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审美类型的喜剧性，是同悲剧性相对应的。如果说对苦难和不幸的深刻体验导致了悲剧艺术诞生的话，那么喜剧艺术则是对苦难和不幸的轻松超越。喜剧艺术、喜剧精神崇尚的正是自由、快意的游戏化生存状态。我们看到，当正统文化中由于种种原因把喜剧精神抹杀的时候，俗文化中却表现出对苦难生活的超越，对生命欢乐的尽情享乐的浓郁的喜剧精神。与此相应，中国俗文学也一直高扬着浓郁的喜剧精神，这在市井风情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笑乐中将人生的苦难与焦虑淡化，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去直面人生，是市民小说喜剧民间性的又一突出表现。喜剧总是底层的艺术。底层，意味着在社会中位于弱势群体的位置，他们是受压迫、被奴役的对象，无力与上层的强大势力相抗衡，但他们同样要取得生存的权利，至少在心理上求得一种平衡，一种优越感，于是喜剧艺术就出现了。“喜剧的出发点是可以使悲剧荡然无存的那种绝对的和解，是不为外物所动的绝对的自信和快活”^[49]，“表现了自我保护的生命力节奏”，^[50]这种“和解”、“自我保护”正是喜剧艺术得以存在的基础，而任何人在社会中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都难免有孤立无助的时候，喜剧艺术中的笑乐则使人摆脱这种窘境，从而获得自信和优越感，这使得喜剧艺术具备了人类共通的情感。笑乐精神，正表现了人类情感中乐观的一面。这种人生态度，贯穿在大多数市民小说当中，通过对各种恶的、假的、丑的、落后的东西的讽刺和嘲弄，市井小民得以维持他们心理的平衡。诚然，中国小说的历史就是从喜剧开始的，这种记载“街谈巷语”、“稗官野史”的粗鄙文类从一出现就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与喜剧色彩，它是作为高雅文学所代表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反对话语而出现的。它所嘲讽的对象不仅有严肃深沉的儒家，庄严宝像的佛教，也包括孤芳自赏的贵族化道家。它赤裸裸地表达了市民意识的男欢女爱，即便在它的经过文人加工修饰之后的高雅版本《三言》、《二拍》中，这种民间故事的喜剧颠覆性依然非常强烈。

现代市井风情小说继承了喜剧精神传统，塑造了一系列充满喜剧色彩的市井人物形象，喜剧情节，喜剧语言等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下面拟从几个方面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及作品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