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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成长的启蒙老师。在本章中，海伦·凯勒回顾了自己家族的光荣历史，认为自己顽强、乐观的个性来源于家族遗传。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喀姆比亚镇。

父系祖先来自瑞典，移民定居在美国的马里兰州。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的一位祖先竟然是聋哑教育专家。谁能料到，他竟然会有一个像我这样又盲又聋又哑的后人。每当我想到这里，心里就不禁大大地感慨一番，命运真是无法预知啊！

自从我的祖先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喀姆比亚镇买了土地后，整个家族就在这里定居下来。据说，那时候由于地处偏僻，祖父每年都要特地从塔斯喀姆比亚镇骑马到760英里外的费城，购置家里和农场所需的用品、农具、肥料和种子等。每次祖父在往赴费城的途中，总会写家书回来报平安，信中对西部沿途的景观，以及旅途中所遇到的人、事、物都有清楚且生动的描述。直到今天，大家仍很喜欢一而再地翻看祖父留下的书信，就好像是在看一本历险小说，百读不厌。

我的父亲亚瑟·凯勒曾是南北战争时的南军上尉，我的母亲凯蒂·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母亲小父亲好几岁。

在我病发失去视觉、听觉以前，我们住的屋子很小，只有一间正方形的大房子和一间供仆人住的小房子。那时候，依照南方人的习惯，他们会在自己的家旁再加盖一间屋子，以备急需之用。南北战争之后，父亲也盖了这样一间屋子，他同我母亲结婚之后，便住进了这个小屋。小屋被葡萄、爬藤蔷薇和金银花遮盖着，从园子里看去，像是一座用树枝搭成的凉亭。小阳台也藏在黄蔷薇和南方茯苓花的花丛里，成了蜂鸟和蜜蜂的世界。

两个“竟然”照应“不可思议”，表明作者感到出乎意料。

读祖父的书信，能回顾祖父的勤劳人生，体味祖父对家人的真情。

“天堂”一词，饱含着“我”对家的由衷的赞美之情。

可见父亲初为人父时是多么激动。

祖父和祖母所住的老宅，离我们这个蔷薇凉亭不过几步。由于我家被茂密的树木、绿藤所包围，所以邻居们都称我家为“绿色家园”。这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

我生命的开始是简单而普通的，就像每个家庭迎接第一个孩子时一样，大家都充满喜悦。为了给第一个孩子命名，大家都绞尽脑汁，你争我吵，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想出来的名字才是最有意义的。父亲希望以他最尊敬的祖先的名字“米德尔·坎培儿”作为我的名字，母亲则想用她母亲的名字“海伦·艾培丽特”来命名。大家再三讨论的结果是依照母亲的希望，决定用外婆的名字。

先是为了命名争吵不休，之后，为了带我去教堂接受洗礼，大家又手忙脚乱，以至于兴奋的父亲在前往教会途中，竟把这个名字忘了。当牧师问起“这个婴儿叫什么名字”时，紧张兴奋的父亲一时之间说出了“海伦·亚当斯”这个名字。因此，我的名字就不是沿用外祖母的名字“海伦·艾培丽特”，而变成了“海伦·亚当斯”。

家里的人告诉我，我在婴儿时期就表现出了不服输的个性，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个性非常倔强，常常想模仿大人们的一举一动。

然而好景不长，幸福的时光总是结束得太早。这在一个充满知更鸟和百灵鸟的悦耳歌声且繁花盛开的春天，一场高烧的病痛中悄悄消失了。在可怕的次年2月里，我突然生病，高烧不退。医生们诊断的结果是急性的胃充血以及脑充血，他们宣布无法挽救了。但在一个清晨，我的高烧突然退了，全家人对于这种奇迹的发生，当时惊喜得难以言喻。但是，这一场高烧已经让我失去了视力和听力，我又像婴儿一般蒙昧，而他们——我的家人和医生，却全然不知。

