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浪子形态”在现代中国市民小说中的继承和变异

1.上海滩上的“市井浪子”遗风。

传统市民文学的“浪子形态”在现代中国市民小说中得到了继承，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了变异。30年代在上海出现的“新感觉派”即是以“浪子”——反叛的姿态而现身。他们的作品明显是对五四文学启蒙话语和当时流行的革命文学宏大话语的反拨与消解。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小说中弥漫的孤独、寂寞、流浪漂泊、无家可归的情愫往上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元稹、柳永们的，在寂寞失意之余便去各种娱乐场所寻欢排遣。有意思的是，就连穆时英的身世也与柳永有相似之处，柳永与歌妓要好，而穆时英便娶了舞女仇佩佩为妻，这种种离经叛道行为岂不是“浪子精神”的体现？特别是小说中两性关系的表现颇有明清市井艳情小说的遗风。如《Graven“A”》中的女体描写：

在桌子下面的是两条海堤，透过了那网袜，我看见了白汁桂鱼相似的泥土。海堤的末端，睡着两只纤细的、黑嘴的白海鸥，沉沉地做着初夏的梦，在那幽静的滩岸旁。

在那两条海堤的中间的，照地势推测起来，应该是一个三角形的冲积平原，近海的地方一定是个重要的港口，一个大商埠。要不然，为什么造了两条那么精致的海堤呢？大都市的夜景是可爱的——想一想那堤上的晚霞，码头上的波声，大汽船入港时的雄姿，船头上的浪花，夹岸的高建筑物吧。^[74]

在这里，女体仍属于“被看”。刘呐鸥的都市文本也充斥着许多的不乏猥亵色彩的女体描写，其笔下的都市女性多为“性欲的极化”。总体看来，新感觉派都市文本中的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与传统士大夫浸淫的市井气的把玩、欣赏、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变异也很明显，新感觉派文本摄取了大量的现代都市意象来描写女体，他们的放浪形骸也主要是在现代大都市、工业文明的背景下出现的。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现代工业文明、商品经济较发达，西方的享乐放荡与颓废忧郁同时出现，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市井气的影响，故新感觉派文本出现了“新旧杂糅”的都市欲望叙事。其作品中多是一群远离故乡的浪人，他们像追逐季节的候鸟，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穿行于舞厅、酒吧、跑马场、电影院之间。《Graven”A”》中的余慧娴因为寂寞，每天带着一个新的男子，在爵士乐中消费着青春，“每个男子都爱她，可是每个男子都不爱她”，没人怜惜她颊上的残红，没人为她的叹息而叹息。《上海的狐步舞》中，面对眼前疯狂的享乐、迷乱和淫嚣，“独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着自家儿的神经。”《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里的几位主人公即使在灯红酒绿的俱乐部里，在爵士乐旋风般的节奏中，仍感到犹如“深夜在森林里，没一点火，没一个人，想找些东西来依靠，那么的又寂寞又害怕的心情侵袭着他们。”他们疯狂地寻欢纵欲，到头来依旧是彻骨的虚无……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既瞥见了明清《金瓶梅》等市井艳情小说的遗风，又分明嗅着了西方现代派的气息。这正是新感觉派文本在深厚的市民文学传统中汲纳西方现代派出现的中西交融后的变异。

变异的主要原因乃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都市特点及新感觉派作家的价值取向等决定的。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虽然商品经济、现代工业文明较发达，号称“东方巴黎”，但与整个中国的乡土社会相比，它就好像一个孤岛。偌大的中国农业文明、乡土传统渊源流长，市民文学历史悠久。中国的现代都市形成时间不长，多数市民来自农村和内地乡镇。故新感觉派作家即便有意接受西方现代主义，也要受到上述种种情况的限制，加之新感觉派作家大脑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其情感往往是中国古代放浪形骸的文人——“市井意识”的现代翻版，难怪有人这样评价穆时英：“虽然其表现采用了新时代的形式，而其内容却是基于支那的传统之上，使人感到现代支那的苦难犹如烟云升起。”^[75]评论叶灵凤：“用极骚乱的现代主义的形式去歌吟中世纪风的轻微的感伤。”^[76]

2.内地民间形态性爱的两种表现形式。

（1）健康向上模式。

这类作品情调比较健康，较重“情”，“欲”显得少些。这里主要以汪曾祺为例。

汪曾祺的小说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具有原始意味的市井民间形态，这里充盈着蓬勃旺盛健康的生命活力，“是一个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77]的境地。这样的市井民间文化形态是自然的、舒展的、欢乐的。汪曾祺在他的小说中所要表达并极力推崇和赞美的正是这样一种充满诗意的人生境界或者叫做生命存在。

