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政治伦理型文化的国家，文学作品长期以来担负着“文以载道”的神圣使命，沿袭着“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基调；文人士大夫往往以国家大事为重，以“阴柔”“优雅”为美，把“阴柔”“优雅”视为美的最高典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独特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结构导致了两性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同化——“柔化”。士大夫性格的“柔化”或曰“女性化”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温柔敦厚”气质的形成以及男性文人经常“作闺音”或为女性“代言”的文学现象上：这就是以“弃妇”和“妻妾”心态自拟的以男女比君臣的创作手法。这一现象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因素，其根源就在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维持这一结构的支柱便是严密的等级秩序。理解了中国血缘纽带下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强调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的社会/家国结构中，对男性的性别角色期望与对女性的期望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要求处于弱势伦理关系中的臣子、儿子、妻子（妾）绝对服从其君、父和夫，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属于女性的弃妇情结与妻妾情结往往会出现在男性文人的诗文中，并成为男性文人作品一道婉约而优美的风景，进而成为中国文学有史以来最独特之点。现代心理学研究认为，在人类个体身上有机地统一着男性与女性意识。正像人类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合而成的一样，人类个体的性格气质也含着男性意识和女性意识两个方面。在这一点上，荣格的理论颇具说服力。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先天的“男女同体”。荣格所谓男女同体的观念，即心理学上所谓的“男女双性化”气质。“男女双性化”（androgny）这一名词的词根源于希腊语，意思是男子和女子，所以这个概念就用来指称同时具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心理特征的个体。其实在某一个体身上，都埋藏着男性意识和女性意识两粒种子，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它们都会生根发芽，对个体的性格气质产生重要影响。作为普遍意义上的男女性别意识和气质固然有其理论和现实的依据，而具体到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女刻板印象及其性别意识的形成则显然又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一般认为，男性作为一个雄性的物种，天然地应该具有雄健的体魄，具有向外扩张的攻击性和征服性，通过不断地攻击和征服而进行创造，在创造中发展其理性和逻辑性。所以海盗型性格的西方人不但具有作为雄性物种的体魄，还具备了攻击性和征服性，因而其理性和逻辑性又在不断地攻击、征服、创造中得以充分发展。西方艺术，尤其是雕塑、绘画都着重体现人体（尤其是男性）健壮的肌肉与体魄，西方的史诗着重渲染着充满血性与欲望的战争与征服，西方的哲学与自然科学则在飞速成长的逻辑思维中进步、成熟，甚至其宗教也向哲学靠拢，成为理性的俘虏。然而中国男人不。中国男人生下来就应该是个君子，君子是什么？孔子说：“君子无所争”；^[2]孔子还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孔子又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4]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5]总之，“儒，柔也”，^[6]儒家教导下的谦谦君子们向来不和人争什么斗什么，因为他们要“畏”、要“戒”的东西太多了。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尽管人们承认男性刻板印象本应是所谓乾德，也即阳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7]女性的刻板印象则是坤德，也即阴柔，所谓“柔顺利贞”。^[8]所谓“妇德尚柔，含章贞吉，婉懿淑慎，正位居室”。^[9]然而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考察，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全然如此，“男女双性化”的现象在中国显然并非个例，而其中又以男性的女性化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10]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是中国文学长期以来的“阴柔有余”，“刚气不足”，而市井风情小说中“侠”的出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冲击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以“阴柔”“优雅”为主的审美品格格局，中国文学显现出了雄健粗朴、英气勃勃、精悍凝练、豪气干云的“侠”之美。这种市井审美趣味对中国文学传统的“阴柔”美学观的干预、动摇是极具震撼力的，具有重要的意义。

