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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莫利和我都觉得马泰·阿诺德是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最有趣的一位。他绝对是个“活宝”——这是唯一能用来形容他的出场效果和说话方式的词。即使他不苟言笑的时候也令人忍俊不禁。

好像是在1880年，他与我们一起在南英格兰作马车旅行，同行的还有威廉·布莱克和埃德文·艾比。当我们路过一个美丽的小村庄时，他问我是否能让马车停上几分钟。因为这里是他的教父基布勒主教的长眠之处，他想他应该去拜谒一下他的墓。他继续说道：

“啊！亲爱的，亲爱的基布勒！我在神学上的见解让他非常伤痛，这也让我觉得悲痛。但尽管我让他非常伤心，他还是我亲爱的朋友。他千里迢迢地赶到牛津，选我为英文诗歌教授。”

我们一起走向那静悄悄的墓地。马泰·阿诺德在基布勒的墓前沉思，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我们谈到了他在神学上的见解，他说这伤害了他最好的朋友们。

“格莱斯顿先生曾经向我表示过他的极度失望，或者说是不高兴，他说我本来应该成为主教的。我的作品无疑妨碍了我的晋升，也伤害了我的朋友们。但我也没有办法，我不得不表达我的观点。”

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说最后一句话时悲伤的语气和缓慢的语速，它们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感触。他有他独特的见解，随着时代不断地进步，人们慢慢地已经能接受他的观点。在今天，他的教义观几乎已经不再会被谴责。如果有一个特别虔诚的教徒的话，那就是马泰·阿诺德了。他从来不会说任何不敬的话语，在这一点上，他和格莱斯顿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他曾经有一个短句是反对超自然力量的——“反对奇迹存在的人虽然非常少，但它们确实是不可能发生的。”

1883年，他和他的女儿（即现在的威特瑞奇夫人）在纽约时是我们家的常客。他们还经常到阿尔勒格尼山的居民区拜访我们，所以我老是能看到他，但老觉得见不够。我的母亲和我曾经驾车带他去出席他在纽约的第一次公开讲演。那次演讲不怎么成功，因为他缺乏在公众面前很好的表达能力。当我们回到家后，他说的第一句就是问：

“好了，你们怎么评价？告诉我！我能当个演讲家吗？”

我非常希望他能够成功，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除非他已经找到感觉了，否则就不要再继续这样的演讲。他必须找一个演说家来教他一些演讲的要点。由于我的强烈要求，他同意了。在我们说完了之后，他转向我的母亲说：

“现在，亲爱的卡内基夫人，他们都已经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了，但我还希望你对我在美国的第一次演说发表意见。”

“太死板了，阿诺德先生，太死板了。”我母亲慢慢地、温柔地说道。阿诺德先生后来偶尔提起这句话，说当时这句话给了他当头一棒。当他结束西部之旅回到纽约之后，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的嗓音完全够得上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水平。他还遵照我们的意见，在波士顿跟从一位演说艺术教授学习演讲，从这以后，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了。

他很想去听著名的传教士比彻先生的演讲，于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动身前往布鲁克。我们提前告知比彻先生我们的到访，以便让他在举行完布道仪式后能与我们见面。当我把阿诺德先生介绍给他时，比彻先生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并表示很高兴能见到听闻已久的在精神领域很有名的阿诺德先生。他握住阿诺德的手，说：

“阿诺德先生，你所写的作品我都仔细拜读过，有些作品甚至还反复读了好几遍，每次阅读都能有所得，每次都有所得！”

“啊，嗯，比彻先生，我觉得关于那些描述您的地方能提早删掉就好了。”阿诺德回答道。

“哦，不，不，那些全都是称赞我的。”比彻微笑着说，然后他们就一起大笑。

比彻先生从来不错失任何机会。在我将马泰·阿诺德介绍给比彻先生认识之后，我荣幸地给他引见了英格索尔上校的女儿，我说：

“比彻先生，这是英格索尔小姐第一次到基督教堂来。”

他赶忙伸出双手，握住她的手，直视着她，慢慢地说：

“哇！哇！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不信教的人。”那些记得英格索尔小姐年轻时的人绝对不会同意比彻先生的说法的。他又继续说道：

“你的父亲怎么样了，英格索尔小姐？我祝愿他身体健康。许多次，他和我同站在一个讲台上，可惜的是我没能和他站在同一边！”

比彻确实是一个崇高伟大、宽宏大量、慷慨大方的人，无论在哪里他都能发现事物好的一面。斯宾塞的哲学，阿诺德合理的洞见力，英格索尔坚定的政治立场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有益的。比彻先生对这些人都给予了充分的赏识和尊敬。

1887年，阿诺德到我们在苏格兰的家中做客。有一天我们谈到运动时，他说他不打鸟，他不能猎杀任何有翅膀的、在湛蓝的天空中翱翔的动物。但是，他补充说，他不能放弃钓鱼。他告诉我们一个公爵一年给他两三次一整天的钓鱼时间，说到这里他显得很高兴。我忘了这位公爵到底是谁了，但是他的名声好像不太好。我们问他怎么会跟这样一个人有密切的交往。

