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市井文学中的浪子浪女情结可追溯到唐代中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兴起，社会风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时出现了白居易的《琵琶行》，元稹的《莺莺记》，可谓浪子文学的先河。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以白居易《琵琶引》及元稹的艳诗与悼亡诗（附读《莺莺传》），说明从这个时代起，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都有了显著的变化。元白诗标志着文学创作的民间文学路线的新趋势。陈先生对《琵琶引》及《莺莺传》所反映的白居易不讳言与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旧娼家女交结，以及善于投机取巧的元稹对于“弃寒族之双文，而婚高门之韦氏”大言不惭，都作了评述。我们从中得到的启发则是作为新兴庶族地主阶级的元白，其所处历史时期，正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庶族地主上升、市民阶层兴起、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中国早在8世纪后，就曾出现过与市民阶层有密切接触，受到较深刻影响，而又不能摆脱本阶级和社会地位束缚的一代人，……元白以及唐代晚期的李商隐、温飞卿都是在封建阶级窒息人的氛围里突破出来，面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形势，而开始有所觉醒，要求经济上、政治上开放的一代人。”^[68]王元化先生在《思辨随笔·游民与游民文化》中也谈到“杜亚泉认为知识阶级缺乏独立思想，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因而在文化上也有双重性。一面是贵族性，夸大骄慢，……另一面则是游民性，轻佻浮躁，凡事皆倾向过激……往往同一人，处拂逆则显游民性，顺利则显贵族性。”^[69]这些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市井意识对文人的渗透、影响都很有裨益。的确，从唐代中期开始，市井意识向士大夫阶层渗透，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走向，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元白等人的作品称作中国早期的市井日常生活叙事——“浪子文学”，而这种“浪子文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市井意识向士大夫文学不断渗透的结果。

浪子文学的集大成者要数宋代的词人柳永了。因科举考试落第，他四处流浪，遍游京都、苏州、杭州、扬州，创作了许多表现市井意识、市井生活情趣的通俗歌词，“凡有井水处，皆吟柳词”。当时市民阶层兴起，新思潮萌动，柳永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切。其词描绘了都市的繁华，羁旅行役之苦，男欢女爱，离愁别绪。“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落第后作的《鹤冲天》“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千古传诵，极大地表现了柳永惊世骇俗、放浪形骸的反传统思想，被封建正统阶级视为烟花巷陌的浪荡子弟，特别是他的《传花枝》更强烈、更集中地体现了鄙弃功名利禄而沉迷花酒、留恋坊曲的浪子思想，其词云：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兵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需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乘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限满、鬼使来追，待倩个、掩通著到。^[70]

活脱脱是一曲封建时代的浪子之歌。难怪大宋皇帝要发旨柳永“且去填词”。封建统治阶级是容不得柳永这样的浪子的。其实宋代有许多艳词，但并未受到指摘，其原因是它们符合封建士大夫的审美雅趣。而柳词之所以为封建正统所排斥，正是因为柳词中的市井意识和市井情趣。柳永虽然出生于典型的封建世家，却受尽排挤和侮辱，这就促使他来到秦楼楚馆的歌妓当中去寻找慰藉与知音，与她们的密切交往，使得柳永抛弃了封建阶级的顽固偏见，接受了市民意识的深刻影响，熟悉了市井阶层的审美情趣。柳词表现了市民阶层争取恋爱自由、争取个性解放的思想意识，对封建门第观念、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规范的否定。的确，他的作品，真实地展示了一幅幅市井生活的风俗画卷，揭示了市井阶层的享乐意识及其“人的觉醒”，深刻地描写了下层市民歌妓的悲惨命运及其对自由的向往，表达了新兴市民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歌妓的同情及其对幸福平等的爱情婚姻的追求。正是这样，他的作品才深深受到广大市民的喜爱。如《定风波》：

自春来、惨红愁绿，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瘅。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71]

大胆、直率地表达出妇女的爱情渴望，这就违背了封建贵族含蓄高雅的美学原则，认为有违妇道和礼教，然而，这种直率朴实、“浪子”的叛逆，正是市民文学的灵魂。柳永的“浪子精神”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文人，关汉卿的“偶倡优而不辞”的艺术生活及其杂剧，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等艳情小说，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以至现当代许多作家的身上都能窥见这种市井“浪子情结”。

