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的居民；冬日来客
我经受住了几场愉快的暴风雪，在炉边度过了几个快乐的冬夜，外面雪片狂暴地飞旋而下，甚至盖过了猫头鹰的叫声。一连好几个星期，我走在路上碰到的，只有偶尔来砍木头并用雪橇运回村里去的那些人。然而风雪却帮助我在林中积雪最深处开出了一条小路，因为我一走过雪地，风就把栎树叶刮进我踩过的脚迹里，它们堵在那儿，吸收阳光，使雪融化，这样不仅使我有了一层干燥的落脚处，而且在夜里，这道黑线还能给我领路。至于和人类社会的交往，我不得不在脑子里召唤出这些森林中往昔的居民。在同镇许多人的记忆中，我房子附近的那条路曾充满了居民的欢声笑语，周边的森林里，这儿那儿地镶嵌和散布着他们的小花园和小住宅，不过那时周围的森林比现在要密得多。有些地方，连我自己都记得，轻便马车的两侧会同时蹭到路边的松树上，不得不只身从这条路步行到林肯去的女人和孩子，走到这里很害怕，大部分路段常常是一路跑过去的。虽然这主要只不过是通往附近村子的一条简陋的小路，或者供樵夫的马拉运输车用，但是过去曾经因为它景色的多变而使旅行于此的人觉得新鲜有趣，在记忆里停留的时间也就长些。今天从村子到森林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开阔的田野，那时这条路通过的却是长着槭树的沼泽地，路的下面铺着圆木做路基，无疑，那残留的圆木现在仍躺在那条从斯特拉顿宅，即今天的救济院，经过农庄，通到布里斯特的尘土弥漫的公路下面。
在我的豆子地的东边，大路对面，曾经住着加图·英格拉哈姆，他是康科德村乡绅邓肯·英格拉哈姆的农奴；邓肯给他的农奴盖了一间房子，并允许他在瓦尔登森林里生活；不是尤蒂卡的那个加图(1)，而是康科德的加图。有人说他是几内亚的黑人。还有几个人记得他在胡桃树林里的那一小块地，他听任树生长，等老了好用得着它们；但是一个比他年轻比他白的投机商最后得到了这些树。不过现在他住的也是一样窄小的房子。加图的半被湮灭的地窖洞仍然存在，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因为在边缘上有一排松树将它掩盖起来，使旅人看不见它。现在这里长满了漆树（Rhus glabra），还有一种一枝黄花属（Solidago stricta）中最古老的品种，在这里也长得郁郁葱葱。
在我田地的一个角上，离镇子更近一些的地方，是黑人女子齐尔法的小屋，她在那儿给镇子里的人纺亚麻，她有响亮突出的嗓音，一唱起来，瓦尔登森林里就响彻了她尖而高的歌声。最后，在1812年的战争中，她不在家的时候，她的房子被假释的英军士兵放火烧掉了，她的猫、狗、母鸡都一起烧死了。她过着艰辛的日子，神经有点毛病。一个经常到这片森林里来的老人记得，一天中午他经过她的屋子的时候，听见她在对着发出沸腾声音的水壶自言自语地嘟囔，“你们都是骨头，骨头！”我还看见过那儿栎树林里的残砖。
沿路下去，在右手边布里斯特山上，住着布里斯特·弗里曼，“一个手巧的黑人”，曾经是乡绅卡明斯的黑奴，——那里现在仍旧长着布里斯特种植和照料过的苹果树；已经是很老的大树了，但是它们结的苹果我吃起来仍然有着野生苹果的味道。不久前，我在林肯的老墓地里读到了他的墓志铭，墓在墓地边上，靠近从康科德撤退时战死的英国掷弹兵的几座无名墓，——墓碑上称他是“西庇阿·布里斯特”，——他有资格被称作西庇阿·阿弗利卡纳斯(2)——“一个有色人”，好像他原来是没有颜色的。墓碑上还显眼地强调了他去世的时间；这只不过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告诉我，他曾经活过。和他躺在一起的是他殷勤好客的妻子芬达，她给人算命，不过很讨人喜欢，——她个子很大，圆滚滚的，皮肤很黑，比任何黑夜之子都要黑，这样黢黑的球体在康科德出现，是空前绝后的。
再往山下去，在左手边，一条林中老路上，残留着斯特拉顿农庄上家宅的一些痕迹；他们的果园曾一度覆盖了布里斯特山整个山坡，但是早就被油松给灭绝了，只留下了几个树桩，它们的老根上长出了不少茂盛的野树。
