学校为学生、为教员，对阶级为士、为商，必加入各小团体以为基础，才能在大团体中活动。家族，无论何种社会都看得很重，是间接组织国家的重要成分。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与其叫他国家的国民，不如叫他家族的家人，因为他是对家族负责的。所以家族如何形成、如何变迁、如何发展，都得研究。阶级，亦无论那个社会都免不了，许多个人都由阶级间接参加国家。中国人消灭阶级比较的早，而对于家族非常的拥护。西洋人不然，家族的关系很薄，阶级的竞争渐浓。中国的阶级在国家虽不重要，但不能说无关系。所以为了解社会的基础起见，非特别研究家族史、阶级史不可。

此外，有些西洋有，中国没有的。如西亚细亚教会的组织比家族还重要，在中国却不成问题。中国史和西洋史不同之点，即在这种地方。

以上五步的研究，是做政治史的第一部分。因为政治就是社会的组织，社会组织的基础就是上述民族、国土、时代、家族、阶级等。把基础研究清楚，才可讲制度的变迁。

所以政治专史的第二部分就是讲政治上制度的变迁。这种应当从部落时代叙起，远古有无部落？如何变成宗法社会？如何变成多国分争？如何变成君主统一？统一以后如何仍旧保留分立形式？如何从封建到郡县？郡县制度之下如何变成藩镇专横？如何又变成各地自治？君主制度又如何变成民主？这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经过几次。分合的含质如何？分合的同异何在？这么大的国家，如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历史上的趋势，一时代一时代不同，须得分部去研究。

其次又要研究中央政权如何变迁。某时代是贵族专制的政体，某时代是君主专制的政体，某时代对于中央政府如何组织？各种政权如何分配？中央重要行政有多少类，每类有如何的发展？这种中央的政治组织和中央权力的所在，须分类研究其变迁，详述其真相。如司法、财政、外交、民政等。这是政治专史的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是讲政权的运用。上文讲的是政治组织上的形式，其实无论何时，和实际运用都不能相同。譬如中华民国约法，现在似乎仍旧有效。但具文的约法和实际的政治，表面和骨子相差不知几千万里。若从政府公报看，中央政府似乎很强有力，吴佩孚、张作霖亦得禀命中央。如打破了南口，许多威字将军都是由吴、张上呈文，由内阁发表。事实上，骨子里何尝如此？一切大权都不在内阁，吴、张上呈文亦等于一纸命令。这不但我国此时如此，无论何时何国，实际上的政治和制度上的政治都不能相同。不过不同的距离各有远近就是。譬如英国国会，组织既很完善，威力既很伟大，又号称代表全国民意，可谓宪政的模范，但实际上只由少数资本家把持，用以垄断全国利权，何尝能代表多数民意？表面上，政府的法令都经国会通过，很合宪法，资本家却借国会以取权利，这是宪法所不能禁止的。意大利的棒喝团（编者注：今译作法西斯党）、俄罗斯的苏维埃也是如此。表面上的组织是一回事，运用起来又是一回事。所以研究政治史的人一面讲政治的组织，表面上形式如此如彼，一面尤其要注意骨子里政治的活用和具文的组织发生了多大的距离。譬如汉朝中央政治，依原定组织，天子之下，丞相行政、御史执法、太尉掌兵，全国大政都出自三公。但自武帝以后，大政的权柄渐渐移到尚书省，尚书省在法律上是没有根据的，里面都是皇帝私人。后来的三公，非录尚书事不能参与政治。事实竟变成无形的法定制度。后来汉朝的政权不惟在尚书省，外戚、宦官都非常的把持，也是自然的结果。宦官运用政治，法律上尤其没有根据，然无人能阻其不握政权。还有，大学生、学会有时也能左右政治，但在法律上亦看不见。所以某时代政治的运用变到某部分人手上，其变迁之状况何如，事实何如？都得详细研究。关于这类，近来政党的发生亦可附入。这是政治专史的第三部分。

研究政治史根据此分类标准，分了又分，务求清楚。我打算编一个目录，使得做政治史的人有个标准，至于详细的做法，现在不能讲了。

第三章 经济专史及其做法 

经济事项，譬如人生的血液。我们做经济专史，可以因人类经济行为的发生次第来做分类的标准。人类为什么有经济行为？因为有消费。人类起于消费，因消费而须生产。生产的种别不同，所以又须交易。生产的结果，须分给多少部分的人，所以分配的问题又起。愈到近代，在经济行为上，分配愈占重要地位。古代最初的人类行为，分配问题却不大发生。 所以做起历史来，要讲清前三部分，才可讲分配。中国经济史最重要的是消费和生产，其次是交易，最末才是分配。现在依此次序讲。

消费方面可分食、衣、住三项。要做一个民族的经济史，看他自开化以来的食、衣、住如何变迁，最为重要。但做历史再没有比这个困难的，因为资料极其缺乏。

食的方面，到底我们这个民族普通食品是甚么东西？某种从外来？某种生产于某处？那一种占重要地位？某时代某种占重要地位？一个民族几千年的食饭问题实在要紧，但研究起来也实在困难。因为历史的资料不外纸片上的纪载和残留的实物，残留的实物多由地下发现，食品却不能保存；纸片上的资料固然不可看轻，但无论何国的历史，都是政治的资料多，社会经济的资料少，尤其是中国。这个难题，我私度没有多大把握。因为纸片上的资料很少，实物根本没有，又不能靠采掘。但是，虽然困难，亦不能不想方法。我想不单是食，凡关于经济事项，若研究其历史，不能不和政治史、文化史脱离而另取一方向。做文化史、政治史多由古及今，做经济史当由今及古。近代一二百年的经济变迁，用心访问，还能整理成一个系统。将现代所见和近代衔接，再一样一样的追寻根源，追到何时就讲到何时。即如食米面，大概言之，北方多食面，南方多食米，倒追上去，还可以看着这种痕迹，还可知北方何时始食面，南方何时始食米。关于经济项下，此原则不能不采用，即“跟现存的追上去”。食的问题，诸食品中何者原有，何者后入，乃至植物的栽培、动物的豢养，都可以从现在起倒数上去。此法虽不能用得圆满结果，但非绝无路走。其中有些可以特别研究的，如米的应用及保存、分配的方法。应用方面，古代不单拿来食，而且用作货币。读《管子》可知米是金融中很重要的物品。甚么时候完全是金融的要素？甚么时候完全把交易媒介的性质除去？研究起来倒很有趣味。还有，禁米出口的政策，现在还有讨论的余地。关于米的支配，几千年来不同旁的一样，旁的可以自由交易，米是民食所寄，政府、地方、社会对于米都有特别的制裁，支配管理都有殊异的方法。这也很有趣。所以食品史应有专篇，讲几千年来管理支配的方法如何？这倒不难，可从纸片上得资料。从现在看起，追寻上去，看二千年来何如。又如盐，也是消费要素之一，在中国史上的资料比较的很充足。自汉、唐以来，盐在财政上占极主要的地位。再溯上去，《管子》是战国的书，已说春秋、战国时已有特别管理和支配盐的方法。所以做中国吃饭史，全部做的如何，很难讲，但很应该做，而且最少有若干问题有相当的资料，可以做得好。倘使研究一项，打开了一条活路，别项也得用同样的方法追寻上去。

衣的方面，或者做起史来较容易些，因为保存下来的东西比较的多。如在日本考中国的服饰，可以追到唐朝，有名的博物院中还有唐朝以下的实物。这因实物保存，所以比较的容易研究，但衣的方面，特别的问题很多，最须分类研究。如丝是中国可以自豪的，发明最早。但到甚么时候才有？最近李济之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半个蚕茧，假使地层的部位不错，那么中国在石器时代已有丝了。其次如麻，也是中国的特产，须特别研究。又其次如棉花，自唐以后输入中国，证据很多。但到底是从南洋来抑从西域来？各说都有根据，我们如何取决？棉布又起自何时？是自己发明的还是从外国输入的？假使是输入的，又从何国输入？这个专题可得有趣的发明。还有，中国未有棉花以前是用甚么东西？近代的麻和古代的麻同类否？有多少种？从有丝到织呢绒绸缎，是自己发明的不是？问题真多，资料也不是没有，只等我们去研究。

住的方面，宫室建筑，拿现代所有做基本推上去，也很可以。不过中国每经丧乱，毁灭无余。近如圆明园给英、法联军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只剩了一个景福门和照壁围墙，最近几个月，也给军阀拆去了。自古至今，多少伟大的建筑给那般暴徒毁去，以致今日研究起来实在困难。只求纸片上的纪载，又很难得圆满的结果。但除了力求古迹以外，纸片也不是绝对没有贡献。其中的特别问题也很多，如衣食事项一样。如城郭，许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最少也是亚洲民族特有的，而且是中国人所发明。《史记·匈奴传》《汉书·西域传》以城郭的有无为开化、半开化民族的符号。中国所谓城郭和欧洲中世所讲堡垒不同。堡垒似碉楼，是少数君主、贵族专保自己财产用的。城郭不专为一人，不专为统治者的安全，而为保护一般人民的利益而设。大概古代人民，春秋散在田野，冬日把所有的收获品聚在一处，初为墙，后为城郭，以防御外来的强盗和外族的掠夺。这种城郭的发明，从何时起？殷墟文字里有多少城郭？殷朝、西周何如？春秋时代见于纪载的很多，可见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后来竟变成文明人的标志。假如我们证实了城郭是中国民族的特别发明，可以追寻到古代，看某时某地有古城痕迹或纪载，就可知中国文化此时已到此地。最古，长城以外没有城郭，西域各国或有或没有。由此可见中国民族势力的消长。研究起来虽很困难，但并不是没有路子，虽不能全部研究，但抽出若干种比较的资料易得的，可以得许多成绩。此外的特别问题也不止一种，不能多讲。

食、衣、住三者的史料，除了纪载和实物以外，还有特别史料，是我们所能得，外人所不能得的。中国文字，象形、指事、会意诸种，研究起来有许多可以发见有史以前的生活状态，其中乃至心理的状态也可以看出一部分。如“内”字表示穴居，以人入洞，和以人入门的“闪”字不同。如“宫”字表示两进的房子，到现在还适用，到欧洲可不适用的。如“家”字表示以物覆豕，是家的所在，可知古人由渔猎时代变成畜牧时代的时候，以豕为食物而始有固定的家。又如吉凶的“凶”字，表示设陷阱以捉野兽，野兽落到里面的样子。原来只有这种意义，后来才用为不利的意义。像这类在古文字上研究以求古代人类衣、食、住的状况，常有许多意外的收获。这种收获品是纪载上实物上所没有而文字中有的。假如小学家有社会学的根柢，很可以得奇异的发明。所以衣、食、住的专史诚然难做，但不是绝对不可做，机会正多的很。

进一步到生产方面，生产的种类，分别为渔猎、畜牧、农耕、矿业、家庭手工业和现代工业，每一种须一专史，中间看那一种最发达，历史也跟著详细一点。

中国农业最发达而最长久，资料也很多，非给他做一部好历史不可。农业、农器、农产物的历史都应该做，最主要的尤其是田制。一直到现在，仍是最主要的问题。几千年来的政治家很用心去规定这种制度，许多学者也有很周密精详的主张，或已实行，或未试办。我们研究田制的变迁，有许多资料可供使用，只有肯去找，详审的选择、叙述，可以得很有价值的历史。这不单是考古而已，或者有些学者或政治家所建议而未实行的制度，我们把它全录或摘抄下来，可以供现代的资鉴，而愈可以成为有价值的著作。

