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锣鼓巷、北锣鼓巷之对比
1、对比一:文化记忆视角
先看南锣鼓巷的文化记忆:(1)南锣鼓巷的历史渊源。南锣鼓巷与元大都(公元1267年)同期建成,在元大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城市格局中,南锣鼓巷是后市的组成部分。元代,南锣鼓巷属昭回坊。明代,以南锣鼓巷为分界线,东侧地区属于昭回坊,西侧地区属靖恭坊。清代,乾隆年间属镶黄旗,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属内左三区。民国时期属内五区。南锣鼓巷,明代称锣锅巷。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改称锣鼓巷,并分为南锣鼓巷和北锣鼓巷(北锣鼓巷在今安定门街道辖区内)。南锣鼓巷之名,因其地势中间高、南北低,如一驼背人,故名锣锅巷,后音转为锣鼓巷。民国后沿称。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辉煌街,后恢复原名。(2)南锣鼓巷的机理。南锣鼓巷北起鼓楼大街,南止地安门东大街,全长786米,宽8米。沿用了“里坊制”建筑思想,其架构以南锣鼓巷为轴线,两侧各对称的分布着8条平行胡同,呈“鱼骨状”,又如同一条“蜈蚣”。因此,南锣鼓巷也称为“蜈蚣巷”,她是我国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规模最大、品级最高、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3)对南锣鼓巷的保护。1990年11月,南锣鼓巷列入北京市政府批准的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中。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0处,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9处,历史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是古都北京休闲旅游和文化创意的著名街区。
再看北锣鼓巷的文化记忆:(1)北锣鼓巷的渊源。北锣鼓巷始建于元朝初期,在清朝乾隆之前其历史渊源与南锣鼓巷相同。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将明代时的锣锅巷改称锣鼓巷,并分为南锣鼓巷和北锣鼓巷(北锣鼓巷在今安定门街道辖区内)。(2)北锣鼓巷的机理。北锣鼓巷,呈南北走向。北起安定门西大街,南止鼓楼东大街,全长866米,宽7米,安定门内大街西侧。“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赞军街,后恢复原名。现胡同内有安定门医院分部等单位,其余为居民住宅。
2、对比二:经济脉络与传承视角
南锣鼓巷的经济传承:笔者所在课题组对南锣鼓巷商业的现状进行统计,东起点:安定门内大街—鼓楼东大街相交十字,鼓楼东大街往西,西至点:鼓楼东大街与南锣鼓巷相交十字。鼓楼东大街的南边和北边。全长433.3米(表5-1)。
表5-1 南锣鼓巷商铺的统计情况
(数据来源实地调研,2012年8月)
由以上表1中可以看出,南锣鼓巷街道充满了种类繁多商铺,不但有特色的餐饮小吃、服装鞋帽、美容美发等服务型商店,还有琴行、传统工艺及创意类商铺,不但满足了居民的一般生活需求,独特的街区还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游览并感受它的独特魅力。南锣鼓巷因为创意经济的进驻,凸显繁华,经济的发展又进步一促进了其文化生命的延续。南锣鼓巷街道的商业多样性正符合了雅各布斯推崇的城市多样性的观点。她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类聚集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口味又都千差万别。而且南锣鼓巷多功能化的店铺以及历史传承下来的街道肌理等都与雅各布斯所提倡的连续性街边步道、种类繁多的杂货店铺、短小的街区构成一个安全生活的网络等观点相契合([1]方可俞孔坚.高悬在城市上空的明镜——再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J].北京规划建设,2006,(3):96-98.[2]俞孔坚.高悬在城市上空的明镜——再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J].中国建设信息,2009,(2):68-71.)。因此,南锣鼓巷沿街道分布的社区单元构筑了相对安全健康的城市公共交流场所。无论从经济还是社会的视角,街道的发展需要相互支持功能的多样性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可见现在的南锣鼓巷是一个“活”的有机体。