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对于侠文化的认识却自来大相径庭。赞成的，对侠及侠文化推崇备至；反对的，则深恶痛绝。历史上第一个提到侠的是战国时期的韩非，他对侠十分反感：“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11]而汉代的司马迁恰恰相反，对侠大加赞赏：“游侠行虽不规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赴士之困厄，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认为其“虽时扦当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称道游侠“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故士穷窘而得委命，高风亮节，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哉！”^[12]司马迁是第一个为游侠们作传和说好话的人。他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可以视为中国武侠文学的源头。司马迁把先秦时一些有名的“游侠”归入《刺客列传》，如事鲁庄公的曹沫，事吴王阖闾的专诸，事晋智伯的豫让，为严促子刺杀韩相侠累的聂政，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的荆轲等，都是当时的游侠。之所以不把他们列入《游侠列传》，是因为司马迁赋予游侠的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他看来，侠不是一个附属的工具，不是依附于官卿政客而为他们利用的。司马迁心目中的侠，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危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而且这些侠还应该是“布衣之侠”，“闾巷之侠”，要“修行砥名”。司马迁特意提出的“布衣之侠”，是有着独立人格的侠。他认为“布衣之侠，自秦以前，俱湮没不见”，那些舍生为主的人只能称为“刺客”，而不能称之为侠。他为侠制定了几条基本标准：第一，生活在民间，是市井闾巷中人；第二，这种人说话诚实，做事坚决彻底，一诺千金，舍生忘死；第三，不结帮拉伙，欺强凌弱，恃技骄人；第四，功成不就，不图名利。从游侠演变成乡间市井之侠，是社会从动乱到稳定这一过程的反映。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推倒千百年来视小说为“闲书”、“小道”的封建陈腐观念，将小说升上了文学的大雅之堂，然而，他们对侠小说、侠文化却持排斥、否定的态度，把“侠”都看成是依附性的。到了30年代，瞿秋白等人撰文批评它们是：“青天大老爷的崇拜，武侠和剑仙的梦想。”^[13]1949年后，市民文学、侠文化更遭封杀、查禁。其实，侠和侠文化，其作用是双重的，并不是单一的。当底层人民受权势者欺压，处于哀哀无告状态时，侠客的出现，对官府可能是一种反抗，而对受苦者无疑是一种解救和抚慰，避免了事态的不可收拾，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侠义行动是一种社会润滑剂，它在一定范围内抑制强暴，消弭祸端，使已有的社会问题不致继续积累而导致爆炸。如果说法家的最大特点是力主法治，儒家的最大特点是实行德治，那么，源于墨家的游侠则在法治和德治难以奏效的范围内弥合伤痛，为社会敷上一帖帖止痛疗伤膏，作为它们的一种补充，同样起着保持生态平衡的作用。^[14]确实，侠义精神是一种以正义感为基础的社会黏结剂。在过去的社会里，一旦这种精神失落，人们将真正成为一盘散沙，社会的抗恶机制将陷于瘫痪，连法的本身也难于贯彻。那么侠者何人？有什么特点？他们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武”。侠客们多少都是会家子，英雄们的成长道路是习武练武、不断提升武学境界的历程，江湖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主要是武功的较量，他们各负神通，身手不凡，内家高手不畏寒暑，飞花摘叶亦可伤人于无形，轻功高手则飞檐走壁，陆地飞腾，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至于文学作品里那些驭剑飞行等等手段，简直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这些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武功境界常常被讥为荒诞，但武功主要是象征着一种强大的个人能力，身负绝技的侠客们代表一种强健的、丰满的人格，他们不需要谁来关怀怜悯，像婴儿、像病人一样去照顾，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侠客们总是意气风发，充溢着郁郁勃勃的生命力，“银鞍照白马，飒踏如凌星”。武侠小说常常被说成宣扬暴力，其实，侠客们崇尚力量之美，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缺乏的性格，病弱者毕竟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正如《世说新语》所言：廉颇蔺相如千载之下，凛凛有生气，李志曹余虽生，却恹恹如九泉下人。是谁规定我们必须半死不活、无能为力，匍匐在明君清官的脚下由其来“牧养”！

