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通常被认为是“最后一个京派”作家，他极具文体意识，小说写得古朴典雅，收放自由，语言洁净，文白相间，呈现出极强的散文化倾向，构成了独具一格、平淡自然的叙述文体。也难怪，他生长于富有士大夫情调的家庭环境之中，祖父、祖母、父亲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尤其父亲，多才多艺，平易宽厚，慈爱，对他影响很大。“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他的这种脾气影响了我，不仅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10]正是这样，使得汪曾祺既颇具“名士才情”，又具有市井意识，两种情怀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中华民族传统人伦文化的人情味在汪曾祺的心灵深处扎下根，形成了他的仁爱、宽和的气质和乐观、进取的精神。因此，当汪曾祺经历了人生的辛酸和坎坷之后，他并没有颓废、冷漠，而是对人生充满了乐观的情趣，“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这种人生态度使他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无穷的乐趣，他用他的宽厚之心去感受生活中的快乐和温馨。在小说中，他显示了多种才能，绘画、书法、炕小鸡、和尚烧戒疤、开线店、办炮仗店……他一一知晓。在他笔下，有锡匠、银匠、皮匠、车匠、卖馄饨的、卖“样糖”的、开米店的、接生的、和尚、戏子，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几乎都有踪影。生活于故乡高邮的市井街巷中的店主、画师、医生、教员、匠人、学徒，水边的挑夫，寺里的和尚，他们都善良正直，热情诚挚，多情重义，舍己助人。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都没有作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公益从不袖手旁观”，王瘦吾和陶虎臣在靳彝甫最需要资助的时候，为其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画师外出求生；靳彝甫在王瘦吾、陶虎臣生意破产、濒临绝境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变卖了祖传的三块田黄石章（《岁寒三友》）。高北淇为了恩师的遗稿得以刻印，节衣缩食，甚至不惜牺牲爱女的前途，还要周济恩师不争气的儿子（《徙》）。乡医王淡人急公好义，给穷人治病，“看看病人身上盖着的破被，鼻子一酸，就不但诊费免收，连药钱也白送了。”家乡发大水，他拦腰捆根草绳，系在筏上，拄着长竹，跋涉于滔滔洪水之间为乡人治病救命，却自己性命于不顾（《钓鱼的医生》）。水手陈泥鳅水中救活人不计报酬，冒险捞死人却将钱送给孤寡老人救孙子（《陈泥鳅》）；水果贩子叶三不为金钱所动，为知己之遇，宁肯让自己与大画家季萄民的画一起被埋葬（《鉴赏家》）。而淖里的那些锡匠挑夫姑娘媳妇们，在十一子被打伤后，“东头的几家大娘大婶杀了下蛋的老母鸡，给巧云送来了。锡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参汤。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大淖记事》）。作者讴歌美好人性的同时，对人的不幸境遇则赋予了深刻的同情。因为贫穷而过早的压抑了童心，为职业所困的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职业》），受命运的捉弄，随时代沉浮而沉浮的戏剧演员云致秋（《云致秋行状》），在药店里经常挨打的店伙计陈相公（《异秉》），由中兴到没落的小商人陶虎臣和王瘦吾，养鸭放鸭有术而自己却最终连一只鸭子也没有的陆长庚，作者在平淡地叙述他们时，感情是忧伤的，尤其在写到陈相公挨了打，白天不敢哭，只是到了晚上，才一个人关上门向远方的母亲哭诉：“妈妈，我又挨打了！妈妈，不要紧，再挨两年打，我就能养活你老人家了”时，汪曾祺泪水涌出。他是用自己的仁爱之心关心着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物，“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是汪曾祺创作态度的夫子自道。此外，对于有悖于传统道德和人性的人物，作者都给予了嘲讽和批判。李三，地保和更夫，经营着吃别人的祭品、掩埋无名尸首讨化酒钱、靠别人家失火丢东西赚得微禄、用手中微小的权利整治叫花子的营生，生活滑稽，性格苟且，没有自尊（《李三》）。画家金冬心，自视清高，然而骨子深处却攀附名门，凭着自己的才华为扬州一号大盐商程雪门胡诌的几句诗编出了出处，挣足了面子，而自己也因此挣足了银子（《金冬心》）。经济系的学生金昌焕，道貌岸然，然又古怪无行，自私自利，借文嫂的鼎罐偷着宰吃了艰难度日、孤苦无依的文嫂的三只鸡（《鸡毛》）。还有绑钞票钓人进行恶作剧的孩子，蛮横无理、敲诈勒索的军阀（《八千岁》），精明得近乎贪婪的三她翅（《鱼》），守贞守节孤寂而死的孙小姐（《珠子灯》），褊狭顺从自己葬送自己幸福的王玉英（《晚饭花》），作者的笔触涉及到人性的方方面面，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审视、嘲讽、惋惜，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向度，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汪曾祺对人生的思考。总之，汪曾祺关于人的理解、人的诗意追求体现了中国式的文人精神：即追求个体生活的自适，追求生命的淡泊和超逸。这种人生态度影响其创作，形成了“我追求的是和谐，而不是深刻”这样的审美态度。进而才有对淡泊自守、自适其乐的理想人格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