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徽州文化的实体文化空间

第一，在新安江流域充分利用自然环境本体营造聚落民居。徽商周流于天下，由于强烈的宗族观念，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选择了叶落归根，在桑梓之地安度晚年。他们一生的积累，除了在家乡修祠堂、建书院、树牌坊外，主要是用来修私宅。聚落环境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聚落与自然环境、建成环境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这三者之间相谐调，良好的生态适应机制是徽州聚落系统获得生态平衡的基本保证，使聚落平稳发展和更新发展(邓晓红，李晓峰.从生态适应性看徽州传统聚落［J］.建筑学报，1999，（11）：9-11.)。这里试从两方面分析：①从内部来看，徽州的木结构古民居是非常安全的，且具有较大的安全度，在所有构件中脊柱的安全可靠是整个木构架、以至古民居不发生倒塌等毁灭性破坏的关键；结构破坏是导致古民居的破坏的最主要原因，构件往往不容易发生破坏。提高结构的可靠性需要加强平面布局、设置“关键”和雀替、采用月梁、增大截面尺寸、促使木构架产生内聚力等有效措施(汪兴毅，王建国.徽州木结构古民居营造合理性的理论分析［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4（9）：1375-1380.)。徽州人在青山绿水间，乌瓦粉墙，家家户户雕梁画栋，四面高墙围护，马头墙高耸，营建了颇具特色的明清徽派民居(唐力行.徽商与徽州民居［J］.中华民居，2008，（Z1）：14-20.)。②从外部来看，如果以徽州与肇庆为例作为对比，两者分别是徽州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以徽州文化和岭南文化对比为例，移民直接促成了两地古村落的形成和明清之际的鼎盛繁荣，受到传统文化中的风水以及封建宗法礼制观念的深刻影响，人文因素显著地渗透于两地古村落建设中，特别是“五岳朝天”的马头墙与连绵不绝的镬耳封火山墙，艺术地展现了两地古建筑匠心独运的特色，成为肇庆与徽州古村落各自的标志性识别景观(钟玉发，牛冬梅.移民？人文？建筑——荣庆与徽州古村落之比较［J］.黄山学院学报，2011，13（4）：4-9.)。

第二，在新安江流域营造水口园林，形成独特景致。徽商作为明末清初徽州社会的精英和资本拥有者，以其雄厚财力和特有的文化禀赋，竞相造园，对新安江流域建筑园林艺术具有极大影响，影响他们的造园营宅的价值取向、文化态度和艺术品位，乃至形成了中国园林史上特有的“徽州园林”。例如休宁县万安镇汪村的环翠堂园遗址原为明代戏曲家汪廷讷不恋仕途，隐退山林后，在徽州祖居休宁县松萝山下修建的一座私人庭园，亦称“坐隐园”。它用雕塑式的造型、绘画的技巧等体现了徽州园林隽永深厚的文学构思和灵巧隐逸的逻辑思维，高度融合了书院文化与园林艺术(姚宜梅.浅谈徽州园林——“环翠堂”［J］.工程与建设，2011，25（5）：605-606，610.)。另外一个徽州村落水口园林的经典之作是唐模檀干园，原名檀园，清朝初年始建，位于水口南山，百年后荒圮，南山遂称“荒园山”。乾隆年间增修溪北新园，新浚二池相连，时称“新池”，后世俗称“小西湖”。又百余年，新园毁于咸、同兵火，民国时期许承尧主持重修。又经过40多年之后，十年动乱中破坏严重，改革开放后得以修复(汪大白.徽州水口园林唐模檀干园考述——为文化生态保护工程而作［J］.黄山学院学报，2011，13（4）：1-3.)。学术界已经有诸多文献阐述，徽州建筑园林中以水口园林为最美，最富有生命力。徽州水口园林的主要特点在于：（1）因地制宜，园林多建在水口。《园冶》所谓“门樱知稼，廊庆连芸”，自不同于城市山林。徽州园林多建于水口（村镇的公共绿地），自然环境优美，能利用天然翻山坡地，以充分发挥新安山水的感染力，因地创宜，巧于因借，与山水、田野、村舍融成一体。（2）风景构图与村镇规划有机结合，融成一体，不囿于高垣深宅之内，与江南私家园林不同，它是古代的公共绿地。（3）造园要素就地取材，乡土味特浓。山水天招，建筑质朴，植物品多选用松竹梅桂、桧柏梓桐、樟椿枫棒、银杏棕榈等树种(程极悦.徽商和水口园林——徽州古典园林初探［J］.建筑学报，1987，（10）：74-78.)。徽州水口园林植物景观在艺术构图上讲究平面构图、立面构图、色彩构图，在造景法则上讲究多样与统一、协调与对比、节奏与韵律(朱爱青.徽州水口园林植物景观的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18）：11176-11177.)。

