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热衷于采写边野、江湖游民的生活

而另一左翼作家艾芜，则热衷于采写边野地方的市井风情，他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流浪汉、赶马人、盗马贼、滑竿夫、烟贩子——这些被生活挤出正常轨道的游民们。《山峡中》的魏大爷和野猫子，《森林中》的马哥头、小麻子，乃至《松林上》的老人，大多有一股江湖气，他们彪悍、凶强，兽性中混杂着人性，多是被扭曲的性格和变态的心理。如魏大爷的人生哲学是“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在刀尖上过日子“怕是不行的”。那个曾经杀了老爷一家，杀了妻子儿女的穷汉子（《松林上》），到了自己成为白发老人的时节，依然在孩子、女人中寻求生的乐趣。如果说叶圣陶、张天翼的小说格调更多是在细腻的客观写实中描摹出小市民的灰色人生，那么艾芜则更多在粗犷的浪漫主义氛围中写出了边野游民们不屈、野性的生命活力。

还有李劼人，其代表作“大河小说系列”一般被认为反映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但我以为，这部小说的成功很大方面取决于作家的市井意识，其实郭沫若也这样评论过：“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辟，描写得那样自然。……我想称劼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33]只不过世人更多的注意力还是花在这部小说的社会政治学意义的阐释上，而忽略了作家作品实际客观存在的市井意识。

我认为，李劼人这部小说的突出成就就在于作家对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市井人物及四川市井习俗的熟悉。在革命党人之外，作家描绘了袍哥、流氓、土匪、妓女、商人、衙役、旧文人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市井人物。其中写得最成功的是罗德生（罗歪嘴）和蔡大嫂（邓幺姑）。罗歪嘴是当地袍哥首领的大管事，出入官府，包揽诉讼，剽悍狠辣却也豪侠仗义。土粮户顾天成身挟巨金赴省城捐官途经天回镇，罗歪嘴伙同流娼设下圈套，顾天成不仅输得精光还饱尝一顿拳脚，结下恩怨。罗歪嘴和蔡大嫂久来长去，一个贪求她的俊俏风骚，一个恋慕他的敢作敢为，在他人撮合和蔡傻子的默许下，两人私通相好寻欢作乐。春节期间，罗歪嘴带蔡大嫂上成都看花灯，顾天成领着刀客来寻仇，混乱中走失了女儿，情急之下改信洋教。义和团失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顾天成到官府诬告罗歪嘴参与打教堂，罗歪嘴逃跑，蔡掌柜入狱，兴顺号被封。蔡大嫂为搭救丈夫，改嫁顾天成，变成顾三奶奶。小说人物的性格刻画颇见功力，从方面大员到流娼妓女，从革命党人到市井细民，从士绅名流到地痞流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无不生动形象、历历在目。尤其袍哥首领和生性泼辣的底层妇女形象塑造得生动饱满。“大河小说系列”中的女性形象尤见光彩，蔡大嫂、伍大嫂、黄太太都具有“川辣子”性格。他们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嬉笑怒骂，尽情挥洒。蔡大嫂在邓幺姑时代就“不要人管”，嫁到天回镇成为掌柜娘之后，更是“不安本分”、“说得出做得出”。很明显，哺育蔡大嫂等人成长的因素带有浓郁的市井气。这些女性的思想行为，言谈举止主要是巴蜀市井文化孕育而成的。

市井叙事还突出表现在作家对巴蜀民间世俗生活的描绘上，可说“大河小说系列”的确是一部“近代《华阳国志》”。它包罗万象，地域性特征相当鲜明，完全可以作为风土志来读。李劼人深爱成都，他的小说真实全面地再现了清末和民国初时成都的风土民情习俗，充分显示出文化环境的地域特性。这些富有浓郁文化意味的风物风情风俗与“文化景点”错综交织，编织出巴蜀文化意象和文化氛围。巴蜀风物意象、风俗习尚、风土人情既是现实的存在，同时包含历史的文化积淀。作为文化环境因素，它们在无形中影响着巴蜀人的心理、行为和思想。李劼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把每个人物都放到巴山蜀水、巴蜀文化、近代社会、时代氛围种种复合关系中加以描写，因此，李劼人笔下的人物既是现实的人，也是历史的人、文化的人，富有时代感、历史感和文化感。这不仅从深层上显示出文化环境的地域风采，而且使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最后，要谈一下市井叙事的北方、南方形态。在第一章与第二章的有关部分我已作了较详细的分析阐释，这里不拟赘述，就再概括下。在1920—1949年，我国市民小说创作主要以北平、上海为两大中心，这两大中心基本上也能反映当时北方、南方的市民小说创作情况。

北方形态：以北京为代表的皇城帝都由封建古都转向半封建古都、现代城市的文学，突出反映半封建古都的市井风情，显现出“旧中有新”的特色。具体来说，这类小说创作又可分下列两种情况：

