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中国有否市民社会？倘若有，它又是个什么样的形态？而与此密切相关的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又具有怎样的特性？它和传统中国市民文学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外国文学又有哪些纠葛、区别？近年来，这些问题时不时地闪现在我的脑海里，记得1999年许道明先生在他的一本论著中剀切地谈道：“我们需要对自己业已拥有的资源作出必要的清理，从古代的市井文学到近现代的海派文艺，再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城市文学来一番历史性的总结，从正面和反面的经验中揭橥若干带规律性的东西。”^[1]而蒋述卓先生则更明言当下城市文学研究的不足：“大量的文章仅就90年代的城市文学本身来谈论城市文学，鲜有将其纳入整个城市文学发展的视阈，对其生成与变异，在宏观考察的基础上，进行深刻的理论透视，从而揭示出城市文学本身的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的文章。”^[2]可见，对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研究要想有所突破必然要追本溯源，从根上探究清理其文化与文学形态。为此，我想到了“市井”。我认为，“市井”是中国城市或城镇的重要构成，代表着城市的底层，是中国城市的根。抓住了市井，也就捕捉住了中国城市的“魂”。它与“都市”既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要理解中国的城市，市井实在是一个难以漠视乃至最为重要的所在。可见文学研究中引入“市井”概念，把它从城市文学研究中独立出来确有必要和意义。

毋庸多言，这是一个有意义且颇具风险的课题。研究过程中的烦琐、辛苦自不待说，还因为长期以来，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队伍基本上已形成古代、近代、现代三大块，各有一套研究领域、知识谱系以至理论话语，往往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古今隔绝。而我目下的工作正是要打破这种情形。“市井意识”古代有，近代有，现代有，以后或许还会有，可谓“一轮明月照古今”！或许也由于如此，故我在文章中论及相关问题时不得不用了较多的篇幅谈到中国的古、近代市民社会及市民文学，尽管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自己应突出现当代，然而，非如此似乎不能谈清“市井意识”。这是选题的性质所决定的，姑且也算是这部论著的一个特色吧。

