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文化景观透析新文化地理学

一、新文化地理学新在何处？

朱竑教授通过1991—2010年以来的16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4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文化地理学科项目统计分析认为：新文化地理学不同于原来的文化地理学，其“新”主要体现在联系景观与历史，将景观作为一种文本来阅读，研究对象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文化空间、社会文化空间、女性地理学、文化身份与认同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文化政治倾向(参见朱竑教授《一个中国文化地理学工作者的研究自传》，2012年中国地理学会“社会文化地理”高级研修班演讲稿，2012-6-21)。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合作网络日趋国际化，高校研究者与科研机构、企业也已经开展合作。近年来新文化地理学从学科范围的抽象化学术探讨模式改进到面向问题、面向现实、面向社会来解决问题的应用研究，从书斋式”的研究向“实践型”转化(钱丽芸，朱竑.从国家基金立项看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状况和趋势——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J］.地理科学进展，2011，30（10）：1289-1297.)。这里可以在新文化地理学解读5个关键词：

（1）文化：新文化地理学重视空间，认为文化是通过一个个独特的空间组成的符号综合体。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空间的生产，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中的作用，认同的建构，文化景观的重塑。斯宾塞（J.E.Spencer）认为文化的最小单位是文化特质（Cultural traits），如某一特别行为、特定工具，以及有关文化特质集合起来构成文化复合体（Cultural complex）。一个文化体系（Cultural System）包含许多文化特质和文化复合体。共有一个特定的文化体系的居民区就构成一个文化区（cultural re-gion）。(王煦柽.试论文化地理学的性质和内容［J］.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8（1）：4-12.)例如，中原汉族婚姻文化在岭南地区扩散、传承中，槟榔在岭南地区交际待客、婚姻缔结等方面广泛运用，成为承载南方民俗的重要符号，形成“以槟榔为礼”的特有婚姻习尚(范玉春.以槟榔为礼：岭南汉族婚俗的文化地理学考察［J］.广西民族研究，2005，（2）：151-156.)。在台湾如果一个女人向男人说“我要吃槟榔”，有代表着性爱口交需要的隐晦寓意，北方之人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这种寓意的。

（2）地方：地方性的意义作为社会过程的产物，在社会与文化过程中不断重构。阐释“地方”的核心从最初的人一地关系扩充到人一人互动作用关系，从单纯的界定和理解一个“地方”转化为概念的混合、杂交和建构。以自己（自我）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为基础，创新思考全球化的进程，思考文化权力如何改变和塑造环境、更新认知世界的方式。随科学技术的飞跃或日新月异，人们认识的时空还会带来新的可能性拓展，各种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事件将革命性地刷新“地方”的内在涵义(冯叙.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点及其维度——以电影《天使爱美丽》为例［J］.华中建筑，2008，26（9）：l-4.)。在这一系列重新认识“自我”过程中，会有一个不断拓展“地方”的维度和认识过程。

（3）空间关系：不仅是空间之间静态相互作用，更强调社会主体的流动，以及不同的空间与地方之间的重叠，交融，杂糅。在全球一体化和区域版块化的今天，依据流动的空间关系则有了“自我”的追问和身份认同关注。

（4）媒介：文化被视为空间意义展现过程中的一种媒介，强调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过程和细节，文化决定着人们生活的空间性实践。文化是一个表征与话语的系统，需要通过特定的语境进行重构。结合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以“空间（space）、场所或地方（place）”概念为起点，人文景观内涵、媒介符号隐含象征意义、规划设计与建造景观，修缮改造文化空间场所等成为新文化地理学的思考点，这样形成中外文化景观中“创意（观念）——经济（行为）——品牌（景观）”实证研究模式(周显宝文化创意·文化经济·文化品牌一一厦门市品牌城市发展战略与软实力构建hup：//www.cncci.org/displaynews.php？ArticlelD＝3251)。