“啊！”他说，“一位公爵总是个人物，一个名流，与他的学问和品行不相干。我们都是势利小人，几百年的时间让我们变成了势利小人。这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无法改变。”

他微笑着说了这番话，而我对他所说的话持保留态度。他自己本身就不是势利小人。但是一个人天生就“微笑地面对远久的血统声明”，那么按常理来说，“血统”就毋庸置疑了。

然而，他对人的身份和财富特别感兴趣，我还记得在纽约时，他特别希望能见到范德比尔特先生，而我胆敢告诉他他不会发现这个人和别人有任何不同。

“但这毕竟是去认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回答说，“而且这个的确是靠自己的能力创造财富的人，他会使那些靠继承别人财产的人黯然失色。”

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从没有写过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学批判。他说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去写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任何东西，更别提去评论和批判了。他认为在这方面他还做不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用任何文艺评论的原则去批判。或者极有可能是因为他很欣赏莎士比亚卓越的天才般的写作技巧而导致他一直都回避评论莎士比亚作品这方面的主题。在他对莎士比亚作品无比的称赞后，我告诉他对此我早有准备，我给他念了他曾写的十四行诗，唤起了他的回忆：

我认识邵先生（乔什·比廉斯），希望阿诺德先生这位和蔼可亲的传道者，能见一见那块未经加工的钻石——虽然粗糙，但仍旧是一颗钻石。幸运的是，一天早上，乔什来温莎酒店看我（我那时就住在那儿），于是见到了阿诺德，并表示了他的仰慕之情。我说：

“你今晚要和他一块吃晚饭。女士们都出去了，只剩我和阿诺德两人一起吃了。”

他是个谦让的人，所以反对这样的安排，但是我的态度坚决，没有任何借口，他必须和我们一块吃饭，最后他同意了。晚饭的时候我坐在他们两人中间，我对这场自己安排的会面非常满意。阿诺德先生对邵先生说话的方式很感兴趣，尤其喜欢听他讲西部的奇闻轶事，我从来没见过阿诺德先生笑得那么开心。邵先生讲了一个又一个他作为演说家时的亲身经历，因为他曾经有15年的时间在美国每个有1万以上居民的地方作演讲。

阿诺德先生非常渴望听他讲一个演说家是如何吸引他的听众的。

“好的，”他说，“你不能让他们笑那么长时间，否则他们会觉得你在笑话他们。在逗乐了听众之后，你必须开始认真起来，转入正题了。例如，‘生命中有两件事情是人们没法预先准备的。谁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呢？’然后有人大喊‘死亡’。‘好，谁还有另外的答案？’有人说——财富，幸福，力量，婚姻，税收。最后我开始严肃地说了：‘没有人能说对第二个答案，这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是人们没法预先有所准备的，他们就是‘双胞胎’。然后整个屋子都被笑声震动了。”阿诺德先生也做到了。

“你要一直持续编出新的故事吗？”阿诺德先生问道。

“是的，一直。除非你有新的故事，否则你不可能一年又一年的演讲，有时候这些也有不起作用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非常肯定一个故事将能博得满堂喝彩，但却失败了，我觉得它没能起到它应有的功效，这全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绝对必要的词。在密歇根州时我整夜坐在燃烧的炉火前，突然我想到了一个词，而且我知道这个词肯定能产生非同凡响的效果。我后来在孩子们中试验了，果然效果很好，比以前我所用过的词产生的效果维持得都要长。我又开始说了：‘这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人们不会相信你直到他们完全理解。现在，有先知和鲸鱼，他们两者都想了解。我认为不管是先知还是鲸鱼，他们都没有完全弄懂。所以他们会问先知在鲸鱼的社会中干什么？’”

有一天，邵先生在百老汇街上散步，突然一个真正的西部人和他搭话，那个人说：

“你是乔什·比廉斯吧。”

“嗯，有时候我是叫这个名字。”

“我钱包里有5000美元是给你的。”

“这儿有一家代尔摩尼克餐厅，我们进去坐坐，你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坐下之后，这个陌生人说他是加利福尼亚州一个金矿的所有人之一，他们几个合伙人为了所有权的问题产生了争执，这几个合伙人在争吵中结束了他们的合作关系。他说他愤然离去，并威胁说不管有多大困难他也要取回他的东西，并开始了法律诉讼程序。“第二天早上，在会议上我告诉他们我早上翻阅了乔什·比廉斯的年历，今天的语录是：‘当你拽牛角想拉动牛的时候，还不如去拉它的尾巴，这样你才能更好地抓住一些，放弃一些。’我们笑了又笑，觉得说得挺有道理的。于是，我们采纳了你的意见，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又成为好朋友了。有人提议应该给乔什5000美元，而恰好我到东部来，他们就委托我把这笔钱交给你。这就是这笔钱。”

