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学习讲话

无论是谁，在其成长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对于海伦·凯勒这样一个残疾人而言，其战胜困难不知要比常人多付出几倍的努力。那么，海伦·凯勒遇到了哪些困难和烦恼，她又是如何去克服和应对的呢？

1890年春天，我开始学习讲话。我很早就有发出声音的强烈冲动。我常常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发出一些声音来。对任何声音，我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听到猫叫、狗吠，我都爱用手去摸它们的嘴。有人唱歌时，我爱用手去摸他们的喉咙；有人弹钢琴时，我爱用手去摸键盘。

有时，我嘴里还能发出声音，拼出一两个单词，但这不是在和别人说话，而是在不由自主地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只有一个字，在我发病后依然能记得，那就是“水”（WATER），我经常发成“WA…WA”的声音，慢慢地这个字的意思也快忘掉了，直到莎莉文老师开始来教导我，我学会用手指拼写这个字以后，也就不再发这个音了。

我早就知道，四周的人都用与我不同的方式在交流。甚至在我知道耳聋的人也能学会说话之前，我已开始对自己的交流方法感到不满意了。一个人完全靠手语与别人交流，总是有一种被约束和受限制的感觉。这种感觉越来越令我难以忍受，我极力想摆脱这种束缚。我常常急得像小鸟使劲扑打翅膀那样，一个劲儿地鼓动嘴唇，想用嘴说话。家里人想方设法阻止我用嘴说话，怕我学不好会灰心丧气，但我毫不气馁。后来偶然听到朗希尔德·卡达的故事，增强了我学说话的信心。

1890年，曾教过萝拉的拉姆森夫人，刚从挪威和瑞典访问归来，随后来探访我。

她告诉我，挪威有一个又盲又聋的女孩子，名叫朗希尔德·卡达，已经学会了说话。她还没有给我讲完，我已心急如焚，暗自下定决心，我要学会说话。我闹着要莎莉文老师带我去波士顿找霍勒斯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请求她帮助我，教导我。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愿意亲自教导我。于是我从1890年3月26日起，开始跟她学说话。

富勒小姐教的方法是——她发音的时候，让我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让我感觉到她的舌头和嘴唇是怎么动的。我很用心地模仿她的每一个动作，不到一小时便学会了用嘴说M、P、A、S、T这5个字母。

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11堂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我第一次连贯地说出“天气很温暖”这个句子时是何等惊喜！虽然它们只是断断续续且结结巴巴的几个音节，但这毕竟是人类的语言。我意识到有一种新的力量，让我从灵魂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用这些断断续续的语言记号，掌握完整的知识并获得信仰。

耳聋的孩子如果迫切想用嘴说出那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字，想走出那死一般的寂静世界，摆脱那没有爱和温暖、没有虫鸣鸟叫、没有美妙音乐的生活，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说出第一个字时，那像电流一般涌遍全身的惊喜若狂的感觉。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我是怀着多么热切的心情同玩具、石头、树木、鸟儿以及不会讲话的动物说话的；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当妹妹能听懂我的招呼，那些小狗能听从我的命令时，我的内心是何等的喜悦。

如今我能用长有翅膀的言语说话了，再也不需要别人帮我翻译了，由此而得到的方便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现在我可以一边思考，一边说话，而从前用手指说话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真的就能说话了。我只是学会了一些说话的基本要领，而且只有富勒小姐和莎莉文老师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其他人只能听懂其中很小一部分。在我学会了这些基本语音以后，倘若没有莎莉文老师的天才，以及她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不可能会如此神速地学会自然的言语。

最初，我夜以继日地苦练，才使我最亲近的朋友能听懂我的意思。随后，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我反反复复练习发准每一个字音，练习各种音的自由结合。一直到现在，她还是每天不断地纠正我不正确的发音。

