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以叶圣陶、张天翼为代表。叶圣陶曾述：“现在回头想一下，我似乎没有写什么自己不怎么清楚的事情。我在城里住，我在乡镇住，看见一些事情，我就写那些。我当教师，接触一些教育界的情形，我就写那些。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全是知识分子跟小市民，因为我不了解工农大众，也不了解富商巨贾跟官僚，只有知识分子跟小市民比较熟悉。”^[23]这话不是什么自谦，确实道出了叶圣陶的一些创作特色，他的叙述姿态平实通晓，基本上持平民的立场和眼光，我看其实就是作家市井意识的流露。有意思的是鲁迅对叶圣陶的评价耐人寻味：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他说过“叶绍钧却有更远大的发展”，^[24]在给增田涉的信中却又表示“叶的小说，有许多是所谓‘身边琐事’那样的东西，我不喜欢”。^[25]或许这正说明叶圣陶所持的市井意识叙述姿态与鲁迅精英知识分子叙述姿态的差异。确实，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前叶圣陶就已经开始他的文学创作活动。1914年至1916年间，他在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刊物上，先后发表了《玻璃窗内之画像》《穷愁》《孤宵幻遇记》等近20篇文言小说。一开始就注意以平民的立场和眼光去反映社会生活和世相人情，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并揭示人们富有时代特色的现实心态。进入叶圣陶的描写视野的，大多是平凡的普通人，这里有：教员、学生、医生、画家、塾师、村姑、贫妪、赌徒、小贩、佃农、小吏。这些活动在生活底层的“三教九流”，他们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在叶圣陶的文言小说里得到具体生动的反映。到“五四”新文学后，叶圣陶的创作延续了他关注小市民与下层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传统，如写于1926年的《夏夜》，主人公是一个码头上的搬运夫，他每天像牲口一样干着重体力活，夏夜收工后在粥摊喝完粥便睡在菜市场外的水泥地上。这样的题材，在当时其他作家可能写成“血与泪”，其后的“普罗文学”又会写成阶级斗争。但叶绍钧写的却是他干活时的情状与感觉，写他收工后有意地与卖粥的青年女子搭讪，写他喝完粥后如何去找地方睡觉，又如何在梦中化为船上的茶房，与一个人力车夫争那卖粥女子做老婆。若不是从展示一种生存状态的角度理解，这篇小说的题旨就很难把握。展示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揭示其内心世界，其实也正是为了引起读者对他人的关注，特别是对那些被社会忽略或歧视的人的关注，激发读者的同情心，把一切人当人看，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加深相互理解。这样的作品，即使在今天也不过时，让读者产生深深的共鸣。而《小铜匠》的小主人公陆根元，因为家穷且多祸，母亲突然染急病死去，他便成了带着钥匙上学的孤儿。为此变得木讷寡言，以致被教算术的田先生斥之为笨蛋，咒其退学。陆根元退学后，当上了“小铜匠”。然而这个职业却给了他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有一天，他为学校修理门窗旋手和窗钩，只一会儿，便都妥当了。这时，连那位田先生也被感动得连声说：“我们不如那个铜匠，那个铜匠！”“陆根元这孩子，我们都说他是个低能儿。我们用尽了方法，总不能凿开他的混沌心窍，谁知他学铜匠倒有点近情！……”反映了作家关注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同时，也探究着教育的问题，令人深思。茅盾说得更好：“要是有人问道：第一个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是叶绍钧。”^[26]还在1921年叶圣陶就写下了《饭》，小学教师吴先生每月只有6元钱，因不是师范毕业生，还被县学务委员克扣一半。他只得自充厨子，上街买蔬菜豆腐，但即使如此，县学务委员还以种种借口，又从中搜刮去几元钱。