侠客第二个集体性标志是其个性化的行为方式，侠并不是某种固定的职业或身份阶层，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只是一种为人处世方式的象征，谁若任侠使气，便可入我门来，阮籍说，礼义岂为我辈设耶！这话就颇有几分侠气。侠客们在强大的个人能力前提下，自我意识高涨，他们敢于说出不同于大家的主张，勇于走与主流社会迥异的道路，敢于离经叛道，为所欲为，这是自由与人性的觉醒。侠文化是性情文字，侠客多为性情中人，他们不压制自己的喜怒哀乐，不隐瞒自己的好恶主张，不试图存天理灭人欲，平时高兴了则啸聚狂饮，在遭遇不公之时拔剑而起，既不默默隐忍寄望来世也不自怨自怜。与正统文化塑造的圣贤们的模糊面孔相比，侠客们无不个性鲜明，矫矫不群，他们以快意恩仇为荣，把个性张扬到极致，这些强健和个性化的人格形象，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谦恭忍让之风。

这些可归纳为侠文化的一个主题：平民精神，个人主义。江湖上的恩怨正是现实生活中人情世故的折射，侠小说塑造的不是忠臣孝子，不是权贵或圣贤，恰恰是你我一样的凡夫俗子，其中人物多是鸡鸣狗盗之徒，引车卖浆者流，燕市屠狗之辈，侠文化是真正的草根文化，侠客是人性英雄、平民英雄。在侠客的观念体系中没有空想出任何高于人性的价值，他们一切为了自己，有恩必报，有仇不饶，在对待自己方面，决不小瞧自己，把自己看做低贱小民，不肯舍小我顾大家，所以才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与个性主张。这里把个人摆到了中心的位置上，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主张都是真实和重要的命题，不同于那种以家国天下为本、以个人为末的团体主义认知，侠客不作庙堂之想，不以天下为念，既不想致君尧舜，也不想造福黎民，这是一种个人本位的价值体系。^[15]或许正是这样，市井意识小说中的“侠元素”才能唤起读者一种雄心勃勃、豪气干云的阳刚之美。

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写了《南北极》，用他的“市井审美趣味”，写出一堆粗犷的故事，笔法是那样的精悍，那样泼辣，那样的大气磅礴，那样的痛快淋漓，使人初则战栗，继则气壮，终则好像自己也恢复了市井中人的气质，虽野蛮令人可怕，却也能摆脱数千年虚伪礼文和习俗的束缚，得到幕天席地，独来独往的自由，可以治疗我们文明人的神经衰弱症。作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豪爽作风极其率直地表述自身的感情，甚至竭力寻求最能刺激感官的意象和语汇来传达情绪，这也和市井的审美趣味相接近。与此相适应，小说的语言也大都是朴质自然的，与市井社会的生活语言关系密切。一些极不雅驯甚至骂人的话也频频出现，诸如“老王八”、“老蜒蚰”、“畜生”、“狗养的”、“野杂种”、“王八羔子”、“囚攘的”，这是唯有市井中才有的。当然，这种语言未必引起美感。但文学的发展需要传统的不断更新，豪放率直乃至粗俗的市井语言对于变得纤弱的文学肌体来说，自有一种补充“元气”的作用。

周楞伽、施蛰存等不少小说同样弥漫着这种“市井侠气”。《炼狱》、《饿人》、《失业》等多写底层无产者，这些市井人物身上散发出特有的江湖侠气。而施蛰存的《石秀》将石秀置于江湖侠义与原始本能的激烈冲突之中，潘巧云本是他的义嫂，然而，面对她的美色，男性的本能惊醒了，但得知潘巧云与和尚斐如海通奸时，他既悲又妒，最后石秀借“侠义”残杀了潘巧云。《李师师》、《将军底头》等也具有浓郁的“江湖侠义”之风，给读者心理带来强烈的震撼力。