只有那些曾经教导过聋哑孩童说话的人才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也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我所必须克服的是什么样的困难。我完全是靠手指来感觉莎莉文老师的发音的：我用触觉来把握她喉咙的颤动、嘴的运动和面部表情，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

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迫使自己反复练习那些发不好音的词和句子，有时一练就是几个小时，直到我感觉到发出的音准了为止。

我的任务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将我绊倒，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把音发准，就能让我所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我急切地想看到他们为我的成功而露出笑容。

“妹妹就要能听懂我的话了。”这成了鼓舞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信念。我常常欣喜若狂地反复念叨：“我现在不是哑巴了。”一想到我将能够自由自在地同母亲谈话，能够理解她用嘴唇做出的反应，我就充满了信心。当我发现，用嘴说话要比用手指“说话”容易得多时，真是惊讶不已。为此，我不再用手语字母同人谈话了。

但莎莉文老师和一些朋友依然用这种方式同我交谈，因为同唇读法相比，手语字母更方便，我理解得更快。

能用嘴说话以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赶回家。这一重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我和莎莉文老师不停地用嘴说话，我不是为说话而说话，而是为了抓紧一切时机尽量提高自己的说话能力。不知不觉火车已经进站了，只见家里人都站在站台上迎接我们。一下火车，母亲一下把我搂在怀里，全身颤抖着，兴奋得说不出一句话，默默无声地倾听我发出的每一个字母；小妹妹米珠丽抓住我的手，又亲又吻，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蹦跳；父亲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但慈祥的脸上却露出极其愉悦的神色。直到现在，我一想到此情此景，就不禁热泪盈眶，真好像是以赛亚的预言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山岭齐声歌唱，树木拍手欢呼！”

1892年冬天，一朵乌云笼罩了我的童年时代。我郁郁寡欢，长时间沉浸在痛苦、忧虑和恐惧之中，书本也对我丧失了吸引力。直到现在，一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我依然不寒而栗。

我写了一篇题为《霜王》的短篇小说，寄给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安那诺斯先生，没想到惹来了麻烦。为了澄清此事，我必须把事情的真相写出来，以讨回我和莎莉文老师应该得到的公道。

那是我学会说话后写出来的第一个故事。夏天，我们在山间别墅住的时间比往年都长，莎莉文老师常常给我描述不同时节的树叶是如何美丽，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不知不觉地记住了。当时我以为自己是在“创作故事”，于是热切地想在忘记以前把它写出来。我思绪如泉涌，下笔千言，完全沉浸在写作的快乐之中。流畅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在笔尖跳跃着，一字字一句句都写在了盲人用的布莱叶纸板上。

故事完成后，我念给莎莉文老师听。现在我还记得，自己是如何陶醉于那些精彩的段落，又是如何被那些念错还需要重念的字所困扰的。晚餐时，我又念给全家人听，大家都惊讶不已，没想到我能写得这么好，也有人问我是不是从哪本书里看到的。

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根本想不起有谁给我读过这篇小说。于是，我大声而且理直气壮地回答：“不是，这是我自己创作的，我要把他献给安那诺斯先生。”

安那诺斯先生非常喜欢这篇小说，他把这篇小说刊登在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校刊上。这使我得意的心情达到巅峰，但是很快地，就跌到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在我到波士顿没多久，有人就发现，《霜王》与玛格丽特·康贝尔小姐的一篇名叫《霜仙》的小说十分类似，这篇文章在我出世以前就已写成，收在一本名叫《小鸟和它的朋友》的集子中。两个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词句上都非常相像，因而有人说我读过康贝尔小姐的文章，我的小说是剽窃来的。

起初，我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当我了解以后，我感到既惊讶又难过。

我遭到了任何孩子都不曾遭受的痛苦。我感到羞耻，也使我最爱戴的那些人受人猜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绞尽脑汁，想我在写《霜王》之前，到底读过什么书，是不是看过描写霜的文章或书籍。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模糊记得有谁提到过杰克·费罗斯特这个人，只记得有一首写给孩子的诗，题目叫《霜的异想天开》，可是我并没有引用他们的。

