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张爱玲，这是海派中真正能把现代性与市井性对接的一个天才型作家。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沦落于市井中的前清的遗老遗少们，她给自己的第一个小说集命名为《传奇》，是要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11]《传奇》的封面有着某种象征的意味：借用一张晚清的仕女图，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一奶妈，抱着孩子，像是晚饭后家常生活平和闲适的一幕，但栏杆外，突兀地探进一个现代人，在那里窥视着这一切。现代与传统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非常奇妙地叠加在一起，张爱玲文本中的上海便是许多东西叠印在一起既有传统市井味又有现代人的孤独感，既有传统社会的鬼魂又有现代都市的声音。致力于在市井日常生活中表现现代人生的传奇性，并以此直指人生的悲剧宿命。她要寻找普通人庸常生活的真味，借此把握“人生的底子”。在《自己的文章》中她写道：“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12]她在自己的创作中，着意于世情生活本相的描写，特别强调“日常生活的况味”。与这种对普通日常生活的重视相联系，张爱玲在选择人物时更喜欢选择“软弱的凡人”为对象，“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13]张爱玲要表现的是现实生活中凡人的悲欢，这与世情小说重写时俗，着意描写“市井小人”，揭示“俗人”的世俗悲欢相似，这种相似势必体现于她的小说创作中。婚姻家庭生活与世态描写结合，是世情小说在内容上的特点，张爱玲小说同样以婚姻家庭为中心，除了题材上的相似之外，张爱玲小说与世情小说在世态真相的理解，对人性的看法以及小说的整体氛围上都有着诸多内在的契合。夏志清对张爱玲小说的这种特点与对中国旧小说的继承关系有明确的指认：“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的脾气给她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14]再有，作为都市人的张爱玲一开始就直言不讳爱钱，并因别人称她是“财迷”而沾沾自喜。张爱玲坦然地说：“从小似乎我就喜欢钱……因此，一学会‘拜金主义’这个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15]张爱玲还说，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毋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取悦于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张爱玲的这种实用主义使得英雄、超人沦为凡人、俗人。对于被“五四”知识界赋予妇女解放的“出走”模式，张爱玲以调侃轻松化解，说自己当年的出走全是为实际考虑，“没有一点慷慨激昂”，消解了“五四”所树立的新神话。张爱玲创作的这种心态决定了其笔下的市民为了金钱而背叛了传统的伦理道德。《金琐记》中曹七巧为了金钱不仅葬送了自己而且葬送了儿女们的幸福，“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16]《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本是单纯素朴的女大学生，抱着出污泥而不染的决心投奔梁太太，经济的不自主和强烈的需要使她日渐一日地沉沦下去不能自拔，最终走向堕落毁灭。《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为了摆脱腐旧的家庭，不惜以人生为赌注，攀附一个虚情浮意的情场老手，与其说是以“男性”为保障，不如更直接地说就是为了“金钱”。《琉璃瓦》中七个可爱的女孩在父亲姚先生眼里不过是交易的财富。张爱玲的作品没有都市色彩的瞬息万变，一切都是在小奸小坏的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来表现时代变动下沦丧的精神理想。

正是对于普通人的生活的执著，使得张爱玲愿意在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情趣”上下功夫。张爱玲乐意认同最易为知识阶层嘲笑、讥讽的小市民，有时候，她简直就是掮着“小市民”的旗帜。小市民就是她心目中的普通人，是现代都市的大众。张爱玲所欣赏的是他们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他们保持着对世俗生活的亲切，是真心实意过日子的一群人。张爱玲在《罗兰观感》中写道：“我希望《倾城之恋》的观众不拿它当个远远的传奇，它是你贴身的人与事。”^[17]“小市民”代表和象征着张爱玲所恋恋不舍的人生的安稳的一面。张爱玲自豪地给自己戴上许多“俗气”的头衔，如“小市民”等，“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俗不可耐的名字，我自己作一个警告，设法除去一般读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和太阳去寻找实际的人生”。^[18]对于张爱玲，执著于个人舒适的动机，正透视着普通人对现世的虔敬，又证实了普通人是“时代的个人的负荷者”。这里面包含着她对平凡人普通而平庸的生活的深深理解和同情，这也是她对人生的正视——正视人生凡俗的性质。张爱玲所描述的是每日每时发生在琐碎平凡、有质有感的家庭这个都市细胞的内面，是日常人生，是浮世的悲欢，于是，一切即俗。然而张爱玲善于从凡人身上发掘“时代的总量”，善于通过描写人的自私与怯懦、真诚与温暖来揭示时代的驳杂与含混，而人又无法摆脱时代的悲凉的底色，靠得住的只有人与人之间温暖的相偎与相依。如果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都市以及小市民有着大致相同的敏感和回应：一方面是留神注视，一方面是微微嘲讽，那么张爱玲也是如此，不过她不像现代乡土小说作家那样，身居都市，与都市的生存观、价值观有诸多不适应，于是怀恋乡土，对栖身的都市作更多的嘲讽。张爱玲的根在都市，熟悉都市，是市民世界一分子，正如她自己直言不讳说自己就是一个俗人，爱钱，爱逛街，爱吃零食，爱穿大红大绿的衣服，喜欢斤斤计较，热爱通俗文化等等，所以她在表现市民生活心理时就更显得得心应手，且对市民嘲讽时有更多认同、宽容和理解，“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正是如此，她的《传奇》一出版就能产生轰动效应，迎合了市民欣赏口味。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张爱玲及其作品是大众的，她为我们谱写了一部隐没于市井的“没落贵族”的俗世而苍凉的传奇。但张爱玲又是高雅的，她作为贵府千金，在大家庭中受过多方面教育，父亲教她旧诗古文，两度留法的新派母亲教她西洋艺术，从中国诗歌小说中获得了重意境、重情蕴的真谛，她在对市民人生作形而下细密真切的表现时又蕴涵了对人的生存状况、生存意义的形而上的思索，《传奇》响彻着通常的人生的回声——正如在《茉莉香片》中的一个比喻：“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也如她在作品中极力渲染的情绪：空虚、孤寂、惆怅。这些无一不在告诉我们作家对人生充满悲观的独特体验和彻悟：人生本就无完美无缺的幸福，人生多舛，命运莫测，人生无奈、荒谬、无聊。“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19]“时代的列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20]这些感觉情绪有些灰暗、消极，却是特殊时期人物的心理真实，不仅为市民阶层所有，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不仅沪港人在时代大变动中所有，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共同感觉。正是对通常人生的回声的表现，她的小说完成了对传统通俗小说的超越。《传奇》是通俗的，又是富于现代意义的高雅之作，它不仅能满足市民读者视听，也为更多读者提供了品味人生的广阔空间，引起读者共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说张爱玲是当之无愧的雅文学的市井意识叙事。的确，张爱玲等的出现，使得中国传统市民文学在他们手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超越，她的琐碎却又深广的市俗人生描写最终指向了人生悲剧性的宿命——苍凉。诚如吴福辉先生所言：“张爱玲雅俗共存的小说，是中国海派文学的高峰，预示了一种民族文学的方向：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学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21]“张爱玲的文体，高可以与世界文学、与中国文人文学的高峰相连，深可以同民间文学、传统的市民文学相通，真正兼有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双重品质。”^[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