艾芜的《南行记》以一种受社会簸弄、又不向现实屈服的顽强生命力去观照滇、缅边地和异邦的“化外”人生和“法外”之境，以自由生命的意识平视南国和异域那些野性未驯的奇特男女——滑竿夫、马哥头、流浪者、强盗、小偷、走私贩，等等，这些远离喧嚣闹市而蔑视社会成法的流浪汉们几乎没有什么人生传奇色彩，但却有着难以忘怀的苦难经历和强悍的生命意志。郭沫若先生在读过《南行记》后曾谈到，让他最为动情的是其中的《松岭上》中的一句话：“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轻的一代身上的。”实际上，“同情和助力”以及崇尚自由的天性、强悍的生命意志既是维系和凝聚这个化外世界的价值准则，也是这些流浪族类在冷酷的“生存的法则”下赖以生存和激发生命活力的“人生哲学的一课”。

李劼人的“大河小说系列”的突出成就就在于作家对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市井人物的塑造。在革命党人之外，作家描绘了袍哥、流氓、土匪、妓女、商人、衙役、旧文人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市井人物。其中写得最成功的是罗德生（罗歪嘴）和蔡大嫂（邓幺姑）。在《死水微澜》中，作家以成都市郊天回镇为主要场景，以蔡大嫂、罗歪嘴、顾天成之间的恩怨情仇、悲欢离合为基本线索，表现袍哥与教民两种势力在中国内地相激相荡，描绘出山高地远“安定得有如死水般的古城”，在时代风潮下也荡起浮面的微澜。小说情节曲折错综，人物命运起落沉浮，它将康梁变法、义和团运动等历史事变作为时代远景，正面描写成都平原的民情风俗，最后通过袍哥罗歪嘴的大势已去和教民顾天成的志得意满，折射出西方势力不仅侵入到了官衙、社会，而且渗透到了宗族、家庭，透露出庚子事变后满清统治摇摇欲坠的趋势，也反映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四川物产富足山高林深，成为中央权威鞭长莫及之处和内乱不止的省份，造就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更换频繁的地方实力派，军爷、官员、会党，犬牙交错。在近代，袍哥势力根深蒂固长盛不衰，袍哥成分不一，品行错杂。《死水微澜》里的罗歪嘴就是当地的袍哥管事，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平时他勾通官府威慑一方，吃喝嫖赌恃强凌弱，十足的流氓习气，光棍作派。但他又仰慕梁山遗风，有时也能庇护地方弱小，为贫苦佃户仗义执言。他对蔡大嫂从游戏玩弄过渡到真心相好，即使对包来的流娼也不完全干涉她的自由。他对官府一味讨好洋教、百般压制民众的做法不满，在其与顾天成的矛盾冲突中，不仅反映为袍哥与教民的较量，客观上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尤其底层民众抵抗西方势力侵夺、渗透的努力，这是一个潜在的积极因素与明显的消极因素交织一体的复杂形象。

老舍、冯骥才、林希等作家俱受到侠文化的影响。老舍在《我怎样写短篇小说》中谈到《断魂枪》时说：“它本是我所要写的‘二拳师’中的一小块。‘二拳师’是个——假如能写出来——武侠小说。我久想写它，可是谁知道写出来是什么样呢？”^[16]武侠小说并没有完成，但《断魂枪》特有的那股刚烈而又悲凉之气，依然分外感人。老舍的小说中，经常活跃着一两个侠客的影子，如《老张的哲学》中的孙守备，《赵子曰》中的李景纯，《离婚》中的丁二爷，《牛天赐传》中的虎爷，王宝斋，连《猫城记》中还有个勇于献身的大鹰，他们在危难关头仗义行事，扶危救急，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直到1947年，老舍在美国纽约还写三幕四场话剧《五虎断魂枪》，其中突出赞美了王大成、宋民良为代表的豪侠之气。冯骥才《神鞭》中的傻二，林希《高买》中的陈三，俱荡漾着侠义之风，读着这些作品，读者们禁不住血脉贲张、跃跃欲试、豪气凛然，刚烈之情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