叶圣陶同情寒苦穷酸的小学教师在横暴上司的敲诈勒索下难以养家糊口的凄凉生活，同时，对吴先生受上司欺凌还忍声吞气、不得不为几斗米折腰，投以含泪的笑。《乐园》也是如此，与《饭》一样，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所热切关心的事情是世俗意义上的快乐。他们追求仅仅是衣食无忧，对当时小市民来说，这种快乐又是十分典型的。另一篇小说《校长》里的叔雅从自私心理发展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办教育。在地方恶势力的面前，他不仅没有与腐败势力正面交锋的勇气，而且软弱得连自己的意志和思考能力也丧失了。这正好反映了小知识分子空虚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由于这些人物总是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他们很难对社会改革和国家的命运抱有真正的热情或兴趣。如果说文学创作重在揭示人物灵魂，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作家也是“心理学者”。叶圣陶就是一个“心理学者”，他的短篇小说深刻地剖析人物心理，揭示了人物性格。他塑造的人物基本上可以分为这样的两大类型：“抽象型人敏于逻辑思维，注重实用，讲求功利——绝无贬损之意；形象型人类于艺术思维，沉湎情感，向往虚幻——只有不是虚无，理想乃是生命的旗帜。”^[27]

在叶圣陶的小说创作中，《潘先生在难中》塑造的潘先生的形象也许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一般认为，这篇小说的主旨是讽刺潘先生一类小知识分子的自私委琐和苟且偷安，我却以为该作对潘先生及教育局长虽有善意嘲讽，主旨却不在讽刺。它与《恐怖的夜》、《金耳环》、《外国旗》同属反战小说，写的是战乱中芸芸众生对潘先生的生存状态与内心感受。潘先生固然不是英雄，但亦非小人：他真心疼爱妻儿，对教育事业有一定责任心，胆子不大却在特定情况下表现出一定勇气（冒险乘火车回乡预备开学）。他的患得患失正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在非常状态下的自然反应。这篇小说的魅力正来自对于小市民知识分子在特定状态下心里活动、情感反应和行为方式极为细腻生动的描绘。这是它超越当时大量其他反战小说之处。诚然，潘先生有着这样那样的性格缺陷，茅盾曾这样评价：“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己主义，Precaution，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28]话说得显然有些过头，而也不是毫无道理。但我们认为如果把潘先生的行为状态与当时环境连在一起来思考的话，应该是人最起码的生存本能。人表现出来的性格总是反映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因此，潘先生的处世法不但是社会本质的个性化的表现，而且是由生存本能和环境造成的。从抽象的道德原则上看，潘先生的一切举动是可笑可鄙的，但是一切又是无奈的，是人的生存的需要也是人的生存的权利。作为潘先生他有权利生活得更安定、更完整。潘先生的人生是“琐屑”的，但是生活和家庭本身就是由琐屑构成的。他所追求的不过就是家庭成员的“一个都不能少”，他的一字长蛇阵本身就是这一种期望的象征，也是一种动荡和辛酸的象征。他与妻儿的离散是人生的最大悲剧，求得家庭的完整是人最低的生活愿望，而这些努力和巴结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他对妻儿千方百计的呵护之心和万般体贴之情，渗透着真挚的爱。有爱的人才可能是善良的人。当他见不到混乱人群中的妻儿时，他“禁不住浸出两滴眼泪来”，这浸出眼泪来的焦急，是值得人们同情和令人相信的。没有经历过真切体验的人是不会体验到其中的切肤之痛的。“无情未必真豪杰”，能为别人而流泪的人一定是可爱的人，从不流泪的人也许是坚强，但也许是可怕。当潘先生从战区率领全家逃出之后，经历了短暂的分散而最终与妻子会合时，不禁感慨万千：“现在好了！”其实这合家团圆本身也是一种不幸，因为这已经成了战乱中的中国普通民众的最高的理想。