最初，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虽然他也深受此事的困扰，还是对我很宽厚。但是，事情还是继续恶化，为了使他高兴，我强颜欢笑，尽量表现出一副神情愉快的样子。

庆祝华盛顿诞辰的活动前夕，学校的一位老师又问起那篇小说。我告诉她，莎莉文老师曾和我谈到过杰克·费罗斯特和他杰出的作品。不知怎的，我说的某些话却使她认为我记得康贝尔小姐的小说《霜仙》。虽然我一再强调她理解错了，但她还是自以为是地把这一错误结论告诉了安那诺斯先生。

一向对我殷切照顾的安那诺斯先生听信了这位老师的话，认为我欺骗了他，对于我无辜的申辩充耳不闻。他认为或至少感觉，莎莉文老师和我故意窃取别人的作品，以博得他的称赞。紧接着，我被带到一个由柏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和职工组成的“法庭”上去回答问题。

他们把莎莉文老师支开，在“法庭”上，他们反复盘问我，使我感到是在迫使自己承认有人给我读过康贝尔的小说《霜仙》。从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中，我感觉到极大的不信任，而且我也感到安那诺斯先生正在以责备的眼光瞧着我。那种感受是无法用语言全部表达出来的。我的心怦怦乱跳，语无伦次地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虽然我知道这纯粹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可是却无法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号啕大哭，恐怕很少有孩子哭得像我那么伤心。我感到浑身发冷，心想，也许活不到明天早上了。这么一想，倒使我觉得安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年龄较大的时候，我一定会精神崩溃的。幸好在这段悲苦的日子里，遗忘的天使赶走了我大部分哀伤和忧虑。

莎莉文老师从未听说过《霜仙》这篇小说，也没有听说过康贝尔小姐的那本书。

于是她在贝尔博士的帮助下，仔细调查了这件事。最后发现，霍布金夫人在1888年有一本康贝尔小姐的书《小鸟和它的朋友》，正是那年夏天，我们和她正好在布鲁斯特一起度假。霍布金夫人已经找不到那本书了，不过她对我说，当时莎莉文老师独自去度假，为了给我解闷，她常常从各种各样的书中找些有趣的故事念给我听。

那时候，故事对我没有意义，但是故事中那些稀奇古怪的拼词，却引起我这个没有任何其他娱乐的孩子的兴趣。虽然当时讲故事的情景我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但我不能不承认，当时我曾极力想记住那些生词，待老师回来后，让她讲解给我听。

在那些苦恼的日子里，我收到了许多向我表示同情和问候的来信。康贝尔小姐更是亲自写信鼓励我：“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写出自己的巨著，使许多人从中得到鼓舞和帮助。”

不过，我也曾认为，不能因为作文中有别人的词句，就被看成一文不值，这毕竟说明我已经能够运用清晰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我对美好、富有诗意的意境的欣赏了。

早期作品只不过是智力训练，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是经由模仿和吸收，逐渐学会把所想到的用文字表达出来。凡是在书中能引起我兴趣的东西，我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在脑子里，化为自己的东西。

史蒂文森曾经说过，初学写作的人，一般都会本能地模仿自己最钦羡的作品，然后以一种惊人的变化力来转化它。哪怕是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驾驭所有拥塞在思想道路旁的文字。

也许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过程。说真的，我常常分辨不清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里看来的，书上的东西已成为我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结果，我所写的作品，就像我学缝纫时，常常用布片拼凑而成的衣服，虽然是各式各样、七零八碎的布片拼成，有鲜艳的绸缎和天鹅绒，但粗布头却占绝大部分，而且最显眼。

史蒂文森说：“人如果生来就没有创作才能，那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什么东西。”

虽然我也许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拙笔能有长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充分表达出来。我就是凭着这种希望和信念，战胜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痛楚。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件不愉快的事件，对我也不无好处，它迫使我认真地思考有关写作的一些问题。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它使我失掉了最好的朋友安那诺斯先生。