庄严佛事盂兰会成了年轻漂亮和尚出风头的机会，每次大法事后，就有媳妇姑娘跟和尚私奔；德高望重的善因寺方丈竟然有个十九岁的小老婆；小和尚明海整天呆在小英子家里也终于动了凡心；《大淖记事》中女人“要多野有多野”，光天化日跳到湖里去洗澡；婚嫁也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

具体分析汪曾祺的作品我们会更为深切地感受到其文化意识的市井民间性是一以贯之的。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不仅在取材上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性特点，而且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旧时代民间的市井人物。尤其是，他对待这些人物，并不是像鲁迅写阿Q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像《祝福》那样提示其悲剧命运，也不像17年的小说那样反映他们的革命性或英雄精神，而是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发掘蕴藏在他们内心的质朴、纯真、勤劳、高尚、坚忍的美质和情操，张扬他们生活中的美和欢乐。《晚饭花·三姊妹出嫁》中的皮匠、剃头匠和卖糖郎，《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余老五，《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陈四、陈泥鳅……这些下层劳动者的生活虽然并无多少光明可言，但是，他们都在各自微贱庸常的营生中出色地劳动创造出一种美的境界。从而使其单调而辛苦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充溢着一种生命的欢愉。其深刻的主题意蕴是向人们揭示一种独特的市井民间原生态以及其包含着的深刻的存在意识。这在他的重要代表作品《受戒》和《大淖记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汪曾祺在这两部作品中，以优美的笔调向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富有“异质性”的地域。在《受戒》中，是那个法外之地“荸荠庵”，在《大淖记事》中，是“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的“大淖”。这里的一切都显示出一种自然的原生形态，人们的风俗习惯，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与“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显示着一种独立于传统之外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比如，他们把“出家”叫做“当和尚”，不同的说法，构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内涵。“出家”意味着了断尘缘，灭绝人性，去过一种非人的生活。而“当和尚”，却像“当画匠”、“当箍桶的”、“当弹棉花的”一样，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或方式。“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因此，当爹、娘和舅舅决定让明海当和尚时，他“觉得这实在是在情在理，没有理由反对”。况且当和尚还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拜梁皇忏，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地也可以。”^[78]“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79]

《受戒》在香烟缭绕的寺庙里，表现出与世俗红尘一样的佛门弟子的饮食起居、七情六欲：荸荠庵世外桃源般的优美、宁静，庵里的和尚吃肉、打牌、放焰口，享受着世俗人生的快乐，小英子与小和尚明海朦胧、纯洁的情感，三师傅仁渡对爱情的洒脱豪爽，二师傅与妻子在寺里的安然相守，甚至那个每天露着肚子、张罗着打牌，输了不断发脾气、一天不打又寂寞难当的当家和尚仁山，都无不洋溢着作家对健康人性人情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对个性解放的执著追求。“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这种对直率的人性，素朴的人情的礼赞，在《大淖记事》中有进一步明朗真切的回应。爱是两心相印，是灵魂的相互吸引，是心与心之间的呼唤。聪慧美丽的巧云与年轻勇敢的锡匠之间纯真炽热的爱情故事，有一种深沉内在、撼人心魄的力量：小锡匠为了对爱的忠诚，在凶神恶煞的保安队面前，硬骨铮铮，被打成重伤，而巧云则在众目睽睽下把心爱的人接回家里，自己挑起养家的重担，梳起发髻，做起穿街过市的挑夫。这种情感自然真纯，毫无矫饰，无视礼法，不惧强权，它可能不符合“传统道德”（即封建道德观）的标准，却为广大善良民众所接受和赞赏，人们“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都做得应该，很对。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敞开生命的激情、享受世俗人生的欢乐，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不正是我们民族悠久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吗？

（2）萎靡颓唐模式。

这类作品在表现男女性爱关系时，较多重视“欲”，“情”则少些。这里主要以《废都》为例来展开论述。

当年《废都》的问世与被禁及轰动效应，大都源之于书中主人公庄之蝶，下面我将从文化视角切入剖析探究庄之蝶这一文学形象的成因及其内涵，一个同以往中国文学中的文化精英迥然不同的全新的文学形象。我认为，庄之蝶是一个被时代放逐了的浪子形象。他的不循常规、不拘礼仪、放浪形骸，悲凉沉沦，都深切地烛照出在新的历史大转型时期中国部分文人——知识界的茫然苦闷和人格的扭曲蜕变，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动——市民文学的延续，也是对历史大转型时期出现的某些险恶世情的反抗——当下现实的回应。