我们那天的晚餐是以阿诺德的话来结束的，他说：

“好了，邵先生，如果你要到英国来演讲的话，我会非常乐意把你介绍给听众。顺带给你介绍某个愚蠢的当地贵族，这会对你有好处的，我非常渴望能这样做。”

谁能想象，马泰·阿诺德这个和蔼可亲的传道者要把乔什·比廉斯这个顶尖搞笑的高手介绍给英国的听众。

在之后的许多年，他也从不忘记问候“我们狮子般的朋友，邵先生”。

那次晚餐后的一天早上，再次在温莎见到乔什，我坐在他旁边，他取出一本备忘录，说：

“阿诺德在哪？我想知道他怎么看这件事。《世纪》付给我一星期100美元的报酬，让我给他们寄去任何发生在我身上的搞笑的事。下面是来自杰基尔舅舅的事：‘评论家理所当然比作家更伟大。任何能指出其他人所犯的错误的人总比犯错误的人灵敏。’”

我告诉阿诺德先生一个芝加哥的故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关于芝加哥的故事。一位女士从波士顿来到芝加哥拜访即将结婚的同窗好友。一个晚上，芝加哥的一位名人问她，芝加哥什么最令她着迷？她优雅地答道：

“最令我惊奇的是繁荣的商业，或者你非凡的成就，或者你豪华的住宅，我认为它代表着这儿的文化和文明的程度。”这番话转而让人想到：

“哦，那你就是说我们只是一群昏乱的游离在外的人而已。”

阿诺德并不喜欢芝加哥，因为这个城市给他的印象就是一个“市侩之都”。然而，他惊喜于能碰到那么多“文化和文明”。出发之前，他很好奇他能在这发现什么令他最感兴趣的东西。我笑着告诉他，应该让人带他去看一看那最棒的景观，据说是个屠宰场。那儿配备有最新最完备的机器，把猪从这边赶进去，嚎叫声还没有从耳边消失，火腿就从另外一边出来了。他想了一想，问：

“为什么要去屠宰场？为什么要去听猪叫呢？”我无言以对。

《旧约》中，阿诺德最喜欢的要数以赛亚，至少他经常引用这位伟大诗人的话（他这么称呼他），因此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发现在环游世界的旅程中，其他宗教的经典不再是没有用的渣滓，而是对他们的传说进行必要的积累而成的。我记得阿诺德先生说过《圣经》也应该被这样处理。孔子和其他能够让世界更美好的经典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后以“语录”的方式成书的，他们的信徒没有让蒙昧时代的糟粕出现在经典当中。

任何人在这件事上考虑得越多，他就越坚信基督教也必须以东方宗教为学习榜样，把麦子与谷皮分开——有些甚至比谷皮更加严重，有时是有害的甚至有毒的垃圾。伯恩斯在《星期六晚的农场雇工》中就描述了这个虔诚的人为了晚上的服务把《圣经》中的句子摘抄下来。

我们对事物应该做筛选，并只用筛选之后的部分。在这一点上，和其他的很多方面，阿诺德，这个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认识并觉得非常幸运地与他成为朋友的人，是一个超越了他所在时代的真正的老师，是一位主宰“未来和它的未知事物”的最伟大、富有诗意的老师。

我把阿诺德从阿尔勒格尼山的避暑山庄上带下来去观看黑烟蔽日的匹兹堡。在从埃德加·汤姆逊炼钢厂到火车站的路上，有两段台阶通向一座桥，第二段比较陡。当我们都已经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时，他突然停住，气喘吁吁的。他靠在横杆上，把手放在胸口上，对我说：

“啊！这总有一天会要了我的命，就像我父亲那样。”

我那时不知道他的心脏不好，但是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的那个场景。过了不久，我收到了他突然去世的消息，在英国他曾经尽力去回避的那道槛，这使我痛苦地想起他曾经对自己命运的预言。我们损失巨大。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他更能配得上伯恩斯为《圣经》中的大力士参孙所作的碑文：

我在这里要提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波士顿的奥利弗·温德尔·霍马斯医生，他已经80岁了，但他自始至终都是个大男孩。当马泰·阿诺德死后，一些朋友打算做些什么来永远纪念他。这些朋友默默地提供了一些必要数额的捐款，但是没有想要公众的回应和支持，而每个人都愿意为这个基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已经筹到相当一部分的款项了，我觉得非常满意。当然，我不会忘记提及亲爱的霍马斯医生所做的事——没有任何的作家或者失业的人被要求对基金有所贡献。但是，一天早上，我收到了医生的一封短信，说他以前曾经和阿诺德悄悄说过，如果有一个活动是值得在其名誉手册上留名的，那么他将会积极参与。自从他听说这个活动之后，他就一直想写信给我，并说他希望得到回音。不用说，他肯定认为这个活动是有意义的。

这可能就是我们想要的纪念意义。我敢说没有一个参与捐赠的人是不感激命运所给予他的机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