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社会生活

人生就像一个个音符，有高音有低音，音节有长有短，懂得生活的人，把这些音符拼凑起来，谱写成了一首好听的曲子。当海伦·凯勒踏入社会这个五彩缤纷的大舞台后，她又品味到了生活中的哪些酸甜苦辣呢？

1913年秋，我们又开始忙碌于访问和演讲旅行。

邀请我们去演讲的有城市里的学校、妇女团体，也有乡村和矿区的组织，有时也到工业都市去对劳工团体演讲。如此深入各阶层后，我对人生又有了一番不同的认识，而且觉悟到自己过去的想法过于天真了。以往我常想，虽然我又盲又聋，可是仍然可以获得相当幸福的生活，可见天下无难事，只要肯认真去做，所谓的命运是奈何不了我们的。可是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之所以能克服许多困难都得力于别人的帮助。我如此幸运，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有疼爱我的父母，然后又得到莎莉文老师及许多好友的帮助，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可是一开始我并没有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现在，我深深懂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愿望，环境的影响仍然很大。在看过工业区、矿区中那些贫苦的劳工后，我尤其深刻地体会到环境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压力。

这种想法逐渐变成了一种很深的信仰，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只是更加强了我认为人类应该自助助人的观念。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保有希望，不断奋斗，至于那些处于顺境的人更是有义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914年1月，我首次有机会横越美国大陆。尤其令我高兴的是母亲能够与我同行，这给我带来不少方便。母亲喜欢旅行，而我终于有机会让她一览东起大西洋滨、西迄太平洋岸的美国大陆风光了。

母亲在旅行中的兴致一直都很高，只是不时担心我会太劳累了。我们能到加州也令母亲欣喜异常，因为她特别喜欢加州，尤其喜欢旧金山的海滨，经常在黄昏时徜徉于沙滩上。她一再对我表示加州的气候是如此迷人，海边风光更是令人流连忘返。

我现在一面写作，一面重温当时的愉悦，那一点一滴的快乐又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又看到“崖之家”，看到我与母亲在用过早餐后走出“崖之家”，来到奇岩林立的海边嬉戏，足迹踏遍那些长满蓝色、黄色小花的可爱沙丘。

当我站在双子海角享受自然的清爽空气时，母亲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无限感慨地对我说：“看了如此宜人的景色后，我过去的悲哀、不快都一扫而空了。”

由这个海岬，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以及从海岬沿着海岸延展着的繁华街道。我们还可以从海岬上望见街市上的钟楼，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班渡轮从海港中鸣着汽笛缓缓驶出。

我第二次横越大陆的演讲旅行是从1914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是由秘书汤姆斯小姐陪着我。

秘书的工作委实不轻松，从演讲的接洽、订约，乃至修改日程、善后等各类事情，无论巨细皆由秘书一手包办。这些事情有时相当烦人，幸好汤姆斯小姐非常能干，做事利落，处理问题井井有条，如有余力还能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整理内务。我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汤姆斯小姐的帮忙，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虽然我们在卡耐基先生那儿得到一笔款项，但仍不能放弃自己认真工作的原则，再说我们的开销也相当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我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到各地走动演讲了。我只要一想到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浩劫，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时，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说些慈善的话了。这段时期，我常常因在梦里看到流血、目睹杀戮而惊醒过来。就在同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向我索稿，希望我写一些比较新潮有趣的文章，可是满脑子充满着机枪响声与军民惨状的我，哪里有心情写这些文章呢？

当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说得难听点，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还要靠四处旅行演讲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热烈的反战运动，希望能阻止美国加入这场世界大战。可是也有与我们持相反立场的团体，他们为了促使美国参战不遗余力，为首的就是过去的老罗斯福总统。

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是坚决的反战者，认为应该极力让美国避免卷入战争的漩涡中。因此，从1916年开始，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歇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四处做反战演讲，可惜的是，我们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