当我们把庄之蝶置于浪子文化的视角上一一审视观照，或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住庄之蝶身上的某些东西，同时也更真切地体验我们当今所赖以存身的时代，进而更明确地瞩目我们民族历史的未来。当我们拂去飘飘尘雾，扬起理性思维之光，我们看到迎面朝我们走来的庄之蝶：奋进而又颓唐，追求而又沉沦，抑郁而又放纵，敏感而又麻木，倔强而又怯懦，善良而又丑恶，崇高而又渺小，有为而又无为。是的，他举足蹒跚，步履沉重，遍体鳞伤，满脸沧桑。他疲倦了，最终倒下了，倒在西京古都喧闹的列车候车室，那一丝游魂——躁动世界里寂寞而苦涩的无所依托的魂灵亦似乎飘向了虚无缥缈的天国，经历了漫长而创痛的精神苦役煎熬旅程。这是怎样的一颗灵魂？在商品经济大潮滚滚洪流冲刷下，在世俗文化阵阵湍急漩涡拍打中苦苦挣扎终而没顶的20世纪末期极富代表性的中国文人——一个被时代放逐了的浪子！

那么，从庄之蝶身上我们究竟可以窥照出当代中国文人哪些文化情结呢？

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的文化因素是决定人们的心理素质和行为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个体面对的社会文化关系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包括阶级关系、经济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伦理关系、职业关系、两性关系，等等，前者是受后者的渗透和熏染、控制和调节的。当历史的车轮辗向20世纪90年代，伴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的前所未有的大颤动，大调整，多元价值体系的建构，每一个国人的心灵都经受着无与伦比的历史大震荡、大洗涤。庄之蝶这个西京古都的名人、著名作家就置身在这错综复杂、遽剧嬗变的社会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场可悲可泣的人生悲剧。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人们尚依然扮演着传统文化中的角色，以才学、傲气、志气为自己人格的主要参照系，那么，当历史演进至90年代，在商品经济滚滚大潮，世俗经世致用哲学人文景观的层层包围圈中，中国文人们传统的知识分子人格也逐渐开始蜕变，虽然这其中饱受了地狱魔鬼般的精神苦役磨难。于是我们注意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庄之蝶，是一个同以往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精英迥然不同的全新的艺术形象。中国文人传统的忧患意识、启蒙意识、批判意识、安贫乐道意识等似乎微乎其微，有之甚或荡然无存。传统价值观念的大厦在崩溃，全新的多元的价值体系在构筑。20世纪末代的整个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的大转型时期，它的到来是那么的迅疾，那么的排山倒海，惊天动地，以致刚从冬眠惊蛰中走出不久，对春夏暖日还不怎么适应的中国人似乎有些惊得目瞪口呆。于是，由于社会各种法规、制度的残缺不全，由于国人禁锢太久急于求成的胃口饥渴症，社会程序的运作从一个极端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于是各种荒诞便应运而生。官场时见腐败，人情观念淡薄，实用享乐主义盛行。“做官的便是圣人，有钱的便是贤者”，人们放肆追求的只有权势、金钱、性。社会秩序混乱，坑蒙拐骗，巧取豪夺，乘时而起。书中捡破烂老头的九首民谣或许就是当今某些世俗风情的生动概括。世风如此，一定程度上，中国文人传统的尚崇高、慕理想的人格体系在世俗情趣、物欲横流的现实中难以找到存身的位置。在庄之蝶身上，集中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汇所形成的人文景观，文人们的生命困厄与欲望，创造与毁灭、崇高与世俗、抑欲与纵欲、追求与沉沦。我们看到，庄之蝶所赖以存身的“废都”——20世纪末的中国都市，是一个十足的怪物。它是在已经变质却依然强大的农业文明的环伺下，在传统文化的瓦砾场上，按照西方近代文明的模糊背影粗制滥造成的怪胎。现代技术物质文明的有限输入并没有像众人所期待的那样造就辉煌的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相反，传统文化的高度过剩和现代文化生产的极度匮乏，决堤而泄的肉欲解放和捉襟见肘的物质供应形成的巨大张力，使整个社会的运作变得无序和多元。“废都”中的庄之蝶便在这个无序和多元的畸形病态的社会角落中破土而出，是历史大转型特定时态下的人性异化。作为文人，庄之蝶的身心不可避免地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血管中自然而然地流淌着传统文化的精神因子，然而，面对着当今令人目不暇接、诡谲多变的社会现实，他迷惘了，彷徨了。世俗生活的重荷压在他身上，以致他脚步踉跄，身心交瘁，几近窒息。他痛苦，孤独，背负着精神的十字架，在苦海中煎熬。他极富才情，心志颇远，但却每每纠缠于文友聚散、情场邂逅，家庭纠葛之间；他童心未泯，天性善良，真诚帮助文学青年周敏，同情慰藉老主编钟唯贤，但也心地龌龊，不顾老友情谊乘人之危，低价购进龚靖元书画；他不善应世，言拙嘴笨，然而也时常投市长所好，大拍其马屁，为伪劣产品唱赞歌；他追求爱情，企求新生，但却屡屡沉入肉欲，庸俗无聊。他的灵魂在这沉闷而躁动、传统与现代、单调而纷繁的废都中时隐时现，浮浮沉沉。最能洞察庄之蝶心态的乃是庄之蝶与各色女人们的关系。在庄之蝶精神世界的苍穹中，辉映着一群光熠熠的女性之星。这里有美色妙态、绮思翩翩、执著缠绵、风情万种的唐宛儿，有娇娜鲜丽、伶牙俐齿、机敏慧黠的柳月，有迅忽如彗星、灿烂如闪电的阿灿，也有怀着精神苦恋却谨行自律的汪希眠老婆。她们社会地位不同，教养个性各异，但都以不同方式爱着庄之蝶。正是她们，以中国女性独有的情爱滋润着在功利场上屡屡受挫、饱受劫难的作家庄之蝶，在无爱的家庭婚姻囚笼中失去男人尊严的庄之蝶。只有在这里，庄之蝶的生命才情才重新得以挥洒自如；也只有在这里，庄之蝶才寻回了男人的尊严，恢复实现了真正的自我。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随着这些女人的一个个相继离他而去，作家庄之蝶也中风倒在了古都喧闹的列车候车室的长椅上，完成了一出当代文人的生命悲剧。

