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市井侠义精神

中国是一个以道德为本位的国家，是有着五千年文化传统的礼仪之邦。“义”在此具有显赫的位置和重要的意义。儒家讲“舍生而取义者也”，^[60]“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61]与封建正统道德同时存在的，是民间的尤其是市井的“义”的道德，“义”本来是一个浮泛的道德概念，“义”本义为“宜”，即“正当”的意思。但民间所说的“义气”，则有它的专指。它特别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助以及知恩图报的原则。在农业社会中，由血缘所形成的宗法关系高于一切，而在市井社会，很多活动超越了狭小地域以及家庭、宗族的范围，“义气”就显得特别重要。旧时江湖帮会特别重视“义气”，原因就在于它能帮助建立强有力的共同利害关系。实际上，“义”总是与“知恩图报”相联系，因而在实际操作上，人们往往将“义”当做一种处世技巧，一种建立人际关系网的方式，带有明显的功利因素在其中。墨子讲“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62]墨家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民间形态，在民间，“义”往往作为一种有功利目的的处世原则，而非儒家的无条件的“爱”。如宋江、刘备的“义”都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回报。《水浒传》里梁山泊的“聚义厅”后改为“忠义堂”，都离不开一个“义”字。历朝历代的战争都讲“正义之师”。“义”，是一种为人处世原则，亦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它体现的是一种关爱他人，为他人解难，急他人之急的精神。《水浒传》里的宋江因行侠仗义，广结广交，好助人之危，人称“及时雨”。论谋略，他不如吴用；论武功，他恐怕在梁山好汉中只算下等。然而正是“义”这一重要因素使他被众兄弟推为寨主。“义”的正面作用在于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体现了一种人之为人的人性美。

王元化先生在谈及游民文化现象时指出：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产，疾恶官吏，仇视富豪为特色。精辟地阐述了市井侠义的渊薮、特质。

的确，在汉语中，“义”的内涵极其复杂，个人间的情义、恩义，江湖间的侠义、信义，对国对君的大义、忠义，对长对亲的孝义、亲义，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而当义与利对举时，就往往要强调义的道德内涵，偏重于情义、信义的义项。利欲为人人所具有者，新兴的市民阶层对此自然深信不疑，但为了顺利达到预期的目标，在追逐利的过程中必须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即是一种道德的自律，属于“义”的范畴，并进而在逐利者中形成一种无形的契约关系。富商大贾凭仗其财大气粗与某些后台的势力，可以见利忘义，将义置诸脑后而无所顾忌；一般中小商人与小生产者为了维持其经营，就必须相互帮助、同病相怜，恩将仇报或落井下石就要受到同人的谴责，遭到唾弃。从本质上讲，义的默契归根结底是求得各自发展的顺利，而非纯粹的道德信条。

小商人、小生产者等是市民阶层中的下层，也处于全社会的底层。在封建重压下，他们的命运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天灾人祸都可以使他们即将到手的成功化为泡影，因而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某种信任，达成某种道德默契，就成为这一类人的社会理想。一般市民的重“义”正是重利的曲折表现。

《醒世恒言》卷18《施润泽滩阙遇友》这篇小说是最能体现小生产者“义”的本质的文学作品。施复是盛泽镇上有一张绸机、本钱不多的小生产者，他精于算计，向收购绸匹的商人争添一二分价银，就是精明的表征。当他拾到六两银子时，原想“凑做本钱”，并打好了十年规划的算盘。这本是人之常情，并不足怪，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的念头一转，以己度人的推想、设身处地的思索，准确地道出了“义”的内涵：

这银两若是富人掉的，譬如牯牛身上拔根毫毛，打甚什紧，落得将来受用。若是客商的，他抛妻弃子，宿水餐风，辛勤挣来之物，今失落了，好不烦恼。如若有本钱的，他拼这账生意扯直，也还不在心上；倘然是个小经纪，只有这些本钱，或是与我一般苦挣过日，或卖了绸，或脱了丝，这两锭银乃是养命之根，不争失了，就如绝了咽喉之气，一家良善，没甚过活，互相埋怨，必致鬻身卖子。倘是个执性的，气恼不过，肮脏送了性命，也未可知。我虽是拾得的不十分罪过，但日常动念，使得也不安稳。就是有了这银子，未必真个营运发积起来。一向没这东西时，依原将就过日子。不如原往那所在，等失主来寻，还了他去，到得安乐。

