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民俗小说以地方民俗为纬，以时代变革为经，经纬交织，历史与民俗结合，在历史的宏阔背景下交杂各类民俗事像，展现人物在历史与民俗的经纬网中的不同命运，从而赋予这类民俗小说一种历史和地方志兼而有之的特色。综合历史方志型民俗小说以李劼人为突出代表。李劼人以身历者写近代小说，颇注意史料的翔实，“辛亥革命虽然是他亲身经历，又有直接的闻见，但他为了资料真实，仍尽力搜集档案、公牍、报章杂志、府州县志、笔记小说、墓志碑刻和私人诗文，并曾访问过许多人”。^[28]他的“大河小说”立足于四川这一特定地域来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动态。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四川，作品所描写的人物事件都取材于四川。在《死水微澜》和《大波》中作者都写了袍哥。袍哥是明末清初在长江流域特别是四川出现的以排满复汉为宗旨的群众性秘密结社组织，其组织形式属于民俗中的社会组织民俗。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与阶级斗争及民族矛盾的变化紧密相关的。李劼人在“大河小说”中一方面批判袍哥身上的流氓气息，另一方面也根据史实再现了袍哥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历史作用。另外，李劼人在通过映现大量真实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以显示作品特有的地方色彩的同时，也注意铺叙四川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独特的社会风俗和生活模式，对过去四川特有的生活情状、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地方特产、年节习俗、宗教庙会等都作了历史而又生动的描绘。这些描绘不仅给读者以丰富的知识，还为人们研究清末明初四川特别是成都一带的民俗提供了丰富可靠的资料。地方风俗与时代动态结合在一起，成就其“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也像巴金所赞叹的：“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学家，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29]除李劼人外，汪曾祺的一些具有地方风俗志价值的民俗小说也可归入此类。在汪曾祺的这类小说中，一些朴野原始的风俗，几乎成为人类民俗的化石。不用说他小说中展示出的苏北、华北僻地特有的风物：大淖、城堡、河街、茅屋、茶坊、酱坊、磨坊、油坊、药铺、车铺、匠铺、米店、饭店，以及当地的风习，迎神赛会的风俗民情，踩高跷，在南方过“灯节”的情形等，都有着地方民俗史和风物志的价值，就连《受戒》中那个边远的荸荠庵也似乎是实有其地，与之相关的那些淳朴的民情风俗，都大量存在于那个时代高邮、张家口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从中可感触到20世纪初叶一个原始民性与封建宗法关系交织的社会。这正是汪曾祺历史地方志类型小说的真实显影。

从作家在市井风情小说文本中对民俗文化的表现视角来看，现代市井风情小说作家对民俗分别采取了多方位全景式的叙述、以民情民性为主的叙述、以民俗事像为主的叙述这三种不同的叙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