我把《霜王》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写出来，因为它对我早期的生活和教育影响极大，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误解，我尽可能如实地叙述了所有有关的事实，既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埋怨任何人。

事件发生后的那年夏天和冬天，我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我感到很快乐，所有的忧愁都被抛在了脑后。

夏天慢慢过去，秋天悄悄来临。地上满是深红色和金黄色的秋叶，花园尽头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变成了绛紫色。我正是在这时开始写回忆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章的，恰好是我写《霜王》那篇小说一年以后。

当时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仍然心存疑虑，常常被那些可能不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所折磨，只有莎莉文老师知道我内心的恐惧不安。我不知为什么变得那么敏感，总是竭力避免再提《霜王》。有时在谈话中，一种深层的意识闪过我的脑海，我轻声地对她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写着写着，就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又是跟很久以前别人的作品一样，该怎么办？”一想到这儿，我的手就抖个不停，这一天什么也写不下去了。即便是现在，我有时也感到同样的焦虑和不安。那次可怕的经历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后遗症，其含义我现在才开始理解。

莎莉文老师一直安慰我，并且尽力帮助我，为了使我能恢复往昔的自信，她鼓励我替《青年之友》写一篇《我的生活介绍》的短文。当时我只有12岁，写这样的文章是很吃力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将会从这次写作中得到好处，否则我一定写不出来的。

我谨慎小心，但却不屈不挠地写了下去。莎莉文老师在一旁鼓励并引导我。她知道，只要我坚持写下去，就能重新树立信心，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没有发生《霜王》事件以前，我像其他孩子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后来变得沉默了，经常思考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我逐渐摆脱了那一段不愉快的经历给我投下的阴影，经过磨炼，我的头脑比以前更清醒了，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1893年，我生活中的几件大事是，克利夫兰总统宣誓就职时，我去华盛顿旅行，后来又去尼亚加拉瀑布并参观了世界博览会。

我们是在3月份去尼亚加拉的，站在瀑布边的高崖上，只觉得空气颤动，大地震抖，此时此地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

许多人都感到奇怪，像我这样又盲又聋的人怎么也能领略尼亚加拉瀑布的奇观胜景。他们总是这样问我：“你既看不见波涛的汹涌澎湃，又听不见它们的怒吼呼啸，它们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很明显的，它们对我的意义重大极了。正像“爱”“宗教”“善良”不能以斤称以斗量一样，它们的意义也是无法估量的。

这年夏天，我和莎莉文老师以及贝尔博士一道，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我小时候的许许多多的幻想，都变成了美妙的现实，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回忆。我每天都在想象着周游世界。今天，世界各地人民创造的各种奇迹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用手指去触摸每一样展品，触摸这些人类勤劳智慧的结晶。

我很喜欢去博览会的万国馆，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充满了各种新奇的事物。那里有陈列着欢乐神和象神的奇特市场，再现了书本中的印度；那里有开罗城的模型，有金字塔和清真寺，还有列队而行的骆驼，再过去是威尼斯的环礁湖。每天晚上，在城市和喷泉灯光的照耀下，我们泛舟湖中。我还上过一艘北欧海盗船，以前在波士顿时，我曾登上一艘兵舰，不过使我感兴趣的是这艘海盗船，因为这艘船上只有一个水手，他总管一切，不论是风平浪静还是狂风暴雨，他都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他一面高喊“我们是海上英雄”，一面使出浑身解数与大海搏斗，表现出无比的自信和高昂的斗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的水手则完全成了机器的附庸。“人只对人感兴趣”，这也许是人之常情吧！

世界博览会主席希尔博特姆先生特别照顾我，允许我抚摸展品，我就像触摸当年皮扎罗掠夺秘鲁的财宝那样，迫不及待而又贪得无厌地用手指去触摸。每一件展品都让我着魔，尤其是那些法国铜像，一个个栩栩如生，我疑惑他们是天使下凡，被艺术家们捉住而还以人形。