离镇子更近之处，在路的另一边，就在树林的边上，你来到了布里德的地方；那个地方因一个魔鬼的恶作剧而闻名，这个魔鬼的名字没有明确列入古代神话之中，却在新英格兰人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突出的、令人震惊的角色，和任何神话人物一样，有朝一日理应有人为他立传；他来的时候先是伪装成一个朋友或雇工，然后抢劫和杀害了整家人，——新英格兰的危险家伙。但是历史还是先不要把这里发生的悲剧讲述出来；让时间介入，多少冲淡一点悲剧的色彩，加进一抹蔚蓝色吧。最含糊不清又最令人怀疑的传说是，这儿曾经有过一家小酒店；就是这口同样的井，既用来给旅客的饮料里搀水，又用来饮他的马。那时，人们在这里相互致意，交换新闻，然后又各自上路。
布里德的棚屋就在十几年前还站立着，虽然早就没有人住了。它和我的屋子大小差不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选举日的前夜被几个淘气的男孩子放火烧掉的。那时我住在村子边上，刚刚才读着戴夫南特的“贡迪伯特”(3)睡着了，这是那年冬天我费劲地犯着困读的东西，——顺便说说，我不知道是该把犯困看作家传的毛病呢（我有个伯父，自己刮着胡子就睡着了，星期日为了不要睡着，好守安息日，不得不在地窖里干挖掉土豆上的芽的活），还是因为我企图一首不漏地读查默斯编的英国诗选(4)的结果。“贡迪伯特”简直战胜了我的Nervii（神经）(5)。我的头刚刚垂落在书上，就响起了火警的钟声，救火车急匆匆往那个方向驶去，前后簇拥着一群散乱的大人和小孩，我是最前面的一个，因为我是从小溪上跳过去的。我们以为是在往南很远的树林的另一边，——我们这些曾经跑去救过火的人这样想，——谷仓，商店，或者是住宅，或者所有全都烧起来了。“是贝克家的谷仓。”有人喊道。“是科德曼的地方。”另一个人断言。这时，新的火星腾起在林子的上空，似乎是房顶塌了，我们高声喊着“康科德来救火了！”运货马车以疯狂的速度装着沉重的负载飞驶而过，上面也许还有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无论多么远，他是一定要去的；救火车的铃声时不时地在后面响起，要缓慢和沉着得多，在最后面是放火和报警的那些人，这是后来有人私下里说的。我们就这样继续前进，像真正的唯心论者，拒绝相信我们自己感官获得的证据，直到在路拐弯的地方，我们听见了火烧的爆裂声，实际感觉到了墙那边传来的火的逼人热度，这才明白，啊呀！我们到了火场了。火近了，却使我们的狂热降了下来。起初我们想把一塘的水都浇在上面；但是最后决定就让它烧下去吧，已经烧得差不多了，房子又不值什么。因此我们站在救火车周围，互相推搡着，通过大喇叭表达我们的想法，或者低声提起世人见证过的大火灾，包括巴斯科姆店的大火，我们私下认为，如果我们及时有只“桶”，旁边又有满满一塘的水，我们本来是可以把威胁我们大家的最后那场火变成又一场洪水的。最后我们什么坏事也没有干就撤退了，——回去睡觉，去看“贡迪伯特”。说到“贡迪伯特”，序言里有一段关于机智是灵魂的火药的话，——“但是人类大多数不懂机智，就像印第安人不懂火药一样”，对此我要表示异议。
恰巧，第二天晚上在大约相同的时间，我穿过田野经过了那个地方，听见了低低的呻吟声，我在黑暗中走近去，发现了我所知的这家人中唯一活着的人，它的优点和缺点的继承者，只有他关心这场火，趴在地上察看地窖墙下面仍在焖燃着的余烬，像惯常那样喃喃自语着。他一整天都在远处河边的牧草地里干活，一有了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就回来看看父辈的家和自己度过少年时代的地方。他轮流从每一面每个方位对着地窖里面细看，而且总是趴在地上，好像里面有什么他记得的、藏在石头缝里的珍宝似的，其实，除了一堆砖头和灰烬外，什么东西也没有。房子已经没有了，他只能看看烧剩下的东西。仅仅是我的出现本身所意味的同情给了他安慰，他在黑暗中尽可能指给我看井被盖住的地方；感谢上帝，井是永远也烧不掉的；他在墙旁久久地摸索着，寻找他父亲自己亲手做好架设起来的井桶升降装置，摸着找那只铁钩或U形钉，那是在重的一头吊放重物用的，——这就是他现在能够抓得住的唯一的东西了，——好让我相信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撑架”。我摸了摸它，至今在我每天散步时几乎都要看看它，因为在它上面悬挂着一个家庭的历史。
