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永不服输
海伦·凯勒有志于为人类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她将会选择什么适合自己的工作呢？对于她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来说，她的工作开展得顺利吗？如果遇到困难，她又会如何去克服呢？
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
在大学求学时我就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灵活运用，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力量。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两件事适合我做，而且是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可是，是什么事呢？”我虽然常常思考着，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奇怪的是，朋友们倒都替我想好了，有的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且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经费的问题你不必担心，我负责去筹募。你意下如何？”当时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完成大学的学业之前，我暂时不考虑此事。”
虽然这么说，可是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我，不时对莎莉文老师和我进行疲劳轰炸。到最后，我们实在是疲于应付，索性不与他争辩了，而他竟误以为我们已默许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还未起床，这位朋友已在前往纽约的途中了。他到纽约、华盛顿等地遍访朋友，宣称我计划献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有意立刻着手进行。
赫顿夫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惊讶，立刻写信给我，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便说明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莎莉文老师只好风尘仆仆赶往纽约，拜访那些资助我的先生。此时，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来，由马克·吐温先生代表他。几个人为此事聚首讨论时，马克·吐温先生最后下结论般地说：“洛奇先生明白表示，他不肯在这种事上花一分钱。”那位先生大言不惭地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那位先生一再强调是上帝的意思，难道他身上怀有上帝给他的委任状？否则他怎知只有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这种话实在太难叫人信服。
类似的事情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处去旅行表演，也有人计划由我出资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然后加以训练。我对提出这些计划的人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兴趣。”听了我的答复，对方居然很生气地指责我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只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幸好，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都很开明、慷慨，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喜欢的事，从不加以干预。他们的做法令我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暗自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而又是我能做的，我都将全力以赴！
可以真正替盲人贡献心力的时机终于来临了，那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一位自称查尔斯·康培尔的青年来看我，告诉我他的父亲毕业于柏金斯盲校之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而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我很快就加入了这一组织，我们曾一起到议会去请愿，要求为保护盲人而成立特别委员会。
这个请愿案顺利通过了，因此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首先，我们在康培尔先生的指导下，调查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导盲人做一些手工艺之类的副业。为了销售盲人的劳动产品，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其后，在马萨诸塞州各地设立了好几处同样的商店。
在搬到连杉之后，我就更加专心致志地思考盲人问题了。在我看来，盲人有两件事为当务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个盲人学会一种技艺，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为了使盲人彼此之间便于联络，也为了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件事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来到我们的委员会，提出了失明的预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三分之二是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博士因此力主婴儿一出生就应该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他有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道德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
原来有这种障碍存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力开展这项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说，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对此都有很深的成见，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如此又过了两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他说：“这种事以报纸的影响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安排拜会《堪萨斯市明星报》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可是他却非常干脆地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我当时很失望，或许是我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他忽然又改变了语气：“这样好了，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可是能不能刊载的决定权在我们，好吗？”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报纸的第1版上面。至此，我们总算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同一年，《仕女杂志》刊载了同一问题的文章，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于是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如《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一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接二连三也创办起来了。