当时我的失望真是无法形容。1916年秋，我终于沮丧地回到连杉的家中，想抚慰一下疲惫的身心。可是连杉也无法令人愉快，因为汤姆斯小姐请假回苏格兰去了，梅西先生也已离开（编者按：梅西先生于1914年与莎莉文老师分居）了，只有女仆易安很高兴地迎接我归来。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装饰了一下，要我静待满园的花开，可是她哪里知道我连一点赏花的兴致也没有。最后，我想到打电话请母亲来，才多少排遣了些寂寞的情绪。

又过了不久，莎莉文老师由于长期疲劳与烦忧交逼，再度病倒了。她咳个不停，医生劝她在冬天时搬到布拉夕度湖畔去住。如果莎莉文老师再离开的话，这个家将是人各一方，再也没有能力雇用易安了，而我又这么喜欢易安，舍不得让她走，她再一走，连杉的生活必定整个停顿。

我一直为了这事感到烦恼，以致无心工作，甚至不能静下来好好地思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乏味。

我常常恐惧地自问：“如果莎莉文老师也像我有这种悲观的想法，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莎莉文老师，将会是多么寂寞无趣呀！她不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做！每思及此，我就更为不安。

我对一位青年动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极端无助的心情下发生的。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在书房里沉思，那位暂代汤姆斯小姐的年轻秘书忽然走了进来。他以平静温柔的态度向我倾吐对我的关怀，我当然深感意外，但随即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表示：如果我们结了婚，他将随时伴着我，为我阅读，为我搜集写作资料。总之，原先莎莉文老师为我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做到。

我静静领会了对方这一份爱意后，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几乎无法自持地发抖。我从内心里已经打算要把这件事对莎莉文老师和母亲公开，可是他却阻止我说：“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此后，我俩共同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有时并肩在森林里散步，有时则静坐书房，由他念书给我听。

直到一天早晨，我醒来后正在换衣服，母亲忽然急匆匆地跑进房来问我：“今天的报纸上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海伦，你已经答应要和人订婚了？”

母亲说话时双手微微地发抖。这时我一方面由于没有心理准备，相当惊骇，另一方面想替对方掩饰，因此随口就撒了谎：“根本是胡说八道，报纸上每次都登载一些荒唐的消息，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情。”

不仅对母亲如此说，连对莎莉文老师我都不敢承认。母亲迅速地辞退了他。我现在想起仍觉得很纳闷，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撒谎，以致使母亲、莎莉文老师和那位年轻人都感到痛苦。我的一场恋爱便如此终结了。

这一年虽然充满了烦恼，但最终还是过去了。

布拉夕度湖的气候相当寒冷，老师的病并没有多大起色，因此，到了12月底，莎莉文老师就和汤姆斯小姐一起前往暖和的波多黎各，一直待到翌年的4月。她们在波多黎各期间，每个星期都写信给我。

信上常常提到波多黎各的美丽风光、宜人气候，还兴奋地描述她们从未见过的各类花卉。就在这时，美国参战了！莎莉文老师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因此提早在4月回到连杉。不过莎莉文老师的身体却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才真正完全康复，因此，人虽然回到连杉，但仍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四处演讲。

没有工作，我们的存款当然一天天减少，我们计划把连杉的房子卖掉，另外再找一幢较小的房子。

当真要离开一个居住多年的环境，那份依依之情真是令人鼻酸！室内的一桌一椅忽然都变得分外可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那张我常常在上面写作的书桌，以及书橱，还有我经常伫立面对庭院的大落地窗、樱花树下的安乐椅等，更是让我难舍。

然而，离别的时刻一旦来临，也只有洒泪挥别，而把它们装在我记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角。

