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学术讨论

1、两个陕西村的文化积淀

文化的根存在于具体的物质事实形态和社会事实形态之中，是发生个人或种族文化历史凝聚的特定时空交接点。假定的这个“点”或“根”，从外在方面来说与移民原来的土地、家园、国家、民族血缘相连，从内在方面来说驻扎于无形的精神事实形态和情感事实形态内部，与移民思想、信念、归属感、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梅晓云.文化无根——以奈保尔为个案的移民文化研究［D］.西北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导师：彭树智，2003：3.)。台湾的“陕西村”系先祖带兵剿匪、屯兵垦荒、落籍台湾。中亚的“陕西村”系先祖带兵避乱、流落异国他乡、耕种定居。前者寓兵于农，后者寓农于兵。无论是中亚陕西村还是台湾陕西村，毫无疑问都是受历史因素影响慢慢的进行文化积淀而成的。

第一，中亚陕西村，是由于农民起义失败后被迫退到中亚地区建立家园，历经百年之久，虽然村内已有变化，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原有的陕西、甘肃历史文化记忆。比如语言，尽管他漂流在异国，尽管他已漂流了一百多年，但是一脉相承的语言就如血浓于水的兄弟一样牵连。同时这也是文化变迁后所留下的历史证据。一种如此古老的记忆，一段如此耐人寻味的佳话，如今就呈现在读者眼前，这是一种历史幸运和错合，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呐喊。

第二，台湾陕西村如出一辙，当地人部分说陕西话，多讲闽南语和台湾版的普通话，用自己独特的历史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造就了今天的又一个陕西村，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的寻根浪潮。时间可以磨灭一些东西，但是怎么历经沧桑，他们都没有数典忘祖，仍然记得先祖们的事迹，仍然供奉着自己的先人，从这方面看，我们不得不为他们响起真挚的掌声。

如果按照认同的内涵和认同的形式，参照移民文化分型分类，台湾陕西村属于植根一同化型，认同移居国（地）主流文化的价值，适应其生存条件，承认文化变迁的合理性。中亚陕西村则属于双重认同型，既坚持母国文化认同，同时也认同移居国的文化。总之，两个陕西村是文化个体与文化身份在时间和空间错位、历史和现实勾勒出的立体图像，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见证和异质文化融合的表现。

2、判识文化漂移社区的文化变迁

台湾西部彰化平原的秀水乡的“陕西村”和白彦虎败退后的中亚“陕西村”是文化漂移社区的典型案例。文化的漂移不可能是一维空间的机械运动，而是存在多维时空区域内的各个层面，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舍取、再组合的综合过程。文化漂移的过程伴随着淘汰，包容与创建。以两个陕西村对比为例，在岁月的流逝中当地人并没有把文化丢失。判识文化漂移社区的文化变迁可以从社区文化记忆、社区文化识别传播、环境与人口、经济与技术、文化创新与文化移入、价值观与行为模式6个方面着手。其中社区文化记忆是基础，社区文化识别传播是认知路径，环境与人口、经济与技术是认知社区内在的基础视角，文化创新与文化移入界定了社区文化信息的内外交流和溢出通道，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则是对文化变迁的文化行为进行总结（图4-5）。

图4-5 判识文化漂移社区的文化变迁视角（自绘）

3、文化漂移社区的文化自觉

对于一个文化漂移社区，其社会文化变迁提醒我们，社区发展应该拥有“文化自觉”的反思。“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异质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融合，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1］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J］.思想战线，2004，30（2）：1-6.［2］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在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A］.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编.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C］.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已经漂移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社区人群，组成这样一个异质社区，犹如文化孤岛。它既不能全盘纳入原来的文化体系，也不能全盘转化为移入地的文化体系，只能主动适应新的地理环境和时代选择，才能进一步生存。文化自觉不是文化竞争，而是文化特质和文化环境之间的适应、和谐。这对今天研究相类似微型社区剖析其点的文化地理特征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