渔猎、畜牧，最初的社会已经有了，一直到现在还是很重要的生产事业。矿业，到周代也已发明已利用，到今日变成多种生产事业的发动力，假使没有矿业，多种生产事业都得停顿。所以我们做史，应该分别，一部一部的，各自著成一书。

家庭手工业在机械工业未输入以前的状况如何？原来的机械工业在新式的机械工业未输入以前的状况如何？自机械工业输入中国以后到现在有如何的发展，有无新的发明？这种资料，东鳞西爪的，研究时要很费精神去寻找。

此外和生产事业极有关系的有三种：就是水利、交通、商业，不能不做专史。

历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消极的防水患，积极的兴水利，都极注意。如《资治通鉴》，每朝末叶水患特别的多，前人以为天灾流行，其实则毫不足怪。新兴之朝所以没有水患，只因当时上下对于修堤浚河的工作很用财力，人工可以征服自然。如清代河道总督号称肥缺，有很充足的公款可供中饱，但一发现有舞弊情形或一遇河堤决口，马上就要拏去砍头，所以无论怎样贪婪的河道总督总得用心修理河道，所以清代水患比较的少。到了民国，一切的收入都跑进兵队和兵工厂和军阀的姨太太身上了，谁来理这闲事？所以不讲别的，就是永定河就每年总有好几次发生危险。关于这类水利问题，历代工作的情形怎样，都得做成专史。

交通在现在以铁路、河海、航线、电线最重要，汽车道也有人注意。这些事业几时才输入中国？近来发达的情形如何？都是应该入史的。还有，古代没有这些东西，却有驿道、驿使做中央统制地方的利器，所以对于驿的制度很完善。驿道的路线历代不同，逐代加增，研究的结果还可勉强画出地图来。驿道的管理法，驿使的多少，也得研究清楚。这类资料倒也不少。我们可以从上古初辟草莱起，渐有舟车，渐有驿道、运河、海运、铁道、航线、电线、汽车道乃至飞机、无线电、电话，都一一做成历史，分之各为专篇，合之联成交通专史。

商业自春秋、战国以后日见发达，以前也并非没有。我们须研究人类最初交易的情形如何？何以由物与物互易而变成物与币互易？春秋、战国对外的贸易何如？历代对于商人的待遇何如？汉、唐对于边界互市的状况何如？一直到现在与全球通商的经济战争情况如何？其中如货币的变迁尤其要特别的研究。关于货币的理论，如每值币制紊乱，讲求修正改革的奏疏之类，价值很高，是要收入货币史的。或者包括各种事实成一部商业史，或者分别作各种专史，都无不可。

上而交通和商业二种都属于交易方面，就是经济事项的第三种。再进一步，就要说到分配了。（名达按：当日因时间来不及，未讲分配）。

关于经济专史的分类，似乎不太科学的，不过稍微举个例，大概的讲一讲。近人关于货币、田制的著述倒有一点，但都还得补正。此外各史，许多人未曾做，或认为不好做的，也未尝不可以设法研究。这全在我们的努力。

第四章 文化专史及其做法 

狭义的文化譬如人体的精神，可依精神系发展的次第以求分类的方法。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思想的发表，最初靠语言，次靠神话，又次才靠文字。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我们可一件一件的讲下去。

◎甲  语言史

在西洋言文一致，在中国文字固定，语言变化，两不相同。所以研究中国文化，要把文字同语言分开。

离开文字的语言已成过去，在固定的文字下研究变化的语言，异常困难，但并不是绝无资料。西汉末扬雄已经很注意这部分，新近学者研究语言的发展很快。我们的同学中有研究中国语言史者。起初我们以为很困难，现在已证明有路可走。看韵文的变化常可得着具体的原则。即如广东话，在中国自成一系，乡先生陈兰甫著《广东音学》，发明了广东话和旁的话不同的原则。近来赵元任先生研究现代语言，在声音方面也很有心得。文法方面，自汉以后宋人平话未发生以前，因士人作文喜用古时笔调，成为固定的，不肯参用俗调，通俗的白话又不曾在纸片上保存，所以现在很难考出。但我们从很缺乏的资料中跟著上去，也非绝对不能做史。宋、元以后，平话、小说、戏曲先后继起，语言的变化就渐渐可考了。

◎乙  文字史

清代以来，小学家根据《说文》，把文字划出一个时代来研究，成绩很高。后来甲骨文发现，文字学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国内唯一的大师王静安先生，研究得很好，我们希望努力下去，可以得文字的最初状况。再由古及今，把历代的文字变迁都研究清楚，可以做成中国文字史。

◎丙  神话史

语言文字之后，发表思想的工具最重要的是神话。由民间无意识中渐渐发生某神话，到某时代断绝了。到某时代，新的神话又发生，和神话相连的是礼俗。神话和礼俗合起来讲，系统的思想可以看得出来。欧洲方面，研究神话的很多。中国人对于神话有二种态度：一种把神话与历史合在一起，以致历史很不正确；一种因为神话扰乱历史真相，便加以排斥。前者不足责；后者若从历史著眼是对的，但不能完全排斥，应另换一方面，专门研究。最近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孟姜女的故事，成绩很好，但范围很窄，应该大规模的去研究一切神话。其在古代，可以年代分；在近代，可以地方分或以性质分。有种神话竟变成一种地方风俗，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此地的社会心理。

有许多神话夹在纪真事的书里。如《山海经》，若拿来作地理研究，固然很危险，若拿来作神话研究，追求出所以发生的原因来，亦可以得心理表现的资料。如纬书，从盘古、伏羲、神农、轩辕以来的事情很多，又包含许多古代对于宇宙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发生的解释。我们研究古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和古代社会心理，与其靠《易经》，还不如靠纬书和古代说部如《山海经》之类，或者可以得到真相。又如《金縢》夹在二十八篇真《尚书》中，所述的事非常离奇。那些反风起禾的故事，当时人当然相信，如不相信，必不记下来。我们虽不必相信历史上真有这类事，但当时社会心理确是如此。又如《左传》里有许多灾怪离奇的话，当然不能相信，但春秋时代的社会心理大概如此。

又如《逸周书》在历史上的价值如何，各人看法不同，其中纪载杀多少人、虏多少人、捕兽多少，我们不能相信。孟子说，“仁者之师无敌于天下……如之何其血流漂杵也？……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事实固然未必全属真相，但战争的结果当然很残忍，这点可认为事实。又看当时所得猛兽之多，参以《孟子》别篇所谓“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天下宁”，可知当时猛兽充斥于天下。这种近于神话的夸大语也自有他的历史背景。我们因他夸大某事，可相信当时实有某事，但不必相信他的数目和情形。

神话不止一个民族有，各族各有其相传的神话。那些神话互相征服同化，有些很难分别谁是谁族的，我们应当推定那一种神话属于那一种民族或那一个地方。如苗族古代和中原民族竞争很烈，苗族神话古代也特别多，我们若求出几个原则把苗族神话归纳出来，倒很可知道苗族曾经有过的事项、风俗和社会心理。苗族史虽不好研究而苗族神话史却很可以研究出来。

后代一地方有一地方的神话。《荆楚岁时记》和这类文集、笔记、方志所讲的各地风俗和过节时所有的娱乐，若全部搜出来做一种研究，资料实在多。如苏东坡记四川的过节、范石湖记吴郡的过节，若分别研究，可以了解各地方心理和当时风俗，实在有趣。

中国的过节实在别有风味，若考究他的来源，尤其有趣味。常常有一种本来不过一地方的风俗，后来竟风行全国。如寒食是春秋晋人追悼介之推的纪念日，最初只在山西，后来全国都通行了，乃至南洋美洲华人所至之地都通行。可是现在十几年来，我们又不大实行。又如端午，初起只在湖南竞渡，最多也不过湖北，后来竟推行到全国。又如七夕，《诗经》有“宛彼牵牛”之句，牵牛与织女无涉。《古诗十九首》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成为男女相悦了。后来竟因此生出七夕乞巧的节来。最初不过一地的风俗，现在全国都普遍了，这类的节虽然不是科学的，却自然而然表示他十分的美。本来清明踏青、重阳登高已恰合自然界的美，再加上些神话，尤其格外美。又如唐、宋两代，正月十五晚皇帝亲身出来凑热闹，与民同乐。又如端午竞渡，万人空巷。所以，最少，中国的节都含有充分的美术性，中国人过节带有娱乐性。如灯节、三月三、端午、七夕、中秋、重阳、过年，都是公共娱乐的时候。我们都拿来研究，既看他的来源如何，又看他如何传播各地，某地对于某节特别有趣，某时代对于某节尤其热闹，何地通行最久，各地人民对于各节的意想如何，为甚么能通行、能永久。这样极端的求得其真相，又推得其所以然，整理很易得的资料，参用很科学的分类，做出一部神话同风俗史来，可以有很大的价值。

◎丁  宗教史

在中国著宗教史——纯粹的宗教史——有无可能，尚是问题。宗教史里边，教义是一部分，教会的变迁是一部分。教义是要超现实世界的，或讲天堂或讲死后的灵魂，无论那一宗教都不离此二条件。其次，宗教必有教会，没有教会的组织，就没有宗教的性质存在。根据这两点来看，中国是否有宗教的国家，大可研究。近来推尊孔子的人想把孔子做宗教，康南海先生就有这种意思，认孔子和外国人的宗教一样去研究。一般攻击孔子的人又以为孔子这种宗教是不好的，如吴稚晖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其实两种看法都失了孔子的真相。第一点，可以说，宗教利用人类暧昧不清楚的情感才能成功，和理性是不相容的，所以超现实、超现在。孔子全不如此，全在理性方面，专从现在、现实著想，和宗教原质全不相容。第二点，教会，孔子以后的儒家是没有的，现在有的是冒牌。

再看孔子以外的各家。关于第一点，道家，老子、庄子虽有许多高妙的话，像是超现实、超现在，而实质上是现实的、现在的应用，道家实在不含宗教性。比较的，古代思想只有墨家略带宗教性，讲天志、讲明鬼，稍有超现实的倾向，但仍是现实的应用。墨家并未讲死后可以到天堂，亦未讲死后可以做许多事业，不过讲在现实的几十年中，好好的敬天、做好事，天自然会赐以幸福，所以墨家仍不能认为宗教。关于第二点，道家也没有教会，墨家有钜子，颇像罗马的教皇，未能明了他如何产生，虽然当战国时代，许有百余年曾有过教会的组织，但后来消灭了。现在留存的材料极少，除了讲钜子的几条以外，别无可找。

中国土产里既没有宗教，那么，著中国宗教史，主要的部分只是外来的宗教了。外来宗教是佛教、摩尼教、基督教，最初的景教，后来的耶稣教、天主教等。主要的材料，纯粹是外来的宗教著作，都是死的，无大精彩。只有佛教有许多很有精彩的书，但应该摆在哲学史里抑宗教史里还是问题。为著述方便起见，摆在哲学史更好，因为佛教的理性很强，而且中国所感受，哲学方面为多。佛教到中国以后，多少派别，当然应该摆在哲学史，因为六朝、隋、唐一段的哲学史全靠佛教思想做中坚。其中纯粹带宗教性而且很强的只有净土宗，但也很难讲。又佛教的禅宗勉强可以说是中国自创的一派，然很近哲学，到底应认为教派，抑应认为学派，又是问题。据我看，做学派研究，解释要容易些。到底那一部分应归宗教，那一部分应归哲学，分起类来很不方便。若把全部佛教移到哲学，那么宗教史的材料更少了。