这一大段左思右想的内心独白，为他人担忧的设想都建筑于自身内省的心理基础之上。义与利的分野并非有非此即彼般的清晰，也不像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判断那样绝对。在一般市民心目中，“义”就是反观自身、以己度人后的心安理得，这与其说是为他人的命运担忧，不如说在替自己的前途不安。

《警世通言》卷5《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一篇，吕玉拾金不昧，结果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他为救助一船落水之人，慷慨出银二十两，却无意中救了自己的兄弟。小说以“皇天报应，的然不爽”为词，意在劝善，为世人行义提供善有善报的信念，也无非意图抗衡利欲的不良影响。此外如《醒世恒言》卷10《刘小官雌雄兄弟》一篇，也是市井间“义”的颂歌，反映出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希望互助互爱的心态。至于《警世通言》卷25《桂员外途穷忏悔》一篇，则是对忘恩负义者的批判。虽然变犬变马的描写事涉荒诞，但对不义者的憎恶和鞭挞正是从反面鼓吹衬托“义”的价值，契合当时的市民心态。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是一个深受市人尊崇的文学形象，世人称关羽为“第一义”。章培恒、骆玉明认为：《三国演义》从一开始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开始拿市井道德与封建正统道德相结合来解释历史与政治。三人名为君臣，实为兄弟。关羽更是“义气”的化身，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所动，最终演出“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的壮举，体现了“结义”的关系一旦形成就不可违逆的道德原则。但赤壁之战中关羽奉命扼守华容道，却又因为曹操旧日有恩于他而放了曹操一条生路，这又是“义气”的另一种表现，即受人之恩不可不报。实际上，这是尊重利益交换的道德准则。小说中所描写的这一切，在高层政治中实际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这样写，对于市井读者却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因为这种道德是他们在生活中所尊尚的。关羽的形象后来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在民间受崇拜的程度，远远超过孔夫子。这固然与统治者要求人民效忠有关，却也离不开民间从自身的观念出发的理解。^[63]

《水浒传》中无论是呼保义宋江，还是黑旋风李逵，这些大多从市井间崛起的英雄结义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的作为，其本身对于市民就是一种吸引；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乌托邦理想，更契合了在封建枷锁束缚下的市民心态。对于“义”则有心向往之的憧憬。

有意思的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穆时英写了《南北极》。这部书以《黑旋风》、《咱们的世界》、《手指》、《南北极》、《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五个短篇组成。主人公都是下等社会的男性，一些青洪帮式的男性。粗鲁、直率、残忍、好杀、狡狯、浮滑、酗酒、赌博，种种坏习惯，无一不备，但也有一种为上流人所不及的侠义气概。故事的背景，大都为上海一带，所操言语却为苏北土语。口吻方面第一是说话的粗俗和猥亵，“狐媚子”、“娼妇根”、“妈的”、“老王八”、“老蜒蚰”、“畜生”、“狗养的”、“野杂种”、“王八羔子”、“囚攘的”、“老子”、“大爷”是他们终日挂在嘴边的，骂人必带着猥亵字眼，又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第二是赋予下等社会的语汇、术语，尤其口语、黑话采取更富。譬如“大当家”、“二当家”、“行家”、“卖个明的”、“卖个暗的”、“放盘子”、“跑海走异道儿”、“开山”、“伙计”、“肥羊”、“无常”、“接财神”、“得手了”等都不是普通人所能知道的。动作方面第一是举动的粗莽，《南北极》里面人物有海盗、有盐枭、有洪门子弟、有票匪、有土匪，有汽车夫、人力车夫、有乞丐，身世虽然不同，作者却都赋予一个鲁智深、李逵、武松的性格，动不动就骂人，打人耳刮子，唾人一脸痰沫，对于女子尤表示憎恶。《黑旋风》里的小玉儿、《咱们的世界》里的吴委员夫人、《南北极》的玉姐儿、刘公馆里的五姨太、大小姐，《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中的大嫂子、翠凤儿，都成了那些好汉们打、骂、污辱和残杀的对象。这不是说那些好汉们都患着“女性憎恶病”，不过是学水浒传英雄对待女性的态度而已。第二是残忍好杀，本来下等社会的人思想就很和野蛮人接近，他们的杀人，有时为了报仇，有时却为了娱乐。《咱们的世界》写一群海盗抢劫海轮的行为，《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写许多盐贩子暴动时烧杀平日压迫剥削他们土劣的情形，均极其野蛮残酷，读之令人像做噩梦，感到很大的恐怖和不安。在我看来，作者在这些方面，是很有些“市井气”的。

