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透析：市井流氓无赖意识产生的根源

说到这里，我想重点分析一下市井流氓无赖意识产生的根源。我认为，市井流氓无赖意识的产生在中国有着相当广袤的土壤和极其错综复杂的原因。比如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霸道和王道相互结合，便为流氓无赖意识开启了大门，自汉代以后的所谓儒教人物，在《儒林外史》可以看到集中反映：口是心非，嘴巴上仁义道德，肚子里却男盗女娼，行为低贱阴恶——全都属于流氓无赖心态。社会的强权统治和管理权的争夺，使得老子和庄子发出了“道可道，非常道”、“盗亦有道”、“窃国者侯”的愤怒谴责和无奈叹息。在《水浒传》中，高俅和宋江目的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机遇和能力的不同罢了。贫民之子李逵一旦长成便苦尽甘来，凭着流氓无赖的本性在日常生活中即靠威压众人过活，到了夺取权力的时候更是丧心病狂地滥杀一气，终于争到了“不事生产”（刘邦语）的政治地位。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农民即“事生产者”，是“不事生产者”之间的无情倾轧，是对“事生产者”的剥削、迫害或残害，即吃人者。不少开国皇帝、英雄人物也有这样的游民出身和生存经历，刘邦、朱元璋、韩信便是如此。再次，这种流氓无赖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其实出自于人性的本能。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本能，经常发泄并主宰着行为：侵略性，扩张性和唯我独尊。总是显得超人一等，逞强霸蛮的市井街头痞子是这样，有霸气、野性的大人物也是这样。这种本能中的流氓无赖意识，是小气狭隘的、阴狠短见的，但同时又建立在追求人在世界上的无限自由所必然具有的心理基础上。说到底，市井流氓无赖意识的泛滥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它有着悠久深厚的自给自足中国农业经济基础，有着广大的社会群体基础和绵绵不绝的思想基础，中国市民自主人格发育的艰难，正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农耕社会里市场经济、城市文化发育的艰难；说明中国作为一个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现代的文化价值观念发育的艰难、成长的艰难。同时老舍等作家的作品对市井流氓无赖意识的揭示也就真切地反映了作家的心态思想和生命状态及其人生历程。从李逵、老张、祥子、刘四、虎妞、孙侦探等人物形象身上，反映出了中国社会数千年历史都存在的特定组成部分——“流氓无赖”这一集体无意识。总之，流氓无赖意识既起源于人的本能意识，又起源于中国道家及百家学说，然而从实践来看应该说更起源于民间和历史上所有的中国人的流氓无赖意识。从古到今的中国社会到处都有这种思想意识。生存的艰辛使得国人如此短视和低贱。活下去，是最大的真理。“中国的市民难以摆脱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制约得到发育、成长，它要在这旧的环境中育出新质，这过程多么缓慢而又漫长！古代的市民不用说，即是20世纪的中国市民经过一个世纪的艰难涅槃，还有多少不是‘老中国的儿女’？尤其是人格的蜕变更为艰难而深刻，人格的质地和面貌决定着中国市民的质地和面貌。”^[87]就连作家心态也往往受到它的深刻的影响，作家只有经历了失落、迷茫、不平、探索的追求历程，深明中国社会的思想真谛，才能写出像《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来。

揭示市井中的流氓无赖意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意义。中国人的流氓无赖意识根深蒂固，绵延不绝，遍及九州，只要看一看现实生活就可以确认这一点。稍有阅历的人都知道，到处充斥着流氓无赖意识。管理人民的官场，贿赂贪污比比皆是。而下层社会，盗窃抢劫令治安成为司空见惯的最大问题。生意场上，欺诈赖账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流氓无赖意识为主导来行事的人是不讲什么人格、精神的。他们不怕人看轻，品格低劣下贱，心地阴恶狠毒。不过，在表面上，他们却深得奸诈的真传，满口是仁义道德，无情地指责攻击他人。自古以来的中国普通人就缺少一种“君子”的风度和心胸。就连文学艺术中也在盛行“痞子小说”（尽管作者会是在一种过激心态下说的反话，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骂街确实风行全国，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和武侠小说（动不动就要指斥和打击他人而不是宽容他人）。像王朔、何顿笔下的那些“城市顽主”和古代文学中的街头地痞、黑帮团伙颇有几分相似。的确，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和陈旧思想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群体的生活和精神是不容易彻底改变的，尽管也在发生着渐变。如此说来，改造流氓无赖意识正是改造国民精神的一个焦点。在这一点的变革上，以提高人的精神层次、美化人的精神世界为目的的文学应该起到独特的作用。对流氓无赖意识的批判，对依附人格的批判以及对自主人格的呼唤，应当成为作家们的一种责任感。幸运的是，不少作家文本在揭露鞭笞市井细民畸形残渣的生活形态，像老舍先生一生致力于对国民性的深刻剖析，希望国人树立新的国民性。文学应当改造中国人心底处深藏的流氓无赖意识——“流氓鬼”。不能让这种低级生命存在的需要就像精神胜利法一样的流行精神病再来操纵中国人的灵魂。文学应该让中国人树立一种新的人生意识，那就是传统早就有过而被长期封建专制所压抑和扭曲的民族魂：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克己奉公，包容博大。让新的中华大道树立起来，这就是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更需要利用现代民主政治为平等个性的发展提供社会科学条件，利用高科技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为人们建立“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生活基础。既有社会正当约束的认可，又有个体创造的极限发展。在一般意义上，市民社会被认为是现代民主制度得以发育并被建立的温床，自主的人格当是现代市民文化价值观的最核心的内容，是决定中国市民质量、素质的最根本性的因素。有朝一日，中国市民人格的涅槃新生，就意味着中国市民社会的涅槃新生，甚至于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涅槃新生，确实，像市井游民们那样的盲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注释】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第31页。

