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民俗事像为主的叙述角度

市井风情小说作家大多都可说是采用以俗为主的民俗事像的叙述角度进行市民小说创作的。在他们的多数小说文本中，常常以一种完整的民俗事像作为结构小说的框架或主线。这些民俗事像有婚俗中的冥婚、典妻、冲喜婚、转房婚等，有家族亲族习俗中的械斗，有信仰习俗中的祈雨、祈福、禳灾和超度，有岁时节日习俗中的上元灯会、中秋节俗和年关祭祀……各类民俗事像杂然纷呈。当然，以民为主和以俗为主的区分也只是相对的。在一些民俗学者看来，民俗之“民”与“俗”两个要素虽各有其独立而具体的属性，但又互相以对方作为存在的前提，“社会成员在表现‘俗’的时候才是‘民’，‘民’是就‘俗’而言的。”^[31]而一个事像是否民俗，不在于它是否有悠久的历史，而在于它是否被“民”的群体所共有，并在内涵上具有“集体的、类型的、传承的和扩布的”等性质。因此，民俗是一个义素趋于融合整一的概念，市井风情小说中“民”与“俗”的表现也不会绝然对立和分离。以民为主的民俗叙述角度类型中并不排除一些较全面地展示整个民俗事像的作品，如《骆驼祥子》写车场老板刘四爷六十寿辰时对古都旧式的寿棚寿席的描写就比较全面。而以俗为主的民俗描写中同样渗透着作者对民俗的发生主体“民”——中国市井底层民众命运的深情关注。

总之，现代市井风情小说通过“俗”的文化的叙写表现出对“民”的深情关注，而“民”及其生命过程又总是体现为具体的、感性的、个体的“生命过程”。因而现代市井风情小说又往往是从“民”的个体出发去解释人生，通过对个体的“民”的艺术化展示和解释，来发挥文学的形象化和具体性的优长和特性。它无论是在对处于现代社会变化过程和民俗文化变迁中的“民”的“生命过程”进行富有人文情感、民俗色彩及民间理性的解释方面，还是在通过民俗文化的透视来对“民”的生命过程中的现实生存困境和心灵困境、人性困境的解释方面，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意义。而这一层面乃至更深层的意义的发掘，则有待民俗学者和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32]

综上所述，无论古代现代市井风情小说，民俗内容都始终贯穿在这些作品的故事情节与环境氛围之中。从民俗角度看，市井风情小说可以说是以“市井”为核心的特定社会领域民俗的以文学文献方式所作出的间接展示；从文学角度看，可以说是具有“市井”民俗色彩的特定内容，构成了市井风情小说的题材特征，也是市井风情小说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重要魅力质素。

无疑，中国是世界上无形遗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生活在新世纪中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机遇的到来，但是，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现实中，中国正在经历从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农耕文明架构下原有的许多文化在迅速地瓦解、涣散、消失。社会是文化的载体，俗话说“俗随时变”，历来风俗的变迁总是和社会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作为民众生活组成部分的风俗文化，适应社会的变迁，变得越来越五彩缤纷，目不暇接。风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衣食住行、生产交通、婚丧嫁娶、节日喜庆、信仰禁忌……哪一项也离不开民众的思想和生活需求，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可以说，风俗的变化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工业化、乡村城镇化以及媒体、科技、生活方式、时尚，都对我们传承久矣的固有的民间艺术发生根本性的冲击。

要真正充分发扬中华民俗文化，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合。民俗文化是文化，但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俗文化——有前置词、有限定语的文化。因此说，民俗文化是一种有着自己独特的成果和过程的文化。就其文化过程的运动形态而言，它是以与处于其上的“教化”的文化压力相抗衡的自身的“演化”为表现特征的。在整体的文化过程中它始终代表着该文化的最基础的本质，维系着其质地的本原性。文化发展的总趋向是要化质为文。民俗文化不能脱离这个总的趋势，然而，民俗文化仍然有它独具的文化功能，那就是它要确保它所从属的文化，在与其他外来的文化相比较时，始终不失其为“这一个”。只有唤醒中国民俗文化中包含的随时代迁移与变革而被人们忽视或忘却的文化记忆，才可能真正懂得人类文化整体的内涵与意义。文化的延续发展需要一个民族的“根”，文化创新的高度往往取决于对传统文化遗产发掘的深度。这些积淀了千年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的东西一旦消失，人类的损失无可挽回。应该清楚的是，民众创造风俗文化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则是供人们欣赏和享受，是一种美学的追求。愚昧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化，在美的法则面前，会自然追求和淘汰，21世纪的中国风俗文化，将会变得更加绚丽多姿，更加富有中国传统特色。^[33]

【注释】

[1]参见陶立璠：《中国民俗学研究面临的新课题》，载www.taolifan@chinesefolklore.com。

[2]参见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页。

[3]Roy.D’Andrade.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Anthropolog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4]Glif 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M］.London：Fontana，1993.

[5]周作人：《地方与文艺》。

[6]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概况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5页。

[7]老舍：《三年写作自述》，《抗战文艺》，1941年，第7期。

[8]邓友梅：《〈寻访“画儿韩”〉篇外缀语》，载《小说选刊》1982年第2期。

[9]邓友梅：《〈寻访“画儿韩”〉篇外缀语》，载《小说选刊》1982年第2期。

[10]予且：《凤》，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版。

[11]《谈谈风俗画》，《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1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页。

[13]汪曾祺：《谈谈风俗画》，《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1～63页。

[14]汪曾祺：《汪曾祺小说经典·大淖记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15]《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6]《异秉》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汪曾祺在20世纪40年代写就的原版，其二是他80年代对旧作修改后的新版，笔者对两个版本进行文本的比较细读后发现，写熟食铺的文字原版比新版更为详细、生动，故特此选了吴福辉主编的《京派小说选〈异秉〉》来作分析，因他采用的是原版，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17]这段文字恰好相反，与汪曾祺在20世纪40年代写就的原版相比，80年代作家自己修改后的新版显得更详尽、传神，原版则简陋些，故此特选了新版的《汪曾祺文集·小说卷》作分析。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8]《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9]《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0]《钟山》1984年第4期。

[21]《十月》1986年第3期。

[22]《时代文学》1992年第3期。

[23]《钟山》1986年第5期。

[24]《中国作家》1986年第5期。

[25]《收获》1983年第1期。

[26]参见田中阳：《市井人生，间巷风俗——20世纪中国市民文学文本读解一得》，《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7]赵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十月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28]张秀熟：《李劼人选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9]谢扬青：《巴金同志的一封信》，《成都晚报》1985年5月23日。

[30]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31]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32]参见鲍焕然：《现代民俗小说的叙事类型》，《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33]参见张轶：《中国民俗文化特征初探》，《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