我们注意到庄之蝶与以上各色女人的关系中所流露出来的文化情结，同样是错综复杂、多向性、多层次的。在庄之蝶身上，既有中国古代封建士大夫身上特有的“市井性”——放浪形骸，追逐情欲，耽于交媾——常常有意无意地视女性为玩具，同时在庄之蝶身上也不可避免地闪现出当代人特别是作为先知先觉的文人们的那种“生命意识”——对传统婚姻的否定，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背叛，对爱情的真诚渴求。所以我们看到的庄之蝶，既不纯粹是中国封建士大夫的赏玩占有女性，也不是现当代中国真诚勇敢、执著如一的“罗密欧”，或者所谓反封建传统的勇猛斗士。一句话，庄之蝶就是庄之蝶——历史大转型特定时代下畸形病态的社会角落中所孕育的产物。从庄之蝶身上，我们似乎又窥见了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元稹、柳永们——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市井“浪子精神”。

关于人，法国哲学家卢梭有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80]它道出了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在现实世界中难以摆脱的悲剧性宿命。同样，马克思也有句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1]从废都里的当代文人庄之蝶的人生际遇中我们不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一切吗？在这里，我不想作出任何道德的评价，须知道德的批评是文学批评的误区，也是文学批评的悲哀。我不知道庄之蝶的横空出世是对还是错，是功还是罪，抑或兼而有之？我只知道，庄之蝶这个当代文人及其他的文友们——龚靖元、汪希眠、阮知非都是20世纪末历史大转型时代中国土壤上所孕育滋生的客观存在。庄之蝶这样的文人形象同以往中国文学中常见的文化精英迥然有别。他的不循常规，他的不拘礼仪，他的放浪形骸，他的挣扎的追求，他的灵魂的创伤，他的悲凉的沉沦，都深切地烛照出在新的历史大转型时期中国文人——知识界的茫然苦闷和人格的扭曲蜕变。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失落孤寂，他们的迷惘彷徨，他们的艰难、尴尬的生存困境……所有这一切所导致而形成的人格嬗变，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反动——市民文化精神与市民文学的延续，也是对历史大转型时期出现的某些险恶世情的反抗——当下现实的回应。所有这一切，都足以令人沉入无尽的冥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