情欲，向来是生命本身的自然需求，传统道学者却硬要以道德伦理压制它。市井文学如《三言》中有不少篇章对男女性关系作了大量的描写，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对情的主动、对性的大胆追求以及她们表现出来的性意识，凸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在凸现生命意识的同时，对传统的禁欲主义发出了挑战。这种欲望压倒理性的新现象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表现得较为突出，故事是说蒋兴哥与王三巧本是恩爱夫妻，王三巧在蒋兴哥到广东讨债之际，遇见与其丈夫同样美貌的陈大郎，这时王三巧已独守空房近三年了，陈大郎对王三巧甚是爱慕，二人在薛婆的巧计撮合之下，偷情欢娱，把昔日恩爱的丈夫丢到九霄云外，可谓“今宵有酒今宵醉”了。从作者写作的态度上看，他对二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提出批评，甚至认为这是一件美事，说明这在当时市井阶层的观念上是被接受的。王三巧毕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女子，有着对正常的夫妻生活的渴望。正如《肉蒲团》中艳芳的一席话——“我们前世不修做了女子，一世就出不得闺门，不像男人有山水可以游玩，有朋友可以聚谈，不过靠着行房之事消遣一生，难道好教作妇人的不要好色？”——所道出的女性所以破坏传统贞洁观，而追求个人感官享受的内在动因：他们的人生价值因自身被禁锢在狭隘的生活圈中，而仅局限于“靠着行房之事而消遣一生”，这是她们自然人性的全部内容，也是做女人的唯一乐趣。王三巧在丈夫走后连这一最基本的人生乐趣都得不到，长期的性压抑使她在外力的诱惑下身不由己，作者对王三巧没有给予贬斥，而是给了她一个好结局，让她救了蒋兴哥一命并和他重合旧好。这说明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性欲的满足和人的基本欲求被人们认可。书会先生认为：“‘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也。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虽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望之。”^[72]可见欲望之心人皆有之，对它的扼杀是反人道的。王学“左派”作为市民文学的哲学基础，给作品中女性自身性解放倾向提供了可被大众接受的文化心理土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思想观念和对人欲的张扬，便成了女子追求合理情欲的一种理论上的认可，即便已婚女子不顾礼法做出越轨之事，也一概给予宽容。在当时的市民阶层中像王三巧这样的有夫之妇，受情欲诱惑红杏出墙的社会现象，虽在人伦常礼之外，但好像并不是极个别的现象，这些女子的出格行为并未受到过多的指责或批评。从这个结局上可以看出作者乃至当时的民众对女人红杏出墙的行为，虽不算为美谈也不甚厌鄙，再也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女只能伺一夫的情况。当时社会风气已较开放，在蒋兴哥休了王氏之后，他再次择婚的标准是“不拘头婚、二婚，只要人才出众”。后蒋兴哥要娶平氏（郭大郎已死，其妻平氏为葬夫再嫁）“闻得是下路人（二婚），愈加喜欢”，可以看出当时人们观念的变化，女人被休或死了丈夫仍可以再嫁，这被人们所接受，甚至再婚的女子还能得到丈夫的宠爱。这样看来，市井中的平民女子的社会地位较之以前有了一定的提高，女性在婚姻上要求打破禁欲主义枷锁的愿望更强烈了，并付诸于实际行动。如果说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的做法有些被动消极，甚至还有些情欲上的不健康的色彩，那《吴衙内临舟赴约》中贺秀娥的大胆行径应该说是对封建礼法的彻底背叛，是健康的人性表现。她的做法已超出那个时代，有着早期妇女性解放的味道。她不但自己做主私订终身，还大胆的采取了婚前性行为这种在现代社会都可以说是很前卫方式去保卫自己的爱情、挑战所谓的“贞洁”。身为官宦小姐的秀娥，在当时的社会里本应足不出户，乖乖在闺房中做些女红，只等父母为其把终身大事来定。偶然的机缘却使她遇上了仪表俊雅、举止不凡的吴衙内，二人彼此一见倾心，因两家的船即将各走东西，秀娥便下决心，让吴衙内跃舟而来，与其在自家船上闺房中结为连理，并想尽办法遮住父母耳目。此二人婚姻大事不经父母、不用媒妁，自己悄悄做成好事，事后虽为父母得知，为保守其女的名节，也不得不成就这一对好姻缘。秀娥这一先斩后奏的做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社会都可以说是极其叛逆的，也是非常前卫的。她的行为显示了人性的强大，闪现了承认人性的合理、女性权利与人格尊严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对压抑人性、压迫妇女的封建文化的挑战与反叛，是女性生命有意识觉醒的一种标志。性欲，向来是生命本身的自然需求，传统道学者硬要以道德伦理压制它，用男权文化来强制塑造顺从礼教的理想性格，其结果必然引起自然人格与道德人格的冲突，最终造成女性自然人格对社会的反叛，这当然与封建社会女子的“美德”背道而驰，不被正统社会所接受。然而从二人最终的圆满结局上可以看出，这种背叛整个社会秩序森严的禁欲桎梏的行为，被市井人们所接受和欣赏。封建礼法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妇”观念在这里已失去以往的绝对地位，妇女们为自己正常的人性需要已经敢于冲破“禁欲主义”的藩篱，人性受到肯定与尊重。从这里反映的关于女子大胆冲出“禁欲主义”的樊篱的勇气和行动，可以看出女子已消除了“贞妇”观念的挟制，她们用实际的行为去追求情欲的享受，感官的刺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女性自我价值的一次解放，这与当时整个社会风气尤其是新兴的市民阶层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分不开，《三言》针对封建社会的伦理对女性的压抑，写爱情故事中女性追求婚姻自由和冲破禁欲主义樊笼的新意识，这是随着中国市民阶层的崛起而生的新兴市民意识的兴盛，与反传统禁欲主义新生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分不开。