为甚么宗教在中国不发达？大抵因为各种宗教到了中国不容易有好教会的组织发生。最近基督教宗中如燕京大学一派有组织中国基督教会的运动，我很赞成。因为人类应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外来的就排斥他。基督教所以可恨，只因他全为外国人包办。假使由中国人来办，就可免掉外国借手侵略的野心，所以若做宗教史，最后一页可以讲有少数人有这种运动。他们既然信仰基督教，当然应该努力，但事实上未必成功，如有可能，恐怕早已有人做成功了。

就外来的宗教讲，其教理要略及其起原用不着在中国宗教史讲。在中国内部，所谓教会的形式又没有具体的。中国宗教史只能将某时代某宗派输入、信仰的人数、于某时代有若干影响，很平常的讲讲而已。虽或有做的必要，却难做得有精彩。

就中国原有的宗教讲，先秦没有宗教，后来只有道教，又很无聊。道教是一面抄袭老子、庄子的教理，一面采佛教的形式及其皮毛凑合起来的。做中国史把道教叙述上去，可以说是大羞耻。他们所做的事对于民族毫无利益，而且以左道惑众，扰乱治安，历代不绝。讲中国宗教若拿道教做代表，我实在很不愿意。但道教丑虽很丑，做中国宗教史又不能不叙。他于中国社会既无多大关系，于中国国民心理又无多大影响，我们不过据事直书，略微讲讲就够了。

做中国宗教史倒有一部分可写得有精彩。外国人称中国人奉多神教，名词颇不适当。多神教是对一神教而言。基督教、犹太教是一神教，其他都是无神教，佛教尤其是无神教，西洋人不曾分别这点，说印度人奉佛教即奉多神教。中国孔子不讲神，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然而孔子对于祭祀却很看重。《论语》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孔子一面根本不相信有神，一面又藉祭祀的机会，仿佛有神，以集中精神。儒家所讲的祭祀及斋戒，都只是修养的手段。《论语》说，“非其鬼而祀之，谄也。”“其鬼”和“非其鬼”的分别，和西洋人的看法不同。意思只是鬼神不能左右我们的祸福，我们祭他，乃是崇德报功。祭父母，因父母生我养我；祭天地，因天地给我们许多便利，父母要祭，天地山川日月也要祭。推之于人，则凡为国家地方捍患难、建事业的人也要祭；推之于物，则猫、犬、牛、马的神也要祭。只此，“报”的观念便贯彻了祭的全部分。这种祭法，和希腊、埃及的祭天拜物不同。他们是以为那里面有甚么神秘，乃是某神的象征，并不因其有恩惠于人而去祭他。老实讲，中国所有的祭祀都从这点意思发源，除了道教妖言惑众的拜道以外。我们将历代所拜的神罗列起那些名词来，分类研究其性质及变迁，实在很有趣味。

我们看，古时的人常常因感恩而尊所感的人为神。如医家祭华佗、扁鹊，戏子祭唐明皇。若把普通人祭甚么，某阶级祭甚么，分类求其祭的原因及起原的情形，可以得知十有八九是因为报恩的。若看历代所崇拜的神的变迁，尤其有意思。例如近代最行运的神是关羽，关羽以前是蒋子文。南京钟山也叫蒋山，即因蒋子文得名。蒋子文是一个知县，六朝人，守南京，城陷殉节。他官阶既比关羽低，时代又比关羽后，但同是殉节的人，都合于祀典“以死勤事则祭之”的向例。这类殉节的人，古来很不少，不过蒋子文当时死得激烈一点，本地人崇拜他祭祀他，起初称他知县，其后称他蒋侯，其后又称他蒋王，最后竟称他蒋帝。祭他的地方不很多，只在南朝各地，但南朝各代，上自皇宫下至偏僻市镇都很虔诚的祭他。比较关羽的享遇，当然差得远，但人虽生于关羽之后，神却成于关羽之前，关羽的运气行得很迟，到明末才有许多地方祭他为神，到满人入关，才极通行。满洲人翻译汉文成满文的，最初一部是《三国演义》。一般人看了，认关羽是惟一的人物。后来迭次打胜仗，都以为靠关羽的神帮助。所以八旗兵民所到的地方，没有不立关帝庙祭关羽的。皇帝在文庙祭孔子，在武庙就祭关羽、岳飞。无形中，社会受了莫大的影响。乃至没有甚么地方不祭关羽，没有甚么地方没有关帝庙。诸位的故乡，自然有这种风俗。就是现在从清华园大门出去，那正蓝旗和正白旗，二个村庄不见他有甚么宗祠、家庙，倒都有关帝庙占正中的位置，做全村公共会集的地方。诸君再到北京前门外那个有名的关帝庙，一问那看庙的人，一定可以得到一件有趣的故事：“明万历间，宫中塑了两个关帝偶像，叫人给他俩算命。神宗皇帝喜欢的那个，偏偏命不好；皇帝讨厌的那个，偏偏有几百年的烟火。皇帝发脾气了，吩咐把自己喜欢的供在宫中，把那个讨厌的送往前门外的庙里去。那知道，后来李闯一进宫门，便把那关帝像毁了，前门外那个关帝像到现在还有人供祀。”关羽是特殊有运气的神，时间已有四五百年，地方遍及全国。还有运气不好的，如介之推，除了山西以外，没有庙；如屈原，除了湖南以外，也没有庙。然而寒食、端午两节，专是纪念他俩的，也带了十足的崇拜先哲的意思，和庙祀差不多。我们若是把中国人所供祀的神一一根究他的来历，大抵没有不是由人变来的。我们看他受祀范围的广狭、年代的久暂和一般民众祀他的心理，做成专篇，倒是宗教史里很有精彩的一部分。所以可以说中国人实在没有宗教，只有崇德报功的观念。

还有一点，在宗教史上要说明的。中国人信佛宗释伽牟尼，信道宗太上老君，信基督教宗基督，同时可以并容，决不像欧洲人的绝对排斥外教。佛教输入以后，经过几次的排斥，但都不是民众的意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三次摧残佛教，其动机都因与道教争风。当时那两教的无聊教徒在皇帝面前争宠，失败了的，连累全教都失败，这和全国民众有何相关？中国所以不排斥外教，就因为本来没有固定的宗教，信教也是崇德报功的意思。基督教输入以后，所以受过几次的激烈排斥，也只因基督教徒本身有排外的思想，不容外教的存在。回教谟罕默德出于摩西，也是排外的教。摩西之所以起，即因争夺南方膏腴之地而起。基督教到罗马，以教会干涉政治；回教所到之处，亦以教会干涉政治，那自然和本方人的权利思想不相容，自然会引起相当的反感。当他们初入中国，未现出侵略的野心以前，中国人是无不欢迎的。自唐朝景教流行到明末基督教再来，都不曾有甚么反动。后来因为旧教天主教有垄断政权的嫌疑，新教耶稣教又有侵略主义的野心，所以我们才排斥他。回教输入中国以后的情况，也是一样。

关于这点——中国人对于外来宗教的一般态度，很值得一叙。我们常常看见有许多庙里，孔子、关羽、观音、太上老君同在一个神龛上，这是极平常的现象。若不了解中国人崇德报功的思想，一定觉得很奇怪。其实崇德报功，只一用意，无论他的履历怎样，何妨同在一庙呢？譬如后稷和猫都有益于农耕，农人也常常同等供祀，又有何不可呢？

做中国宗教史，依我看来应该这样做：某地方供祀某种神最多，可以研究各地方的心理；某时代供祀某种神最多，可以研究各时代的心理，这部分的叙述才是宗教史最主要的。至于外来宗教的输入及其流传，只可作为附属品。此种宗教史做好以后，把国民心理的真相可以多看出一点，比较很泛肤的叙述各教源流，一定好得多哩。

◎戊  学术思想史

中国学术不能靠一部书包办，最少要分四部：

子 道术史，即哲学史

丑 史学史

寅 自然科学史

卯 社会科学史

四部合起来未尝不可，然性质既各不同，发展途径又异，盛衰时代又相参差，所以与其合并，不如分开。现在先讲道术史的做法。

◎子 道术史的做法

中国道术史，看起来很难做。几千年来的道术，合在一起，要想系统分明，很不容易。不过，若把各种道术分为主系、闰系、旁系三类，好好的去做，也不是很难。主系是中国民族自己发明组织出来，有价值有权威的学派，对于世界文化有贡献的。闰系是一个曾做主系的学派出来以后，继承他的，不过有些整理解释的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的。旁系是外国思想输入以后，消纳他，或者经过民族脑筋里一趟变成自己的所有物，乃至演成第二回主系的思想的。几千年来的思想，认定某种属某系，有了纲领，比较的容易做。

主系思想，有价值的不过两个时代：一、先秦，二、宋明（包括元代）。要做中国道术史，可以分做上下两篇，分讲先秦、宋明两个主系，但非有真实的学问加精细的功夫不可。

所谓闰系，如汉朝到唐初对于先秦的学术，清朝对于宋、明，是闰系。因为汉、唐人的思想不能出先秦人的范围，清人的思想不能出宋、明人的范围。虽然东汉以后已有一部分旁系发生，清朝也有一部分旁系发生，但闰系的工作仍占一部分，不妨分别叙述。

所谓旁系，最主要的是六朝、隋唐间的佛学。那时代把佛学输入以后，慢慢的消化，经过一番解释，准备做第二回的主系。这个旁系，和第一回主系先秦没有关系，但是宋明主系的准备。还有一种旁系，就是现代。再追远一点，到明中叶基督教的输入，但那时的关系很微，到最近三四十年才发达。此刻的旁系，比隋唐的佛学还弱的很，将来在学术上的位置很难讲，倒有点像东晋、南北朝的样子，离隋唐尚远。东晋时，佛教各派思想都已输入，但研究者仅得皮毛，还没有认真深造的工作。中间经几百年，到隋唐而后才有很体面的旁系出现。因旁系的体面而有融会贯通，自创一派的必要。现在的中国，我们希望更有一个主系出现，和第一主系、第二主系都要不同才好。宋明思想和先秦思想，好坏另是一件事，性质可绝不相同，旁系发达到最高潮，和过去的主系结婚，产生一新主系，这是宋明道术的现象。现在的中国也有这种产生第三主系的要求，但主系产生的迟早，要看我们努力的程度如何。此刻努力，主系可以早出现；此刻不努力或努力不得其方，恐须迟延到若干年后。但第三主系的产生，始终必可实现，因为现在正是第二旁系输入中国的时期。

若是拿上述那种眼光来做道术史，并不难做，做的时候，全部精神集中到主系。第一主系，范围既广，方面又多，要说明他是很困难。但是细细辨别起来，也还容易。春秋、战国以前都是酝酿时代，可由《诗经》《书经》《左传》所载说明白古代思想的渊源。春秋、战国，即先秦是主系的所在。那时各家的著作，打开《汉书·艺文志》或《二十二子》《百子全书》一看，似乎浩如烟海，其实若仔细分别一下，真的先秦书实在不多，屈指可数。做道术史做到先秦，最要紧的是分派。分派的主张各人不同，司马谈分为六家，刘歆、班固分为九流十家，其实都不很对。老实讲，只分儒、道、墨三家就够了。再细一点，可加上阴阳家及法家。而最重要的仍是前三家。能把这三家认识得清楚，分别得准确，叙述得详明，就很好了。阴阳家如邹衍一派，没有几本书，汉初以后的阴阳家是否先秦邹衍这派，很值得研究。