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经常还得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
虽然我们忙得应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拮据，有一阵子连女仆工资都付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我的工作量相当大，偏偏这个时期的稿约、信件又特别多。
但是，真正有心为盲人谋福利却又非得通过团体的大力支持，唯有这样才能唤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须到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如医师公会或其他公会的会议。为此，我必须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究，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不妨试试看吧！”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
他停留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上课的时间。
在我10岁时，莎莉文老师曾带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首次学习发声法。郝拉先生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起的振动，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慢慢发出“ARM”的声音，并要我尽量模仿。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由于我太紧张，勉强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
他耐心地指导我，应在练习发音前先使发声器官发达才对，而且应该从孩提时起就不断地练习，如此我的声音必可练得更美妙，同时也可记住更多的单字。因此，我希望聋哑教育能及早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声。
怀特老师原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可是越教越感兴趣，竟连续教了我3年之久，而且其中2年的夏季几乎一直住在连杉。
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从训练发声器官开始，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年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莎莉文老师与我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实验性的演讲，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早就拟好的讲稿已经在喉头上打转，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我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自己感觉犹如射出一发大炮，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终究，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说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预计的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懊恼地说道：“说话对我而言实在太难了，我有点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总归是没有办法。”
不过，事实上，我并没有因此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勤奋地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至此，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一部分。
刚学会说话时，我还不太敢出外演讲，因为往往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不过，每当我演讲时，总有来自各个阶层的听众，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富翁，也有穷人，甚至于盲、聋、哑等种种身体上有残障的人。我一想到有许多听众跟我一样是不幸的人时，就极力想办法安慰、鼓励他们。
由于我与老师很受欢迎，因此我们才有勇气开始到各处去演讲。
莎莉文老师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她生动的描述，常令听者深受感动，尤其在听完老师如何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不禁为之动容。莎莉文老师的演讲通常需1个小时左右，这时我就默默地坐在一旁阅读随身带来的盲文书籍。
莎莉文老师讲完就轮到我，有人会来引领我上台。我首先以手指放在老师的口唇上，向台下的人证明我可以经由老师的嘴唇的动作知道她在说些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回答听众们提出来的问题。通常，我都趁机向他们表示，只要有信心、恒心与毅力，人类的潜能往往能达到某种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同时，我也说明人类应该互助合作的道理。
令我着急的是，自己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巡回演讲，可是在说话的技巧上并没有太大的进步。我自我感觉发音不够准确，以致有时听众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有时，我说到一半时会冒出怪声，或者单调而且低沉。我一再努力想改善，但始终无法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来。
每当我想强调某句话，让听众们都能听清楚时，我的喉咙更是跟我作对，舌头也变得不灵光，几乎发不出声音来。这时，我当然又紧张又着急，可是越急就越糟，别提有多狼狈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总会想到自己的演讲是多么糟，而且相信只要现场有一点声响，我的声音就会被完全掩盖，因此感到非常不自在。也因为如此，当我感觉场内有椅子移动或场外有车子驶过的声音时，就情不自禁地焦躁起来。
令我感动的是，听众们总是非常耐心地从头听到尾。每当我讲完以后，不论听懂多少，他们总是报以最热烈的掌声，有些人还特地上前用话来鼓励我。
我的演讲固然是十分笨拙，不过莎莉文老师的演讲相当精彩，她多半是向大家讲述教导我的过程，由于她的口才很好，因此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连我都被老师的演讲内容感动，甚至忘了拍手。