有一天，当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竟然什么也看不见，眼前一片黑暗，我像被噩梦吓倒一样，全身惊恐，悲伤极了，那种感觉让我今生永远难以忘怀。

虽然我只拥有过19个月的光明和声音，但我却仍可以清晰地记得——宽广的绿色家园、蔚蓝的天空、青翠的草木、争奇斗艳的鲜花，所有这些一点一滴都铭刻在我的心里，永驻在我的心中。

生病后几个月的事，我几乎都记不起来了，隐约记得我常坐在母亲的膝上，或是紧拉着母亲的裙摆，跟着母亲忙里忙外地到处走动。

渐渐地，我可以用手去摸索各种东西，分辨它们的用途。或者揣摩别人的动作、表情，来明了发生什么事，表达自己想说的、想做的。我渴望与人交流，于是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摇摇头表示“不”，点点头表示“是”；拉着别人往我这里，表示“来”，推表示“去”。当我想吃面包时，我就以切面包、涂奶油的动作表示。

想告诉别人冷时，我会缩着脖子，做发抖的样子。

母亲也竭尽所能做出各种动作，让我了解她的意思，我总是可以清楚地知道母亲的意思。说实在的，在那漫长的黑夜里能得到一点儿光明，完全是靠着母亲的慈爱和智慧。

我也慢慢地明白了生活上的一些事。5岁时，我学会了把洗好的衣裳叠好收起来，把洗衣店送回的衣服分类，并能分拣出哪几件是自己的。从母亲和姑母的梳洗打扮，我知道她们要出去，就求她们带着我。亲戚朋友来串门，我总被叫与见客人打招呼。

“铭刻”“永驻”表明“我”对往昔美好事物印象之深刻。

此处表达了“我”对母亲的感激。

他们走时，我挥手告别，我还依稀记得这种手势所表示的意义。

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与众不同了，这应该是莎莉文老师到来之前的事。我曾注意到母亲和我的朋友们都是用嘴巴在交谈，而不像我用手比画着。因此，我会站在两个谈话者之间，用手触摸他们的嘴巴，可是我仍然无法明白他们的意思。于是，我疯狂地摆动四肢，嚅动嘴唇，企图与他们交谈，可是他们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生气极了，大发脾气，又踢又叫，一直到筋疲力尽为止。

我经常为了一些小事而无理取闹，虽然我心里也知道这样是不应该的，可是一有事情发生，我就急躁得控制不了，就像我常踢伤保姆艾拉，我知道她很痛，所以当我气消时，心里就觉得很愧疚。但是当事情又不顺我的心意时，我还是会疯狂地胡乱踢打。

在那个黑暗的童年时代，我有两个朝夕相处的伙伴，一个是厨师的女儿——玛莎·华盛顿，另外一个是一只名叫贝尔的老猎狗。

我一向身体结实又好动，性情冲动又不顾后果。我非常了解自己的个性，总是喜欢我行我素，甚至不惜一战。那个时候，我跟玛莎在厨房度过了不少时光，我喜欢帮玛莎揉面团，做冰淇淋，或是喂火鸡，不然就是为了几个点心而争吵不休。

这些家禽一点儿也不怕人，它们在我手上吃食，并乖乖让我抚摸。

有一天，一只大火鸡竟把我手中的番茄给抢走了。也许是受火鸡的“启发”，不久，我和玛莎把厨娘刚烤好的饼偷走了，躲在柴堆里吃得一干二净；却不料吃坏了肚子，吐得一塌糊涂，不知那只火鸡是否也受到了这样的惩罚。

珍珠鸡喜欢在隐蔽处筑巢，我特别爱到深深的花丛里去找它们的蛋。我虽不能跟玛莎说“我要去找蛋”，但我可以把两手合成圆形，放在地上，示意草丛里有某种圆形的东西，玛莎一看就懂。我们若是有幸找到了蛋，我绝不允许玛莎拿着蛋回家，我用手势告诉她，她拿着蛋，一摔跤就会打碎的。