第一闰系，就是第一主系的余波，从全部思想看来，不能占重要的位置，他的叙述，不能和第一主系平等看待。这时第一要紧的事，就要把各家的脉络提清，看他如何各自承受以前的学风，如何各自解释本派的学说，如何本派又分裂为几派，如何此派又和彼派混合。儒家，战国末已分为八派，须要分别说明。汉朝那般经学家墨守相传的家法有许多迂腐离奇的思想，须要看他如何受阴阳家的影响。道家，如《淮南子》，在闰系中很有价值，那些派别须要分清。墨家思想到汉朝已中绝，但也有见于他书的，如《春秋繁露》，一部分是阴阳家的思想，另一部分是墨家的思想。

无论那派，当一大师创造提倡之时，气象发皇，有似草木在夏天。其先慢慢的萌芽、长叶、含苞、吐蕊，有似草木在春天。其后落华取实，渐至凋落，有似草木在秋天。又后风采外谢，精华内蕴，有似草木在冬天。譬如第一主系的先秦，各家都忙于创作，未暇做整理的工夫。其先当然是酝酿时期，没有急遽的进步，其后到西汉，各家都不去创作，专事整理。在前未入完成的部分，经这期的人加添润饰，果熟蒂落。在前未应用到社会的部分，经这期的人一一实现到社会应用上去，社会都受其赐了。关于后者，汉朝在政治史上所以占重要位置，在道术史上所以是闰系，都因享受先秦的结果。如儒家，经过西汉二百年儒者的传习理解，已竟深入人心，到东汉便实现到社会上去，像收获果实一样，所以东汉的政治组织、民众风俗，在中国是小小的黄金时代。关于前者，汉朝在秦皇焚书之后，书籍残缺，耆宿凋落，后辈欲治先秦的学问真不容易。所以一般学者专事解释先秦著作，不知创作。但因古文字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释，各家墨守祖说，互争小节，思想变为萎靡不振的现象。而且一种学术无论如何好，总有流弊，况经辗转传说，也不免有失真象。所以一种学术应用到社会上，算是成功，也就因此腐坏，有如果实烂熟而发生毛病一样。所以研究闰系思想，一方面看他们如何整理解释，不忘他们工作的功劳；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彼此做无聊的竞争，生出支离破碎的现象。所以叙述闰系和叙述主系不同，对于第一主系的几派，要详细研究其内容的真相，对于第一闰系却可不必。汉朝十四博士的设立，乃至各博士派别的差异，我们可以不必管他。主系须看内容，闰系只看大概，只看他们一群向那里走。我们做第二主系，用此做法，並不很难。

第一旁系的发生很重要。佛教到底应摆在宗教史还应摆在道术史，很费斟酌。单做佛教史，当然可以详说；但做道术史，则仍以摆在道术中为是。在中国的佛教，惟净土宗及西藏、蒙古的喇嘛教应摆在宗教方面。因为纵使他们有相当的哲理，而在中国本部文化上的影响很少，即西藏、蒙古人之信仰喇嘛，也并不因他有哲理，所以应该收入宗教里。此外，自隋唐以来，最初的毗昙宗到三论宗、摄论宗，小乘的毗昙宗，大乘的教下三家——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乃至禅宗，都关于哲理方面。大多数的佛教徒，信宗教的成分不如研究哲理的成分多。简单讲，除密宗在蒙、藏应列入宗教史以外，其他都应收入道术史。这部分工作，颇不容易。第一，要说明原始佛教何如？印度佛教的分化发展何如？因为要想了解新妇的性情，非先了解她的娘家不可。所以先应忠实的看佛教起原及其分化、发展，然后可叙中国的佛教。第二，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翻译时期，但能吞纳，不能消化。所以应该叙述那时输入的情况何如？输入了些甚么东西？那些译本是否能得原本真相，没有错误。第三，最主要的唐朝教下三家，要集中精神去说明。法相宗从印度由玄奘带来，玄奘以前只是印度人讲。到玄奘译著《成唯识论》，才开这个宗派。但《成唯识论》是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把释伽牟尼以后十家的道术汇合翻译，参以己意才做成的。此种译著，为功为罪，尚不分明。十家的内容，很难分别，其中以护法为主，而其余九家不易看出。十家的道术经过玄奘、窥基的整理，去取之间，很有选择。虽说原是印度人的思想，但其中实参加了中国几个大师的成分。天台宗是智者大师所创，后来印度来的许多大师都很佩服他。认真看起来，天台宗的确和印度各宗不同。许多人攻击他，以为不是真佛教，其实这种不纯粹的洋货，我们治学术史的人尤其要注意。华严宗不是纯粹出自中国，也不是纯粹出自印度，乃出自现在新疆省的于阗。佛教到于阗才发生华严宗，华严宗到中国本部才成熟，至少不是印度的，所以所谓教下三家，可说完全都是中国的。此外教外别传，如禅宗，神话说是达摩自印度传来的，我们研究的结果，不肯相信。他所谓西方二十八祖，全是撑门面的，实在只有五祖和慧能纯是中国的学派。所以禅宗的学风，也纯是中国的创作，应该和教下三家同样的用力叙述。

佛教虽是旁系，但做起来的时候，应该用做主系的方法去研究。因为起初虽自外来，但经过中国人消化一次，也含有半创作性。所以除了简单讲印度佛教的起原和变迁以后，主要各宗派，在中国的，应该用研究先秦各家的方法去研究。看他不同之点何在？主要之点何在？这是做中国道术史比较的困难所在。其实也并不困难。因为书籍尽管多，要点只是这几个，不过我们没有研究，心惊便是了。只要经过一番研究得着纲领，做起史来，实在容易。

旁系之中，附带有他的闰系。讲亦可，不讲亦可。若是顺便讲的话，佛教的创作至唐开元而止，中唐以后及五代便是佛教的闰系。后来法相宗的消灭、华严宗的衰微、天台宗的分裂为山内山外、禅宗的分为五派，自来讲中国佛教掌故的最喜欢讲这些东西，实在这都是闰系的话，旁系的主要点全在内容的说明。

现在有许多人感觉做中国道术史的困难，以为三国到隋唐实在没有资料。其实，那有一个这么长的时代而没有道术之理？他们把这时代省去，中间缺了一部分，还那里成为道术史？再则，这部分工作如果落空，宋明哲学——第二主系思想的渊源如何看得出来？所以认真做中国道术史的人，应当对于第一旁系佛教加以特别的研究。

再往下就是第二主系，宋明道术。宋儒自称直接孔、孟心传，不承认与佛教有关系，而且还排斥佛教。另一方面对他们反动的人攻击他们，以为完全偷窃佛教唾余，自己没有东西。清代的颜元、戴震和近代的人，连我自己少时也曾有这种见解。其实正反两方都不对，说宋明道术完全没有受佛教的影响固然非是，说宋明道术自己没有立脚点也是误解。简直讲，儒家、道家、先秦、两汉，本有的思想和印度佛教思想结婚，所产生的儿子就是宋明道术。他含有两方的血统，说他偏向何方都不对。思想的高下虽可批评，然实在是创作的。先秦主系都是鞭辟近里，把学术应用到社会上去。两汉闰系专门整理解释，离实际生活太远了。宋明学者以汉唐的破碎支离的学问、繁琐无谓的礼节与人生无关，乃大声疾呼的，说要找到一种人生发动力才算真学问，所以超越闰系，追求主系本来面目如何，其与社会有如何的关系。宋明道术所以有价值，就在这一点。但他们所谓回到本来面目，是否达到，却不敢说。不过，以古人的话启发他自己的思想，实在得力于旁系的影响。当宋朝的时候，佛教旁系已成了闰系，派别很多。法相宗、华严宗虽已消灭，天台宗、禅宗却分为好几派，和两汉今古文之争一样，互相攻击，对于社会人心倒没有多大关系。但一般学者因苦于汉、唐经学之茫无头绪，总想在佛经上求点心得。如二程、朱子之流，少年皆浮沉于佛教者若干年，想在那方解决人生的究竟。但始终无从满足这种欲望，所以又返而求之于先秦。研究佛经时虽未能解决人生问题，但已受有很深的影响，以后看先秦书籍时，就如戴了望远镜或显微镜，没有东西的地方也变成有东西了。一方面，整个社会经过佛教数百年的熏炙，人人心里都受了感染。所以一二学者新创所谓道学，社会上云起风涌的，就有许多人共同研究，而成为灿烂发皇的学派。

我们研究这个主系，家数虽多，但方面不如第一主系的复杂。第一主系，儒、道、墨三家分野很清楚。第二主系，许多家数所讨论的不过小问题，不可多分派别。依普通的讲法，可分程朱、陆王二派，其余各小派，可以附带择要叙述，如北宋的邵雍、欧阳修、王安石。南宋的张栻。吕祖谦、陈亮、叶适等。这样比较的可以容易说明，免去许多麻烦。

再下去是第二闰系，就是清朝道术。但清朝一方面虽是宋明的闰系，一方面又是作未来主系的旁系。所谓第二闰系，即清朝的宋学家。他们一方面作宋明的解释，一方面即作先秦的解释。清朝主要的思想家有影响的真不多。其中有许多大学者，如高邮王氏父子，不能说是思想家，不过工作得还好而已，对于道术史全部分无大影响。

统观清代诸家，考证家可以补第一闰系的不足，理学家可以做宋明的闰系，中间又有旁系的发生，无形中受了外来的影响，就是颜元、戴震一派。颜、戴并不奉信基督教，也许未读西文译本书，但康熙朝基督教很盛，往后教虽少衰而思想不泯，学者处这种空气中，自然感受影响，也想往自然科学方面走，不过没有成功就是。

现在往后，要把欧美思想尽量的全部输入，要了解，要消化，然后一面感觉从前学术不足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一面又感觉他们的学术也不足以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交感而生变化作用，才可以构成一种新东西。做道术史到最后一章，要叙述现在这个时代是如何的时代，闰系的工作过去了，旁系的工作还没有组织的进行，发生主系的时间还早，给后人以一种努力的方向。

理想的中国道术史，大概分这几个时代，抓著几个纲领做去并不困难，或全部做或分部做都可以。

◎丑  史学史的做法

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

史学的书，在《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并未独立成一门类，不过六艺略中春秋家附属之一。《隋书·经籍志》依魏荀勗《新簿》之例，分书籍为经、史、子、集四部，史占四分之一，著作的书有八百六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卷，比较《汉志》大大的不同，可见从东汉到唐初，这门学问已很发达了。

这还不过依目录家言，实则中国书籍，十之七八可以归在史部。分部的标准，各目录不概同，《隋志》的四部和《四库全书》的四部名同而实异，范围很不一致。单就史部本身的范围而论，可大可小，若通盘考察，严格而论，经、子、集三部最少有一半可编入史部，或和史部有密切的关系。

如经部诸书，王阳明、章实斋都主张六经皆史之说，经部简直消灭了。宽一点，《易经》《诗经》可以不算史，《尚书》《春秋》当然属史部，《礼》讲典章、制度、风俗，依《隋志》的分法，应归入史部。《尚书》《春秋》《礼》既已入史部，三《传》二《记》也跟了去，经部剩的还有多少？

子部，本来就分得很勉强。《七略》《汉志》以思想家自成一家之言的归子部，分九流十家，比较还算分得好。但那些子书和史部可很有关系。如《管子》和《晏子春秋》《韩非子》讲的史事极多，几乎成为史部著作。汉后思想家很少，综核名实，配不上称子而入子部的最少有一半，那些子书所以存在，全因他纪载了史事。即如《史记》纪载史事，司马迁当初称他《太史公书》，自以为成一家之言，若依规例，自然应归子部。可见子部、史部本来难分，前人强分只是随意所欲，并没有严格的分野。