（5）批判。美国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W.苏贾（Edward W.Soja）将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与地理学研究结合为一体，先后推出《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美］爱德华·W.苏贾（Edward W.Soja）著，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美］爱德华·W.苏贾（Edward W.Soja）著，包亚明编，陆扬、刘佳林、朱志荣等译.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和《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空间三部曲”(［美］爱德华·W.苏贾（Edward W.Soja）著，李钧译.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应用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围绕空间这一理论题域，阐释当代空间问题，不同学科在空间（space）这里交叉、渗透、碰撞、融合等，建构出地域生产学、文化地理学、空间社会学、后现代地理学等新兴学科，重新绘制与书写当代思想的文化地图（cultural map）。地域文化的空间判别和既定区域文化的研究，在逻辑上是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是开展区域文化再认识、再书写的基础。例如区域文化研究可采取文化地理学（索尔的“文化史层”）、考古学（文化类型学）、历史学（地下实物与文献的双重印证，先秦文化源的考察，文化史学中政治史、心态史、文化史、妇女史等类别方法）等基本理论与范式，重建汉代徐州区域文化景观。大文化区域层级之下的一些亚文化区域的研究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王健.区域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论略——“汉代徐州区域文化研究”课题的方法论思考［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8（1）：112-115.)。小区域研究关键是选择区域要与问题对应，能够支撑问题所在，处理好小区域与大区域之间的逻辑关系(周尚意.社会文化地理学中小区域研究的意义［J］.世界地理研究，2007，16（4）：41-46.)。打破精英—民众、大传统—小传统、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将野外调研、访谈和问卷等方法结合起来，在问题意识中和资料分析中共同建构一个地方社会，共享一种“地方性的”文化，在批判中获得身份认同。

二、文化景观是新文化地理的语言

美国学者索尔在构建文化地理体系时，对景观具有的文化性着重强调，并提出“文化景观”的概念。文化景观指是地面上的文化面貌，也就是文化的“地貌”、文化的“地形地物”，它内涵丰富且信息储存量巨大，如包含政治的、思想的、历史的以及伦理的、美学的等。新文化地理的代表美国学者詹姆斯·邓肯（James Duncan）指出人类储存知识和传播知识的三大文本，即书写的文本、口头的文本和文化景观。也就是说将文化景观看作是写在大地上的文本，则文化景观就有了文字属性和意义内容。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文化景观的解读不同，造成了文化景观中读取“含义”的复杂性，因此，学者们便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符号学、解释学等各种理论引入，并对之加以详细论述。人与景观的关系已经成为人地关系中新的研究主题。地理学对人文现象进行探索的一个视角便是文化景观与地方的含义，且它试图以人为中心对地理是什么进行思考，同时，以地理为中心对人是什么进行深刻的认识。人对居住环境的选择或建设等所取决于人对于文化景观的认同心理作用。(唐晓峰.地理学与“人文关怀”［J］.读书，1996（1）：61-66.)索尔认为一个特定的人类群体在其文化的支配作用下，必然对其长期所活动的区域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地表特征和外在体现。文化地理既要对不同的文化区域进行鉴别与区分，也要对文化历史和人类进入、运用与改造环境的方式进行探索研究，更要对自然景观是如何转化文化景观的进行探究。这个过程的动因是文化，中介是自然条件，结果是文化景观。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与自然景观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在任何特定时间—空间内形成的富含自然和人文特征的复合体。文化景观的构成非常复杂，它是由各种文化现象所构成的统一体，包括景观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构成景观的主体——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景观的物质外貌是文化景观的最重要因素，如聚落的形态与格局、人类活动的形式、土地利用的现状与配置、建筑物的式样与风格等。(郭纪.对文化景观的几点认识［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6（3）：114-116.)之所以强调文化景观的概念，其意义在于地球表面不仅是人们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及经济等各种活动的场所，也是人类塑造的对象。人类对大地表面进行塑造的过程，寻求的不仅是一种功能上的效益，也是一种价值趋向。换句话说，文化景观是人类的自我表现，对文化景观进行的研究就是对人类以文化作用于自然并产生结果进行的研究。文化景观包含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且各构成因子有着明确的分工并发挥着自身的不同的作用。在探讨文化景观时，要对景观的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都进行研究，体现“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目前，国外对文化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聚落的格局、土地划分格局和建筑。