一系列动词，表达了“我”内心有想与他人交流的渴望。

想象丰富，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

“简直”一词，表示完全如此，意在强调。

回想童年、谷仓、马粮以及乳牛场，都给了我和玛莎无穷的快乐，我们简直像极了乐园里的天使。当我跟玛莎到乳牛场时，挤牛奶的工人常常让我把手放在牛身上，有时候，也会让我把手放在牛的乳部，我也因为好奇而被牛尾打了好多次。

我的另一个玩伴是贝尔，也就是那只老猎狗，它很懒惰，喜欢躺在暖炉旁睡觉，一点也不爱陪我玩。它也不够精明，我尽力教它手语，但是它又懒又笨，根本不懂我在干什么。贝尔总是无精打采地爬起来，伸伸懒腰，嗅一嗅暖炉，然后又在另一端躺下，一点也不理会我的“指挥”。我觉得自讨没趣，便又去厨房找玛莎玩。

童年的记忆都是零碎的片段，一想起那段没有光、没有声音的黑暗时光，这些影像就会更清晰地在我心头浮现。

大约在我5岁时，我们从那所爬满蔓藤的家园搬到了一所更大的新房子。我们一家6口，父亲、母亲、两个异母哥哥，后来，又加上一个妹妹，叫米珠丽。

我对父亲最初且清晰的记忆是，有一次，我穿过一堆堆的报纸，来到父亲跟前。那时，他独自一个人举着一大张纸把脸都遮住了。我完全不知道父亲在干什么，于是学着他的模样，也举起一张纸，戴起他的眼镜，以为这样就可以知道了。多年以后，我才了解，那些纸都是报纸，父亲是报纸的编辑。

父亲性格温和，仁慈而宽厚，非常热爱这个家庭。除了打猎的季节外，他很少离开我们。据家人描述，他是一个好猎人和神枪手。除了家人，他的最爱就是狗和猎枪。他非常好客，几乎有些过分，每次回家都要带回一两个客人。

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打理花园。家人说，父亲栽种的西瓜和草莓是全村最好的。他总是把最先成熟的葡萄和最好的草莓给我品尝，也常常领着我在瓜田和果林中散步，抚摸着我，让我快乐。此情此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父亲还是讲故事的能手。在我学会了写字之后，他就把发生的许多有趣的事情，用我学会的字，写在我的手掌上，引得我快乐地大笑起来。而最令他高兴的事，莫过于听我复述他讲过的那些故事。

1896年，我在北方度假，享受怡人的夏天，突然传来了父亲逝世的消息。他得病时间不长，一阵急性发作之后，很快就去世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死别的悲痛滋味，也是我对死亡的最初认识。

至于我的母亲，应当怎样来描述她呢？她是那样的宠爱我，反而使我对她无从说起。

从出生到现在，我拥有父母之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妹妹米珠丽加入到这个家庭中来，我的心开始不平静起来，满怀嫉妒。她坐在母亲的膝上，占去了我的位置，母亲的时间和对我的关心似乎也都被她夺走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觉得不仅是母爱受到分割，而且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那时，我有一个心爱的布娃娃，我把它取名叫“南茜”。它是我溺爱和脾气发作时的牺牲品，它浑身被折磨得一塌糊涂。我常把她放在摇篮里，学着母亲的样子安抚它。我爱它胜过任何会眨眼、会说话的布娃娃。有一天，我发现妹妹正舒舒服服地睡在摇篮里。那时，我正嫉妒她夺走了母爱，又怎么能够容忍她睡在我心爱的南茜的摇篮里呢？我不禁勃然大怒，愤然冲过去，用力把摇篮推翻。要不是母亲及时赶来接住，妹妹恐怕会被摔死。这时我已又盲又聋，处于双重孤独之中，当然不能领略亲切的语言和怜爱的行为以及伙伴之间所产生的感情。后来，我懂事后，享受到了人类的幸福，米珠丽和我之间变得心心相印，手拉着手到处游逛，尽管她看不懂我的手语，我也听不见她咿咿呀呀的童音。