集部，《汉志》诗赋略所载诸书纯是文学的。后来的集，章实斋以为即是子，因其同是表示一人的思想。如《朱子全集》《王阳明全集》虽没有子的名称，但已包举本人全部思想，又并不含文学的性质，为什么又入集部，不入子部呢？如《杜甫集》《李白集》纯是文学的，犹可说。若《朱子集》《阳明集》以及《陆象山集》《戴东原集》绝对不含文学的性质的，拿来比附《汉志》的诗赋略，简直一点理由也没有，我们是绝对不认可的。集部之所以宝贵，只是因为他包含史料。如纪载某事、某人、某地、某学派，集部里实在有三分之二带史部性质。就是纯文学的作品包含史料也不必少。如《杜甫集》向来称做诗史，凡研究唐玄宗、代宗、肃宗诸朝的情形的，无不以《杜甫集》做参考。这还可说特别一点，其余无论那一部集，或看字句，或看题目，可以宝贵的史料仍旧到处都是。不必远征，前年我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在各家文集诗句里得了多少史料，诸君当能知道。以此言之，纯文学的作品也和史部有关。

所以中国传下来的书籍，若问那部分多，还是史部。中国和外国不同。外国史书固不少，但与全部书籍比较，不如中国。中国至少占十之七八，外国不过三分之一。自然科学书，外国多，中国少。纯文学书，外国也多，中国也少。哲学、宗教的书，外国更多，中国更少。

此何以故？中国全个国民性，对于过去的事情看得重。这是好是坏，另一问题。但中国人“回头看”的性质很强，常以过去经验做个人行为的标准，这是无疑的。所以史部的书特别多。

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名达案：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至今二年，积稿颇富，惟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

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

最先要叙史官，史官在外国并不是没有，但不很看重，中国则设置得很早，看待得很尊。依神话说，黄帝时，造文字的仓颉就是史官，这且不管，至迟到周初，便已看重史官的地位。据金文（钟鼎文）的纪载，天子赐钟鼎给公卿诸侯，往往派史官做代表去行给奖礼。周公时代的史佚见于钟鼎文就不下数十次，可见他的地位很高。他一人如此，可见他那时和他以前，史官已不是轻微的官了。殷墟甲骨文，时代在史佚之前，已有许多史官名字，可知殷代初有文字，已有史官。《尚书》的《王命》《顾命》两篇，有史官的事实，这是见于书籍的纪元。《左传》纪载晋董狐、齐北史氏的直笔，称道史官的遗烈，可见在孔子以前列国都有史官，不独天子。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墨子说曾见百国《春秋》。《左传》记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得鲁《易象》与《春秋》，可见春秋、战国时代，列国都有《春秋》一体的史书，而且都是史官记的，所以后来司马迁叫他“诸侯史记”。晋太康三年，汲郡发掘魏襄王冢，得到的许多书中，有一部似《春秋》，纪载黄帝以来的事实，自晋未列为诸侯以前，以周纪年；自魏未为诸侯以前，以晋纪年；自魏为诸侯以迄襄王，以魏纪年，而且称襄王为今王。这部书当时人叫他《竹书纪年》，后来佚了，现在通行的是假书，王静安先生所辑的略为可靠。据《晋书》所载《竹书纪年》的体裁，《竹书纪年》当然是魏史官所记，和鲁史记的《春秋》一例。其余各国史官所记，给秦火焚毁了，想来大概都是《竹书纪年》一体，而且各国都有史官职掌这事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竹书纪年》的纪载从黄帝、尧、舜一直到战国，虽未必全真，由后人追述的也有，但亦必有所本，不能凭空杜撰。其中所载和儒家传说矛盾的，如启杀伯益、伊尹杀太甲、夏年多于殷，亦必别有所本。他又并不瞎造谣言，有许多记载已给甲骨文、钟鼎文证明是事实，这可见魏史官以前有晋史官，晋史官以前有周史官，周史官以前有殷史官……一代根据一代，所以才能把远古史事留传下来。虽然所记不必全真、全精，即此粗忽的记载，在未能证明其为全伪以后，可以断定中国史官的设置是很早很早的。最低限度，周初是确无可疑的已有史官了。稍为放松一点，夏、商就有，亦可以说。中国史学之所以发达，史官设置之早是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史官地位的尊严，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现在人喜欢讲司法独立，从前人喜欢讲史官独立。《左传》里有好几处纪载史官独立的实迹。如晋董狐在晋灵公被杀以后，书“赵盾弑君”，赵盾不服，跟他辩。他说，你逃不出境，入不讨贼，君不是你弑的是谁？赵盾心虚，只好让他记在史册。又如崔杼杀齐庄公，北史氏要书“崔杼弑君”，崔杼把他杀了，他的二弟又要书，崔杼把他的二弟杀了，他的三弟不怕死，又跑去要书，崔杼短气，不敢再杀，只好让他。同时，南史氏听见崔杼杀了几个史官，赶紧跑去要书，看见北史氏的三弟已经成功了，才回去。这种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热，他单要捋虎须。这自然是国家法律尊重史官独立，或社会意识维持史官尊严，所以好的政治家不愿侵犯，坏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这种好制度不知从何时起，但从春秋以后，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这无形的纪律，历代史官都主张直笔，史书做成也不让皇帝看。固然，甚么制度行与不行都存乎其人，况且史官独立半是无形的法典。譬如从前的御史，本来也是独立，但是每到末世，就变皇帝大臣的走狗。又如民国国会的猪仔，只晓得要钱，那懂得维持立法独立？就是司法独立也不过名义上的，实际上还不是给军阀阔人支配？但是只要有这种史官独立的精神，遇有好史官便可以行其志，别人把他没有法子，差不多的史官也不敢恣意曲笔。

除了这点独立精神以外，史官地位的高贵也很有关系。一直到清代，国史馆的纂修官一定由翰林院的编修兼任。翰林院是极清贵的地方，人才也极精华之选。平常人称翰林为太史，一面尊敬，一面也就表示这种关系。一个国家，以如此地位，妙选人才以充其选，其尊贵为外国所无。科举为人才唯一出身之途，科举中最清贵的是太史，可以说以全国第一等人才做史官了。

史官在法律上有独立的资格，地位又极尊严，而且有很好的人才充任，这是中国史学所以发达的第二原因。但是到民国以后就糟了！自史佚以来未曾中断的机关，到现在却没有了！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以国史馆总裁位置王壬秋，其实并不曾开馆。后来就让北京大学吞并了一次，最近又附属于国务院，改名国史编纂处。独立精神到现在消灭，是不应当的。几千年的机关，总算保存了几千年的史迹，虽人才有好坏，而纪载无间缺。民国以来怎么样？单是十六年的史迹，就没有法子详明的知道。其故，只因为没有专司其责的国史馆。

私人作野史，固可以补史官的不及。但如明末野史很发达，而万季野主张仍以实录为主。史官所记固或有曲笔，私人所记又何尝没有曲笔？报纸在今日是史料的渊丛了，但昨天的新闻和今日矛盾，在甲军阀势力下的报纸和在乙军阀势力下的参差，你究竟相信谁来？所以做史学史到叙述史官最末一段，可以讲讲国史馆的设立，和史官独立的精神与史官地位的尊严之必要。

史学史的第二部分要叙述史家。最初，史官就是史家，不能分开，到后来，仍旧多以史官兼史家。但做史学史，在史官以外，应从史家兼史官的或史家不是史官的看他史学的发展。这部分资料，历代都很少。以一种专门学问自成一家，比较的要在文化程度很高以后，所以《春秋》以前不会有史家。历史学者假如要开会馆找祖师，或者可用孔子，因《春秋》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孔子虽根据鲁史记作《春秋》，但参杂了很多个人意见。《春秋》若即以史为目的，固然可叫做史。即使在史以外另有目的，亦可以叫做史。本来，纪载甚么东西，总有目的。凡作史总有目的，没有无目的的历史。孔子无论为哲学上、政治上有其他目的，我们亦不能不承认他是史家。即使他以纪载体裁发表政见，《春秋》仍不失为史学著作的一种。其后最昭明较著的史家，当然是《国语》《左传》的作者，无论他姓甚名谁，大概推定其年代不出孔子死后百年之内。这个史家是否晋史官，我们也不敢断定。据我看，做《左氏春秋》的人不见得是史官，因史官是国家所设，比较的保守性多，创作性少，但也不敢确定。若是一个史官，则实是一个最革命的史官了。鲁《春秋》和《竹书纪年》大概是同一体裁，都是史官所记，和《左氏春秋》不同。《左氏春秋》的范围很广，文章自出心裁，描写史迹带有很浓厚的文学性质。真的史家开山祖，当然要推崇这个作者了。这作者的姓名事迹虽待考订，而这部书的价值应该抬高。因为自这部书出现以后，史学的门径才渐渐打开了。《史记》称孔子《春秋》以后，有《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铎氏微》，都是承风后起的。现在只有《吕氏》《左氏》二种，余皆不存。那些若和《吕氏》一样，不能说；若和《左氏》一样，应属史家之类。汉初有一位史家，名叫陆贾，著了一部《楚汉春秋》。可惜那书不传，不知内容怎样。以上诸家，都脱不了《春秋》的窠臼。

以下就是司马迁作《史记》，史学因之转变方向。《史记》这书的记载并不十分真确，南宋以后有许多人加以攻击，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是一种创作。他的价值全在体裁的更新，舍编年而作纪、传、书、表，至于事迹的择别、年代的安排，他是没有工夫顾到的。自司马迁以后，一直到现在快出版的《清史》，都用《史记》这种体裁，通称正史。自《隋志》一直到最近的各种《艺文志》和藏书目，史部头一种就是正史，正史头一部就是《史记》。虽说编年体发达在先，但纪传体包括较广，所以唐人称为正史。普通人以为纪传体专以人为主，其实不然。《史记》除纪、传以外，还有书、表。表是旁行斜上，仿自《周谱》，但《周谱》只有谱，《史记》则合本纪、列传、书、表在一起，而以表为全书纲领，年代远则用世表，年代近则用年表、月表。或年经国纬，或国经年纬，体例很复杂。本纪是编年体，保存史官记载那部分。书八篇是否司马迁原文、做得好不好，另一问题；但书的内容乃是文化史，不是单讲个人。《史记》八书所范围的东西已很复杂，后来各史的书志，发展得很厉害。如《汉书》的《艺文志》、《隋书》的《经籍志》、《魏书》的《释老志》，多么宝贵。所以纪传体的体载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记大事，列传以传人事，伸缩自如，实在可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因近人不看志、表，也骂纪传体专替古人做墓志铭，专替帝王做家谱。我们尽可依各人性之所近去研究正史。如《晋书》好叙琐碎事，滑稽语；《元史》多白话公文；这都保存了当时原形，这都因体裁的可伸可缩，没有拘束。所以司马迁创作这种体裁，实在是史学的功臣。就是现在做《清史》，若依他的体裁，也未尝不可做好，不过须有史学专家，不能单靠文人。自从他这个大师打开一条大路以后，风起云涌，续《史记》者有十八人，其书虽不传，但可见这派学风在西汉已很发达了。

司马迁以后，带了创作性的史家是班固，他做的《汉书》内容比较《史记》还好，体裁半是创作，就在断代成书这点。后来郑樵骂他毁灭司马迁的成法，到底历史应否断代还有辩论的馀地，但断代体创自班固则不可诬。从此以后，断代的纪传体，历代不绝，竟留下了二十余部。称中国历史，必曰二十四史。二十四史除《史记》外，都是断代的纪传体。谈起这体的开山祖，必曰班固。所以班固须占史家史的一段。

