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钢铁时代
卡内基
回首过去，40年以前，在生铁的制造业中，化学的作用竟然不为人知，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本应该是最为重要的一环。那时候，高炉经理普遍很粗鲁，通常是外国人，他的本事还包括能将他手下那些桀骜不驯之辈打倒在地，以示教训。他还被认为可以本能地诊断高炉情况，具有预言的超能力，就像在这个国家中的其他一些人，据说他们仅凭借一根榛树枝就可知道哪里是油井和水源。对手中的病人，他们只是胡乱地开些药方，他们是真正的庸医。
菲利普斯先生特别关照我们的露西高炉，他每天都要去探视一番，这使得我们免去了不少麻烦。并不是说我们的高炉运行得不如西方其他的高炉良好，不能产生较好的效益。而是因为，跟其他的高炉比起来，它更加庞大，一点小小的异常都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周日早晨当父亲和妹妹走向教堂做礼拜，我的合伙人还是雷打不动地去查看露西高炉。即使他去了教堂，他最虔诚的祈祷也只会与露西高炉有关，他时刻都在想着高炉的种种情况。
下一步我们要找一个化学家来做科里先生的助手和顾问。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学问的德国人——弗里克博士，他向我们揭开了许多秘密。有些著名矿山开采出来的铁矿石，其铁含量要比原先估计的低10%~15%，有时甚至是20%，而原来那些劣质铁矿却出产着优质的矿石。先前好的现在却变差了，差的反而成了好的。一切都被颠倒了过来，显得乱七八糟的。可是在化学知识之光的照耀下，关于生铁冶炼的90%的疑团都被驱散了。
那一时期，竞争十分激烈，要求公司生产出最好的产品。然而我们的高炉却在此时停产了，因为我们使用一种含量很高很纯的铁矿石代替一种次等的铁矿石，这种铁矿石的出铁量比其他的矿石要高出2/3。但是，这种高纯矿石需要太多的石灰来溶解，如此一来，我们的高炉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优质的原料反而使得我们陷入了严重的亏损。
我们真是大傻瓜！但我们依然可以引以自慰：与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他们是更大的傻瓜。几年后，我们开始用化学来指导我们的生产，而其他高炉的经营者则说他们无法承受雇佣一个化学家。不知道他们那时是否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但他们本应该知道，没有化学家的指引，他们才真正无法承受。回首过去，我们的这一行为被指责为过于奢侈，无怪乎我们是第一家雇佣化学家的企业。
露西高炉成为我们盈利最丰的部门，因为在科学管理上，我们几乎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认识到这一点，不久（1872年），我们就决定再建一座这样的高炉。这一次的成本节省了许多。那些没人要的矿石在我们这儿找到了销路，而那些高价的所谓优质矿石则再也进不了我们的厂门了。对此，我可以举一个比较新奇的有意思的例子。密苏里州有一家著名的铁矿——“飞行员旋钮”矿，它的产品不受欢迎，据说只有一少部分可以用，其他的会阻塞高炉。化学家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矿石含磷太少，但是富含硅，如果正确地加以提炼的话，它的铁含量也相当高，极少有其他矿石可与之匹敌。于是，我们大量购入这种矿石，而矿山老板还对我们千恩万谢。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好多年我们将自己富含磷矿的煤渣高价卖掉，然后从对手那里买入铁含量高但含磷较少的炉渣。有时候，高炉要尝试着冶炼烟道炉渣，它们的纯度已经很低，高炉很难再使之提高纯度。因此，有很多年，我们的竞争对手都认为它们缺乏价值而扔在河堤上。有时候，我们还能用贫矿换到好矿，并从中获利。
但是，还有一种同样毫无根据的偏见，更不可思议，那就是人们认为氧化皮无法利用，而事实上，这是一种铁的纯氧化物。这使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同是丹佛姆林的老乡，克利夫兰的奇泽姆先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玩笑打闹，有一天，我去参观他在克利夫兰的工厂，我看到有人正将这极有价值的氧化皮装车运走，我问奇泽姆先生，他们要将这运到哪里去？他回答说：
“把它们扔到河边，如果把它们放进熔炉，我们的经理会抱怨他的坏运气。”