北锣鼓巷内有安定门医院分部等单位,其余为居民住宅。北锣鼓巷没有什么商铺,没有南锣鼓巷的繁华。在南北锣鼓巷的经济繁华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对历史街区的保护,不仅仅是保存其原有的格局不被破坏,还要将其功能更好的发挥出来,这样的保护才不会丢失其历史风貌和街区特色,历史文化脉络才得以传承下去。正如雅各布斯(加拿大,1961)提出了“街道眼”的概念([加拿大]简·雅各布斯.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M].译林出版社,2006:26-125.),并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进而促进人们生活的安全感。雅各布斯给城市开出的处方是少干涉人们自然选择的生活。在她看来,没有谁能给城市添加活力。相反,她认为外表混乱的多样性城市生活,烟杂店老板、没经验的母亲、街头玩耍的孩子、爱把身子探出窗户的好事者,他们相安无事,城市也就在混沌中处于平和状态。有连续而短小的“街道眼”,就会有自发自由的“舞步”。在美国,“街道眼”的出现就引起了城市规划和建筑界人士的注意,并且有一些人还乐此不疲地试图将这个理念引导为实践的标准,甚至还产生了一个专门的产业和专业领域。“街道眼”不但促进了街区经济的繁荣,而且促进了人们的相互交流,并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的场所,满足了人们自我寻求文化认同的精神需求。
3对比三:商业繁华程度视角
以南北锣鼓巷街区的某几点为标杆,分为两个小组,对某一时间段的人流量进行统计,在取这些数据的平均值,就大致统计出南北锣鼓巷的人流密度情况,进而可以将南锣鼓巷和北锣鼓巷进行对比研究。南北锣鼓巷的具体统计出的人流情况如下面表5-2和表5-3所示。
表5-2 南锣鼓巷平均每分钟内人流数目统计情况
数据来源实地调研,2012年7月8日下午3时
南锣鼓巷的平均人流数是98人,而其中游客人数为94人,本国游客67人,外国人31人,当地居民为4人,平均汽车行驶的数量为13辆。
表5-3 北锣鼓巷平均每分钟人流数目统计情况
(数据来源实地调研,2012年7月8日下午4时)
北锣鼓巷的平均人流数为37人,而其中游客人数为34人,本国游客28人,外国人9人,当地居民为3人,平均汽车行驶的数量为4辆。这些数据与南锣鼓巷形成鲜明的对比(表5-2,表5-3,图5-5,图5-6)。
图5-5 南北锣鼓巷人流统计
图5-6 南北锣鼓巷人流统计
由上图可知,南锣鼓巷的平均人流数是北锣鼓巷的近3倍,街区居民人数相差不多,本国游客人数中南锣鼓巷的人数是北锣鼓巷的2倍多,外国游客人数中南锣鼓巷是北锣鼓巷的3倍多,平均的汽车行驶量南锣鼓巷也是北锣鼓巷的3倍多。可见南锣鼓巷的繁华和北锣鼓巷的萧条是在同样、相似地理环境中产生的。南北锣鼓巷同是相同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历史街区,然而现今的历史街区只有鼓楼东大街的一街之隔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南锣鼓巷的生和北锣鼓巷的死。南锣鼓巷的活的生命有机体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上的繁华,而且体现在历史风貌和街区特色甚至是历史文脉上的延续。雅各布斯认为要让城市有活力,必须珍惜和呵护已经形成的基于功用多样性的城市区域,避免某种强势功能排斥其它有共生关系的弱势功能,导致其向功能的单一化趋势演化。而北锣鼓巷如今的现状正是由于其功能单一化,只有少数单位其余皆为居民住宅区,这种功能的单一不利于人们的相互交流,尤其是在现代科学技术腾飞猛进的时代,人们之间更缺少文化交流,单一的居住就如同死寂一般,形成不了文化网络使得人们缺少了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4对比四:文化识别传播视角
自从1990年11月,南锣鼓巷列入北京市政府批准的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南锣鼓巷就引起了学者和人们的关注。很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如戴林琳和盖世杰(戴林琳和盖世杰.北京南锣鼓巷历史街区的可持续再生[J].华中建筑,2009,27(5):173-175.)对南锣鼓巷历史街区的再生发展进行研究,提出在对其规划发展中应是可持续再生的发展理念,阐释了南锣鼓巷再生实践的主要思路和策略。郗志群在《解读:不一样的南锣鼓巷》(郗志群.解读不一样的南锣鼓巷[J].前线,2009,(2):61-62.)中对南锣鼓巷的坊里建置,胡同肌理以及历史文艺等进行阐述,让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南锣鼓巷,增加了人们对它的喜爱和兴趣。张祖群(2011,2012)([1]张祖群,朱良淼.南北锣鼓巷的遗产保护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2011,(5):18-21.[2]张祖群.南北锣鼓巷的历史变迁与“人文北京”建设[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1):139-145.)对南锣鼓巷的历史变迁及现在的发展策略进行了研究,在充分肯定南锣鼓巷将遗产保护和文化创意产业有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指出北京历史街区的保护只有将文化遗产与“人文北京”建设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地建设和完善北京都市文化。已有的学术进步体现在:第一,指出南锣鼓巷的原真性保护需要解读《西安宣言》的分析框架;第二,指出要加强京胡同文化遗产旅游产品与体验;第三,寻找历史街区商业化途径;第四,重视遗产保护与创新驱动、人文北京建设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筑学者、城市规划学者、历史学者、旅游管理学者等对南锣鼓巷的分析研究,本身就起着传播的作用。他们超出当今时代的民众的传播路径,在学术层面将南(北)锣鼓巷作为一个学术标本进行深入剖析,这本身即是对南锣鼓巷的历史文脉的一种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