再次是荀悦，即《汉纪》的作者。史的发达，编年在先，纪传在后。司马迁以前，全是编年，以后，纪传较盛，但仍感有编年的必要。《汉纪》即编年体，荀悦的地位同于班固。班固变通代的纪传体为断代的，荀悦也变通代的编年为断代的。所以荀悦也须一叙，以表示这种趋势。

第一期的史家有这么多，也有一等、二等之分。经过这一期以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史家多极了。据刘知几的计算，自东汉到唐初不下百余家，这是史学极盛时期。单是《晋书》就有十八家做过，自唐代官修《晋书》出而十八家全废。此外宋、齐、梁、陈、北魏、北周、北齐以及稍前的五胡十六国，或编年，或纪传，无不有史，即无不有史家。但那时著作多半因袭，没有创作。自唐初以前，作者或兼史官，或以私人作史而后来得国家的帮助，国家把他当史官看待，或竟用私人力量著成一书，这都受司马迁、班固的影响。这些人和唐以后不同，都是一个人独立做史，或父子相传，或兄弟姊妹同作。他们的成功与否、成功的大小，另是一问题，但都想自成一家之言，不愿参杂别人的见解，和唐后官修史书完全异致。

唐以后，史学衰歇，私人发宏愿做史家的很少。国家始设立馆局，招致人才，共同修史。这种制度，前代也许有，但都是暂时的，到唐代才立为法制，但有很多毛病，当时刘知几已太息痛恨，而终不能改。刘知几是史官中出类拔群的，孤掌难鸣，想恢复班固的地位而不可能，只好闷烦郁结，著成一部讲求史法的《史通》。他虽没有作史的成绩，而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多少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这可以让第三部分讲。

宋朝有好几部创作：（1）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记》，好不好，另一问题；但在史家的发达变迁上，不能不推为一个复古的创作者。他在隋、唐、五代空气沉闷以后，能够有自觉心，能够自成一家之言，不惟想做司马迁，而且要做孔子，这种精神是很可嘉尚的。他在《新五代史记》以外，还和宋祁同修了《唐书》。《唐书》的志这部分是他做的，很好，只有《明史》的志可和他相比。表这部分，如《宰相世系表》也算创作。所以，欧阳修所著的书，不管他好不好，而他本人总不失为“发愤为雄”的史家。（2）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价值不在《史记》之下。他的贡献，全在体裁的创作。自荀悦作《汉纪》以后，袁宏作《后汉纪》、干宝作《晋纪》，都是断代的编年体。到《资治通鉴》才通各代成一史，由许多史家分担一部，由司马光综合起来。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先头作了长编，比定本多好几倍，后来又另作《考异》，说明去取的来由，作《目录》提挈全书的纲领，体例极完备，《考异》的体例尤其可贵。我们学古人著书，应学他的方法，不应学他的结果。固然，考异的方法司马光也运用得不曾圆满，我们还可纠正，但不相干，只要他能够创作这种方法，就已有莫大的功劳。自有此法以后，一部史书著成，读者能知道他去取的原因，根据的所在。所以司马光在史学的地位和司马迁差不多相等。（3）司马光附属的第二流史家是朱子，朱子就《资治通鉴》编成《通鉴纲目》，虽没有做好，自不失为小小的创作。他改直叙的编年体为和《春秋左氏传》一样的纲目体，高一格为纲，低一格为目。其注重点在纲，借纲的书法来发挥他的政治理想，寓褒贬之意。他最得意的地方，如三国的正统改魏为蜀等，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其好处在创造纲目体，使读者一看纲就明白一个史事的大概。这种体裁还可运用到编年以外的体裁，纪传可用，书志也可用。如后来钱文子《补汉兵志》，钱德洪作《王阳明年谱》，就用这体。这体的好处，文章干净，叙述自由，看读方便。但创造这体的人是谁，还有问题。《元经》若是王通或阮逸所作，则这体是他们所创，但不可靠。无论如何，用纲目体来做史自朱子起，则可无疑，所以朱子可称史家。（4）朱子前一点，最伟大的是郑樵。他以为历史如一个河流，我们若想抽刀断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一姓兴亡为史的起迄是最不好的。因此，创作一部《通志》，上自极古，下至唐初。这种工作，梁武帝和他的臣子也曾做过，《隋志》载他们做的《通史》有四百八十卷，可惜不传，不知其内容怎样。郑樵在史学界，理论上很有成绩，实际上的工作如做《通志》可谓大失败。《通志》的运气好，至今仍保存。后来史学家批评他，纪传一大堆尽可焚毁，因为全抄各史，毫无新例，只有《二十略》可看。他所以不致失传，也许因为有《二十略》的成功。《二十略》贯通各史书志，扩充文物范围，发明新颖方法在史学界很占着地位，足令郑樵不朽。（5）此外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书就《资治通鉴》的史事，摘要归类，各标一题，自为起迄。论他纪事，大小轻重，颇觉不伦；论他体例，在纪传、编年之外，以事的集团为本位，开了新史的路径，总不愧为新史的开山。（6）还有苏辙、吕祖谦一派的史论家，对于史事下批评。此种史论，《隋志》已载有《三国志评论》等书，惜已失传，不知其是评史事是评史书。从前纪传体每篇末尾必有几句短评，但没有专门评论的。宋朝有许多专门作史评家的，在史学界有相当的地位。（7）还有罗泌做《路史》，叙先秦以前，选择资料最不精严，但用的方法很多，有许多前人所不注意的史迹他也注意到，在史学界也有点价值。（8）吴缜作《新唐书纠缪》《新五代史记纠缪》，虽专用以攻击欧阳修，但间接促起史家对于史事要审查真伪的注意，开后来考证史事一派，关系比前二种重要得多。人们只说宋朝理学发达，不知史学也很发达。

一到元、明，简直没有史家，史官修的《宋史》《元史》都很糟。中间只有金遗民元好问专门收罗文献，以史为业，可谓有志之士。明朝有许多野史，却没有一个真的著作家。清朝的史学，各种都勃兴，但大体的趋向和从前不同，留在第四部分讲近代史学界趋势时讲。史家的叙述就此停止。

第三部分讲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凡一种学问要成为科学的，总要先有相当的发展，然后归纳所研究的成绩才成专门。先头是很自由的发展，茫无条理；后来把过去的成绩整理，建设科学，没有一种科学不是如此成立的。所以一个民族研究某种学问的人多，那种学问成立也更早；若研究的人少，发达也更迟。自成为科学以后，又发现许多原则，则该科学更格外发展。先有经验，才可发现原则；有了原则，学问越加进步。无论那门学问，其发达程序皆如此。史学在中国发达得最厉害，所以成立得也最早，这也是和各科学发达程序相同。

又从旁一方面看，凡一种学问，当其未成立为科学以前，范围一定很广，和旁的学问分不清，初成科学时，一定想兼并旁的学问。因为学问总是有相互的关系，无论何学皆不能单独成立，所以四方八面都收纳起来。后来旁的学问也渐渐成为科学，各有领土，分野愈分愈细。结果，要想做好一种学问，与其采帝国主义，不如用门罗主义，把旁的部分委给旁的学问，缩小领土，在小范围内尽力量，越窄越深。全世界学问进化分化的原则如此。中国人喜欢笼统的整个的研究，科学的分类很少。这也不能说不好，不见得要分才是好。现在德国人做学问分得很细，英国人则带海洋性，甚么都含混点，两方面各有好坏。但为研究学问的便利起见，分得精细也有好处。因为要想科学格外发展，还是范围缩小，格外经济。中国史学成立以后的最大趋势就如此。最初很宽，以后愈趋愈细。从前广大的分野，只能认为有关系的部分；把范围缩小，到自己所研究那一点。

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几；二、郑樵；三、章学诚。此外很多史家，如上文所讲，在史学方面零零碎碎都讲了些原理原则，把史学的范围意义及方法都各各论定了。但在许多人里边，要找出几个代表时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学变化与发展的人，就只有这三个。他们都各有专著讨论史学。刘知几有《史通》，郑樵有《通志总序》及《二十略序》，章学诚有《文史通义》及《湖北通志》《永清志》《毫州志》《和州志》各序例。此三人要把史学成为科学，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见解。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见解，无论谁都值得我们专门研究。现在只能简单的讲些他们的特点何在。

先讲刘知几。刘知几的特点，把历史各种体裁分析得很精细，那种最好，某种如何做法，都讲得很详明。他的见解虽不见得全对，但他所批评的有很大的价值。（1）史学体裁，那时虽未备，而他考释得很完全，每种如何做法，都引出个端绪，这是他的功劳。（2）他当代和以前，史的著作偏于官修，由许多人合作，他感觉这很不行，应该由一个专家拿自己的眼光成一家之言。他自己做了几十年的史官，身受官修合作不能成功的痛苦，所以对于这点发挥得很透彻。（3）史料的审查，他最注重。他觉得作史的人不单靠搜集史料而已，史料靠得住靠不住，要经过很精严的审查才可用。他胆子很大，前人所不敢怀疑的他敢怀疑。自《论语》《孟子》及诸子，他都指出不可信的证据来。但他不过举例而已，未及作专书辨伪，而且他的怀疑，也许有错误处。不过他明白告诉我们，史事不可轻信，史料不可轻用。这是刘知几所开最正当的路。其他工作还很多，举其著者有此三条。

郑樵成绩最大的：（1）告诉我们，历史是整个的，分不开。因此，反对断代的史，主张做通史，打破历史跟著皇帝的观念。历史跟著皇帝是不妥当的，历史如长江、大河，截不断，要看全部。郑樵主要工作在做《通志》，虽未成功，或者也可以说是已失败，但为后学开一门径，也是好的。（2）他把历史的范围放大了许多。我们打开《二十略》一看，如《六书》《七音》《氏族》《校雠》《图谱》从来未收入史部的，他都包揽在史学范围以内。（3）他很注重图谱，说治史非多创图表不可。他自己做的书表很多，表式也很有新创，图虽没有做多少，但提倡得很用力。这三点是郑樵的贡献。