当他听说火车真的不通了，“心头突然一沉，似乎觉得最亲热的一妻两儿忽地乘风飘去，飘得很远，几乎至于渺茫。”大战在即，独处空旷的家中，“潘先生想起远在上海的妻儿来了。他不知道他们可安好，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乱子没有，不知道他们此刻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象也极模糊；因而想起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凄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声。”此时，潘先生可能想到了平日院子里孩子们嬉戏的笑声和充溢着的家庭的温情。此情此景是催人泪下的，也是让每一个父亲和丈夫动容的。我认为，对潘先生叶绍钧固然有嘲讽、批判，但也有宽容和理解，显示出作家惯有的人道主义关怀。这种关怀根源于作家性格气质禀赋的人生态度，加上客观写实的笔法，使得叶绍钧许多小说的题旨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复杂多义性。

左翼作家张天翼的小说创作也有浓郁的市井意识，“如果说老舍是旧中国北方市民社会的同情者与批判者，张天翼则是当时东南沿海一带市镇社会的揭发者。”^[29]作家出生于小康之家，幼年时，家道中落，为了讨生活，四处漂泊，足迹遍布江浙一带，当过小学教员、小职员、记者等，常常受到失业的威胁，他广泛接触到中下层社会的生活，认识了许多车夫、工人、学徒、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小知识分子。所以他的作品没有当时左翼作家盛行的“革命加恋爱”、“理想和热情”，而是对社会上各种类型的小市民、小人物作了生动的描绘。“张天翼长于揣摩市井人物的心理习性，尤其善于勾勒小公务员一类角色趋炎附势，做着升官荣达之梦而耍弄小聪明，并在美梦破灭后陷入哀伤和绝望的窘态。”^[30]《陆宝田》中的小书记员整天念叨着他的升官经，妄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为了巴结讨好樊股长，毫无骑马技术的陆宝田居然毫不犹豫地去驾驭一匹烈马，因此而丧命，他以为自己手段高明而嘲笑别人，却不知自己早已成了别人耍弄的小丑，更可悲的是，临死他还执迷不悟：“我虽然生病请假，其实樊书记那些公事——我在家里还是可以办的。”^[31]却不知樊股长根本没把他当回事，早就将他开除，补上了自己的一个同乡。《请客》中的云守诚为了摆脱小书记员的命运，不惜让自己的家人饿肚皮，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那点薪水全投在了宴请上司的酒席上，然而，他的意图却在上司的打饱嗝声中流产了，还欠下巨额的债款无法偿还。《一年》中的白慕易，《欢迎会》中的赵振国，《宿命论与算命论》中的舒同志皆是如此，特别是《皮带》里的邓炳生，一心想当上“挂斜皮带”的官，为此（他）使出了浑身解数，邓炳生拐弯抹角地找关系，攀附上了他娘“跟梁处长太太是不大亲的表姊妹”，这层莫名其妙的关系强拉硬扯地进了城。他打下了如意算盘：“要是当了官，就比如说是准尉吧，他得上武装，吊着斜皮带，……于是所有的熟人都嫉妒地瞧着他。”^[32]他一门心思都扑在怎样往上爬，做官压人，使人人都敬他畏他，只可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自己的“锦绣前程”，由于梁处长的调任，邓炳生失去了靠山，黄粱美梦破灭了。还有《包氏父子》里的门房老包企图通过拼命供儿子小包读洋学校的路子来摆脱穷困低贱的社会地位，然而，小包却一心想要挤进花花公子郭纯们的行列里去，尽管那里至多只能给他一个“走狗”的位置。这样注定老包的“良苦用心”化作了泡影。张天翼用他那冷静隽永的笔绘制了东南沿海一带市镇社会中下层各色人物的风情画，这些市民与老舍笔下的北方市民有所不同，古都市民的精神世界大多安稳保守，就如《离婚》里的张大哥对儿子并没有多大的奢望，只是“大学——不管什么样的大学——毕业，而后闹个科员，……家中有个贤内助——最好是老派家庭的，认识些个字，胖胖的，会生白胖小子。”而张天翼笔下东南一带的市民生活充满了躁动不安，这些市民多有强烈的出人头地意识，升官发财，官本位情结浓郁，至此张天翼的创作也就成为左翼文学一道亮丽而独特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