在左边能够看见那口井和墙边的丁香花丛的地方，现在是一片开阔的田野，纳丁和勒格罗斯曾在那里住过。不过他们回林肯去了。
比这些人家还要深入到林子里去，在大路离湖最近的地方，制陶工怀曼依法在那里占了一块地，给镇上的人供应陶器，还留下了后人继承他的事业。他们都没有什么家当，活着的时候勉强得到允许，保持拥有的那块土地；县治安官常常去那里收税，但是徒劳无功，只能“扣押一件小东西”，走个形式，我在他的报告里看到，他实在拿不到什么别的东西了。仲夏的一天，我正在锄地，这时，一个运送一车陶器到市场去的人在我地边勒住了马，向我打听小怀曼。他很久以前从小怀曼那里买过一个陶工用的拉坯轮，希望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我在《圣经》里读到过陶土和拉坯轮，但是却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使用的陶器并不是从那个时代一直完好无损地传下来的，或者像葫芦那样是什么地方的树上长的，我很高兴地得知，在我的邻人中就有人从事过这样一种制陶的塑造艺术。
在我之前这片林中的最后一个居民是个爱尔兰人，叫休·夸尔（要是我在说他的名字时，舌头卷得不够就成了科尔），他就借住在怀曼的房子里，——大家叫他夸尔上校。传说他在滑铁卢打过仗。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会让他讲述他的战争经历的。他在这里干的是挖沟修沟的活计。拿破仑去了圣赫勒拿岛；夸尔来到了瓦尔登森林。我所听到的关于他的一切都是悲剧性的。他彬彬有礼，像个见过世面的人，说话能够文雅到你很难倾听的地步。大夏天他穿着一件大衣，因为他得了震颤性谵妄症，脸是胭脂红的颜色。我来到林中不久，他死在布里斯特山脚下的路上，因此我记不得有他这个邻居。在他住的房子被拆之前，他的同事都认为那是座“不吉利的堡垒”，都躲着它，我进去看过。他的旧衣服被他穿得蜷曲着摊在架起来的木板床上，就好像是他本人躺在那里一样。壁炉旁放着坏了的烟斗，而不是一只在泉水边打碎了的碗。泉水永远不会是他死亡的象征，因为他向我承认，虽然他听说过布里斯特泉，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肮脏的扑克牌，方块、黑桃和红心K，散落在地板上。一只没有被派来处理遗物的人抓住的黑鸡，黑得像黑夜一样，也和黑夜一样悄没声息，连叫都不叫一声，仍在等着那只列那狐(6)，仍到隔壁的房子里去栖息。屋子后面有一个园子的模糊轮廓，里面种过东西，但是由于主人那可怕的震颤病，虽然现在已经是收获的季节了，却还一次也没有锄过。里面长满了罗马苦艾和鬼针草，后者的果实都粘在了我的衣服上。房子后面有一张新绷展开的旱獭皮，是他最后的滑铁卢之战的战利品；但是他不会再需要暖和的帽子和手套了。
现在，只有地上的凹痕标志着这些房子曾经的所在，修建地窖用的石头也埋在了地下，在那儿，向阳的草地上生长着草莓，紫莓，糙莓，榛树丛和漆树；原来的烟囱角落里长了油松和多节的栎树，在原来也许是门阶石的地方，一棵芳香的黑桦树在迎风摇曳。有时，能够看见明显的井坑，那里曾经有泉水冒出；现在只有干枯冷漠的荒草；或者，在最后一个人离开的时候，用一块扁平的石头把井深深地盖在了草皮之下，——以后才会被发现。这必定是一个多么令人伤心的举动啊，——把井盖了起来！盖井的同时就打开了泪井。这些地窖的凹痕，像被弃的狐狸洞和旧洞穴那样，成了曾是人们一度在此热闹喧嚣地生活的地方的唯一遗迹，在这儿，人们曾先后以不同的形式或方言讨论过“命运，自由意志，绝对预知”(7)。但是据我所知，他们得出的结论不过就是“加图和布里斯特骗人”；这差不多和更为著名的哲学学派的历史具有同样的启迪性。