章学诚，可以说截至现在，只有他配说是集史学之大成的人。以后，也许有比他更大的发展。但有系统的著作，仍以《文史通义》为最后的一部。他的特色：（1）他主张史学要分科。以为要做一国史尤其如中国之大，决不能单讲中央政治，要以地方史作基础。所以他对于古代历史的发展不单看重中央的左史、右史，还看重地方的小史。史的基本资料，要从各种方志打底子。从前做史专注意中央政治的变迁、中央政府的人物、中央制度的沿革。章学诚把历史中心分散，注重一个一个地方的历史，须合起各地方志，才可成为真有价值的历史。史官做史，须往各地搜罗文献，即自己非史官，也应各把地方文献搜罗。方志与历史，价值是相当的。（2）他不注意史料的审查和别择，因为前人已讲得很清楚，他专提倡保存史料的方法。他以为史部的范围很广，如六经皆史，什么地方都是史料，可惜极易散失。所以主张中央和地方都应有保存史料的机关，中央揽总，府、州、县各设专员。关于这种制度和方法，他讲得很精密。关于史料的总类，也有条理的驾驭。他所作的方志常分志、掌故、文征三部，志是正式的史书；掌故及文征保存原始史料。倘使各家方志都依他的方法，历代史料必不致缺乏。他以为保存史料的机关须用有史学常识的人，随时搜集史料，随时加以审查而保存之，以供史家的探讨。至于如何别择、如何叙述，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和保存史料的机关不相干。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章学诚的重要主张。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这种机关，从前有所谓皇史宬、实录馆，虽也可说是保存史料用的，章学诚以为不行，因为那只能保存中央这一部分的史料。至于正史以外，各行政官都有机关，范围又很大，不单保存政治史料，各种都保存，实在是章学诚的重要发明。这种办法，在中国不过一种理想，未能实行；在外国也做不到，只由博物院及图书馆负了一部分责任而已。章学诚把它看做地方行政的一种，一层一层的上去，最高有总机关管理，各地方分科，中央分部，繁重的很。要把这种画一的章程通行起来，过去的事迹一定可以保存很多。但他的办法也未完备，所保存的只是纸片，没有一点实物，方法也不精密，我们尽可补充改正。（3）他主张，史家的著作应令自成一家之言，什么学问都要纳到历史方面去。做史家的人要在历史上有特别见解，有他自己的道术，拿来表现到历史上。必如此，才可称为史家，所作的史才有永久的价值。所以关于史学意义及范围的见解都和前人没有相同的地方，他做史也不单叙事，而须表现他的道术。我们看《文史通义》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讲哲学的，此则所谓历史哲学，为刘知几、郑樵所无，章学诚所独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价值。最近德国才有几个人讲历史哲学，若问世界上谁最先讲历史哲学，恐怕要算章学诚了。

以上把三个人重要之点略讲了讲，还有中国普通相传下来的历史观念，三个人都有相当的贡献。第一点，史与道的关系。第二点，史与文的关系。

中国史家向来都以史为一种表现道的工具。孔子以前，不知如何。《春秋》即已讲微言大义，董仲舒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司马迁《史记·自序》和《报任安书》都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种明道的观念，几千年来，无论或大或小，或清楚或糢糊，没有一家没有。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明道的观念可分两种：一，明治道；二，明人道。明治道是借历史事实说明政治应该如何，讲出历代的兴衰成败治乱的原因，令后人去学样。明人道，若从窄的解释，是对于一个人的批评、褒贬，表彰好的令人学，指摘坏的令人戒。若从广的解释，是把史实罗列起来，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这种若给他一个新名词，可以叫做“事理学”。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关系，所以物理学很发达。中国人注重人同人的关系，所以事理学很发达。《资治通鉴》便是事理学的代表，善言人情事理，所以向来称赞他“读之可以益人神智”。《续资治通鉴》就够不上。关于这一点，现在比从前一天一天的少有适用，但仍有效力。从前自秦始皇到清宣统，政治环境及行为没有多大变迁，所以把历史事实作为标准，相差不远。司马光做《资治通鉴》，所求得的事理标准所以可供后人资鉴，就因这个缘故。现在虽不能说此种标准已无效，也不能说与从前一样有效，只可以说效力减了许多。各门的条文许多还可应用。如何才可富国、如何才可利民、水利如何兴、田赋如何定，至今仍不失其为标准。至于应用政治的方法、对付外交的手段，从前虽很有标准，现在因环境变迁，政体改易，就无效力，纵使有，也很少了。治道方面如此，人道方面，到现在、到将来，从前的事理标准仍很有效。这点注重明道的精神是中国人的素秉，我们不能放松的。至于窄义的人道方面，褒贬善恶，从前的史家看得很重，而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看得很轻。前述的记载史事以为后人处事接物的方法，则各派史家皆如此。

简单说，这种态度就是把历史当做“学做人”的教科书。刘、郑、章三人对此点很注重。其余各人对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国藩、胡林翼的功业伟大，若依外国史家的眼光，只注重洪、杨之乱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实我们读历史，要看他们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对付、遇困难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准备，这一点比知道当时呆板的事实还要重要。洪、杨之起灭及曾、胡之成功已成过去，知道又有何用处？我们读史，看曾、胡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如何磨练人才、改革风气，经万难而不退转，领一群书呆子，自己组织了无形的团体抗起大事来做，各省不帮他而反加以掣肘，他们以一群师友感激义愤，竟然成功，此种局面在中国史上是创见。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如此，此即人道学、事理学的研究。看历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为了解洪、杨之乱，当然注重战争的真相和结果；若为应付世事、修养人格、结交朋友的关系，则不可不注重人与人相与的方面。

中国史注重人的关系，尤其是纪传体。近来的人以为这种专为死人做传记，毫无益处。其实中国史确不如此，做传乃是教人以应世接物之法。诚然，有许多事实含了时代性，可以省略，但大部分不含时代性。所以中国史家对于列传的好不好、与将来有没有利益，很有斟酌，不肯轻懈。一个人所做的事，若含时代性，则可以省略；若不含时代性，在社会上常有，则不能不注重。这要看史家眼光和手腕如何，史书的价术也随之而定。总说一句，这种以史明道的学术之发达及变迁，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所不可不注重之点，在外国是没有的。

其次，史与文的关系。中国文看得很重，孔子已说“文胜质则史”，史体与文有重要的关系。全书如何组织才算适当，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旁人亦讲得不少。一篇文章如何组织，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韩愈、柳宗元一般文人也讲得不少。章学诚做《文史通义》，文和史在一块儿讲。关于史的文如何做法，章氏有许多特别见地。虽其所讲方法所作体例，我们看去似系他自创，他却说都有所本，实则一部分自前人，一部分还是他自创。如讲叙事方法，从前做传专叙个人，他可常常以一事做传名。如《湖北通志检存稿》非人的传有许多，把人的事含在一起。又或传中有表，也是前人文里所不敢参杂的。诸如此类，对于文的史、史的文，发挥得很透彻。这种讲史与文的关系，往后很发展，但可以以章学诚为一结束。以上讲第三部分，中国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完。

第四部分应该讲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有许多好的地方，有许多不好的地方。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这是自刘知几以来的普通现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如清代乾嘉学者，对于有错字的书有许多人研究，对于无错字的书无人研究。《荀子》有错字，研究的有好几家，成绩也很好。《孟子》无错字，研究的便很少。此可以说是走捷径，并非大道。其实读《孟子》《荀子》的目的在了解孟子、荀子的学术，以备后来拿来应用。若专事校勘考证，放着现成的书不读，那就不是本来的目的了。

还有一种史料钩沉的风气。自清中叶到现在，治蒙古史很时髦。因《元史》太简陋，大家都想方法，搜出一条史料也很宝贵。近来造陇海铁路，发现了北魏元氏百余种墓志铭，好写字的人很高兴，治史的人也高兴。因为《魏书·宗室传》缺了一卷，治史的人便根据那些墓志铭来补起来。其实《魏书》纵不缺略，大家也没有这们好的精神去看《宗室传》。近来史学家反都喜欢往这条补残钩沉的路走，倒忘了还有更大的工作。

还有一种，研究上古史，打笔墨官司。自从唐人刘知几《疑古》《惑经》以后，很少人敢附和，现在可附和他了不得。这种并不是不好，其实和校勘、辑佚无异。譬如郑玄笺注的《毛诗》《三礼》已够研究了，反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去辑郑注《尚书》和《易经》，以为了不得。乾、嘉以来的经学家便是这样风气。其实经学不止辑佚，史学不止考古。

推求以上诸风气，或者因受科学的影响。科学家对于某种科学特别喜欢，弄得窄，有似显微镜看原始动物。欧洲方面应该如此，因为大题目让前人做完了，后学只好找小题目以求新发明，原不问其重要与否。这种风气输入中国很利害。一般学者为成小小的名誉的方便起见，大家都往这方面发展。这固然比没有人研究好，但老是往这条捷径走，史学永无发展。我们不能够从千真万确的方面发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事作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不过这种大规模做史的工作很难，因为尽管史料现存而且正确，要拉拢组织，并不容易。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辑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去，我很忏悔。现在讲《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特别注重大规模的做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风气之意。这点我希望大家明白。

寅 社会科学史的做法（略）

卯 自然科学史的做法（略）

己 文学史（略）

庚 美术史（略）

第五章 文物专史做法总说 

本来想在这一学年内讲完《广历史研究法》，现在只讲了一半，时间不许再讲下去了。本来想把文物专史的做法都详细讲，因为有些方法还不自满，所以上文有的讲了做法，有的没有讲做法，有的连大略都不曾讲，只好待将来续补，现在总讲一章文物专史的做法，做个结束。

文物专史的工作，在专史中最为重要，亦最为困难，和其他四种专史——人、事、地方、时代——的做法都不相同。其他专史应该由史学家担任，文物专史，与其说是史学家的责任，毋宁说是研究某种专门科学的人对于该种学问的责任，所以文物专史一方面又是各种专门学问的副产物。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所以说，文物专史不单是史学家的责任，若是各种专门学者自家做去，还好些。譬如经济史中的货币史，要做得好，单有历史常识还不行，最少要懂得货币学、近代经济学以及近代关于货币的各种事项，然后回头看中国从前货币的变迁，乃至历代货币改革的议论，以新知识、新方法整理出来。凡前人认为不重要的史料或学说都叙述上去——这种货币史才有精采。货币学比较的范围不很窄，尚且应有常识做基础，非有专门研究的人不能做专史。若做中国音乐史，尤其非用专门家不行。我们外行的人若去做，用功虽苦，还是不了解，许多重要的资料无法取去。又如做文学史，要对于文学很有趣味，很能鉴别的人才可以做。他们对于历代文学流派，一望过去即知属某时代，并知属某派。譬如讲宋代诗，那首是西昆派，那首是江西派，文学不深的人只能剿袭旧说，有文学素养的人一看可以知道。再如书法史，写字有趣味的人，书碑很多，临帖很多，一看古碑帖就知其真伪及年代。就是我自己随便拿个碑版来，不必告诉时代给我，不必有人名、朝号可旁证，我都可以指出个大概的年代。所以假使要做书法史，也非有素养不可，否则决难做好。关于文物专史，大概无论那一部门都是如此。所以做文物专史不可贪多，想一人包办是绝对不成的。只能一人专做一门，乃至二门、三门为止，而且都要有关系因缘才可以兼做。如做美术史，顺带做书法史、雕刻史，或合为一部，或分为三部，还勉强可以做得好，因为那三部都有相互的关系，但必须对于三部都有素养的人才可以做得好。想做文物专史的人，要对于自己很喜欢的那部分，一面做史，一面做本门学问，历史是他的主产物，学问是他的副产物。研究科学的人固然也有不作历史研究而能做好学问的，如果对于历史方面也有兴味，学问既可做好，该科学史也可做好。所以研究历史的人，一方面要有历史常识，一方面要于历史以外有一二专门科学，用历史眼光把中国过去情形研究清楚，则这部文物专史可以有光彩。因此，所以不能贪多，若能以终身力量做出一种文物专史来，于史学界便有不朽的价值。不贪多，一面治史，一面治学，做好此种专史时可以踌躇满志。至于其他如人的专史、事的专史，则一个人尽可以做许多。这是讲做文物专史的先决问题，一须专门，二须不贪多，实在也只是一义。