第一，主要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表现中国传统都市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广大市民阶层心理的变化，“市民阶层命运向何处去？”成为这类小说最关心的问题。主要作家以老舍等为代表，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多数是“老中国的儿女”，也有一些所谓的“新派人物”。

第二，由原有的都市通俗文学走向现代都市通俗文学，日益平民化、生活化。这类作品以张恨水等作家为代表。清末民初，文坛上出现了以消遣、趣味、娱乐为主旨的都市通俗文学，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主要作家有包天笑、秦瘦鸥、张恨水等人，到了30年代前后，其中的一些作家创作了较多的新市民小说，如张恨水、秦瘦鸥等人，他们既接纳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驰骋于旧派章回小说的腹地，又力图突破“鸳鸯蝴蝶派”的狭小躯壳，以适应“五四”以来批判传统观念的时代风潮，跟上现代的步伐。

南方形态：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一带地区，工商业较发达，城市现代化发展较快，在海派作家的笔下，突出反映的则是半殖民地现代都市的风情，显现出“新中有旧”的特色。它们大致也可分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既具有先锋性同时也具有一定市井性的“新感觉心理分析派”，主要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值得注意的是，以往人们一般只注重了“新感觉派”的先锋性，而忽略它实际还存在的“市井性”。像穆时英早期的作品《南北极》便有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市井气。

第二，把现代性与市井性对接的新市民小说，市井性浓郁，这派作家以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大都表现新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世俗趣味、物质欲望、情欲世界、日常人生。

1980年新时期文学以来，北方出现了北京邓友梅的《寻找“画儿韩”》、《那五》、《烟壶》等“新京味小说”，以及天津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炮打双灯》、《市井人物》，林希的《天津闲人》、《相士无非子》等“津门小说”，他们的小说大多聚焦清末民初的各色市井人物，挖掘历史的陈迹。邓友梅小说主要表现的是封建社会末期畸形的文化和这种文化培养熏陶出来的特殊市民阶层，他的笔下有纨袴子弟、行医郎中、小报记者、说唱艺人、古董商贾、地痞流氓，堪称为一幅近代社会的“清明上河图”，“民俗学风味”十足，让人们窥见了在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那里难以见到的八旗子弟史、梨园史、文物书画史和艺人史。冯骥才则侧重细心体味和描绘直接体现文物化、史俗化的人体，如女人的小脚、男人的辫子等，并由这种既是人体自然的东西又是历史衍化的产物的艺术再现、激活僵死的历史，达到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层咀嚼反思的目的。林希则为天津的混混们书写了一部现代传奇。这些小说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大都汲取了中国传统市民文学的元素，善于讲故事，富于一波三折、起伏不断的传奇情节，通俗浅显、诙谐风趣的语言，并有一贯的北方文化的阳刚之气。

而这时期在南方，则出现了江苏陆文夫的《小贩世家》《美食家》、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等带有浓郁的苏州风情的“小巷文学”，武汉池莉《烦恼人生》、方方《风景》等“汉味小说”，上海王安忆的《好婆与李同志》、程乃珊的《女儿经》等“海派小说”，他们都较早在文化意识的观照中塑造了一批市井小民形象。与北方京津市井小说不同的是，他们的小说大多无意于历史“陈迹”的挖掘，而是对当代鲜活的市井细民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不少小说散发出江南水乡独有的清新俊逸、柔软轻灵之气，给市民文学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线。

【注释】

[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2]老舍：《一点点认识》，载1944年5月16日重庆《新民报》。

[3]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张占国、魏守忠《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张恨水：《山窗小品·苔前偶记》。

[5]张恨水：《总答谢——并自我检讨》，张占国、魏守忠《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281页。

[6]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8页。

[7]《关于〈吕梁英雄传〉》，《中华论丛》第2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

[8]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

[9]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

[10]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

[11]《传奇》再版题记，见《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4页。

[12]《传奇》再版题记，见《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4页。

[13]《传奇》再版题记，见《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4页。

[1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05页。

[15]《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6]《张爱玲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7]张爱玲：《罗兰观感》，载1944年12月8日至9日《力报》。

[18]《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9]《我看苏青》，载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0]金宏达、于青主编：《张爱玲文集》（全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21页。

[21]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85页。

[22]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25页。

[23]《叶圣陶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1年版。

[24]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25]鲁迅：《致增田涉（1936年2月3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5页。

[26]茅盾：《导言》，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第22页。

[27]崔道怡：《小说课堂》·《小说选刊》，1998年2月。

[28]茅盾：《王鲁彦论》，《小说月报》，第19卷第1期，1928年1月。

[29]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303页。

[30]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1986年9月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60页。

[31]张天翼：《陆宝田》，《张天翼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32]张天翼：《皮带》，《张天翼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33]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载1937年7月《中国文艺》第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