新文化地理学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兴起的一种地理学研究方法，并且迅速地占据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地位。新文化地理学批判传统文化地理学缺乏对“文化”本身问题的探讨，进而刺激了新一代地理学者日趋重视从文化的象征意义的视角对人地关系进行解释，并将研究领域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领域。日益关注人的能动性，即人地关系中“人”的作用和驱动力。(李蕾蕾.当代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知识谱系引论［J］.人文地理，2005，（2）：77-83.)新文化地理学着重强调对“文化”的理论研究，认识到文化具有颠覆政治的潜力，因此，把文化的概念从人类学转向政治权力，并逐渐恢复文化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内在联系。(R.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M］.商务印书馆，2004：132.)文化地理学研究有两种英文表述：第一种是cultural approach to geography，可直译为“对地理问题进行文化考察”；第二种是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culture，可译为“对文化问题进行地理考察”。第一种假设是任何地理（不仅是文化地理，还包括政治地理、经济地理）都有文化内涵。第二种假设是任何文化都有地理特征。第二种假设是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强调研究对象是文化景观。第一种是新文化地理学研究，强调“文化”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而是一种研究的视角。这也正是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被称为“文化转向”的研究特点，同时也明确对政治与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时，要考虑文化影响和价值观的差别。(唐晓峰，周尚意，李蕾蕾.“超级机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J］.地理研究，2008，（2）：431-438.)不论是传统的文化地理学还是新文化地理学，对于文化景观的研究都是两者研究的重中之重，前者认为是文化的静态产物，后者认为是一种解读文本和语言。

三、新文化地理的方法

文化地理的田野调查要抓住关键问题。对于一个田野调查点来说，首先，调查者要掌握其空间位置与资源环境地理情况。然后，是社会结构与组织情况等，尽可能的做一个详细的家谱结构图。这对了解村落社区的婚姻、血缘关系，宗族关系，亲疏紧密程度十分重要。其次，调查者要抓住婚丧仪式、服饰、语言、民居建筑、生活生产等要素进行分项研究。再其次，要注重田野调查资料的整理。做专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或者模仿、借鉴人类学做类似的田野考察，从田野回到室内，从“他文化”回到“我文化”，应该赶紧整理田野笔记，包括电子版录入、问题意识的梳理、与国内外专业学者的对话、文献核对等，要不然很容易因为文化环境的转换瞬间忘掉田野火花与原始记录。当然在田野调查中记录方式可以因人而异，记书本笔记或者录音等，这样整理民族志文本的难易程度也因人而异。总之，内业工作中田野调查资料的整理要复原田野考察所思所想所见，田野的对象如同一盘棋，在室内自己的脑海里运作自如，如果关键部位卡住了或者逻辑不清楚，则应该反思自己当时田野考察工作是否扎实，或者是否忽略了哪些关键问题和要素，或者是否考虑到田野进行补充调研(张祖群.旅游与文化地理学随笔［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305-306.)。

以往地理学注重于资料积累，以简单的因果推论解释地理现象，南稻北麦、南船北马，人云亦云。新地理学从自然、技术、经济的内在联系探求时间—空间规律，由“解释”到“说理”转变人地观，促进了地理学的理科化或自然科学化的过程(杨吾扬，江美球.地理学与人地关系［J］.地理学报，1982，37（2）：206-215.)。现今文化地理学非常注重“质性研究”的理论规律提取。可以这么说，以数理为基础的坐标系统，富含的科学性、精准性特征并不适合于“界定”所有具体的地理现象，特别是人文地理现象，因它有自身的内在的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空间尺度和区别方法，数理坐标只是外在的描述实体空间的一种方式，以之划分人文事物。如同当年英法殖民者以经纬度划分非洲政治疆界，最后不同的族群在笔直的“线”中划分到不同的地理空间，这就是“文明人”的真正野蛮做法(唐晓峰.古希腊的数理地理学［J］.读书，2009，（9）：36-42.)。

文化地理研究中借鉴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很有新意。历史人类学“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做法意义在于：①力图勾画地域社会的整体状貌及其由传统向现代的演化，即全局的、系统的整体地域社会史；②运用“宗族”、“神庙系统”、“市场体系”、“水利系统”等分析工具，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不同视角，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通过“小地方”的研究，深化对“大历史”的认识。③具有内容丰富、触角广泛、成果实在、收集的资料系统全面等优点，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中国现代史研究者与中国古代史其他时段研究者的重视与兴趣(胡阿祥.中国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J］.学海，2009，（1）：11-19.)。从“碎片化”、“技术化”、“孤立化”的史料、历史片段，现实的只言片语、孤零遗迹中发展一种系统整合思维，迅速地找出问题意识，不断地构建和丰富属于地方的属于个人心中的文本，这依赖于研究人员积累的感性经验、大量的田野锻炼、丰富的理论储备等。田野调查不仅是资料定性获取，更重要的是研究范式、综合问题意识、立体学术视野的新意。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张俊峰评价王建革著《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王建革著.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有文理结合、注重实证研究、谨慎和灵活运用“满铁”资料三大特点，称得上国内目前研究满铁资料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之一(张俊峰.在华北与蒙古之间：一以贯之的生态史情结——王建革著《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读后［J］.中国农史，2007，（2）：137-138.)。只是调查和记录区域各构成要素及其变化，这不是区域史，也不是文化地理，而应该结合区域居民的发展过程，在国际社会的国家层面、国家内部区域层面发展自我，表现自身，才能立体构建区域史(［日］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历史地理学的绝对空间叙述形式——历史地理学导论选载之九［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3）：159-187.)，重新书写立体的文化地理学。