我什么也没说，但回到匹兹堡后，我决定跟他开个玩笑。当时我们公司有个年轻人叫杜·普维，他的父亲正在匹兹堡试验自己发明的一种炼铁程序，并因此而闻名。我派杜·普维去克利夫兰与我的朋友洽谈购买所有的氧化皮。他以每吨50美分的价格顺利完成了任务，并且直接装船运走。这样的收购持续了一段时期，我一直希望我们的这个玩笑能被发现，但在我还没告诉他之前，奇泽姆先生便去世了。他的继任者上来之后，我们照例进行。
我从未停止过对贝西默炼钢法的密切关注，如果成功，那么铁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将让位于钢。铁的时代将会消逝，我们将迎来钢的时代。我的朋友，约翰·怀特，是列维斯顿自由铁厂的总经理。为了调查这一新工艺，他特意去了趟英国。他是我们之中最好的也是最有经验的制造业主之一。他极力促使他的工厂建立贝西默炼钢厂。他的决定是对的，只不过略微性急了一点，所需要的资金远远超过了他的预计。不仅如此，由于贝西默炼钢法在英国尚处于试验阶段，要想把它移植到美国，并一举成功，有点不太现实。这个试验阶段会历时很长而且代价高昂，对此，我的朋友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后来，当这一方法在英国试验成功，并应用在钢铁工业上时，资本家们开始在哈利斯堡兴建现在的宾夕法尼亚钢铁公司。同样地，他们也得经历试验阶段，如果在关键时刻这个钢厂得不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资助，那它已经胎死腹中了。正是汤姆逊总裁，这个目光远大而又才能卓著的人，向董事会建议，向钢厂投资60万美元，以保证日后铁路所需的钢轨供应。最后的结果证明了他这一决断的正确性。
用什么来做铁轨的替代品是困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其他重要铁路公司的一个大问题。我曾注意到，在匹兹堡铁路的某些曲线路段以及连接宾夕法尼亚和韦恩堡的路段中，每隔六个礼拜或者两个月就要更换新的铁轨。在贝西默炼钢法还不为人所知以前，我曾提醒汤姆逊先生关注一下英国道普斯先生的一项发明，他将铁轨的顶部碳化，这样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去了英国，取得了道普斯的专利权，然后建议汤姆逊先生投资2万美元在匹兹堡进行试验。我们建立起熔炉，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处理了好几百吨铁轨，经过比较，证明效果非常好。我们在一些最繁忙的路段装上这些铁轨，结果发现，汤姆逊先生资金的投入将会得到巨大的回报。如果贝西默炼钢法没有获得成功，我依然坚信，只要我们改良道普斯工艺，这也足以被广泛地采用。但是，这还是不能够与贝西默流程生产出的钢材相比。
约翰斯顿（离匹兹堡不远）的坎布里亚制铁公司是全美铁轨生产的关键企业，他们决定建立一个贝西默工厂。在英国，我已经看到，至少也使我感到满意，这一流程将获得极大成功，无须冒险和花费太多的资金。威廉·克鲁曼先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对新事物总是充满了兴趣。我们都认为应该介入匹兹堡的钢轨制造业，于是，威廉·克鲁曼先生和在我父亲过世后帮助过我母亲的大卫·麦克坎德里斯先生成为了我的合伙人。后者是我的好朋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接着，约翰·司各特先生和大卫·斯图尔特先生，还有其他一些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副总裁，埃德加·汤姆逊和托马斯·司各特也成了股东。钢轨制造公司于1873年1月1日成立。
第一个需要我们严肃考虑的问题是公司的选址，我不同意所提议的任何一个方案，最后不得不去匹兹堡和我的伙伴们商议此事。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此事，终于，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灵光闪现，想到了一个好的地点。我从床上爬起来，然后赶紧去找弟弟。
“汤姆，你和科尔曼先生是对的，就在布拉道克斯，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与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之间，那里还有河，那是全美最好的地理位置了。我们以好朋友埃德加·汤姆逊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公司怎样？我们这就去找科尔曼先生，然后出发去布拉道克斯。”