在门、门的过梁和门槛都消失了有一代人之久以后，那株丁香花依然生机勃发，每年春天香花怒放，被若有所思的旅人摘下；它们曾由孩子的双手种植栽培在前院的土地里，——现在则长在荒弃了的牧场的墙边，让位给了新生长的森林；——这是那个家族最后的血脉、唯一的幸存者了。那些黑皮肤的孩子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在房前阴影里插在地里、每天浇水的那弱小的只有两个芽眼的幼枝，居然根扎得这么深，比他们和在树后为它遮荫的房子本身活得还要长久，比成年人的园子和果园还要长久，在孩子们长大并死去后半个世纪，对孤独的旅人讲述着他们模糊的故事，——花开得和那第一个春天一样美，一样香。我注意到了它那依然柔和、幽雅、快乐的淡紫色。
然而这个小村庄，本来是一个发展的萌芽，为什么在康科德能够坚持下来的时候，它却消失了呢？是那里没有自然优势吗，——譬如说，没有水的资源，是这样吗？啊，深深的瓦尔登湖，清凉的布里斯特泉，——可以在这儿长期健康痛饮，但是这些人除了用来兑酒之外，根本没有加以利用。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嗜酒的一族。难道编篮子，做马厩扫把，织席子，晒玉米，纺亚麻，制陶器，不会在这里兴旺发达起来，使荒野像玫瑰般怒放，无数的后代继承下他们祖辈的土地？贫瘠的土壤至少能够防止低地的退化。哎！对居住在这里的人的记忆竟丝毫不能增添景色之美！也许大自然会再度尝试，把我当作第一个定居于此的人，我在上个春天盖的房子成为小村里最古老的建筑。
就我所知，在我占据的这个地点，从来没有人盖过房子。千万不要让我住在一个建立在古城废墟上的城市里，那里的材料来自废墟，花园曾是墓地。那里的土地已经变得苍白贫瘠，注定要遭到厄运，在这成为必然之前，地球本身将会毁灭。怀着这样的联想，我把人重新迁入森林，自己安然进入了梦乡。
在这个季节，我很少有客人来访。雪积得最深的时候，一连一个星期或半个月，都没有人会冒险溜达到我房子附近，可是我在里面过得像只田鼠一样舒适温暖，或者说像牛或家禽，据说它们长时间被埋在雪堆里，即使没有食物，也能够活下来；或者说像本州萨顿城的那个早期移民，在1717年的那场大雪中，他当时不在家，他的小屋完全被雪埋住了，全靠烟囱的热气在积雪里化出的洞，才使一个印第安人发现了小屋，救出了他的家人。但是没有友好的印第安人来关心我了；他也用不着关心我了，因为屋子的主人在家呢。那场大雪！听说起来都让人多么开心啊！那时候，农夫不能赶着牲口车去到森林和沼泽，不得不砍下他们屋前遮荫的树木，当积雪的外壳冻得更硬的时候，他们到沼泽去砍树，第二年春天才看见，砍树的地方离地竟有10英尺。
积雪最深的时候，我走的那条从公路到我的房子大约半英里长的小路，可以说是一条曲里拐弯的虚线，点和点之间的间距很大。一连一个星期气候平稳的时候，我走去走回的步子数目完全一样，步距相同，从容谨慎地迈步，精确得和一只两脚规一样，踏在我自己深深的脚印中，——冬天把我们局限在了这样的常规之中，——不过脚印里常常映现出天空的蔚蓝色。但是，什么天气也不能干扰得我不去散步，或者说外出，因为我经常在最深的积雪中跋涉8或10英里，为了守约去看一棵山毛榉树，或黄桦树，或松树中的一个老相识；那时冰或雪压弯了它们的枝丫，因而使树顶尖了，松树变成了冷杉；当积雪在平地上几乎都有两英尺深的时候，我艰难地蹬着雪爬到最高的山顶，每迈一步都会把又一大堆雪震落在我的头上；有时连猎人都回到了冬季住所，我却挣扎着匍匐前往野物出没的地方。一天下午，我自得其乐地看着一只大林鸮，他大白天栖息在一棵五针松下面靠近树干的一根枯枝上，我站的地方离他还不到一杆远。我移动时脚踩在雪上发出嘎吱声他能够听得见，但是显然他看不见我。当我发出很大的声音的时候，他会伸出脖子，竖起脖子上的羽毛，大睁双眼；但是眼皮很快就闭上了，开始点头打起盹来。他就这样半睁着眼睛睡着了，像只猫，像猫的带翅膀的兄弟，在观察了他半个小时以后，我自己也受到影响，犯起困来。在他的眼皮之间只有一条窄缝，他通过它和我保持着半岛式延伸的关系；他半闭着眼，从睡梦之乡往外看，极力要弄明白，我究竟是个模糊的物体，还是妨碍他视线的微粒。最后，由于更大的声响或者我离他更近了，他会变得不安，在栖息的树枝上慢吞吞地转个身，好像因好梦被搅而感到恼火；当他飞离枝头，在松林里振翅，翅膀伸展到出人意料的宽度，我却一点声音也听不见。就这样，靠着对周围环境的极度敏感而不是靠视觉，他在松枝间飞翔，可以说以他敏感的翼尖，在昏暗中找到了一个新的枝头栖息，他也许能够在那儿不受打搅地等待他的一天的到来。