我们带着感伤与无奈离开了这幢住了13年之久的房子，心中唯一感到安慰的是，虽然不住在此地，但这幢可爱的屋子仍将对另一家人发挥它的用途。

目前，这房子成为波士顿的约丹·马许百货公司的女职员宿舍。虽然房子已经易主，但对于它，我仍然怀有一份主人的关爱。因为，那儿有我太多值得回味的往事，它代表了我生命中最精华的10年，有笑有泪，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离开连杉，在国内旅行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后，我们最后决定住在纽约市郊长岛的佛拉斯特丘陵区。在这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买下一栋外表不俗的小屋，它有着类似古代城堡的外貌，到处是凸出的棱角，我们替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沼泽之城”。

在此所说的“我们”是指莎莉文老师、汤姆斯、我，以及一只名叫吉兰的小狗。

经过长期的奔波劳顿，我们都渴望能过一段平静的生活。我学习在院子里亲手栽植树木。屋子的二楼隔出一间专属于我的小书房，四面都有窗户。我开始学习意大利文，为的是读但丁作品的原文。

新居还没完全安顿好，我们却接到了一封十分意外的信。

信是法兰西斯·米拉博士所写，他表示有意将我的《少女时代》拍成电影，而且希望我参加。我接到信后满心欢喜，因为我认为把自己个人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而且能在这个互相憎恶、充满暴戾之气的世界里引起深省。如此好的机会我怎能放过？改编后的电影名为《救济》。

当年不辞跋涉、千里迢迢跑到好莱坞去拍片的那股劲儿，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或许因为我当时太天真了，一心以为自己的故事感人至深，观众们在欣赏此片时必然聚精会神，连哈欠都不敢打。那种过分的自信自大，使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电影公司的建议。奇怪的是，我当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以我这样一个残缺的人，怎能担任电影的主角呢？

一般的女明星莫不身材健美，如花似玉，而我呢？又肥又胖，长得又不好看，根本无法跟一般女明星相提并论。而且我又缺乏能力赚观众眼泪，或者逗观众发笑，凭什么去演戏呢？不过，撇开这些不谈，我在好莱坞的那段日子倒过得多彩多姿。老实说，我对于那段拍戏的经历一点也不觉得后悔。

来到此地以后的所见所闻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头顶炎热的太阳，坐着车子到沙漠里去，阳光下的沙漠上稀稀拉拉地长着仙人掌和灌木丛。当我们来到一个小小村落的拐角处时，忽然有人惊呼：“看啊！有印第安人！真正的印第安人……”

大家都很兴奋，马上从车上下来，想看个究竟。果真有一个印第安人在那儿，别无旁人。

这时，在我身旁的一位向导向前迈出一步，请求那位印第安人让我摸摸他头上的羽毛饰物，因为他头上戴着色泽美丽的老鹰羽毛，非常神气。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前去，再度以手语向他示意。可是出乎我们意外的是，这位印第安人以流利的英语开口道：“让这位女士尽量摸好了，多少次都无所谓。”

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后来才搞清楚，原来这是一位正在等待摄影师到来的演员，哪里是什么真正的印第安人呢。

汤姆斯小姐与我时常在天亮前就出去骑马，在露珠晶莹的草原上可以闻到麝香草及尤加利树的芳香，清晨的徐风令人心旷神怡，好不舒畅！就这样，我在比佛利山的小路上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清晨。

以《少女时代》为剧本的《救济》一片终于要开拍了，导演是因《青鸟》而闻名的乔治·郝斯特·普拉特先生。首先进行片头摄影，普拉特先生以敲打桌子为信号与我沟通。我们工作的过程通常是：汤姆斯小姐看过剧本后，听取导演的指示，然后把这些写在我手上，等我完全了解后，再听导演敲桌子指挥进行。

老实说，要在摄影机前自然地表演，着实不容易，不论是站着或坐着，总是有强烈的灯光聚集在身上，老是觉得全身热烘烘的，汗水直往下流，这时还得留意脸上的妆是否已被汗水弄脱，否则银幕上所见的将是鼻尖太亮，或是额头反光，效果将大打折扣，所以要经常补妆。