父亲对“我”的偏爱，表现出父亲的慈爱与温和。

刻画出一个懵懂的女孩子桀骜不驯的暴怒情状。

这里通过对“我”的心理、动作的描写，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我”无法与人正常交流、沟通的痛苦。

“我”扑向母亲怀里，从侧面表现出“我”对母亲的依恋。

“立即”意味着毫不迟疑，说明父母希望治疗好“我”眼疾的愿望非常强烈。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希望把自己思想情感表达出来的愿望更加强烈。几种单调的手势，也越发不够应用了。每次当别人无法了解我的意思时，我都要大发脾气，仿佛觉得有许多看不见的魔爪在紧紧地抓着我，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烈火在胸中燃烧，却又无法表达出来，只好疯狂地踢打、哭闹，在地上翻滚、吼叫，直到精疲力竭。

母亲若在旁边，我就会一头扑在她怀里，悲恸欲绝，甚至连为何发脾气都给忘了。日子越来越难熬，表达思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致每天都要发脾气，有时甚至每隔一小时就闹一次。

当时，大家都怀疑，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受教育吗？然而母亲从阅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狄更斯在《美国札记》一书中提到一个又聋又盲又哑的少女——萝拉，经由郝博士的教导，学有所成。然而，当母亲得知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他的方法也许已经失传时，苦恼极了。郝博士是否有传人？如果有，他们愿意到亚拉巴马州这个偏远的小镇来教我吗？

6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治好了好几个盲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眼睛。

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整个旅途中，吸引我的事层出不穷，我忙个不停，一次脾气也没有发。

到了巴尔的摩后，我们直接来到齐夏姆医生的诊所，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检查一番后，他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鼓励我们，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师资的资料。依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全家人又立刻起程去华盛顿。一路上，父母愁肠满腹，顾虑重重，而我却毫无觉察，只是感到来来往往，到处旅行好玩极了。

那时，虽然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我一同贝尔博士接触，就感到了他的温厚和热情。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他让手表响起来，让我可以感觉表的振动。贝尔博士医术高明，懂得我的手势，我立刻喜欢上了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从此，我从黑暗进入光明，摆脱了孤独隔膜的状态，开始得到人间的友爱，吸取人类的知识。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写信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校长安那诺斯先生，请他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是《美国札记》中提到的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

父亲立刻发了信。几个星期后就接到了热情的回信，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但等到莎莉文老师来到我们家时，已经是第二年的3月了。

就这样，我就像摩西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的面前。一时灵感遍布我的全身，眼前展现出无数奇景。从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

对比手法，父母的心理感受和“我”的心理感受截然相反。

比喻修辞，说明此次会面给海伦·凯勒的巨大影响。

对于海伦·凯勒而言，她的童年无疑是不幸的，一生中只拥有过19个月的光明和声音，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去感受外界的美好，无法用语言去与人交流、沟通。这种命运的打击无疑是残酷的。但她又是幸运的，她有一位性格温和、仁慈而宽厚的父亲，一位慈爱且聪明地帮助她走过漫长黑夜的母亲。同时，她还拥有两个朝夕相处的伙伴，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获得了无穷的快乐。

1822年的冬天，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一家商店橱窗内，一个10岁男孩在娴熟地向路人展示包装鞋油的技巧。这个男孩后来又当过清洗玻璃瓶、黏贴标签的工人。童年的他，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饱受屈辱与磨难，只为赎出负债入狱的父亲。

他从不把苦难挂在嘴上，也不把它传递给别人。他犹如一片霜叶，尽管随风雪四下飘零，却永远期盼着阳光的照耀。

他就是英国文坛继莎士比亚之后最著名的文学家——狄更斯。他的名言“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经久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