作者用他的“市井意识”，写出一堆粗犷的故事，《黑旋风》以一个套用《水浒传》中李逵的绰号的青年工人的自述口吻写成。这位黑旋风（“我”）与汪大哥等人结成帮伙，仇恨那些坐汽车的“贪官污吏”，连带他们的儿子“洋学生”。他们有一个理想，就是处处学武松的汪大哥娶了牛奶棚老板的女儿小玉儿（“牛奶西施”），然后“我们一块到山东梁山泊去乐我们的，谁要坐了汽车来我们那儿，他妈的，给他个透明窟窿！”偏偏小玉儿当了个“阎婆惜”，迷上了学生，到上海一趟，就穿上高跟鞋、真丝袜。这可把黑旋风气得眼睛鼻孔都冒火，他邀集伙伴，当街踢倒那个学生，打倒小玉儿，即便被巡警抓到走之时，他还叫汪大哥快上梁山，再来搭救他。小说以打抱不平的方式，透露了下层社会的反抗情绪，其人物是蔑视权势、金钱和法律的，他们的善恶荣辱的价值全以“哥们义气”为尺码，市井侠义意识非常浓厚。《咱们的世界》写有名的海盗李二爷。他出生在工匠家庭，小时他当报童工，与穷孩子合伙拦劫富孩子。十八岁时，老蒋介绍他入伙当海盗，船抵死人洋，他与群盗持枪打死护船兵，又独自闯进头等舱，一拳把陪伴委员长夫人的秘书长打下海，以杀一富人作为“进山门”的贺礼，并强奸了狐媚委员夫人。然后坐着接应的航船扬长而去。人物既有市井绿林好汉的侠义也有市井无赖的蛮横。《南北极》写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于尚义和玉姐儿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玉姐儿被其富有的表兄娶走，使他愤而远走上海。在街头当瘪三，凭着自幼练就的洪门拳棍，与流氓群打斗；又凭着一身好筋骨，日间拉车，夜间宿妓，房东张老头把他当儿子看待，推荐他到刘公馆当保镖。他曾杀退拦路绑票者，颇得主人的赏识，连老爷、少爷同玩的电影小姐，也让他一尝禁脔，在他得意之时，张老头却因病被刘公馆辞去门房的差事，张老婆拿棉袄去典当以延医，被汽车轧死。他看到穷人家不如富家狗，便挥拳把老爷们教训了一顿，连夜逃走了。

施蛰存、周楞伽等不少小说同样弥漫着这种“市井侠气”，《石秀》将石秀置于江湖侠义与原始本能的激烈冲突之中，潘巧云本是他的义嫂，然而，面对她的美色，男性的本能惊醒了，但得知潘巧云与和尚斐如海通奸时，他既悲又妒，最后石秀借“侠义”残杀了潘巧云。《李师师》、《将军底头》等也具有浓郁的“江湖侠义”之风。周楞伽的《炼狱》、《饿人》、《失业》等则多写底层无产者，这些人物身上或多或少散发出特有的江湖侠气。

吴福辉先生也注意到了市井中人的侠义精神，他在评论老舍时这样说：“市井社会里面有一种人，就是非常重义气，侠义心肠。这在中国古代的市民社会就是这样，如老舍的小说里面，特别是早期小说。几乎每篇小说都有一个侠义的人物。《赵子曰》里面那个人叫李景纯。先是写他一般的侠义，到最后有重大的侠义行为，他听说要把天坛卖给外国人了，他着急了，他就想办法救这个天坛。《离婚》里面，主人公一个是张大哥，一个是老李。张大哥一辈子替别人服务，突然有一天他自己的儿子叫特务机关给抓走了，着急了。为了救这个儿子，弄不好差点把女儿搭进去。有一个小赵，这个家伙挺坏，骗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叫秀珍，这个时候小说里面冷不丁跳出个人物，叫丁二爷。这个丁二爷曾经被张大哥帮助过，张大哥一直这么养着他。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突然他蹦出来了，他来救这个秀珍，他把小赵给弄死了，在一个芦苇荡里面。这个丁二爷侠义，侠义心肠。注意，李景纯、丁二爷，侠义心肠。”^[64]“古代封建社会中国的市民社会，里面充满着市井的侠义人物，到了老舍笔下，到了现代北京市民社会，这种人物继续存在。你批评他也好，你对这个人物你有什么看法也好，他存在着。”^[65]还有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中王德与李应为朋友两肋插刀，甘苦与共的侠情义行，赵四更是“常人好的事，他不好；常人不好的事，他好。常人为自己打算的事，他不打算；常人为别人不打算的事，他都张罗着”，一生行善，慷慨疏财，以至于家境败落，遭人误解，身陷囚牢都还侠心不改。《四世同堂》中祁瑞金、钱仲石为国慷慨赴死的壮举，钱默吟老人在淫威酷刑下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激烈壮怀，以及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正义与传统文化精神，皆是作品所极力张扬的侠义。