我一站到摄影机前就浑身不自在，偏偏导演一会儿要求我笑，一会儿又要我皱眉沉思，我的情绪怎么可能变化得如此快呢？因此，有时在乍听指令后只有茫然发呆的份了。

一开始时，大家都未进入角色，因此，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幸好那位扮演我少女时代的女性十分称职，她本人当然既不聋也不哑，可是却能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为此，我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而她由于扮演我，也很喜欢我。

另一位长得很美，笑起来尤其迷人的女星饰演大学时代的我。这位女星一开始是以闭着眼睛表示眼睛看不见，可是她往往一不留神就霍地张开眼睛，使得场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捧腹大笑，她这时的表情实在太滑稽了。

不过这位女演员倒是很乐意演这个角色，而她的演技也不差，尤其在演梦见希腊诸神的那场戏时，表现得最为传神，我个人最喜欢。

再下来就要介绍那些在我生命中有重要影响的朋友了。问题是，那些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善心朋友如亨利·庄梦德博士、马克·吐温先生以及布鲁克斯主教等人都已去世，仍然活着的几位也都年事已高，与初遇我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其中还有已经死了几年的最让我怀念的父亲。当然，如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亨利·庄梦德博士等都各有“替身”。最令我欣喜的是，我又见到了有近20年不曾碰面的约瑟夫先生，他比我刚认识他时显得更活泼快乐。

置身在这样一个场合，令我感到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到了天国，而与这些既熟悉又亲切的好友欢聚一堂。不过，当我与他们握手时，他们的手虽然都很温暖，但他们讲话的语气与神态，却与我熟知的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当他们猛地开口对我说话时，我有一种从梦中被惊醒的错愕感。宴会将结束时，我有一段台词：“目前全国约有8万名的盲人正处在可怜的景况中，他们孤苦无援，而我们的社会目前又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帮助他们……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从不知生存喜悦的情况下含恨而终！……因此，我们应该决心为这些人谋求更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幸福、更快乐。”

影片拍完一大半，大家忽然发现这部片子缺乏高潮，换句话说，不够戏剧性。

“海伦一辈子没有发生过罗曼史，当然也没有伟大的恋人，她的一生太平淡了！”

“是吗？干脆我们替她捏造一个恋人好了，让他们来上一段恋爱戏如何？因为现在的电影如果没有这些插曲，似乎就注定不受欢迎。”

不过，导演自始就反对这种论调，认为是画蛇添足，反而会弄巧成拙。几经考虑、斟酌，最后决定穿插几场比较戏剧性的场面。

加上去的几场戏，有一场是在一个名为“时间”的洞窟前，有一位脸色苍白、代表“知识”的小姐，与一位身材魁梧、代表“无知”的大汉互搏，结果“知识”赢了，抱起了幼小的海伦。

另一个场合是莎莉文老师试过各种方法而年幼的海伦仍然听不懂时，她不禁跌入了灰心失望的深渊中，此时基督出现了，他对老师说：“要协助幼小的心灵来到我这儿，不要放弃她。”于是莎莉文老师再度鼓起了勇气。

由于掺入了各种突发奇想，影片的情节越来越离谱，变得缺乏真实感。尤其是结尾的一场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要我扮成和平使者，像圣女贞德一样骑着白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谁知片场找来的这匹白马十分活泼，跑起来的冲劲非常惊人。当时我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操纵缰绳，好几次都差点被摔下马来，因此我越来越紧张，一颗心七上八下，全身冒汗。头上的太阳又毫不留情地直射下来，额上的汗水像旋开了的水龙头直往下淌，连放在唇边的喇叭都满是汗水，吹起来咸咸的。

战战兢兢地骑了一段路后，在没有任何前兆，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我胯下的这匹马忽做人立状，一时间把我吓坏了，幸好旁边有位摄影记者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到马前，拉住马，使它再度站好，否则我一定会摔个大跟斗。