如果以江南古典园林做对比，其中苏州园林、扬州园林和徽州园林是最为典型的三种，其差异性更多的体现在园林选址和山、水、建筑、植物等构园要素角度不同，地域自然环境、文化背景和园主身份是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沈苏彦，沙润.浅析江南古典园林的地域差异［J］.山西建筑，2011，37（28）：182-184.)（表8-1）。相对于苏州园林、扬州园林，徽州园林形成了巧取真山真水入园、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色彩上做到了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等独特的风格(岳毅平，郭其智，吴惠敏.徽州园林的地域特征与可持续开发的思考［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5（2）：111-115.)。明清徽州园林色质简淡，它和大自然之间以白与黑为中介建立起多义、和谐的氛围。重神轻形，重淡泊轻五彩，将白黑的审美意识在中国传统村落艺术中发挥得出神入化(罗林.明清徽州村落的色质观照及其中国思维［J］.城市规划，1999，23（4）：60-61.)。

表8-1 江南古典园林的地域差异

根据沈苏彦，沙润，2011

从风水格局来分析：水口植有高大的林木，是村里族人公共活动的场所。水口林木起到隔绝村落与外界的作用，进入水口才能看到若隐若现的书院、文昌阁等建筑。这是水口村落外部空间的重要标志，也是村落文化内涵的灵魂，随后才慢慢导向祠堂、民居，导入村民们的生存空间。徽州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摸索出在山区选择宜人居住地的规律，即枕山、环水、面屏的风水格局。徽州村落的选址最常见的是背山依水，水由高而下，缓缓经过村落，流向平芜之地，最后山环水绕的穴口成为营造聚落的凤水最佳地(唐力行.徽商与徽州民居［J］.中华民居，2008，（21）：14-20.)。这里可以看出，一个村落的布局往往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个“人—自然界—神灵”交互作用的文化生态系统。

第三，在离居地中心扬州、苏州、杭州、南京、上海、枣庄等地营建私家建筑园林，形成园林空间的异地移植。徽州商业家族数百年的迁徙、辗转定居，将徽派民居建筑移植嫁接于离居地，随着他们在创业地逐渐土著化、本地化，这种异地的徽派民居建筑成为记录他们商业风云的最好文化承载体。例如枣庄的台儿庄运河古城作为京杭古运河河畔唯一一座融八大建筑风格（北方大院、鲁南民居、徽派建筑、水乡建筑、闽南建筑、欧式建筑、宗教建筑、客家建筑）为一体的古城，七十二座庙宇汇于一城，南北交融、东西合璧的文化名城，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徽派建筑，可见当年京杭大运河上徽商的显赫财富，他们转运南北物资，积累巨额财富，在此安家立业，成为造就台儿庄繁荣极盛的最重要区域力量。再比如，近年来，黄山徽州区与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县争夺和炒作西门庆故里，其依据即是后两地也有《金瓶梅》小说虚构的明代繁华的市井风情、园林建筑，可见富庶的徽州文化扩散至其他地方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