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等新写实作家的小说强调从生存的角度观照生活，关注市井小民怎样活着，这本来无可厚非，但让人遗憾的是，作家却走向了另一极端，基本上被世俗包围，而没有超越。作家奉行的仅仅是“描述性价值标准”，而放弃了“规范性价值标准”的文学承担。“描述性价值标准”是世俗大众奉行的圭臬，它描述生活要素，回答“生活是什么？”时，其答案仅是：为了活着，为了活着时离不开的一切生活要素；而“规范性价值标准”是知识层所遵奉的标准，“通过考察人类的特点和指出可以把人类引向完美的那些价值标准所发现的精神性东西。它们是追求底蕴的理智的创造”。^[82]如海得格尔所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尽管人类也有着种种不如意甚至不幸、灾难。确实，诗意地生活，决定着幸福的深度和质量，其实，这个世界并非像某些人所认为的“人活着就是一个不断庸俗化的过程”，世界原本就是个不乏诗意的栖居地，只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而我们并没有用它去寻找光明。应该说，一定程度上，池莉等人的小说就存在此种情况，他们的作品大多不去关注人为什么活着，在描写人与环境的关系时，人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人在环境面前是虫，而缺乏任何的主动性。正如《烦恼人生》中印家厚和他的同事们上班过轮渡时做的那首题名为《生活》的一字诗一样，生活是“网”，生活是“梦”，人只是这张巨大的生活之网中的一个虫子，人只是虚无的生活之梦中的一个匆匆过客。既然如此，人还要什么拼搏？还要什么自主？还要主宰什么自己的命运？还要改造什么历史和人生？活着就是了，活着就可以了，随波逐流，听之任之。印家厚等人仿佛还是生活在唐宋元明清时代的小市民，他们在古老漫长的石板小巷里久久地徘徊……《不谈爱情》中的外科大夫庄建非尽管在个人问题上想搞点“个性解放”，但当出国观摩将会受到影响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向他认为俗气的妻子吉玲妥协，他甚至不得不向花楼街文化低头，作品揭示了所谓“人人不可超脱的生存状态的缺陷”。《风景》中的七哥是一个从“河南棚子”里熬过来的人，当他有了名牌大学文凭这样的条件的时候，他首先做的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就是，通过联姻，找上一个权力背景，从而达到往上爬、成为“人上人”的目标。《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也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自主的精神，他每天忙于买豆腐，请保姆，抚养孩子，坐班车，帮妻子调动工作，四处求情等，生活平庸琐屑如“一地鸡毛”，他不可能抽身出来思考点什么，一天到晚就是混日子，他感到“要想混上去，混个人，混个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就得从打扫卫生打开水收拾梨皮开始。而入党……是混上去的必要条件”。新写实小说所呈现的市民世界之所以是灰色的，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中的个体最缺乏自主的人格，最缺乏一种进取的内驱力，甘于平庸，甘于颓丧。为了肯定世俗生活的意义却忽视了对人类精神性价值的探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池莉等新写实作家的小说暴露了它们的不足，本雅明曾用“灵韵”（Aura）的丧失来解释大众文化所面临的这种矛盾，他指出，大众文化对世俗生活的表现使艺术“在空间上和人性更为‘贴近’”，为此它不得不付出“灵韵”丧失的代价，因为艺术品的“灵韵”来自它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来自它的精神性和“彼岸”性，“灵韵”是“一定距离外的独一无二的显现”。^[83]某种程度上，可说切中了池莉们的痛处。

而王朔、何顿笔下的那些“城市顽主”则一个个桀骜不驯、我行我素、无法无天、玩世不恭，他们其实很缺乏现代文明素养，与古代文学中的街头地痞、黑帮团伙没有太多的区别。这些城市顽主，他们没什么信仰，也不讲究人格什么的，他们信奉的无非就是金钱、女人。“王朔、何顿是八九十年代中国市民文学一个类型的代表，他们展示的一个层面的市民的人格世界就是这样的色调，就是这样的质量，这说明中国的市民和受他们制约的市民文学的涅槃新生还有多么长的历程！”^[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