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希、冯骥才、汪曾祺、邓友梅、施蛰存、予且、苏青等作家的笔下，民俗的描写常常浸润着特定地方的民情民性。他们全景式地反映某一类民俗事像全过程，又与特定地区的社会、历史、政治、军事、宗教、语言等多维文化视点相融会，而构成宏大叙事风格的民俗小说文本比较少，多是通过散金碎玉般的民俗点染和民俗氛围的渲染来表现特定地域民间的民俗心理、人情世态以及地方风物。在这种民俗叙述角度的视域内，民俗中的“民”——民的心态、民的情感、民的性情、民的命运——成为小说的重心，而具体的民俗事像则后撤到民俗文化场的地位。林希的《高买》写的是以偷为生存方式的“高买”陈三的故事，于历史暮霭中追觅侠义风骨，赞颂一个贼的侠肝义胆。“予且的小说为我们保留了丰富的认识材料，它们都是些半个世纪以前沪上的特殊生活画卷，许多方面具备风俗学和地方志的性质，从这个意义看去，他是地道的都市人情世态的写家”。^[30]吴福辉更是认定：予且是上海新市民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他从向老的鸳鸯蝴蝶派刊物投稿始，又用新文学的小说体式，表现上海弄堂市民日常的人生相、社会相。尤其以能表现已婚男女的家庭生活和心理为特长。小说讲究趣味，用力在旁人忽视的平凡琐事上，揭示出都市的普通人与物质的关系，描写轻松而不油滑，能得市民读者的喜爱。而苏青《结婚十年》中满月酒、新妇归宁等重男轻女陋习中主人公同命运抗争的悲苦，都代表着这一以民为主的民俗小说取意角度的特殊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