是的，中国是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度，中国市井文化源远流长。“市井意识”的凸现发展，鲜明地表征了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历史进程。基于此，我把市井意识视作一个具有统一性的整体，侧重于从它与作为民族文化内源性遗产的中国传统市民文学思潮的关系，作家主体的人格精神、心路历程和期待视野，与主流文学或其他相关文学流派的关系，较为系统地考察了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创作之生成的各种“合力”因素，发展的自律性特点，市井意识的形成与特征以及审美意识等。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乃在于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可谓“现代化与民族化”并行不悖。英国学者汤因比认为：在一个民族的文明进程中，当两种文化（按：指传统与现代）发生冲突、撞击、融汇、整合之时，知识分子便作为一种“变压器”而出现、存在。这时，他们的肩上承担着颇为沉重的双重使命：一方面，他们需要热情地学习、汲取先进的文化并将其精华传播到全社会中去；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审慎地用一种新的视界去察析、转化、重建传统的文化，使之以崭新的风范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延续、发展下去。从中国20世纪文化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其演变特点看，张恨水、老舍、张爱玲、予且、汪曾祺等人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亲历的这个世纪，无疑正处在这样一种重要的文化转型和重构时代。难能可贵的是作家们以他们创作主体的精神，把他们对社会的观察、人生的体验、时代的感知、心灵的悸动付诸创作实践，演绎为文学式的文本，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现实与历史的变革与创造；把他们对世界、对本土、对人类历史文化研究的全部智慧，创造性地渗透于现代文化的构建。这种现代文化的建构，既包含了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回应、择取和吸纳，更包含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改造、融合和转化。传统文化作为“渊源”，蕴涵的是多面性的，它既有丰富可发掘的精神资源，也有封闭落后的沉渣；它积极的一面可以促进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消极的一面，如同套上沉重的枷锁，又可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惰性力量。因此，既不能崇古守旧地将它神圣化，也不能断然割裂地将它虚无化，那种否定一切，把传统文化视为封建糟粕而弃之如敝屣，或者肯定一切，把传统文化视为国粹至宝而推崇备至，都只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两难的境地。任何文化发展本身都包含了因袭和变革，肯定与否定、批判与认同、继承与创造、抛弃与弘扬是两面并存的，偏执任何一面都是狭隘、短浅、非理性的。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碰撞中，不少的作家把握最佳均衡点作合理的科学的扬弃，从而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的契合，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换，使之熔入现代文化的建构，融合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体现出了作家们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审视。像张恨水、老舍、张爱玲、予且、汪曾祺、邓友梅、刘心武、陆文夫、范小青、冯骥才、林希、方方、池莉等人，把市井风情小说的神髓特质发扬开来，继承和发展了市井风情小说的传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作成就，他们的最大贡献，就是对传统市井风情小说实现了创造性的现代转换。这些作家对外来文化（文学）无论是欧美模式还是俄苏模式都采取了一种不鼓吹、少认同的叙事立场，以此来唤醒人们对民族文化建构的内源性的思考：中国文化在20世纪的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紧张的文化空间中究竟如何自处，是被外来的异质文化置换掉，还是在屈辱中坚守自存？它又将如何被认知？现代市井风情小说对本土文化的清醒认识与顽强坚守，从文化建构的意义上来说是非常可取的，也自有合情合理之处。其合理性在于文化生长的标准是“无法在对于外部环境的征服中发现的，不论这个外部环境是属于人类的还是属于自然界的；这个标准毋宁说是存在于重心在不同场所的不断转移之中，在这些场所中挑战和应战的行为，以不同的地位出现。在这些所谓不同的场所里，挑战并不是从外部来的，而是从内部涌现的，胜利的应战也不以克服外部的障碍或外部敌人这种形式出现，而是以内部的自行调剂或自决的形式出现。”^[3]陈平原先生则借鉴、发挥了美国学者柯文的“内部路径”（internal approach）^[4]分析模式，从内、外因主次关系出发，论证了传统资源作为内因在现代文学源起与变革中的主导性地位与西方资源作为外因的边缘性位置：“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学，自然必须从那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外来影响只能起刺激和促进的作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变革动力应该来自这一文学传统内部。否则，变革不可能获得成功。”^[5]马克思更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法国艺术哲学家丹纳亦将具有极强的相对稳定性的传统文化形象地比作“原始的花岗石”。所以说文明的生长必须依靠内部的自决机制，文化必须依靠自身的调适才会得以再生长和再发育，生机与活力来自于自我的适时应变，希冀把文明的生长完全寄托于外来文化的置换上，显然是不太可能的。这是现代市井风情小说对民族传统文化内源性思考带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的启示。“现代化与民族化”并行不悖，体现了现代市井风情小说对西方、俄苏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等现代意识、文学观念与技巧手法的学习与借鉴，这可以说是作家们借他山之石，在垫高的视点上重新发现、认识并光大了自己的传统，是“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7]并使得在一个高层次上的中西文学“融化”成为可能与现实。像老舍、张爱玲等代表了文学发展的新的高峰，他们所取得的成就“预示了一种民族文学的方向：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学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8]“高可以与世界文学、与中国文人文学的高峰相连，深可以同民间文学、传统的市民文学相通，真正兼有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双重品质。”^[9]可以说，这是“市井意识”传统留给我们现时代文学的最宝贵的资源以及对我们的最大启示。的确，现当代文学、文化建设应以自身所拥有的文学、文化资源为立足点，以文学、文化的“内源发展”作为根本增长方式，我们不能割断传统文化渊源，不能漠视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利用。当然，这并不意味要固守源头，传统文学、文化与现当代文学、文化如同流不能与源断绝，而流又不等同于源。所谓传统，“传”是历史的延伸、承袭；“统”是传的精神整体。它不单单是遗产，而是包括了时间的全部，是过去发生的、流延到现在的、并且影响到将来的活的东西，其中重要的不在于过去遗留的，而在于现在流延的。关于传统，哲学大师黑格尔曾有过极为生动而精辟的比喻，他认为传统“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10]这一观点包含了深邃的历史辩证法。传统文学、文化就其历时性而言，它是过去的，更是现在的，换而言之，它是被现在改造了的过去，也是吸纳了过去的现在。所以，中国文学、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源头悠远，而恰恰在于它远离源头的膨胀，即在它流延的过程中与现实的结合，与现实的融入。传统文学、文化只有在现代化文学、文化的“流”中不断改造、不断融合、不断超越、不断更新，才能获得生命洋溢的膨胀，从而转换和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使其延续下去。也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文学、文化才能真正源远而流长。

总之，现代中国市民小说中的市井意识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历经风风雨雨、艰难曲折的发展，业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相对独立性和系统性的文化精神、创作原则、话语特征和艺术传统。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它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价值。它是在中国传统市民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双重文化背景之下生成的，是中西文化交流和文学融汇的产物，它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理论视野、文学课题和种种“革命性”的变革，它在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成熟与深化过程中曾经产生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它也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及不足，但不管怎样，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至今仍在参与着我们活生生的“当下的”文化现实。

在21世纪的凝望中我们还将瞩目于它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注释】

[1]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0页。

[2]蒋述卓等：《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3]（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1页。

[4]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8页。作者在近现代中国史研究领域提出了“内部路径”（intemal approach）分析模式，该模式是对传统“冲击—回应”模式的反动，倾向于缩减外来“冲击”的影响并增加对中国内部变革动力与“内在方向感”的考量。

[5]陈平原：《新文学：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4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255页。

[7]周作人：《扬鞭集·序》，《语丝》第82期。

[8]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85页。

[9]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25页。

[10]黑格尔：《哲学中讲演录》第一卷，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