结果，我所参演的这部片子叫好不叫座。

我由绚烂重归平静，再回到佛拉斯特的住所，如此过了2年宁静的日子。这期间，我们当然也动脑筋设法开源节流。朋友们赠送的款项以我在世为限，我必须要考虑替莎莉文老师储下一笔养老金，万一我先她过世，那她的晚年怎么办？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从1920年起进入波多大厦的杂耍剧院参加客串演出，这一表演就是将近4年，直到1924年春。当然，这4年间我们并不是持续不断地参加演出，一开始，我们只是偶尔参加到纽约、新英格兰或加拿大的巡回演出。1921年至1922年期间，则在美国国内表演。

我们在杂耍剧院演出的消息传出后，曾受到某些卫道士的非议：“你们瞧，海伦这个人，为了出名竟不择手段。”

有些热心的人则写信忠告我，劝我不要投身演艺圈。其实，我何尝是为名所引诱呢？我有我自己的计划，只不过是依自己的意志去实行罢了，连莎莉文老师都是被我多次劝说才这么做的。

在我看来，这种工作比起写稿来，不仅轻松得多，而且收入也丰厚。虽然名为巡回演出，实际上，往往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星期以上，不像我们过去的演讲那样，有时一天要连赶好几个地方，饱受奔波之苦，而且演讲时通常是每到一个地方就得立刻上讲台，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在杂耍剧院的演出只是下午、晚上各一场，每场仅几分钟。剧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管理规则，相当规范，生活很正常。在这里，我们有完全的私人自由，不必担心受到观众的打扰，连类似演讲时观众要求握手的情形都很少发生。

从事这种工作，我在身心上都感到很愉快。不过莎莉文老师似乎不像我这样安之若素，她自始就感到有点别扭。也难怪她，因为刚开始时，我们的名字与那些特技人员、驯兽师，乃至猴子、大象、鹦鹉等一起出现在节目单上，不管是谁都会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只是，我自问自答的表演内容一点都不低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因此，我觉得很坦然。

在这个圈子里遇到的人，比过去在任何场合遇到的人都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多半都豪迈爽朗，热诚而讲义气，他们的举动常常令我觉得非常感动。总之，我在杂耍剧院的这段日子确实是快乐的。台下的观众既亲切又热情，他们听到我说话时都表现出真正的赞叹。通常，由莎莉文老师说明教育我的方式，然后由我做简单的自我介绍，最后我回答观众们提出的问题。

我一向很关心观众们对我的反应，难得的是，到这儿来的观众都坦诚而热情，当他们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或者令他们开心时，他们就毫不忸怩地拍手大笑，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因此，我总是很轻松、愉快地给他们最真诚的答案。

提到听众们的反应我想起了另一个极端相反的情况，那是一次在教会里的演讲。进入教会的听众当然跟在杂耍剧院的观众身份不尽相同，心情也迥异。但他们的极端肃静却让我感到手足无措。虽然看不见、听不见，不知道他们的表情，可是我却感觉得出他们对我的话没有反应。台下一片死寂，再加上讲台高高在上，因此，我产生了一种我是在自言自语的错觉。我到广播电台去演讲时也一样，四周寂然无声，没有人走动，当然也没有掌声，连空气中我闻惯了的烟味和发胶香味都没有，仿佛置身在一个无人的世界里。

所以说，我宁可在杂耍剧院中与观众们打成一片，至少不会感到太拘束或太寂寞。

阅读鉴赏

作者在文中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在剧院演出与在教会和广播电台演讲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在剧院演出观众是坦诚而热情的，自己也很轻松；在教会和广播电台演讲，听众是极端肃静的，自己是拘束、寂寞的，似乎是在自言自语。通过这两种情况的对比，表达出作者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观众们的淳朴、真诚、热情品质的喜爱和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