起初，我们只在新英格兰及新泽西州附近演讲，后来就逐渐扩大范围到较远的地方去。
我在华盛顿的演讲到底是安排在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之前或之后，已经不复记忆了，可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当时贝尔博士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最愉快的时光。
其实那一次在华盛顿，并不是我第一次与贝尔博士同时站在讲台上，早在我10岁时，就曾与贝尔博士一起出席聋哑教育促进大会了。
对于一般人而言，一提到贝尔博士，大家就联想到电话的发明者，或者致力于聋哑教育的大慈善家。可是对我个人来说，他却是一位至亲至爱的好朋友。真的，贝尔博士与我的交往历史最为长久，感情也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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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总是”表现出了听众们对“我”演讲的耐心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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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表现出贝尔父子对公益事业的关注和热心。
我之所以如此喜欢贝尔博士，可能是因为他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得比莎莉文老师更早。当时的我仍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却对我伸出了温暖的友谊之手。也由于贝尔博士之助，安那诺斯先生才会把莎莉文老师介绍给我，因为贝尔博士一开始就非常赞赏老师的教导方式，他曾经钦佩地对老师表示：“你对海伦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可以作为所有教育家最宝贵的参考资料。”
贝尔博士对聋哑教育的热心可以说是众所周知，这种热心还是家传的呢！原来贝尔博士的祖父正是口吃矫正法的创始者，而他的父亲梅尔·贝尔先生则发明了聋哑教育上的读唇法。梅尔·贝尔先生相当幽默，他从不因为自己对聋哑人的贡献而沾沾自喜，反而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说：“这种发明一点都不赚钱。”
贝尔博士则一本正经地答道：“可是这种发明却比电话的发明更重要。”
贝尔博士更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父子间感情之深之笃，知者莫不敬佩羡慕。贝尔博士只要有一两天没有见到父亲，就会说：“我得去看看我父亲了，因为每次跟他聊天都会有所收获。”不仅对父亲，贝尔博士对母亲也非常孝顺。
有一天，贝尔博士驾车带我和莎莉文老师到郊外去玩，采了许多漂亮的野花。归途中，贝尔博士忽然想到要把野花送给母亲。他俏皮地对我们说：“我们就从大门直冲进去，让我爸妈大吃一惊。”
话是这么说，可是当我们下了车，将要登上大门的台阶时，贝尔博士忽然抓住我的手，告诉我：“我爸妈好像都在睡觉，请大家安静点，轻轻地走进去。”
我们3人都以脚尖着地悄悄地向前走，把花插在花瓶里又折回来。当时，他的父母安详沉睡的神态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两张并排的安乐椅上，贝尔博士的母亲伏在椅子的靠手上，因此看不到脸，只见到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而他的父亲则仰头靠在椅子背上，神态庄严，有如一位君王。
贝尔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有不少知名的科学家常常是他的座上客，如果我正好也在场的话，贝尔博士就会把他们的对话一一写在我的手上。贝尔博士以为：“世界上的事情无所谓难易，只要你用心去学习，一定可以了解。”我用心倾听，乐此不疲，不管是否真的听懂了。
贝尔博士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雄辩家，只要他进入房间，短短的2分钟之内，就一定能够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每个人都乐于听他讲话，这是他异于常人的魅力所在。虽然如此，贝尔博士并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他人，相反地，他非常虚心，对于不同的意见，往往很客气地说：“是吗？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我要再好好思考。”
唯有一项他十分坚持的，就是在聋哑教育上，他坚持口述法比手语法更好，理由是：“当一个聋哑者以手语来表达时，必然引来一般人异样的目光而产生隔阂，也因此使他们很难达到普通人的知识水准。”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但相信每个从事聋哑教育的人，一定都不会不敬仰贝尔博士在聋哑教育上的伟大贡献。他没有任何野心，更不企望任何回报，只有本着科学的态度，大力推广聋哑教育事业。他曾自费从事各种研究，还一度创办过学校，英国聋哑教育促进协会就是他创立的。由于发明电话而得到一笔钱，他把这些钱用来作为聋哑者的奖学金。为了使聋哑的孩子们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贝尔博士尽了莫大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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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倾听”充分说明了贝尔博士的话之精彩。
在日常的闲谈中，他常把话题转到与科学有关的方面去。某次贝尔博士告诉我们，打从他年纪还小时就想铺设海底电缆，不过直到1866年此梦成真之前，他失败过很多次。当时，我年仅12岁，所以把他的话当成神话故事般听得入了神，尤其听到他说人们将可经由深海里的电缆与遥远的东方通话时，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贝尔博士曾经带我到首次把电话应用在日常用途上的那栋建筑物里去，他告诉我说：“如果没有助手汤玛斯·华生的帮忙，也许电话的发明不会像目前这么完备。”
在1876年3月10日，贝尔博士对在另一个房间工作的华生先生说道：“华生，我有事，请你过来一下。”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启用电话时所说的就是这句话。突然听到这句话的华生，当场吓了一大跳。
“第一次通话应该说一些更有意义的话才对呀！”我听完了贝尔博士的描述后，说出自己的意见。贝尔博士马上回答：“你错了！海伦，这个世界必将越来越繁忙，利用电话来传送的应该是像‘我有事，请你来一下’这类有实际需要的话。”
除了电话之外，贝尔博士还发明了对讲机、感应天平等许多有用的东西。如果没有贝尔博士所发明的电话探针，恐怕无法找到谋杀加富尔总统的凶手吧！
在我的记忆里，有关贝尔博士的事情太多太多，很难说完，尤其是他所留给我的都是最美好的回忆。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匹兹堡去看烟火，当烟火冲上天空的那一瞬间，我们竟高兴得又笑又叫：“哇！看哪！河水着火了！”
贝尔博士对我的关心不亚于我的父母，他时常对我说：“海伦，你还年轻，来日方长，所以应该考虑一下婚姻问题。莎莉文老师总有一天会结婚的。那时候，又有谁来陪伴你呢？”
我总是回答：“可是我觉得自己目前很幸福，何况有谁愿意和我这样的人结婚呢？”
话虽然这么说，但我可以感觉出贝尔博士是真心地在为我的未来担心。当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时，贝尔博士再次提到这件事：“你看，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吗？不过现在还不算迟，你应该听我的话，赶快建立一个家庭了。”
“您的好意我完全了解，可是一个男人若娶了我这样的妻子，岂不是太可怜了吗？我根本不能做任何事，只会徒然增加丈夫的重担。”