其次，关于搜集资料，比其他专史困难得多。其他专史虽然也不单靠现存的资料，但其基本资料聚在一起，比较的易得。如做一人的专传或年谱，其人的文集是基本资料，再搜集其他著作，大段资料可以得着，和他有关系的人的著作，范围相当的确定。无论其人方面如何多、如何复杂，做专史或年谱都可以开出资料单子，很少遗漏。至于事的专史，在公文上、传记上、文集上，资料的范围也比较的有一定。文物专史则不然，搜集资料再困难没有了。若是历代书志有专篇，或“九通”中有此一门，前人做过许多工夫的，比较的还有相当的资料，但仍旧不够。即如经济之部，各史《食货志》及“九通”关于食货一门，固然可以得若干基本资料，但总不满足，非另求不可。书志及“九通”有了尚感困难，若没有又如何？如书法、绘画，在史书中毫无现存的资料。现在讲画史的，虽有几本书而遗漏太多。做这类专史，资料散漫极了。有许多书看去似没有关系，但仔细搜求，可以得许多资料。如讲经济状况，与诗歌自然相隔很远，其实则不然。一部诗集，单看题目就可以得许多史料。诗是高尚的，经济是龌龊的，龌龊状况可在高尚中求之。有许多状况，正史中没有而诗集中往往很多，做经济史不一定要好诗集。诗虽做得不好，而题目、诗句、夹注往往有好史料。诗与经济相隔这么远，尚有这么多史料，所以做文物专史，无论甚么地方都有好资料。不过也不是凡有资料都可以用，须要披沙拣金，所以不能心急。真要成功，要费一世工夫。出版的早晚没有关系，预备尽生平的心力，见到资料便抄下来，勤笔勉思，总有成功的一日。我很糟，在床上看书，看见了可用的资料摺上书角，不能写下来，另日著书要用这种曾经看到的资料，大索天下，终不可得。所以，此类工作须要非常勤勉，不嫌麻烦。记下一点资料固然没有用处，记得多了以后，从里边可以研究出多少道理来。顾亭林做《日知录》，旁人问他近来做了几卷，他说别来数年不过得了十余条抄别人的书如收罗破铜烂铁，自然容易，我是精思谨取，如上山开矿，所以很难。顾氏做《日知录》的方法，起初看见一条，札记了，若干年后，陆续札记了许多相类的资料，加以思想，组织为一条。我们做文物专史，非如此耐烦不可。乡先辈陈兰甫先生死了以后，遗稿流传出来，一张一张的纸片，异常之多，都是在甚么书看见了两句，记出来以后又加上简短的按语。新近广东有人搜得了六千多片，都一般大小，实则他一生的纸片不知有好几百万张。我正打算设法找来，整理一下，可以看出他治学的方法。我们认真想做好的著述，尤其是关于文物专史方面的，非做此种工夫不可。有如蜜蜂采花，慢慢的制成极精的蜜糖，才是有价值的著作。文物专史之所以难做，这是一点。

中间还有鉴别史料的工作，前回讲过，近来史学界都趋重这一点，带了点取巧的性质。我们所希望的不在考订真伪，考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如明建文帝到底是烧死的还是逃去做和尚的，又如清世祖是病死的还是跑到五台山做和尚的，他的董妃是否董小宛，我们固然欢迎有人做这种工作，但不希望有天才的人都到这面用工夫，把旁的方面放松了。以后的史家，关于搜集方面要比鉴别方面多下工夫才好。我从前做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鉴别史料说的很多，许于近来学风有影响。此是近代学风可喜之中稍微一点不满意的所在。其余如钩沉、辑佚一类的工作也要做。但不要把没有真伪问题的现存的史料丢开不管。文物专史也是一样，而且特别的易犯这种毛病。其所以难做，这是二点。

关于文物专史的做法，各门不同。其公共原则有多少，很难说，然也有几点很主要的可以说：

（一）文物专史的时代不能随政治史的时代以画分时代。固然，政治影响全部社会最大，无论何种文物受政治的影响都很大，不过中国从前的政治史以朝代分，已很不合论理，尤其是文物专史更不能以朝代为分野。即如绘画史，若以两汉画、三国画、六朝画、唐画、宋画分别时代，真是笑话。中国绘画，大体上中唐以前是一个时代，开元、天宝以后另是一个新时代，分野在开元初年。底下宋、元混合为一时代，至明中叶以后另为一时代。又如近代外交史，不能以明清分，要看外来势力做标准。葡萄牙人、荷兰人到中国在明嘉靖以前，为一时代。嘉靖以后到清道光南京条约另为一时代，道光到中日战争另为一时代，往后到今日再一时代。外交虽与政治密切，尚且不能以明史、清史画分，何况其他？所以各种文物专史绝对不能依政治史为分野，而且各种之间亦相依为分野。譬如绘画以开元、天宝为界，书法则以隋代分；绘画在北魏不能独立，书法在北魏可以独立，而且可以分初、盛、中、晚。又如诗以唐为主系，宋以后为闰系；书法以北魏为主系，唐为闰系；词以宋为主系，元以后为闰系，各种文物应画分的时代都各不同。要做通史，简直没有法子说明，因为要跟着政治走，而有时这个时代文物盛而政治衰，那个时代文物衰而政治盛，绝对不能画一，一定做不好。譬如宋徽宗的政治很糟，学术更糟，可谓黑暗时代；但从美术方面看却光芒万丈。所以各种专史有一篇一篇单行的必要，尤其是文物专史的时代应以实际情形去画分。

（二）文物专史的时代不必具备。普通史上下千古，文物专史则专看这种文物某时代最发达，某时代有变迁，其他时代或没有或无足重轻，可以不叙。例如做外交史，应从很晚的时代起，从前的外交与近代的外交不同。如欲做上下千古的外交史，把春秋的朝聘、汉以后的蛮夷朝服都叙上去，则失去了外交的本质了。要想做得好，不必贪多，不可把性质不同的事实都叙在里边。外交史最早只可从明代起。又如做诗史，也许可以做到宋朝而止，后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这并不是因为元、明、清没有诗，乃是三朝的诗没有甚么变化。元遗山所谓诗至苏、黄而尽，话是真的。诗以唐为主系，以宋为闰系，元以后没有价值了。这不过举一二例，其实文物专史无论那种都如此，最不可贪多，做上下千古的史。即如还未讲到的四川的地方专史，最古的是《华阳国志》，当常璩做志时，的确有做专史的必要，以后归并到本部，虽有小变动而对全部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汉以后的四川可以归并到本部史讲，不必专讲。又如云南，恰好是四川的反面，直到现在还有做专史的价值。自明初沐英平滇，世王其地，清初吴三桂，民国蔡锷、唐继尧，都与本部尚未打成一片，中间虽有些时候打成一片，而神气不属，不久又分了。又如东三省，自满人入关以后，做专史的资格已消灭了。最近因日本的势力侵入，变成特殊的地带，似乎又有做专史的资格。河南、山东有史以前可做专史，有史以后是全国的基本，专史资格早已消灭，其地的活动早已不能为所专有。即以河南而论，在商以前可以说是河南人的活动，周以后成为全国人的活动了。此外各地的专史应从何时代起，至何时代止，要看他的情形来定夺，也不可一时贪多。

（三）凡做一种专史，要看得出那一部分是他的主系而特别注重，详细叙述。不惟前面所讲道术史有主系，无论甚么事情的活动、何种文物，都有一二最紧要的时代，波澜壮阔，以后或整理或弥缝，大都不能不有个主系、闰系的分别。所以做文物专史不要平面的叙述，分不出高低阴阳来。某时代发达到最高潮、某时代变化得最利害，便用全副精神去叙述。闰系的篇幅少些也没有关系，说得简单也没有关系。主系的内容及派别却非弄清楚不可。做道术史，若是汉、魏、三国、六朝的篇幅和先秦一样多是不行的，先秦要多，以后要少。主系要精要详，其他可略。做诗史到唐朝，要分得很清楚，多少派、多少代表，一点也含混不得。明朝的诗并不是没有派别，前七子、后七子，分门别户，竞争得很利害，但从大处着眼，值不得费多大的力量去看他们的异同。所以做文物专史须用高大的眼光，看那时代最主要，搜集、鉴别、叙述、抑扬，用全力做去。无论那种文物，主系并不算多，只有一二处。如做诗以唐为主，则以前以后都可说明，而读者可以把精华所在看得清楚。这一点要有鸟瞰的眼光，看出主系，全力赴之，此外稍略也无妨。日本所做的中国文学史，平讲直叙，六朝分元嘉、大同，唐分初、盛、中、晚，一朝一朝的分去，一家一家的叙述。我们看了那种著作，似乎江淹、沈约与陶潜、曹植一样优劣，其实则相去何啻天渊？若依我的主张，陶、曹自然要用重笔，江、沈这些二等的资料可以略去。真会做史的人，要找出几点，分浓淡高低才行。若平讲直叙，便不好了。无论那种文物专史都应如此。

（四）文物专史又须注重人的关系。我所讲的文物专史，有一部分与社会状况、制度、风俗有关，与个人的关系少。除此部分以外，差不多全与个人有关系。历史是人造出来的。近代谈史诸家，因中国做纪传的人喜欢表彰死者，惹起反动，以为社会不是英雄造出来的，历史应该看轻个人。其实固然有些人是时势造成的，但也有造时势的英雄。因为一个出来而社会起大变化的也常有，而且这种人关系历史很重要。社会所以活动，人生所以有意义，都因此故。人生若全在社会做呆板的机械，还有甚么意义？政治上、军事上，人的关系尤为显著了。其他各种文物也非无人的关系。如做道术史，罗列各人的学说固然是必要，然欲描写中国的道术，必先描写个人的人格。如朱、陆关于《太极图》的论辩固然要叙，但道术史最应叙的，还是此二大师的人格，可由日常生活表示出来。向来讲王阳明的人，因其事业多，所以在学术以外还讲事业。若讲到陆象山，便把人事方面简略了，其实陆象山所以能开一派学风，并不单靠几篇文章、几封信札，他整个的人格，所做的事业，都很有关系。我们描写他的人格和罗列他的学说，至少要一样。对于学术大师如此，对于文学家、美术家也要如此。假使主系几个大文学家，我们不单看他的作品，并注重他的性格，由性格看胸襟及理想，做的史才有价值。这不特大学者如此，经济方面如唐代的刘晏也如此。唐的经济和财政，在中叶以后由刘晏一人手定规模，得有很好的结果，他死后几十年，制度仍然保存。所以做经济史做到唐中叶，对于刘晏做人如何、才能如何、性格如何，都得详细叙述，因为这影响到当时财政很大。无论那一方面，关于文物专史，除因社会自然状态发达以外，有三分之二都因特别人才产生而社会随他变化。所以做文物专史，不可把人的关系忽略了。对于有重要关系的人，须用列传体，叙述其人的生平于史中，但也不似廿四史的列传以多为贵，要极有关系的人才替他做传，而且目的不在表彰其人，乃因这种文物因他可以表现得真相出来。

（五）文物专史要非常的多用图表。图表无论何种专史都须要，尤其是做文物专史要用最大精力。图，或古有、或新制、或照片，搜罗愈富愈好。表在主系，想分析实际情形时，最须应用。闰系方面有许多可以简单叙述的东西而又不可省略，可以做成表格，看去既不讨厌，查考时又很清楚。做表的好处，可以把许多不容易摆在正文内的资料保存下来，不过要费番思想才可以组织成功，很不容易。做一表比做一文还要困难而费工夫，应该忍此劳苦，给读者以方便。正文有的，以表说明；正文无的，以表补充。

以上所讲，不过择比较重要的简单说明一下，实则不应如此陋略。我因时间关系，没得充分预备，也未讲完，不算是正式的讲演，不过是零碎的感想而已。我希望对于同学有若干启发可以引起研究的兴趣和方向。那么，我预备虽不充分，对同学也不致完全没有益处。未讲完的，下学年或许有机会还可续讲，本学年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