当我走过为铁路穿越草地而修建的长长的堤道时，曾多次碰上凛冽的狂风，因为只有在这里它才可以放肆地发威；当寒风吹击我左脸后，尽管我是个异教徒，我还是把右脸也转向了它。从布里斯特山通过来的马车道也好不了多少。因为即使开阔的田野上的雪全都堆积在了瓦尔登路的墙垣间，用不了半个小时，上一个行人的脚迹就会消失，我却仍旧会像个友好的印第安人那样，要到镇子里来。我回去的时候新的积雪堆又已经形成，我挣扎着跋涉其间，忙碌的西北风一直不停地把粉末般的雪花堆积在路的急转弯处，看不见野兔的足迹，那种小型的拉布拉多白足鼠的细小踪迹就更看不见了。然而即使在隆冬季节，我也很少会找不到一片温暖而柔软的沼泽，那里，青草和臭松仍然呈现出终年常青的颜色，一些更为耐寒的鸟儿偶尔也会在那里等待着春天的归来。
有的时候，尽管有雪，我晚上散步回来时，会碰见一个樵夫的深深的脚印从我家门口出来，发现在壁炉前他削下的碎木片，屋子里充满了他的烟斗气味。有时在星期日的下午，如果我恰巧在家，会听见一个精明的农夫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嘎吱嘎吱的脚步声，他老远地穿过森林到我屋子里来“聊聊天”；他是他这一行里少数几个“务农人士”之一(8)；他不穿教授袍而穿工装服，他动辄从教会或政府的言行中引申出道德上的教训，就和随时从自己的牲口棚里拉出一车肥料来一样容易。我们谈到粗犷朴素的时代，那时人们在凛冽清新的严寒中坐在大火堆周围，头脑清醒；如果没有别的甜食，就用牙齿试一试聪明的松鼠早已抛弃的许多坚果，因为壳最厚的坚果，里面往往是空的。
从最远的地方，穿过最深的积雪，冒着最凄厉的暴风雪到我的小屋来的，是一位诗人(9)。农夫，猎人，士兵，记者，甚至哲学家，都可能被吓倒了；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个诗人，因为他这样做是出于纯粹的爱。谁能预知他的来来往往呢？他的使命随时都会召唤他外出，即使医生都睡了觉的时候也不例外。我们使那小小的屋子响彻喧闹的欢笑声，回荡着严肃谈话的低语声，弥补了瓦尔登山谷长久的沉默。相比之下，百老汇都显得安静而空寂。在一定的间隔以后，会发出轰然的笑声，可能是针对刚刚说过的话，也可能是因为正要说出来的俏皮话。我们喝着稀粥，提出许多“全新”的人生理论，这稀粥具有把吃喝交际和哲学要求的清醒头脑结合起来的优点。
我不会忘记，我在瓦尔登湖过的最后一个冬天，还来过另外一个受欢迎的客人，他有一次穿过村子，穿过雨雪和黑暗，直到他透过树丛看见了我的灯光，和我共度了好几个漫长的冬夜(10)。他是最后的哲学家中的一个，——康涅狄格州把他献给了世界——他先是推销它的商品，后来，正如他所宣布的，就开始推销自己的头脑。现在他仍在推销自己的头脑，宣扬上帝，褒贬世人，只有他的头脑才是结出的果实，就像坚果的果仁一样。我认为，在活着的人里，他必定是最具有信念的一个了。他的言论和态度永远意味着，事物的状况比别人了解的要好，随着时代的演变，他必定是最后一个感到失望的人。眼下他手头没有什么进行着的计划，虽然现在相对不受重视，到他走运的时候，多数人没有意想到的法律会发生效力，一家之长和统治者都会来听取他的意见——
不见尊者之人毫无远见！(11)