对市井平凡人物美好人性的礼赞也是汪曾祺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小说中，他写出了形形色色纯真质朴、来自普通人身上的美点。《职业》中，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过早地饱尝生活的艰辛，时世维艰，却童心未泯。《小芳》中小芳淳朴的母爱，《老鲁》中老鲁的憨直诚恳，无不生动感人。《钓鱼的医生》中的王淡人“急公好义”，治病救人。他们身处社会下层，地位卑微，却有高尚的情操、坦荡的风格。他们质朴为人，心胸磊落，相濡以沫，相搀相扶共度苦难人生。《大淖记事》写巧云被污，十一子被打，众锡匠气愤难平，集体顶香请愿，肝胆心肠，侠骨义举，动人心魄。美好人性在下层人物身上的接连闪现，表明了汪曾祺的审美追求和艺术倾向。

对传统美德的赞赏，还表现在《岁寒三友》中。小商人王瘦吾、陶虎臣与画师靳彝甫都为人忠厚，尽管自己常常断炊，但“对地方公益从不袖手旁观”，“需要捐款，首事者将捐簿伸到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66]……市民阶层的人们就是这样在艰难的生活处境中，彼此扶持，相濡以沫。普通市民虽然地位卑微，但却极富人生智慧，《鉴赏家》中的果贩子叶三虽然出身寒微，识字不多，却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与质朴的艺术鉴赏力。他能一语道出大画家季陶民所画佳处何在，也能凭借丰富的阅历指出其中失实之处，使得这位颇具名士风范的画家感慨不已，甚至一改不当众作画的习惯，邀请叶三观其泼墨挥毫，并且专门为叶三作画题款相赠——“红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惭愧画家少见识，为君破例著胭脂”。^[67]画家死后，他的画价大增，日本人高价购买，叶三坚决不卖，临终时让儿子把画放在棺材里以求永生相伴。“岁寒三友”与叶三虽不是士，但其行为却颇有士为知己、重义轻利的品格，展现的正是传统文化中广为称道的人格美。

确实，侠义精神是传统民间文化滋育的原始正义精神，它在古老的民间生长和流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暴安良，劫富济贫是民间侠义的典型体现。民间推崇侠义，侠义乃是市民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转型期，作家们回眸历史烟尘中的民间文化，久已失落的侠义精神引发了他们的追思与缅怀。林希的《高买》写的是以偷为生存方式的“高买”陈三的故事，于历史暮霭中追觅侠义风骨，赞颂一个贼的侠肝义胆。陈三走投无路，被迫做贼，一直做到天津高买行当的当家老爷子。他葆有民间朴素的正义与良知，做事留有分寸，不逾规矩，具有侠义风范。当袁世凯严令杜绝津门高买时，他挺身而出，以为其当差为条件为手下弟兄留下一条活路。在拍卖行，编修杨甲之的爱国真情打动了他。他施展绝技，偷梁换柱，暗中保护下国宝天鸡绿壶，使之免落外强之手。陈三将被拍卖的稀世国宝绿天鸡壶偷走，完成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一次行窃。但重要的不是作者对这次行窃本身的“展现”，而是借这次行窃表现陈三这样的“高买”也讲义气讲道德，能在乱世中保持自己的人格的同时，表现真正的“贼”不是陈三这个世俗偷儿，而是窃国大盗，正如老编修痛不欲生时所说的：“窃国者谁？”“当今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这自问自答中正是小说所提出的问题，也正是作者所追求的艺术效果。从此陈三金盆洗手，断指隐居。在此，民间的自发侠义上升为令人感奋的爱国气质。肖克凡《天津闲人》则讲述了民间潜在的侠义意识在外力刺激下觉醒的故事。李菊五身怀多种技艺，富于市井智慧。他以闲人的身份混迹市井，周旋于市面上各色人物之间。日本民间间谍奚村正树隐姓瞒名与李菊五生活多日，而李始终蒙在鼓里。当他得知真相后，愧疚万分。正树的作为激发了李菊五行侠仗义的念头。他韬光养晦，设计杀掉了为非作歹的帮会大头目，为百姓除了一害。作家感念、追怀着传统民间的侠义风范，这种原始、朴素的民间正义在现代人的叩询下发出辽远的回声，对于当下在物欲实利中迷失了良知与道义的心灵或许能够起到一种清洁和净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