[2]程金城：《生命过程的解释与对付困境的努力》，《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1页。

[5]王又平：《世纪性的跨越——近二十年小说创作潮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室，1998年10月，第98页。

[6]老舍：《四世同堂》，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7]老舍：《正红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8]石兴泽：《老舍文学思想的生成发展与中国民间通俗文学》，《河北学刊》1996年第6期。

[9]《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9页。

[10]茅盾：《子夜·跋》，《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八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77页。

[11]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新版后记》，《茅盾全集》第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0页。

[12]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页。

[13]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文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14]孔庆东：《老舍的大众文化意义》，《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15]《收获》1984年第1期。

[16]《北京文学》1982年第4期。

[17]参见张韧：《邓友梅论》，来源www.Easysea.com。

[18]《小说体的文体分析》，《上海文学》1987年第4期。

[19]穆木天：《弄堂——上海地方生活素描之二》，载《良友》画报1935年第10期，第27页。

[2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8页。

[21]罗小未：《上海弄堂·上海人·上海文化》，载《文汇报》1997年11月5日。

[22]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8页。

[23]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164页。

[24]胡凌芝：《苏青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1期。

[25]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26]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

[27]参见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页。

[28]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29]参见田广文：《试析王安忆的“双子星座”小说——对长篇小说〈富萍〉与〈长恨歌〉的对照评析》，《绥化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30]《池莉文集·说与读者》，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31]武汉，游走在曼妙与直白之间时间：2004-03-0913：28www.21cn旅游。

[32]武汉，游走在曼妙与直白之间时间：2004-03-0913：28www.21cn旅游。

[33]庄园：《池莉：文学就是俗物》，载《新民晚报》2001年4月1日。

[34]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35]钟敬文：《回忆谷柳》，《新文学史料》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2页。

[36]阿兰·邓迪斯：《世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7]阿兰·邓迪斯：《世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8]刘震云：《磨损与丧失》，《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2期。

[39]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

[40]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一个准科学公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41]冯梦龙《万秀娘仇报山亭儿》，《警世通言》第三十七卷。

[42]冯梦龙：《赵春儿重旺曹家庄》，《警世通言》第三十一卷。

[43]冯梦龙：《白玉娘忍苦成夫》，《醒世恒言》第十九卷。

[44]汪曾祺：《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45]牟宗三：《中国人的具体感与抽象感》，《宇宙旬刊》5卷2期，1936年。

[46]李泽厚：《试谈中国的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47]汪曾祺：《异秉》，《汪曾祺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222页。

[48]汪曾祺：《岁寒三友》，《汪曾祺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260页。

[49]汪曾祺：《云致秋行状》，《汪曾祺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442-446页。

[50]汪曾祺：《皮凤三楦房子》，《汪曾祺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379页。

[51]陆文夫：《却顾所来径》，《江海学刊》1984年第3期。

[52]吴海：《审美视点：对人性深度的探寻与开掘——陆文夫长篇小说〈人之窝〉散论》，《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53]高小康：《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30页。

[54]池莉：《我坦率说》，《池莉文集》第四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55]池莉：《我坦率说》，《池莉文集》第四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56]予且：《我怎样写〈七女书〉，1945年6月《风雨谈》第19期。

[57]予且：《我之恋爱观》，1943年12月10日《天地》第3期。

[58]予且：《我怎样写〈七女书〉》，1945年6月《风雨谈》第19期。

[59]范智红女士1996年3月3日致王艳芳（作者）函，第25卷第3期，1999年9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0]孟子：《告子章句上》，《四书集注》，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454页。

[61]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四书集注》，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264页。

[62]墨子：《兼爱下第十六》，《诸子集成》，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461-462页。

[63]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78页。

[64]吴福辉：在2003年5月中央电视台第10台播出的《百家讲坛》节目《老舍笔下的新旧市民》。

[65]吴福辉：在2003年5月中央电视台第10台播出的《百家讲坛》节目《老舍笔下的新旧市民》。

[66]汪曾祺：《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

[67]汪曾祺：《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页。

[68]陆复初、程志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历史反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2版，第4页。

[69]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绪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页。

[70]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90页。

[71]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88页。

[72]《警世通言》卷十八。

[73]云游道人编次：《灯草和尚传·第一回红婆子戏法动夫人杨夫人坚心抱和尚》。

[74]穆时英：《Graven“A”》，见《公墓》，第110页，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版。

[75]应国靖：《文坛边缘》，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76]江兼霞：《一九三五底中国文学的倾向、流派与人物》，载1936年2月15日《六艺》创刊号。

[77]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78]汪曾祺：《受戒》。

[79]汪曾祺：《大淖记事》。

[80]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

[8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82]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83]本雅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载《经验与贫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266页。

[84]田中阳、杨荣：《依附——自主：人格的艰难涅槃——对20世纪中国市民文学一个侧面的剖示》，2003年11月第17卷第6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85]老舍：《老张的哲学》，《老舍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86]陈孝全：《老舍短篇小说欣赏》，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87]田中阳、杨荣：《依附——自主：人格的艰难涅槃——对20世纪中国市民文学一个侧面的剖示》，2003年11月第17卷第6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