他是人类的真正朋友；几乎是人类进步的唯一朋友。一个老朽凡夫(12)，或者不如说是个不朽者，以不倦的耐心和信念，使刻在人类躯体上的形象变得清晰，人类的上帝已经被损坏得面目全非，成了歪斜的纪念碑了。他以热情友好的非凡才智，包容了儿童，乞丐，疯子，学者，对所有人的思想兼收并蓄，他则通常为这些思想增加广度和精度。我认为他应该在世界的大路上开一家大旅店，各国的哲学家可以在那里住宿，在招牌上应该写上，“款待人，但不款待他的兽性。有闲暇和宁静心情的人，决心寻找正确道路的人，请进”。他也许是我有幸认识的人中最清醒、最不耍心眼的一个；昨天是什么样子，明天还是什么样子。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漫步，谈天，把世界全然抛在了脑后；因为他不受世界任何习俗制度的约束，生来自由，坦荡真诚。无论我们转向哪里，天和地都好像交会在一起，因为他给景色增添了美丽。一位蓝色衣装的人，最适合他的屋顶就是反映了他的宁静的苍穹。我看不出他怎么可能死去；大自然不能没有他。
我们各自都有一些晒得很干的思想的墙面板，于是便坐下来削削它们，试试我们的刀子，欣赏黄松木上清晰的微带黄色的纹理。我们涉水时是这样轻柔虔诚，或在合力收线时是这样平稳，所以思想之鱼没有从小河里吓跑，也不惧怕河岸上的任何垂钓者，而是庄重地游来游去，就像飘浮过西边天际的云朵，以及时而在那里聚拢又散开的珠母云团。在那里我们工作，修订神话，润色寓言使之丰满，建造大地提供不了有价值的基础的空中楼阁。伟大的旁观家！伟大的期待家！和他交谈真是新英格兰之夜的乐事。啊！我们有过怎样的谈话啊，隐士和哲学家，以及我提到过的那个移居此处的老人，——我们三个人，——我们的谈话拓宽了、震摇了我的小屋；我真不敢说，每一英寸的圆弧上，在大气压力之外，还承受了多少磅的重量；它已经裂开了缝隙，所以以后不得不用大量乏味的东西来填嵌它们，以堵住因而产生的渗漏；——好在我已经捡拾了足够的用作填絮的那类东西了。
还有另外一个人(13)，我和他在村中他的家里，共度过“充实的时光”，令我久久难忘，他还时不时地来看我；但在我那里没有别的交往了。
和在别的地方一样，我在那里有时也期待着那位永不到来的客人。《毗湿奴往世书》(14)中说，“黄昏时分，屋主应该在他的院子里停留大约挤一条奶牛的时间，如果他愿意，可以再长一些，等待客人的到来”。我常常履行这一好客的职责，等待的时间足够挤一群奶牛的奶，但是并没有看到有人从市镇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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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尤蒂卡的加图指《农书》作者古罗马政治家大加图的曾孙，他死于尤蒂卡，被称作尤蒂卡的加图。
(2) 西庇阿·阿弗利卡纳斯（前237—前183），古罗马统帅，曾两度任执政官。
(3) 戴夫南特（1606—1668），英国诗人，剧作家，1638年被封为桂冠诗人。“贡迪伯特”的全名是《贡迪伯特：一首英雄诗歌》。
(4) 查默斯（1759—1834），英国著名编辑和传记作家，1810年出版《从乔叟到柯珀的英国诗人作品》。
(5) 此处作者利用Nervii一词，一语双关。Nervii是凯撒大帝击败的一个部族，Nervii的读音又和nerve（神经）相像。
(6) 中世纪法国讽刺故事诗《列那狐的故事》中狐狸的名字。
(7) 弥尔顿《失乐园》，第二部，560行。
(8) 此处暗指爱默生于1837年8月31日在哈佛大学所做的名为“美国学者”的演讲中对人的归类，务农人士（being Man on the farm）要优于农民（being a farmer）。
(9) 即钱宁。
(10) 即阿尔科特（1799—1888），美国哲学家，教师，改革家，新英格兰先验论小组成员。曾以行商身份在美国南方作旅行推销，后为儿童办学。
(11) 引自托马斯·斯托勒所著《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的生与死》，1599年出版。
(12) 英国小说家司各特（1771—1832）于1816年出版的《老朽凡夫》中名为老朽凡夫的人物，专门到各个教堂墓地整理墓碑，重凿被岁月侵蚀了的碑文。
(13) 指爱默生。
(14) 印度教经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