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婚姻看做是生存的手段，这点在上海石库门市民小说家予且的小说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予且认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求生”。^[56]“受了生活重压的人，求生的急切当然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在求生急切的情境中，不抱着‘得过且过’的思想，即不能一日活。所以‘恋爱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结婚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的思想，也就随之而生了。在从前，婚姻是一件终身大事，焉得不谨慎将事。如今，婚姻已经成为生存手段，焉得遇事挑剔，来关闭自己幸福之门？这一种变迁不能说是不大，更不能说和以前相差不远。婚姻如此，恋爱的方式，手段，性质，结果，遂亦不得不和以前不同了”。^[57]所以，予且的小说《两间房》、《妻的艺术》，《乳娘曲》，《女校长》，《七女书》以及以“记”为题的系列小说，如《寻燕记》、《移玉记》、《别居记》、《执柯记》等，其中都对“夫妻情感的联络，家庭快乐的产生”，妻的艺术，夫的艺术，或者说是御妻术，御夫术等做了事实的说明。活脱脱是夫妻相处艺术的“智慧学”。如在《移玉记》中，姐姐向妹妹介绍自己的御夫术，她得意地说，男人在家里的需要只有两个：“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可口的食物。”“我让他知道，他的时间和可口的食物都是我给他的”，“他就做了我堤岸口的水，顺着我给他的方向在流”了。予且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反复告诉我们的小市民读者明白“夫妻间的爱情维持的方法，就是要各自努力把家庭弄得格外兴旺”。在女的一面，“养育子女，使家庭清洁齐整，金钱不浪费，照应着自己丈夫的饮食起居”；“男的应该维持一家的用度，教养子女。最要紧的，就是不能在外面胡闹，和那些下贱的女人在一起”。以至《向曲眉》中的女主人公为了维持这个毫无生存之道的婆家的生活，不得不向从小就对自己居心叵测的葛老伯求援。当向曲眉把自己卖身的钱拿回家，婆婆并未责骂她，反而陪着流了好些眼泪，感激涕零地把向曲眉奉为“我一家的恩人”，并帮着向曲眉瞒着丈夫。《过彩贞》、《黄心织》、《郭香雪》、《钟含秀》、《解凌謇》、《夏丹华》等也都反映出作者所要着力表现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地消解着伦理道德的规范，践踏着人的尊严，逼迫着人们“走上他们不能不走的路”这生活本身的逻辑和力量。正如予且在《我怎样写〈七女书〉》中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个灵魂的，宗教家特别把灵魂看得重。祈祷上帝予我们以大力，使得我们的灵魂不致沦落于深渊。但有时因为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无暇顾及我们的灵魂了，而灵魂却又忘不了我们。他轻轻地向我们说：‘就堕落一点罢！’于是我们就堕落一点。他还是用上帝的面孔安慰着我们，说这一点不要紧，这是‘生存的道路啊！’诚然的。上帝所要救的是活人，决不是等活人成为死者再行拯救的。于是我们为保存我们这个宝贵的‘生’，我们就堕落一点罢！这是灵魂向我们说的话，而且是个好灵魂，好灵魂用好面孔叫我们堕落一点，我们于是就堕落一点罢！”^[58]这也正是市井细民的生存智慧之道。

而对于苏青和张爱玲，范智红女士认为：“苏青、张爱玲都教给人们认识实际，驾驭实际的人生经验，不过前者止于此，后者则进一步升华了这种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一种生存的智慧和思想的智慧，当然同时也有超乎前者很远的艺术的智慧。”^[59]这在某种程度上言中了苏青、张爱玲的创作表现了市民的生存智慧以及她们之间个性的差异。苏青是以“个中人”的女性视角揭示了“新旧合璧”的家庭中“新旧合璧”的女性的生存，这是一个在逆来顺受中有反抗，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而又摆脱不了依赖性的女性。她最后的离婚出走，也不是“娜拉式”的出走，不完全是为了寻求自身的解放和幸福，而更多的是“为了孩子”。而对于张爱玲来说，最能映照出市民生存哲学观的，则是其小说中对婚姻与男女情爱关系的审视，他们把婚姻当成是生存的方式和手段。她的小说几乎每篇都离不开男女之情，但她写的不是爱情，没有浪漫而圆满的结局，更多的是权衡利弊的交易。在这里资产成了缔结婚姻主要的衡量标尺。流苏缚住范柳原，敦凤下嫁米尧晶（《留情》），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经济上的安稳，为了生存。进入到实质婚姻中的夫妻，也大多鱼水失和，琴瑟不调，形同陌路。双方维持的只是形式上的家庭。《鸿鸾禧》中的娄器伯是出名的好丈夫，然而那是作给别人看的。其他如《创世纪》中潆珠的祖母、祖父之间，孟烟鹏与佟振保之间，《等》中的一大群太太与其背后的老爷们之间，种种夫妻关系都隐藏着无情的冷漠。现代女作家中，张爱玲是唯一的一个将男女之间的爱还原得透彻明白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一方面颠覆爱情神话，另一方面却并不反对缔结婚姻，组织家庭。“生在这世上，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人类有与之俱生的人性弱点，外在的社会环境又没有给爱情提供合理生长发育的土壤，“无爱”的生存状态也势在必然。尘世间的每一个软弱的凡人只有接受无爱的残酷，接受无爱的生存状态。张爱玲认为婚姻虽然只是为了生存而缔结的依赖关系，但也是十分必要的。形式上的婚姻即使没有亮色，也是一份平实的存在。没有正常婚姻家庭生活的人处境更为不堪。

“生命即是麻烦”，“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痛苦和生命相生相随，生命的价值也就在于对苦难的抗争中。张爱玲珍惜自己笔下被苦难困扰的小人物，珍惜他们的生命。她笔下很少有自杀的人，除了《第二炉香》里的罗杰和《金锁记》中的芝寿，其他人无论在怎样困顿的生活环境中都存活下来。在张爱玲看来，死是容易的，而生却很艰辛。单纯活下来便是一件可称赞的盛举。所以张爱玲在对小人物生存境遇的叙写中，特别强调在苦难中坚强活下来的那股力量。聂传庆被作践得面目全非，他并没有想到死；葛薇龙一步步陷入烂泥污水里也不愿放弃生命；曼桢经历了难以忍受的屈辱后，却依旧视息人间；到霓喜，经历过一个又一个男人，一次次的被欺骗、伤害、遗弃，仍然有健旺的生命活力。生命便是受难，能坚强地承受这种苦难，并从中感受到自身的存在，这也是生存价值之表现。

张爱玲对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叙写，常在强调外在力量的坚不可摧。她笔下的人物在经过多次抗争之后，最终只有“难堪、萎缩、失面子的屈服”。女学生葛薇龙，原本对生活怀有美好的向往，最终放弃人格及自尊卖身养夫；好人佟振保，尽心尽力克制一己之欲做别人眼中的好人，却使爱情、家庭均付之东流；甘愿为爱情傻一回的罗杰，被妻子的所谓“纯洁”逼得无路可逃，不得不放弃生命。外界的阴影和摧伤力总是如此强大胶着，使人无法摆脱受拘束的生存状态，人在现实面前只好束手就擒。张爱玲在小说中不断重复着这一主题基调，并且暗示人们：任何试图穿越这一网罗的努力终归是徒劳的。人生代代无穷已，人所经历的痛苦也将没有尽期，这种生命状态犹似轮回，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始终。