四、新旧文化地理学对于文化景观概念、关注点的差异

第一，“景观”的概念在现代人文地理学中更多的是指“文化景观”。这是在1925年发表的《景观的形态》一文中美国地理学家索尔提出并得到广为传播的，其定义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Sauer Carl O.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J］.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1925，2：19-54.)，并建议通过文化景观作为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的基础，从而用实际观察地面特征事物研究地理特征。(Sauer Carl O.Recent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Geography［A］.Hayes E D.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C］.New York：Lippincott，1927.98-118.)索尔的学生怀特对景观的解释有了新的发展，他引入了“相继占用”这个概念，认为景观是人类活动不断叠加的结果，并且表现出一定的阶段序列。(Whinlesey Derwent Sequent Occupancy［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Geographers，1929，19：162-165.)1962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哥德曼在《欧洲地理》一书中指出，一个区域要与它周围的区域区别开来，除了具体的景观之外，还应该包含某种特有的、信仰的、文化的东西在内。新文化地理学已经从传统的注重景观本身的研究转向对景观过程和文化认同的研究，并且更多地借助文化理论与社会学来研究和解释景观。(李蕾蕾.从新文化地理学重构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框架［J］.地理研究，2004，（1）：125-134.)如昊水田与游细斌以赣南八景为例对于地域文化景观的研究，结合文化地理学景观理论，运用文献资料、历史还原、时空结合等研究方法，对八景的起源与演变等文化地理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探讨其空间分布概貌和流行原因，阐述其传播的途径和特点，揭示了赣南八景文化的圈层式扩散、随城市空间扩展等时空演变规律，指出其在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方面的重要地位。(吴水田，游细斌.地域文化景观的起源、传播与演变研究——以赣南八景为例［J］.热带地理，2009（2）：188-193.)新文化地理学注重分析景观的符号学意义，把景观看成是由一条例符号构成的可供阅读的文本。(周尚意.英美文化研究与新文化地理学［J］.地理学报，2004，（S）：162-166.)事实上，深层次地解读空间的文化含义，探索其特征性表达形式，又是新文化地理学的一种视角，对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建设具有深远的革命意义。(申秀英，刘沛林，邓运员.景观“基因图谱”视角的聚落文化景观区系研究［J］.人文地理，2006，（4）：109-112.)

第二，对于文化景观的研究而言，传统文化地理学主要关注“文化景观”而不是“文化”概念本身，强调文化传统的代际传承和文化的时间性，而不是空间性。(李蕾蕾.当代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知识谱系引论［J］.人文地理，2005，（2）：77-83.)其中，“超级机制”理论便是传统文化地理学对于文化景观研究的一个核心理论。

“超级机制”理论的出现是在研究美国文化地理时，以索尔（Sauer）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地理学派提出的，在历史中形成了美国文化具有稳定的、覆盖社会群体的特点，这个文化机制具有超越个人的影响力与制约力，所以称其具有“超级机制”理论。他们认为就是因为有这个超级的美国文化机制，才塑造出美国大地上的文化景观。(Zelinsky W.The Culture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Englewood Cliffs，NJ：Pretice-Hall.（Revised edition，1992）1973.40-41)

新文化地理学派则认为文化就是具体存在于社会行为之中的，并非存在于人群社会之上一种现象或结果。在研究文化地理过程时，不应该预先认定一个文化以及特征，然后考察这个文化的景观塑造作用。“文化”存在于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之中。当这种关系没有建立和运行的时候，其实文化是不存在的。人阅读文化是在和文化对话，文化是有机体而不是孤零零的客体，任何文化之间均可以产生互动，因此，文化仅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新文化地理学所要强调的是，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对象，可能形成不同的关系，所以文化体现出差异性。由此可见，具体的人文关系对地理景观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并不是由事先存在的某个“超级机制”所决定的。新文化地理学派的主张体现了人与人性，并强调了人性的复杂这一特征，同时对每一位个体的意义给与了承认。(唐晓峰，周尚意，李蕾蕾.“超级机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J］.地理研究，2008，（2）：431-438.)

