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学术讨论

第一，徽学研究离不开对徽州文书搜集和深度整理。

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则形成较晚，它的创立主要得力于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以来至今徽州近50万件原始文书的大规模发现。加之有包括徽州族谱在内的9000余种徽州典籍文献传世，可供与文书契约互相参证。例如储小旵、周小凤（2011）运用辞例归纳法，分别以28则(储小旵，周小凤徽州契约文书语词例释［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0（9）：24-29.)、21则(储小旵，张丽.徽州契约文书方言俗语词辑释［J］.安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1，29（5）：1-5.)徽州契约文书中明清时期方言口语词为例进行详细考释，补充《汉语大词典》失收的词、义项和语例。现存8000余处徽州地面文化遗存，是明清以来至民国时期徽州人生产与生活的真实见证与文化载体。例如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成书于光绪十五年（1889）许、余二姓的合谱《绩溪南关惇叙堂宗谱》记载了许多谱牒理论、咸同兵燹、宗族规章、里居民俗等方面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较高的史学、谱牒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价值。对于这些稀见徽州家谱资源解读，它们突破传统文献类型体例的束缚，可以揭示晚清民国时期的徽谱体例与内容(谈家胜，郝瑞平.《绩澳南关惇叙堂宗谱》的文献特色及其价值——兼论晚清时期徽州族谱体例与内容的嬗变［J］.黄山学院学报，2011，13（4）：13-18.)。目前已知南宋时期的10件徽州文书全部是这一时期流传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后，徽州原始文书以商品形式再次向外流出，有学者估计总量高达40万件。因此，学术界应该形成共识，应该跨越行政区域、跨越地理界限，广泛搜集和整理徽州文书，深度挖掘文献存量和内涵。

第二，择取重点，以小见大，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

徽学文化研究择取重点提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土地租佃关系；二是家庭继承关系；三是商人社会生活；四是农业社会形态；五是徽州文化的物质遗产载体；六是社区点的田野调查与对比；七是提倡研究徽州孝文化。现有徽州文化研究视野狭窄，未曾涉及徽州孝文化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为此，学术界有人提倡高度重视徽州孝文化研究特别是孝意识、孝行为的物化成就解读等(张安东.20世纪90年代以来徽州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理论建设，2011（4）：90-95.)。在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徽州孝文化研究”（09BZS049）支持下，学术界有好几篇文章是考察徽州孝文化成因，认为徽州孝文化崛起于宋代、普及兴盛于明清，既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又有深刻的文化思想渊源，也与自上而下各级政府的倡导、宗族的践行密不可分(张安东.徽州孝文化及其成因之考察［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32-37.)。总之，徽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是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文献和地面文化遗存等资料，综合研究明清社会实态、以重新反省和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历程和特征，并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的专门学问，这正是徽学的学术价值核心之所在(卞利.徽学：20世纪一门新兴的学科［N］.光明日报，2010-12-16（10）.)。

第三，提倡多学科性的综合研究。

明清时期的徽州在人文学术上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尤其是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清代徽派朴学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等，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朵奇葩，涌现出包括黄生、江永、戴震、金榜、凌廷堪、程瑶田、洪榜在内的一大批朴学大师，在名物训话、数学、经学考据、天文历法、音韵、地理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其他如医学、版画、篆刻、戏剧、工艺美术等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以1830—1949年为中心［D］.山东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导师：刘平，2008：43.)。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视察黄山时候对徽文化的五因素（C、B、M、E、A）进行了高度准确的概括(即“C”代表文化（Culture），“B”代表贸易（Business），“M”代表医学（Medicine）、“E”代表教育（Ed-ucation）、“A”代表建筑（Architecture）。参见叶鸣声，郗延红.徽州文化的传承与创新［J］.理论建设，2004，（1）：52-56.)，文化（Culture）、贸易（Business）、医学（Medicine）、教育（Education）、建筑（Architecture）是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最为精要的内容，对深刻认识徽州文化具有线索导引作用。例如，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20卷本《徽州文化全书》囊括万象，系统总结和展示徽州文化和徽州居民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安徽省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原创性学术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徽州文化研究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的集大成之学术著作（表7-1）。煌煌厚著，600多万字，以时代性、权威性、系统性、创新性深刻地阐释了徽州文化的各个方面。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徽商雄厚的物质基础，如何孕育这种人文学术？如何培养这种儒士的闲情逸致？

表7-1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卷本《徽州文化全书》（自制）

从“面”的角度而言，作为中国三大地方学之一的徽州学（另外两个是敦煌学、西藏学）在东亚韩国、日本也引起高度关注，韩国的安东学和湖南学领域有一批学者从事与徽州学的比较研究。东亚地区亦有京都学、名古屋学、江原学、济州学等(黄忠鑫，［韩］金知恕.区域史研究与地方学比较研究——当前韩国学者徽州研究的两个路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8-2（13）.)。徽州学研究经过近三十多年的积累日趋成熟和普及。徽州研究已经超出一种狭义的地域文化视野，演变成为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投来学术目光的区域史学与地方学。在当前学术风格多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恐怕再也没有一个区域如同徽州一样倍受关注，无论是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还是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派木石砖雕、徽派建筑园林、徽派古村落、徽派盆景、徽茶、徽菜、徽剧、徽商等众多领域成果倍出，这不是哪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单一学科可以覆盖的。徽商的区域文化的文化经济初步解读，乃至上升到徽州学研究都涉及到徽州文化生态保护、中华精神家园的守护和建设、流域史学（地方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思考、徽州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国际化等方面。对于徽州、徽商、徽学研究不可能会有统一的理论基础，只会更加关注新文化地理学“面”的角度，区域意识，问题意识，交叉综合学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