我们当天就出发了，第二天上午克鲁曼先生已经开始为获得这一财产而努力工作。那儿的农场主麦金利先生对他的土地要价很高，我们原以为每英亩只需五六百美元，结果却花了2000美元。但是此后，我们需要再购买土地时，每英亩已经涨到了5000美元。
在那里，就在布拉道格斯战败的地方，我们开始建设自己的钢轨厂。在挖地基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许多战争的遗物——刺刀、剑等。丹佛姆林的宪兵司令亚瑟·豪克特爵士和他的儿子便丧身此地。他们是怎样来到这里的？这是很自然就会想到的一个问题。那时候，这座英国城市的宪兵司令是贵族成员，他们享有荣誉却不履行他们的职责。即便在几年后的英国，这一贵族观念依然残留了下来。铁路公司里极少有人寿保险，但在有些情况下，在制造企业中，公司的高层必须有此保障。一些著名的人物享有总裁的荣誉，却丝毫也没有履行他们应尽的职责。亚瑟·豪克特爵士是丹佛姆林的宪兵司令，被认为以战争为职业，最终在此地战死沙场。真是巧合，两个丹佛姆林人就在这块土地上战死，而如今，另外又有两个丹佛姆林人要将这里变成一个工业区。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不久就被发现了。1904年，约翰·莫利在匹兹堡卡内基学院的独立日演说中，提到了福布斯将军俘虏迪凯纳侯爵一事，并且在写到皮特首相时也说他曾在匹兹堡再次受洗。这个福布斯将军就是当时皮特克利夫的领主，他出生在当地的一个峡谷中。我后来将此峡谷买了下来，并将之作为公园捐给了丹佛姆林。因此，两个丹佛姆林人都是皮特克利夫的领主，并且他们的主要工作都在匹兹堡。
出于对埃德加·汤姆逊的敬意，我们决定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钢厂。但当我们询问他的意见时，他的回答却意味深长。他说，就目前美国的钢轨生产水平来看，他并不希望将他的名字与之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的可信度还远远不够。当然，不确切地说，美国还尚处于试验的阶段。但是，我向他保证，美国现在完全可以造出和国外一样好的钢轨来，我们要让我们生产的钢轨享有吉斯通公司的桥梁和克鲁曼的车轴一样的声誉，这样，他才同意了。
在我们选址建厂的时候，汤姆逊先生迫切地希望我们在宾夕法尼亚铁路沿线购买土地，他总是最先想到自己的公司。这样，宾夕法尼亚铁路将垄断我们所需要的运输。几个月后，他来到了匹兹堡，继我出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部主管的罗伯特·皮特凯恩告诉他，钢厂的地点是布拉道克斯，那里不仅有他们的铁路线，还有其竞争对手——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铁路线，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比两者更大的竞争对手——俄亥俄河。罗伯特告诉我，说这些的时候，汤姆逊先生直盯住他看。
“安迪本应该选一个离东边更远些的地方。”但是，汤姆逊先生完全知道选择这一地点的原因和好处。
1873年9月，当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的钢厂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段时间是我商业生涯中最焦虑不安的日子。开始时，一切都还是好端端的。可是，一天上午，在阿尔勒格尼山中的夏日别墅里，我们收到一封电报，宣布杰·库克银行的倒闭。此后，几乎每一个小时都有新的坏消息，银行一家接着一家倒闭，每天早晨我们都会想，轮到的下一个该是谁。而随着银行的倒闭，其他企业的资金来源被切断，于是也纷纷破产，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的大瘫痪。这次危机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许多本应该很有实力的银行的倒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国家缺乏一个健全的合适的金融体系。
对我们的欠债，我们还无需为之焦虑，偿还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倒是收账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需要我们操心的不是我们要支付的账目，而是别人需要向我们支付的账目。不久，我们很快就需要与这双方同时进行接触，开始将两者对冲抵销。甚至我们自己的银行也不得不请求不要动用其中的结余。有一件事可以对当时的情况作一说明。发薪的日子就要来临了，我们需要10万美元的小面额现钞，为了得到这笔钱，我们还在纽约多花了2.4万美元的佣金，然后将它们快速运回匹兹堡。借钱是不可能的，即便是通过最好的中介。但是通过出售我当时持有的一些债券，我很快就弄到了一大笔钱，但是公司许诺日后将之赎回。