新文化地理学受到来自社会科学“文化转向”的影响，经由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绿色运动等视角，着重探讨景观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与结构问题，从而将景观研究纳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因此，不同的阶段对于景观研究的理解与关注点也都不同（表2-2）：

表2-2 不同时期的不同视角与观点对地理学文化转向的影响

注：表中内容来源(向岚麟，吕斌.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文化景观研究进展［J］.人文地理，2010，（6）：7-13.)

①Duncan J S.The City as Text：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interpretation.In the Kandyan Kingdom［M］.Cam 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17.

②Rosewarne L.The Menˊs Gallery-Outdoor advertising and public space：Gender，tear，and femiinism［J］.Women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2005，28（1）：67-78.

③Rose G.Feminism and Geography：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3.61，101.

由此可见，尽管在各个时期新文化地理学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但是其核心都是在探究文化对景观的作用与影响，用文化去解决和解释地理现象，这与将“文化”只作为“景观”的定语而总是想用地理知识来解决文化问题的传统地理学派有相当大的区别。

五、新旧文化地理学对于宗教文化景观探究点的不同

20世纪20年代左右，马科斯·韦伯开拓性的宗教研究奠定了现代宗教地理学的基础。他研究了宗教在社会、文化、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影响，将宗教看成是一种有活性的影响因素，认为它是现象背后的动因。这一思想对二战以后的宗教地理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使以索尔和伯克莱学派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宗教对人文环境及景观变化的作用上，他们将宗教视作影响文化景观的超级机制进行建构。传统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宗教人口的空间模式；宗教对景观外在形式的影响和作用；宗教文化分区；宗教生态学等。下面便以王跃对于敦煌宗教文化的地理学研究为例阐述宗教呈观与地理环境之间的运动关系（如下表2-3）。

表2-3 敦煌宗教文化的地理学研究归纳

根据文献(［1］王跃.敦煌宗教文化的地理学研究［J］.干早区资源与环境，2000，（2）：92-95.［2］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薛熙明，朱竑，陈晓亮.19世纪以来基督教新教在广东的空间扩散模式［J］.地理研究，2010，（2）.［4］陈宁宁，朱竑.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12，（2）.)整理表格

20世纪80年代，以杰克逊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主张运用解释学的方法，推崇将景观作为面纱、文本等隐喻，重视“地方性”和知识的建构本质，以及融入象征、认同、霸权和抵抗等概念研究宗教地理学，使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议题和内容发生了多元变化，形成了“新”宗教地理学研究议题。在新文化地理学的带动下，西方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与地方、宗教与现代性、宗教与景观以及宗教与尺度等进行了研究。其中，对宗教景观的研究，不仅将宗教景观作为一种“事物”，而且将其视为一种象征主义的建构或意识形态的过程。这种对宗教景观的研究充满了话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析和权力。宗教景观的创建、描述与解释不仅包含社会与文化的冲突，映射与关系，而且包含宗教社区内、宗教社区之间以及宗教社区与政府等方面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本著作拟从点的角度评价与分析中国传统聚落景观，进行中外两个“陕西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对比；拟从线的角度对比历史街区（南北锣鼓巷）的生命有机体景观，拟分析“太行八径”线路文化文化遗产的空间联系；拟从面的角度解读徽州文化的经济发展过程、揭示三种文化空间。最后上升到从城市历史地图到城市文化地区的跨越，从哲理层面辨析人类表层知识系统是否都可以绘制文化地图。实际上新文化地理学就是文化地理学的另外一种分解和剖析。综上所述，新文化地理学在传统文化地理学的基础上，批判的发展成以研究文化作为解决地理问题的学科。新文化地理学派则把研究的重点从文化景观转向了空间与权力、空间与表征（Rep-resentation之间关系的探讨。因此，我国文化地理学今后应该在科学、文化和哲学的指导下加强学科理论的研究，充分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加强渗透研究的同时突出地理科学的特色与优势。(潘怿晗.皇家园林文化空间与文化遗产保护——以北京市海徒区为例［D］.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导师：祁庆富，2010：9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