到明清时代还出现了大量的市井艳情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的“浪子”反叛极具冲击力量。它们展现了市井阶层世俗生活丰富多彩的形象画面，情欲物欲成为这些作品的主要元素。诚然，“食色，性也”乃古今中外文学的永恒主题。从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去审视明清艳情小说，我们发现，在明清艳情小说中，“性”被剥去了优美华丽的外表，表达得更为单纯而真实，显露出原始的面目。由于中国宋明理学长时期的“存天理，灭人欲”，扭曲了人的天然本性，禁欲的结果是纵欲，明清艳情小说以极端的方式唤醒人们的肉欲，把它提到了人生价值中从所未有的高度，高唱起生命的赞歌。云游道人编次的《灯草和尚传》第一回里说：“夜深人静，欲心如火，男男女女，没有一个不想成欢作对，图那脐下的风流快活。”这种人的原欲冲动是明清艳情小说的基本出发点，世间形形色色的人都为此而卷入情天恨海中去追求男欢女爱。《浪史》叙述元代钱塘秀才梅素先，因惯爱在风月场中鬼混，人称“浪子”，娶了7个夫人，11个侍妾，快活过日。《肉蒲团》叙述元代致和间未央生自恃相貌与才情，追逐女色。情欲代替了两性间最美好的情感，书生才子沦为风流浪子，诗情画意消失于狂乱的肉体欢乐之内了。生命意义的再认识，特别是对当时妇女的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作用，《灯草和尚传》、《痴婆子传》、《绣榻野史》等都以矫枉过正的姿态来体现这一思想“只因男子汉是火性，被水一浇，那火就灭了一半；妇人家是水性，被火一浇，那水热了几分。所以从古至今，男子汉有年老绝欲的，也有中年断欲的。妇人家真是入土方休。”^[73]大胆地表现了女性性意识的觉醒和性的需求。她们秘密偷情，享受青春、性的快乐，从性欲的满足中体验生命的意义。而这些艳情小说，由于原始生命的粗俗暴露，往往给人以污秽猥亵之感。一些作品从市井商业利益出发，浓墨铺写色情，宣扬纵欲，走向了另一极端，女性的身体往往成为玩赏、宣淫的对象——夹杂着俗不可耐的市井趣味，但也恰恰证明它是中国特殊文化背景下长期禁锢“人欲”所导致的物极必反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