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徽州文化的符号文化空间

第一，徽州地名文化符号深刻揭示人地关系内涵。

南宋时期及晚清民国时期，徽州地名大量从“鄙野”转化为“文雅”，正因为徽州移民社会的高文化水准才能够出现较多的以诗文为依据的雅化地名。地名虽然只是一个外在文化符号，但是隐藏在地名雅化背后的是人群、商业、族姓冲突、民间信仰以及国家制度等方面的深刻内涵(［1］王振忠.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A］.《民间文献与地域中国研究》会议论文集［C］.2006：459-474.［2］王振忠.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A］.郑培凯，陈国成主编.史迹·文献·历史：中外文化与历史记忆［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王振忠.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8，37（3）：58-63.［4］王振忠.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A］.卞利、胡中生主编.民间文献与地域中国研究［C］.合肥：黄山书社，2010.)。

第二，徽州山水画创作和积累，在纸上再现徽州文化符号。

清朝康熙年间吴其贞作《书画记》提供了许多不同于宋元书画市场的信息，深刻反映了明末清初1635—1677年徽州商人书画交易的群体、形式、兴衰等(张濯清.从《书画记》看明末清初徽州书画交易［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1，（5）：133-134.)。园林的创作与山水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自成一体，交互影响。相传歙县丰南“果园”为唐六如（公元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祝枝山（公元1460—1527，字希哲，号枝山，因右手有六指，自号“枝指生”）所规划设计，歙县另一处园林，雄村“竹山书院”相传袁子才（公元1716—1797，清代诗人、散文家）参与过造园设计。两例说明擅长诗画的文人参加造园设计与施工，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对造园艺术确起了提高作用(程极悦.徽商和水口园林——徽州古典园园林初探［J］.建筑学报，1987，（10）：74-78.)。明清徽州画派的辉煌与同一时期鼎盛的徽商经济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徽商除自己购书藏画以外，还挟其雄厚的财力倾心支持画家的艺术活动，以其独特的文化禀赋影响了新安绘画艺术的发展。比如徽商助资“雅游”，可以解读为三点：其一，新安画家就倡导“师法自然”，其山水题材，都是自己所亲自历目；其二，新安画坛的早期画家大多数都是恪守节操的遗民画家，其游历本身就是在寻找一个古代隐士啸傲山林的心态和方式；其三，游历是新安画家们切磋绘画艺术、吸收外来文化营养的最好方式(徐柳凡.明清徽商与新安画派［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50-54.)。总之，在雄厚的区域商业资本的支持下，徽商才有余力投入到绘画文学艺术和园林营建之中。文学艺术的表现规律可作为造园手法之借鉴，典型的、成功的园林的表现形态与当代的绘画思想、艺术风格是一致的，是相通的，新安画派的发展势必也影响到徽州园林的创作，徽州园林的营建反过来也促进了新安画派的崛起。

第三，徽商影视剧，在荧屏上再现徽州文化符号。

前期的剧本创作、拍摄和制作，后期的宣传推广和市场营销，构成一个完整的电视剧产业链条。一部良好的影视作品应该整合各方面的力量，深入发掘文化产品的最大价值(李德军，张婷婷.由“自制剧”的兴盛看国内电视剧产业发展［J］.声屏世界，2009，（11）：57-58.)。纵观近十五年以来徽商影视文化事件，徽商的影视再现有四个里程碑事件：1、金安徽国际大酒店、安徽电视台在一九九六年联合摄制的20集电视连续剧《徽商》，它也是中国第一次以电视剧的形式展现徽商故事。2、2004年推出晚清徽商命运的39集电视连续剧（大清徽商》，中韩两国影星联袂演出。3、2005年后中国各大电视台推出七集人文纪录片《徽商》、《徽州》等。4、2010年《新安家族》在央视一套播出，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并引起极大反响。特别是《新安家族》电视剧，该片立足于三个徽商家庭在晚清民国的经营活动，通过汪、许、鲍三大家族为争取民族自强而与外国列强资本展开殊死较量的描述，表现仁义经商、诚信经商的道德原则和面对民族矛盾、家国一体的民族情怀与济世文化。

《新安家族》作为徽商的影视再现，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赋予剧中人物以中华传统的“仁、义、信、和”为精神平台，争取观众对剧中人物道德情操最大程度的认同，从而建立对剧中人物命运感同身受的“情感关注”；第二，在主人公跌宕起伏的命运历程中，构建老百姓潜意识中的“英雄历程”，即贯穿始终的是复兴家族，进而是融家国一体，追求生存尊严的剧中主人公的人生奋斗境遇和无怨无悔为大义而牺牲自我的献身精神(张培根（《新安家族》导演）.我最想给予观众的是什么［N］.光明日报，2010-12-2（7）.)。这其中最重要的主人公程天送的形象可谓是旧时代徽商的集大成者与终结者。“他从一个弃婴、一个学徒，历经磨难和坎坷，逐渐成长为一代民族实业家的过程，寄托了我对徽商的理解……程天送从对内求发展到对外争商权的升华，既是他个人成熟的标志，也是每个民族的最终发展之道。”(季宇.新安家族（上下册）［M］.“小说后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

对比《新安家族》与其他3个影视再现事件，对比徽商之《新安家族》与晋商之《走西口》、《乔家大院》。要想达到体现徽商精神，弘扬徽州区域文化，反思徽州沉沦崛起，影视再现需要着重考虑以下几点：1、促进徽州文化地域性和文献化水乳交融(侯宏虹，黄庆.人文纪录片的文化意向——《江南》、《徽州》、《徽商》的审美特征［J］.电视研究，2007，（7）：72-73.)，保质保量，促进国产优秀电视剧大量产出。2、促进形象与推动人物深度“白描”，以曲折故事性，展现徽商精神，展示徽州文化。3、不仅重视后期的影视感知认识和宣传推广，而且能将前期的剧本创作、拍摄、制作与徽州区域文化有效联系起来。对徽州影视作品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解读，成为“他者”认识徽州文化第二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