当时，匹兹堡周围的铁路公司因为购买我们的材料，还欠我们一大笔款项。我记得去找福特·韦恩的副总裁邵先生，告诉他我们现在得拿到我们的那笔钱。他回答说：
“你应该要你的钱，可是这段日子里，我们能不付的就不付。”
“很好，”我说，“我们会学习你的好榜样，你的运费也在此列之中。我现在宣布，我们将不付给你们一个子儿。”
“好，如果你那样做的话，”他说，“我们将停止给你们运货。”
我说我们愿意冒这个险，铁路公司不可能这么走极端。事实上，我们好几次没有付给他们运费。很简单，当他们的客户停止付账的时候，匹兹堡的制造商自然也不能支付银行的贷款。因此，银行不得不将到期的债务作续借处理。如他们一贯的那样，银行对我们不错，这使得我们安稳地度过了危险期。但是在那段紧张的时期中，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获取资金，控制在我们的企业内部，这样，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免受煎熬。
在这场大危机开始的时候，我是几个合伙人中最为紧张不安的。我几乎不能自持，终于，我们的金融地位得到了巩固，我的心里才开始平静下来。如果有必要，我已经做好了去各个银行董事会的准备，将我们公司的状况毫无保留地透露给与我们有业务联系的银行。我觉得这样做并不会给我们丢脸。在我们公司中，没有人过着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与此相反，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当节俭。没有人将钱从公司的业务中撤出以建造昂贵的住房，总之，我们之中没有人参与股票的投机交易，或者投资于与我们的主业务无关的企业，我们也不与别人互签背书。除此之外，我们展示出来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每年都在盈利。
我可以微笑着消除伙伴们的恐惧，但是没有人比我更加乐于谈起我们公司的财政状况。克鲁曼先生，我真诚的朋友，他总是有很多的方法和极好的信誉，也从未拒绝主动给我们他的保证。为此，我们孤独地站在一起，威廉·克鲁曼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是力量之塔。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这位伟大的老人怎么样了呢？他的爱国心永无止境。在国庆节的时候，他们总是停产庆祝。有一年的7月4日去他的工厂参观，工厂停止生产了，但他发现有些人正在修理锅炉。他把经理叫过来询问原因，接着，他命令所有的工作都要停止。
“在国庆日工作吗？”他大叫道，“我们不是有很多星期天可以拿来维修？”他显然很生气。
当1873年的风暴袭来时，我们立刻开始在所有的商业领域收帆减速。虽然极不情愿，我们还是决定暂停新钢厂的建设。而有几位已经入股的投资者，也拿不出购买股票的钱了。我只好将他们的股份买过来，就这样，钢厂的控股权到了我的手里。
这场风暴首先影响到的是金融界和股票市场，没过多久，又波及到商业和制造业。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坏，最终引发了德克萨斯太平洋公司的倒闭。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和德克萨斯铁路公司的人们有着亲密的关系，人们很难相信我没有卷入他们的债务危机。
司各特先生和汤姆逊先生受窘的消息传到匹兹堡汇兑银行总裁斯考恩伯格先生那里时，他正在纽约。他急忙赶回匹兹堡，并在第二天召开董事会，指出这不可能不牵涉到我。他建议银行拒付我们的汇票，他惊恐地发现我们在折扣之下的合同数目庞大。为了不出现严重的麻烦，我立即采取了行动。我坐上了去匹兹堡的第一班火车，在那里公然宣布，虽然我是德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但我已经付清了购买股份的所有款项，我与他们的债务没有丝毫的瓜葛。我只对我们自己的业务担有责任。我已经做好准备将我所拥有的每一美元都拿来偿还我的贷款，对公司的任何债务我都不会赖账。
一直到这时，商界都认为我是一个大胆无畏，甚至是一个不计后果的年轻人。我的业务范围广泛，公司发展很快，虽然还很年轻，我已经运作数百万美元的资本。匹兹堡的老一辈认为，我的事业将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加辉煌灿烂。有一位资深人士曾经说：“即便卡内基的大脑不能帮助他铺平道路，他的运气也会帮助他。”但是我想没有什么比事实更能说明问题。我肯定，任何评价都会为这样的事实感到惊讶：我极少为自己和伙伴冒险。当我有什么大的动作时，总有一些大公司在后面支持我，比如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我身上有苏格兰人特有的审慎，但是很显然，我也敢于铤而走险。因此我才可以成为匹兹堡钢铁制造业之父。他们老了，而我还年轻，这就是区别。