“也许你不能做很多家事，但我相信会有善良的男孩子喜欢你的，如果他不计较这些而同你结婚的话，你可能会改变主意吧？”
正如贝尔博士所说，我后来确实曾经动过心，这些暂且不谈。
我最后一次见到贝尔博士是在1920年，当时他刚从苏格兰回来，对我说：“虽然应该算是回到故乡去，可是内心里却有一种身处异国的落寞感。”
然后他又谈到飞机，一副非常感兴趣的样子，而且表示要研究飞机的制作。他预测，不出10年，纽约与伦敦之间就会开辟航线，而且在大建筑的顶上会有小型飞机场，就像现在家家有车库一样，以飞机当交通工具的时代将来临。贝尔博士还说，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会以空中为主要战场，而潜水艇在海上的地位将比巡洋舰更重要。
他的另一项预言是：“学者们将来会发明出冷却热带空气的方法，或者是使热气流到寒冷地带去，然后让南、北极的冷空气流到热带来调节气候，使地球上的每个地方都适合人类居住。”
我每次听到这类乐观的科学预言总是倍感兴奋，不过我没想到预言会那么快应验。因此，当我在6年后听说法国的学者们真的利用海洋来调节气候时，我着实吃了一惊。
那一次会面，当我与他挥别时竟格外感到依依不舍，似乎已预感到这将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的预感竟不幸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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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笔，“暂且不谈”表明以后将会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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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竟”表示出乎意料，含有一种遗憾、感伤的味道。
贝尔博士在1922年8月3日去世，遗体就葬在本市雷山顶上，说起来这个地方还是他自己选的，记得某次他指着山顶说：“海伦，那就是我长眠的地方。”
他很坦然地说了这句话后，还随口朗诵了一段布朗宁的诗句：流星飞，在云际雷电闪，星云交会处。当我从报纸上读到贝尔博士去世的消息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丧失了一生中最珍贵的友人。
当我们结束长久的演讲旅行后，疲累地回到连杉，我和莎莉文老师都不禁对未来感到茫然不安。我们的经济越来越拮据。过去，洛奇先生定期资助我们生活费，在莎莉文老师结婚之后，这笔生活费便减少了一半。我们本希望靠稿费来弥补，可是无法如愿。
我们的贫困并不是秘密，有人主动表示要帮助我们，钢铁大王卡耐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不知从哪里听到我们的事情，1911年他获悉我们在经济上有困难时，曾对我的朋友法拉表示可以赠给我们一笔款项。
法拉把这件事转告了我，在他不失礼的情形下，我予以婉拒。当时的我年轻气盛，心想不必倚仗他人，照样可以活得下去。
虽然我拒绝了，可是卡耐基先生仍然非常客气地请我好好考虑一下，只要我认为需要，他随时愿意提供给我一笔款项。
又过了2年，一次我与老师前往纽约，卡耐基夫妇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卡耐基夫妇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他们的掌上明珠玛格丽特小姐当时年仅16岁，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美丽少女。我们正在谈话时，这位小姐跑进房中，卡耐基先生又爱又怜地望着爱女，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小慈善家，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耳边嘀咕着，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一面喝着红茶，一面很轻松地聊天，卡耐基先生忽然想起来问道：“你现在还是不想接受我过去对你的提议吗？”
我笑着回答：“是的，我还不肯认输。”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有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一想呢？如果你能体会到对方被拒后的感受时，你还会坚持己见吗？”
他的这番话，使我大感意外，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大富翁也有他的义务。他如此重视家人的感受与快乐，更是令我感动！
随后卡耐基先生再次强调，只要我有需要，请不要客气，随时可以向他开口。
隔年的4月，我们前往缅因州演讲。我们自己开车进城，天气忽然间变得很冷。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觉莎莉文老师生病了，而且相当严重。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来，人生地不熟，附近又没有朋友，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好不容易才想到请旅馆的人派车送我们回家。一星期之后，我只好写信给卡耐基先生求援。
他的回信很快就来了，同时附了一张支票。他在信上说：“老实说，我觉得命运对我太优厚了。你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崇高，竟然肯给我这种机会，我觉得太幸福了。施比受更幸福，因此，应该说感谢的是我而不是你！”
就这样，我与莎莉文老师暂时可以不必为金钱伤脑筋了，可是却发生了一件令我伤心的事——梅西先生和莎莉文老师分居了。
梅西先生确实也很辛苦，不过导致这种结果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对于这些，我是不便发表任何意见的。
阅读鉴赏
海伦·凯勒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她所说的话：“只要有信心、恒心与毅力，人类的潜能往往能达到某种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她虽然双目失明，又聋又哑，但她热爱生活，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决心投身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几经周折，她拥有了一份致力于服务盲人的工作。由于她的努力，使盲人问题引起社会的关注。为了能用演讲唤起社会更多的舆论注意和支援，她勇于挑战自己，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学习表达的技巧……这种遇事不肯认输的品质很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作者在叙事上很有条理。如：向我们介绍贝尔博士时，分别用“贝尔博士对聋哑教育的热心可以说是众所周知”“贝尔博士更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贝尔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贝尔博士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雄辩家”“贝尔博士对我的关心不亚于我的父母”等句领起下面叙写的内容，层次十分清晰。
知识拓展
-华盛顿-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简称“华盛顿”“特区”或“华府”，美利坚合众国的首都，位于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交界处，波托马克河畔，于1790年被定为首都所在地，1800年首都自费城迁此，为纪念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而命名。由美国国会直接管辖的特别行政区划，因此不属于美国的任何一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