在好望角展览厅，我了解了许多开采钻石的过程。一有机会，我用手去触摸正在开动着的机器，以便清楚地了解人们是怎样称金刚石的重量，怎样切削和磨光宝石的。我在淘洗槽中摸到了一块钻石，人们连声称赞，说这是在美国参展的唯一的一块真钻石。

贝尔博士一直陪着我们，向我描述那些有趣的事物。在电器展览大厅里，我们参观了电话机、留声机及其他发明。贝尔博士使我们了解了金属线为什么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传递信息，为什么它能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为人类从天上取火。

我们还参观了人类学展厅，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古代墨西哥的遗迹以及那个时代中留下来的唯一记录——粗糙的石器。石器往往是远古时代的唯一见证，是为那些还没有创造出文字的自然的子孙竖立的丰碑，它们将永世长存。使我感兴趣的还有埃及的木乃伊，不过我对它敬而远之，没有敢用手去碰一碰。从古代遗物上，我了解到了有关人类发展的种种知识，其中许许多多都是我以前未曾听说过，或未曾在书中读到过的。

在博览会上度过的这3个星期，我的知识有了长足的增长，从童话故事和玩具迈到了对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而平凡事物的热爱。

1893年10月以前，我杂乱无章地自学了许多东西，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和英国的历史。我有一本凸字版的法语语法书。我已经懂得了一点点法语，常常用所学到的新词在脑子里做练习，自娱自乐，对于语法规则或其他用语不很注意。那本语法书对一些词注了音，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我试着去掌握法语的发音。当然，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困难了，就好比企图以微弱的力量去获得巨大的成功，但却使我在雨天总算有点事可做，而且确实学会了一些语法，使我兴趣盎然地读拉·芳登的《寓言》和莫里哀的《被强迫的医生》。

我也花了不少时间来提高说话的能力。我摸着书高声朗读给莎莉文老师听，并且能背诵几段自己最喜欢的诗句。她不断地纠正我的发音，告诉我在哪儿断句，怎样转调。直到1893年10月，我从参观世界博览会的疲劳和兴奋中恢复过来，才开始在固定的时间上课，学习固定的课程。

那时，莎莉文老师和我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休尔顿市，我们专程去探访韦德先生一家。他们的邻居艾恩斯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拉丁语学者。所以，我就在他的门下开始学习拉丁文。

我仍然记得他是一位温和且博学的人，主要教我拉丁语的语法，但偶尔也教我算术。我觉得算术既困难又乏味。艾恩斯先生和我一起阅读丁尼生的《悼念》一书，我虽然读过很多书，但从来没有用评论的眼光去读。这是我第一次学会如何了解一位作者，识别其文风，这种感觉就像和老朋友握手一样，既亲切又温和。

最初，我不怎么愿意学拉丁语语法。但随着学习的深入，兴趣则越来越浓，拉丁文的优美使我陶醉了。我常常念拉丁文的文章来做消遣，有时则利用认识的单词造句。

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放弃享受这种消遣。

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得上用刚刚学会的文字，来表达稍纵即逝的印象和感情更美的了。就像让变化多端的幻想，去塑造掠过心灵空洞的观念，并且为它涂上多样的色彩。

当我返回亚拉巴马州的时候，修学的拉丁文，刚好用来阅读恺撒的《高卢战记》。

阅读鉴赏

文章描写非常细腻，动作和神态描写表现了家人迎接“我”时的激动和兴奋。

知识拓展

-普罗米修斯-

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是最具智慧的神明之一，最早的提坦巨神后代，名字有“先见之明”的意思。他是死亡之神伊阿佩托斯与风流女仙克吕墨涅的儿子。普罗米修斯不仅创造了人类，为人类带来了火，还负责任地教会了他们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