匹兹堡的金融机构对于我们公司的担心很快就转变为莫名其妙地充满信心。我们的信誉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主动要求借钱给我们的银行还在不断地增加，就好比那家历史悠久的银行，当其他银行的存款日益下降时，它的存款却比任何时候都多。它是美国唯一一家用黄金作为流通手段的银行，它鄙视用美钞作为还债手段的办法。它没有太多的海报传单之类，但我想它的这一决定本身便是一个很好的广告。
除了我们的朋友司各特先生和汤姆逊先生陷入困窘，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严重的挑战，我的合伙人之一安德鲁·克鲁曼先生被诱导入股卡那巴制铁公司。他们向他保证，他们要将这家公司改造成股份制企业。但在此实现之前，他的同事们已经成功地背负起了巨额债务——大概是70万美元。克鲁曼先生除了选择破产之外，别无办法。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们震惊的了，因为克鲁曼先生作为合伙人之一，在不通知其他合伙人的情况下，他无权投资另一家公司，或者被卷入个人债务。在商界摸爬滚打的人有一条强制性的规则——合伙人之间没有秘密。忽视了这条纪律，不光把克鲁曼先生，而且还把我们公司卷入了危机。不久之前，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德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便陷入了困境。一时间，我心存疑惑，是否真有可信的东西存在？哪里有我们可以依靠的根基？
如果克鲁曼先生是一个商人，那么此事之后，他再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合伙人。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出色的机械师，只不过略有商业才能。出事以前，克鲁曼先生的志向不是在工厂与机器为伍，尽管在那里没有人可以与之一争高下，而是在办公室里，尽管他在那里弄得一团糟。我们想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是很困难，也许这使得他到其他地方另寻出路。也许他受到了这个社区中一些知名人士的奉承，于是，那些懂得如何接近他的人——除了高赞他在机械上的天赋以外赞美他的商业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便开始牵着他的鼻子走。商业才干本是属于他的合伙人的，但是他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在克鲁曼先生通过法庭的审查，重获自由之后，我们提出以原始成本价转让10%的股份给他，而这笔钱可以用它的红利来进行支付。当然也有条件，就是他不能再参与任何商业活动，必须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机器上。如果他当时能听从劝告，接受这些，他早就有数百万的身价了。但是，他的自尊，他的傲气，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要靠自己在商海中闯出一片天地来。尽管我和朋友一再恳请，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要开办一个新公司来与我们竞争。结果，他未能获得成功，并且过早地逝世了。
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才能得心应手，而且充满了乐趣。这是多么愚蠢啊！我所认识的这样能干的人不止一个，他们将自己困在办公室里，尽管自己有机械方面的极高天赋。他们的生活就是不断地经受痛苦，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与克鲁曼先生分手是我莫大的憾事，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擅长机械的头脑，倘若他不是那样的意气用事，我相信他会很高兴和我们在一起。其他人提供的资金——在需要的时候却未能得到——使他调转了头，这个伟大的机械师很快就成了一个可怜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